谨慎思考，还是大胆思考?

与读书的两种策略——广博与精专——相对应，思考也有两种策略(或者说风格)，一种是所谓谨慎思考，一种是所谓大胆思考。我用“谨慎思考”指，总是期待在占据更多地文献资源之后，才就相关议题直接展开自己的思考；用“大胆思考”指，在当下所占据的文献资源下，就相关的议题直接展开自己的思考。

采用谨慎思考策略的人想，对于相关问题，当然需要看看经典作家是什么观点，不单是他们各自的论述，还有他们对彼此的批评。然而，对于哲学思想史或者观念史，别说把所有经典作家都看完，就是仅一位作家，要想差不多搞清楚他的观点，可能已经需要耗尽一生的精力了。作家A会在批评作家B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而A的解读和批评，当然会迎来C、D、E等作家的批评或辩护，此外还有大量的二手文献，是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解读和批评。对于一个偏理论方向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来说，熟悉和弄懂本专业领域经典作家的一手文献，以及对经典作家解读和批评的二手文献，是最基本的要求，可能也就是最终的目标。

理论研究者始终处于一种紧迫感之中：也许再读完某些文献，他就能可以展开自己的思考了。在此之前，追随作家的思考，努力克制直接思考；是的，你可以说，每当他放下手中的书之后，他可能就不再想那个问题了，超出了文献的论述，他就会警觉地抑制住思绪。基本上，他的心声是：

“这样一个艰深重大的问题，我一个小人物怎么能够置喙？康德对这个问题有论述，我已经看过他的一些论述，但黑格尔也有，莱布尼茨也有，罗素也有……在不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之前，我如何敢提出自己的思考？”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无限延期的工程：为了读懂康德，很可能已经需要耗费一生。大量的二手、三手文献，难度也并不低。即使不是像涉及康德这样的极端案例，即使是相对具体的理论研究，经典作家的文本不是那么难以读懂，但由于在探究任何一个问题的过程中，总是会牵涉一系列其他问题，而随着深入这些问题，可能出现许多后续的情况：

(1)当初的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起来，

(2)当初的问题现在改变了重点，甚至不再是问题，

(3)一批更重要更适切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会耗费与最初的问题同样多的精力。研究者就这样，从对一个特定的、最初可能是模糊的问题开始，随着文献阅读的推进，不断转换着作家和问题的阵地，没有停歇。

这样的阅读策略，应该是相当一部分理论研究者的阅读策略。研究者不会自愿停下来，从而就当前已经把握的文献资源，对相关问题提出一套自己的观点和论证。相反，研究者几乎时刻“在路上”，除了必须写论文或准备课题时，他才悻悻地、带着相当糟糕的感觉，生硬地展开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心中所想的是，这些都是被迫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有大量的文献资源需要占据。

研究者因此也几乎不会主动停下来写一些小品片段，这些小品片段没有发表价值，但表达了自己当前对相关概念、问题和论证的真实想法。实际上，即使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源，比如相当多的经典文本及其二手文献，他仍然对自己直接思考不置可否。哪怕到了看看同行观点的阶段，他好像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而争取要做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只有这样，他才感觉稳妥。

总之，永远在追赶，永远在路上，这就是谨慎思考者的集中写照。

谨慎思考策略的理由是相当真实的。谨慎思考是相当重要的美德，它可以防止“读书极少，思想泛滥”这样一种糟糕情况的发生。

与之相对照，采取大胆思考策略的人当然也知道谨慎思考者的理由，他们也必须时刻告诫自己，要尽可能的占据更多文献资源，听取更广泛的观点和意见，以免闭门造车。具体思考行为上的谨慎，并不决定他们整体上的思考策略。

他们是这样看待阅读和思考的关系的：的确，如果占有更多的文献资源，比如，如果能够全面了解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作家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我们自己当然有更好的机会正确思考，但是，在研究的任何一个阶段，所谓完满的阅读状态都是不会达到的，如果不努力在适当时候就相关问题展开自己的思考，那么我们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展开自己的思考，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追随。

对于大胆思考者而言，他知道，他依靠当前所占据的文献资源所展开的直接思考，很可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一点也经常被他后续的阅读证实。但是他认为，不必过分看重这个事实，而是要努力在恰当的时机，满足于当前占有的文献资源，仿佛它们已经是就相关问题而言的全部文献资源了。相应地，大胆思考者在被迫开展论文写作之外，就会主动将自己的直接思考以小品片段地形式写下来。这些片段没有发表价值，但以自己就是哲学家或者理论家的口吻和语气写下来，它们既是研究者的成就里程碑，也是研究者的错误脚印。他们就是这样踩着自己的脚印，从一个自己犯下的错误到另一个自己犯下的错误，终于步入学术殿堂的。

说到错误，大胆思考者认为，尽管它们被自己后来的阅读和思考证明为错误，但那的确是他当初真实的想法。它们只能被事后宣布是错误的，但不是当时，而这就是它们对于研究者而言最大的价值。从一个自己的错误到另一个自己的错误，甚至每当写下它们，就预期它们会在未来被自己证明为错误，没有比这样一个过程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所作的不再是追随别人的观点，证明别人是错误还是正确的，而是展开自己的思想历程。哲学家或理论家总是诞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们曾提到“思想的脚手架”。大胆思考者就是那种在开展一定数量的阅读之后，对诸如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分析、什么是经验、概念与经验的关系是什么等这样的“脚手架问题”直接展开思考，并以哲学片段的形式将这些思考写下来的人，行文之间，俨然自己就是一名哲学家。

我们也曾提到，要做哲学而不只是学哲学，就是要努力把自己当作一个哲学家（无论水平如何），思和写与哲学家一样的问题。

如果不是采取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大胆思考的策略，以上两种做法就会显得奇怪，而且也不可行。比如，一个谨慎思考者，搭配他广博阅读的策略，但凡想到那些“思想脚手架”，就会禁不住要翻哲学文本了，根本不容许自己置喙，至于说像哲学家那样写下记录自己的直接思考的哲学片段，更不可能会有耐心。

罗尔斯曾教过他的学生一种阅读哲学文本的方法，大意就是：

（1）我们阅读哲学家的著作，不只是想要弄清楚他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并且当这样一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就完成了阅读；

（2）阅读哲学家的著作，首先不是去判断哲学家的对错，而是努力和哲学家一起思考，尽力呈现作者对当前相关问题的思考的最佳样貌，从而改善我们（读者和作者）对问题的理解；

（3）这样一种阅读方法或者策略，是一种谦逊的，努力成为哲学家本人的，努力为哲学家辩护而不是批评的阅读策略；简单说，这是一种哲学式阅读而不是哲学史式阅读。

如果罗尔斯不只是打算将这种阅读方法传授给他的那些禀赋极高的学生，而是希望作一种普遍阅读方法推荐给普通理论研究者，那么，如果普通理论研究者不辅之以做哲学、精专阅读和大胆思考，恐怕不大可能从中获得多少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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