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政治经济学》导论：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
本文节选自 [英]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作者简介
托马斯·霍吉斯金（1787-1869年），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一，早年曾参加英国皇家海军，任海军上尉，后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而离开海军。他以本书（1827年出版）及其另外两本著作——《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出版）及《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出版）——而赢得了19 世纪主要的反资本主义学者之一的名声。
本章主要内容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效用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对其效用加以界定的理由。麦克库洛赫先生的定义。将消费加以摒弃。斯密博士将政治经济学局限于生产和分配。政治经济学涉及的现象，参照美利坚合众国与新荷兰[1]，参照欧洲大陆以及参照亚洲古代帝国加以说明；参照野蛮人和文明人的生产能力加以说明。土地和所有其他不属于人类本身的物质条件不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之内。政治经济学局限于思考生产了一切财富的劳动；它包括影响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揭明前者并检查后者。斯密博士只是检查而并未规定社会法规。
社会上流行着两种极为不同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一种见解把它描绘成一切科学中最重要的并且对社会福利不可或缺的科学。这种见解认为政治经济学阐明了调节我们状况的规律，并教导我们怎样使其获得改善。我们被告知，“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指出这样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使人类的勤奋获得最多的必需品、最大的舒适和享受”。马尔萨斯说：“与政治经济学相比，人类知识中几乎没有一个学科，其中错误的见解将造成更大损害或正确的见解将带来更多好处的了。”持有这种见解的人认为要大力加强学校中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讲授工作，就像对待最基础的教育科目一样，并应使之成为一切立法的基础。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推崇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要求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管理男女房事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关系。
另一方面，又有着这样一大批人，他们总是用嘲笑的口气谈论政治经济学。他们不承认存在（或能存在）任何这样的科学；并且嘲笑那些讲授政治经济学的人。马雪特夫人——最使持这种见解的人增添光彩者之一——这样说：“它的某些教义是与同情的愿望和隐名的善行的心情相矛盾的。”单是所有的感情主义者就不能容忍被阐述的这些教义。他们说政治经济学把劳动者贬低成一台机器，并计算其骨头和肌肉的价格，如同这些骨头和肌肉是蒸汽机的零件一样；政治经济学不考虑人，不考虑“其才智、心灵和语言能力”，只把人当作资本的一部分或其“分泌物”；在这门科学中，只是在要把人转变成为更有力的生产财富的工具时，他的全部崇高的天赋才会得到注意。他们鄙弃地对政治经济学不屑一顾，因为它使每个人变得自私并腐蚀了英国的各级政务委员会。英国遭受的一切灾难、贸易方针中发生的一切改变、工人为了获得较高工资而发动的一切斗争、一切突然公开爆发的不满、使制造商破产的一切不幸、农民遭受的一切折磨都被归咎于政治经济学对立法机关的理性所产生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
调和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观点都很流行，经常可在各种公开刊物上碰到，并在议会中和所有各阶级的人民中间不断得到翻版，那么就似乎有必要使读者透彻了解这门自然科学（它被取了政治经济学这一错误名称）的对象和范围；也即论证这门科学的可能的实际存在；并在论述过程中，描述其现时的范围；并扼要（但清楚）地表明政治经济学是在何种方式下被大大地限制了其合理的研究范围或超出其特定研究对象而被滥用的，如果是存在着一门国民财富的自然科学，那么，对它加以轻视就将和轻视天文学或植物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是同等不明智之举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知半解，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按照自己意愿来管理社会的人的自以为是的做法会引起人们的愤慨和轻视。不论消除对政治经济学的嘲笑和揭露立法者自以为是的做法这一目的是否能够达到我希望至少能使读者对政治经济学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不致抱有夸大的看法，或者鼓励读者消除其偏见并从更详尽的著作中寻求进一步的说明。
按照麦克库洛赫先生所下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这样一些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调节着具有交换价值并为人们所必需、对人们有用、人们乐于接受的那些物品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2]。在某些情况下，许多十分有用的物品（诸如空气、光线和水）并不具有交换价值，从而不包括在财富这一术语之内。每当需用劳动来生产某一商品时，它就得到了交换价值的属性，大部分商品均为劳动的产物，因而它们都具有交换价值的属性并被包括在财富这一术语之内；不是用劳动生产出的物品，为了得到它无须耗费劳动，它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在这方面，土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劳动改良了土地并使它变得肥沃；但在多数情况下，它具有与投入劳动无关的交换价值；在一切情况下，它都具有高于用投入的劳动来衡量的交换价值。土地是怎样形成这一例外情况的，今后我打算专门对此加以说明；但鉴于我特意将有关土地及其不同的肥沃度的一切考虑均排除在本书论述以外，鉴于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是劳动产生了交换价值，因而我现在要论述的政治经济学将严格地并唯一地限于劳动及其产品。
按照麦克库洛赫的见解，政治经济学家所考虑的财富的分配就是“各种劳动产品在社会的不同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或者说它是劳动产品的占有，它和经由商业而实现的实际的商品分配是全然不同的。那些被分配得多的人或者握有多占有的权力的人将能多消费或多使用；他们或者着眼于随后的利润或为了感受施舍的愉快而将分配到的给予别人消费。他们处理他们所得到部分的特定方式将最终影响生产；但是他们消费掉或用掉的将和他们所得到的相等。地主和富裕的资本家每天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雇用许多仆人为他们奢侈的享受服务，或者雇用一批劳动者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取利润。与此相反，那些只得到或拥有极小部分的人则不能多消费。劳动者过着只能勉强糊口的生活财富的分配方式对随后的生产具有巨大影响；但是就一切实用的和科研的目的来说，分配和消费实际上是一回事。在消费财富时目的是要维持生命或者为生活增添乐趣；最惬意的消费方法必然是按照每个人的爱好而确定的。如果消费方法的任何方面成了科研考虑的课题，那它就脱离了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而成了厨师医生或伦理学家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可以将消费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加以摒弃，我们从而达到了一个更简单并同样全面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有关影响劳动生产能力的，以及调节并决定一切劳动产品的分配的全部条件或规律的科学。
这一界定是与斯密博士的著作相一致的。斯密从来没有给现在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这门科学精确地下过定义或加以描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他的伟大著作《国富论》的全部科学精华包含在该书的第一册中，而第一册全部是关于“劳动的生产能力”以及关于“劳动产品据以在不同的民众阶层之间正常分配的制度”。在该书的标题中对消费只字不提；书中也未单设一章来论述这一主题。因此，消费是被斯密博士的注释者和门人画蛇添足地强加于这门科学的；而经由加以摒弃，我们又回到了他的更为简单和同样全面的安排。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也许读者现在对政治经济学涉及的那类令人感兴趣的现象能形成一个更清晰的概念了，在斯密看来，首先扼要地提一提某些历史事件显然不会因此而降低这门科学的重要性。因而我想更详尽地谈一下北美和新荷兰在人口和财富方面所取得的增长（人们对此几乎记忆犹新），我还要谈谈某些国家的近乎停滞的状态以及另些国家的衰落和灭亡。
自从发现美洲以来，已经过去了3个多世纪[3]；但只是到17世纪初，第一个英国的殖民地才在该大陆的北部永久性地建立起来；在该时期以前，美洲唯一的居民就是少数几个印第安人部落他们在整个美洲游荡，靠狩猎和捕鱼而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的后代一直继续他们那种游荡的生活方式，并在人数上似乎有所减少，因为他们狩猎的领地因第一批殖民者子孙的出现而缩小了。与此相反，欧洲人在克服了伴随在一陌生的新国家定居而来的巨大困难以后，人数迅速增长起来；他们占有并利用紧邻其最初住宅的一切土地，并在此后逐渐将自己扩展到该大陆的很大一部分。美国现时的版图——密西西比河以东——包含约90万平方英里；美国政府还对密西西比河以西一片更大的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不过，虽然他们提出了主权要求，他们并未占有全部这片领土。在殖民地脱离母国以前，该地区有将近200万人[4]。根据182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人口极为接近1000万；而现在（1827年）可能已超过1200万人。由此可见，这片过去连少数游荡的印第安人的生活必需品都难以供应的广阔大陆，现在仅以其小部分就使这一强大民族得以维持空前的普遍富裕。在全世界的历史中，还找不出另外一个真实可信的事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不靠征服或掠夺而形成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它不是征服敌对的部落和人口稠密的国家并将其兼并；它是自然地增长到目前的实力的。在欧洲知识和技艺的有利影响下，其人数增长得如此迅速并在增进国家实力和繁荣的进程中以如此巨大的步伐向前迈进，以至使那些依靠欺诈和暴力来增进国家繁荣的旧时的阴谋手段（感谢上帝现在终于几乎废弃不用了）；甚至使那些较时髦的但荒谬性却相差并不太大的、企图利用无数限制性法令来增进国家繁荣的计划也黯然失色了。
上个世纪[5]将近结束时，从大不列颠首次向新南威尔流放了一批囚犯；而在本世纪初，自由移民首次大批前往该殖民地。当时已经建成了两三个繁荣的城市；占该岛极小部分的一块三角形土地（不过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某些地理学家称之为地球的第五个四分之一），当欧洲人最初发现该地时，它只能为少数四处漂泊、勉强过着极端贫困和匮乏的不幸生活且难以延续其种族的野蛮人提供生计，现在却为几千人提供丰盛的食物，并有能力使几百万人维持生活。当地唯一感到缺乏的就是知道怎样利用自然的丰富物产的人。
在欧洲，本大陆多数国家财富的增长都极为缓慢，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除了各国的首都近郊和法国极少数的某几个地点以外，几乎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都看不到新的建筑。君主的收入（君主将其臣民一切可支配的产品据为已有并将其收入用来装饰自己的住宅）造成了让更多居民在其紧邻安家的需要；但总的来说（事实已尽人皆知，无须再提供证据），本大陆多数国家财富和人口的增长都极为缓慢。
《不列颠百科全书补遗》欧洲条目的撰写人认为整个欧洲的人口每90年左右翻一番；斯密博士认为每500年翻一番；而在美国每25年人口就翻一番。该欧洲条目的撰写人写道，在不列颠、俄国、西里西亚和某些其他国家，其人口增长快于欧洲其余部分。我必须向读者指出，正如一般公认的那样，这种增长（尽管它十分缓慢）是和一国的大小或土地生产力没有任何联系的；因为不列颠在最近50年内的人口增长要比波兰快得多，前者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158人，而后者（实际上它的人口是否增长了也值得怀疑）每平方英里才59人；就全体而论，俄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与不列颠相等，俄国每平方英里只有21人。
19世纪初的欧洲地图
当某些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已经或正在上升，而某些国家几乎停滞不前时，另一些得天独厚的国家（它们得到了地球的最好部分）则已经或正在迅速从富有和显赫的地位下降到贫穷、衰弱和衰微的境地。读者想必都能记得亚述、波斯、埃及这样一些古代的帝国，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或者意大利和土耳其帝国；即便在今天，地球上这些地区一度人口稠密和昌盛的情景仍能从几个巨大城市的废墟、壮丽的古代艺术纪念物以及巨大工程的规模——现代最强大的国家对这类工作也会望而却步——得到证实。人类在一个时期显示其惊人地丰富的并具有创造性的能力，显然只是为了在下一个时期证明：人类的破坏能力并不逊于前一能力。人类的手丰富并装饰了大地，但人类也使之沦为凄凉的废墟。在东方和古代最著名的世界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种种确凿证据，它们证实了进行建设的劳动的力量以及造成破坏的野心的力量。如果我们未能考虑（并且是充分考虑）由于一种明显错误——人类对造成其毁灭的当权者的崇敬——的普遍存在而导致这种繁荣和不幸的交替出现，我们就可能被诱使相信，人类内心中并不怀有永恒幸福的愿望，或者这个世界不适应人类的才能。然而，是东方苏丹和西方教皇——他们的臣民对他们的膜拜甚至超过了对上帝的膜拜——的政府把亚洲和意大利一度繁荣的地区转变成为荒芜的土地。吉本推测，以前罗马的居民在120万人以上，但现在几乎不超过此数的十分之一。伏尔奈告诉我们，“在古代的赋税登记簿中，阿勒颇地区估计有3200个村庄；而现在，收税员几乎找不到400个村庄”。一切历史使我们相信，任何时候只要人类不是十分无知，政府不是极端压制，则人类勤劳的双手很快就能消除战争的破坏，以及瘟疫、洪水和一切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后果。国内的压制是一个比异族征服更确定无疑的造成国家灭亡的根源。不是个别暴君的出现，而是持续的甚至法律认可的暴政灭绝了一个民族。苏丹及其高级文武官员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伊斯兰教法官和禁卫军士兵是能够经由占有劳动者的产品，毁灭劳动者欢乐的希望而使生产停止并抑止或灭绝其臣民的唯一力量。由此可见，如果说美国和荷兰证实了存在着使国家兴旺发达的自然源泉的话，那么，整个东方和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也证实了存在着使人口减少和国家衰亡的社会原因。
不仅有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增长迅速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走向衰亡，组成这些国家的个人在享有的舒适和富足方面差别也非常大。例如，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绝大多数民众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们吃得好、衣着入时、积极勤奋、有进取心聪明且品行端正；而在那些东方国家中，广大民众只能过贫困而不幸的生活；他们是连绵不断的瘟疫和贫困的牺牲者；他们愚昧无知懒惰、充满仇恨残忍好杀而无人性。个人必须能够不太费力地维持生计而后才能使人口增加；从而才能做到如同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那样，国力的自然增长与普遍的个人舒适和讲道德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当某些国家的人数停止增加、开始衰亡时，我们也能完全肯定那是人口自然法则的巨大力量在起作用，以致这些国家的广大民众不易维持生计。个人的贫穷、稀疏的人口、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国家的衰亡等现象都是相互伴随出现的。
人们不难设想，不同发展程度的生产力将会造成一国人口的增长或人口的停滞状态。斯密博士说，“在狩猎者或捕鱼者的这类野蛮人国家中，每一个能干活的人”（诸如在欧洲人到达那些国家以前，美洲和新荷兰仅有的居民）“或多或少都在从事有用的劳动他尽其所能地努力为自己及其家庭或部落中那些因年老、年幼、体弱而不能狩猎和捕鱼的成员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方便。但是这类国家是如此一贫如洗，以至单纯出于匮乏，使他们经常有必要对其婴儿、老人和那些患有慢性病者有时直接加以消灭，有时加以遗弃而听任他们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因而他们的人数经常减少或至少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减少。与此相反，在文明的和昌盛的国家中，虽然有许多人完全不从事劳动，他们中有许多人消费的产品的劳动量却十倍于、常常还百倍于从事劳动者中的大多数人所消费产品的劳动量；然而社会全部劳动的产品是如此充沛，以至能够丰盛地供应所有的人；即便是一名最下层的和最贫穷的工人，只要他省吃俭用并勤劳干活，他也可以享受到比任何野蛮人能得到的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6]。
拿我们自己的国家作为例子来说，仅仅只有一部分妇女、儿童和少年（尽管这样一部分的人数也十分众多）在为赡养社会而劳动。此外，政府的全部官员、一切与司法管理有关的人、陆军和海军、牧师、地主、一切依靠其财产生活的人，加上一大批自由职业者，他们从任何方面看都没有为公众的衣食或舒适做出直接贡献。
根据1820年的人口报告来看，大不列颠从事农业的家庭为798656户，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家庭为1350239户，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以外职业的家庭为612488户。我相信，这一报告没有包括陆军和海军以及一大批不属于女管家的自由职业者。但是按照这一计数，里克曼声称每1000户家庭中有333户是在为全社会提供维持生活之物。[7]很难弄清实际为我们提供衣食消费的人在社会中的比重，因为被归人从事手工业的家庭中有许多仅仅是为少数人的奢侈品服务的；还因为无法知道每一家庭中实际从事劳动的人数。在某些行业中，比如棉纺工匠的行业中，经常是父母和某些孩子都在操作；而在另一些行业中，比如木匠和铁匠的行业中，只有丈夫在劳动。还有一大批因老弱病残而不劳动的人。为了推测实际赡养整个社会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数，我们必须把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家庭加于从事农业的家庭之上；我们也必须减去每个家庭中那样一些成员，诸如过于年幼者、过于年迈者、患病者和低能者，总之，所有不能劳动者或按照社会习惯免于劳动者都必须减去。如果我们假定每个家庭中有两人不劳动（这是一个较保守的估计），我们就将得出结论：以农业为职业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不超过全部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提供了我们全体消费的一切东西。在各类野蛮人中，一切男人和女人都在劳动；他们的劳动仅能勉强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的人数即便有增长的话，也是增长极为缓慢的；而在文明社会，仅仅一小部分人的劳动就提供了不胜枚举的舒适和奢华，社会在人口和实力方面都在增长。
我希望上面几段论述已为读者清晰地提供了两种鲜明的对照，在每一种情况中，个人的舒适和富足是与不断增长的国力密切相关的。在同样的气候和地理位置的情况下，一方面是一些国家财富和国力的迅速增长，这些国家的广大民众也相对说来比较富足；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国家并未增长或者实际上在衰落，它们的民众相对说来也比较贫穷。在这两种社会状态下，个人的生产能力有着惊人的差别：在一种社会状态下，一个人的劳动能维持许多人的生活；而在另一种社会状态下，仅能勉强使自己糊口。现在我们想要知道影响劳动生产能力、国家的昌盛或衰落以及在一般的意义上影响个人的富足和贫穷的一切条件；而弄清所有这些条件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对象。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将全部自然条件以及非人类本身所固有并且非用劳动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事物（一般认为它们对人类的昌盛具有最强有力的影响）排除于我们的探究之外。无论气候和地理位置具有多么明显的影响，实际上其影响力是轻微的，并且其特有的影响取决于一些我们知之甚少的原因，因而可以略去不计。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东方世界的气候和地理位置在3000年或4000年以前和现在是一样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新荷兰的土著过去所碰到的气候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同现在欧洲人在那里碰到的气候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一样的；而且在现代的意大利和古代的意大利，气候和地理位置的条件肯定也是一样的。实际上，似乎已得到充分证实的反倒是：一切国家的气候都因人口的增长而改善，并因人口的减少和衰落而变坏。
与海洋或空气一样，土地并不包括在本门科学的范围之内。对美洲印第安人和后来的欧洲人来说，他们的土地同样广阔；而亚洲自从其显赫的日子以来，其幅员并未减缩。没有理由相信，其士地在养育前述庞大帝国的居民时的肥沃度要比现在更高。美洲大陆给予野蛮人的东西诚然微乎其微（连这点微乎其微的东西也只是给予其劳动的）；如果我们不考虑文明人和野蛮人两者不同的劳动种类和劳动程度，则美洲大陆现在给予文明的欧洲人的东西和它给予野蛮人的东西是同样多的。实际上，最肥沃地区自然生长的产品，还不及文明人能从土地得到的产品的万分之一。文明的劳动、训练有素的劳动将不毛之地化作良田；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劳动从海水中得到了面包。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土地肥力的无能为力和劳动的巨大力量，我想提醒读者注意荷兰沼泽地居民享有的财富和舒适，以及总的来说南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人民遭受的贫穷和匮乏。荷兰的勤劳和一度强大的人民的土地、船舶、房屋、别墅、花园、工厂，可以说都是从海洋中夺取来的；而拥有欧洲大片最肥沃土地的南欧却不能给当地各国带来舒适、权力或显赫。苏丹的领地有几个英国那么大；古代几条最好的河流横贯其中；它具有许多发展商业的极佳地点，它们易于和欧洲及印度相通，它们处于温和的气候中如果单是土地肥力就能带来财富的话，则其所有居民应该都能过上愉快富裕的生活，但是其广大居民却非常贫穷和不幸，并且国家也陷入衰弱境地。
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美洲大陆南部西班牙殖民地所获得的不同进展，也许最能说明广阔的领土和用不尽的土地肥力在使个人富裕和国家强盛方面的完全无能为力了。西班牙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比英国在美洲北部建立殖民地几乎早了一个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两个幅员广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它征服了它们并把它们作为奴隶使用，以增添其自身的财富。汉波尔特告诉我们[8]，那里土地的肥力高到这样的程度：“在新西班牙，一小片种植香蕉的场所，其产量就足够维持50多人的生活；而在欧洲，一块同等面积的种植小麦的土地能够供养的人不超出2个。”“那里一个人每周工作两日的劳动（未开化的原始状态的劳动），就足够赡养一个人数众多的家庭。在墨西哥，玉米的平均产量是种子量的150倍；而在欧洲，如果农民每播种1蒲式耳小麦能收获8蒲式耳的话他就认为他的庄稼长得很不错了。”但众所周知，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的西班牙殖民地，在财富、国力和人口的增长上却不能与英国的殖民地（现在的美国）相匹敌。我已经提到过美国的人口数；但是为了使读者能进行更精确的比较，我还要补充指出，当汉波尔特写他的游记时，他估计美国的白人总数达857.5万人，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白人总数才327.6万人。[9]人们设想的土地肥力和广阔领的一切优势全都属于西班牙人；然而英裔美国人有知识的勤劳已经化解了他们相比于西班牙人所处的劣势且绰绰有余，它使他们能远比西班牙人更快地增殖其人数。
墨西哥巨大的土地肥力并未能使民众免于饥荒。汉波尔特写道：“首都的街道上聚集着两三万不幸的可怜人，他们晚上露宿街头，白天则在阳光下闲荡，一丝不挂，或者只披一条毯子。他们从不要求施舍，如果他们一星期劳动一天或两天，他们就能挣得买玉米或买几只盛产于墨西哥湖泊的鸭子（这些鸭子系用其自身的脂肪烤熟）所需的收入。”他接着写道：“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饥荒是极为常见的，每当遇上大旱或任何其他当地的原因而使玉米歉收时，就会发生饥荒。”一个拥有几乎无边无际的大片肥沃土地的民族竟会遭受自然条件较差的国家从来不曾经历过的饥荒。可见不论土地多么肥沃，它不能创造财富，就像阳光和雨水不能创造财富一样；并且也和阳光及雨水一样，我们可以把土地的大小和肥力完全忽略不计而不会产生差错。
请读者记住，我并不断言我们称之为土地肥力的特征——该特征在一切情况中都与我们在进行讨论的那一时刻我们的知识有关，对生产维持生活的用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和受知识指导的劳动力的影响相比，土地肥力的影响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至于可以将它略去不计。由此可见，不仅可以略去诸如地理位置、土地及其肥力等被认为是影响人类昌盛的最重要的自然条件，我们还可以把除了人类的能力和天赋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东西除外的一切其他自然条件排除在本门科学之外。
必须经常记住（虽然似无加以陈述的必要），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没有非劳动生产的财富。斯密博士说：“任何时候从根本上看，向每个国家供应其一切生活必需品和舒适的财源乃是每个国家的全年劳动。”“用货币或用货物换来的东西乃是用劳动买来者（这就是说，赚得货币或制造货物的劳动），它和我们经由自身躯体辛勤工作而获得者同量。”“劳动是最先的代价，是用以支付一切东西的最初的采购货币。世界的一切财富从根本上说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子或银子购置的。”[10]这些话和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巨大来源的见解极为不同——这种见解使得土地在这个国家被错误地认为它是最有理由得到财产这种名称的。但是，斯密博士的权威加上我的论证应能使读者确信，同空气和阳光一样，土地仅仅是食物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之一。当劳动管理着这种生产果实的能力时，土地乃和空气及阳光一起给予我们以食物，食物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便是土地野生的自然产物——它使土地具有了财富的特征——也必须用劳动加以采集和取用。麦克库洛赫先生说：“把我们放在河堤上或果园中如果我们不付出一点勤劳取水而饮或从果树摘取果实，我们肯定会渴死或饿死。”[11]
一切财富均为劳动生产的原理不论看来是多么普通和正确，但是土地是财富的来源的见解——它是使个人遭受许多不公正待遇和引起许多民族仇恨的源泉，它也是好几场战争的起因和许多掠夺的动机——表明该原理并未得到普遍公认。然而，鉴于劳动是立法者能赖以建立财产权的唯一稳妥基础（如果他是按照人们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进行立法的话）；鉴于劳动不仅是一切财富的来源，还是实行公正分配的准则，任何时候当人们被私利引入歧途时，劳动使其良心变得正直，并当立法者的政策受到权宜之计的错误观点的曲解时，劳动使其得到矫正；因而读者当不致由于我用下面一段精辟并引人注目的说明劳动的引文而感到厌烦：
M.坎纳德这样说：“如果我通过反思从我的手表抽去连续施加于其上的全部劳动，则最后除了蕴藏于地壳内层的某些矿石颗粒外（它们从那儿被挖掘出来，它们在那儿毫无价值），其他均不复存在。如果我按照同样方式来分解我吃的面包，连续抽去其接受的全部劳动后，则剩下的只不过是分散于未耕种过的不毛之地上的毫无价值的几株禾本科的草而已。”[12]
也许此刻从我眼前发生的事物中就能举出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说明。我的对面现在有一些建筑房屋的泥水匠和木匠，他们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砖、灰浆和木材。他们使用的工具、器械和钉主要用铁制成，因而像M.坎纳德手表的材料一样，可将其还原为地壳内层中其原始状态。砖是由废渣和泥土制成的，废渣在用于制砖前乃一累赘；而泥土则是人们在筑路前需要将其挖掉者，所以它也和废渣一样，在转变成砖以前，实际上是完成其他作业的障碍物，比没有价值更差。用于烧砖的燃料最初蕴藏于地表以下一定深度，需要大量劳动才能将其挖出。灰浆由砂和石灰配成，不论砂是否用于调制灰浆，在给房屋打地基时必须将砂挖出移走；而石灰在其被劳动者转化为现在的物质以前，乃一贫而荒的白地——农民诅咒的对象。至于木材，则几个月前还阻塞着挪威或美国的地面；如果是在美国，也许会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令人讨厌之物，以至于任何能将其移走的人，人们都将对他感激不尽。因为在地面的树木被清除以前，人们无法对其加以利用。然而利用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制砖匠、泥水匠、木匠、工具制造匠等的联合劳动建成了有价值的住宅，它庇护其所有者免受严寒酷暑之苦；或者予以出租的话，则能增加其所有者的年收入。由此可见，围绕着圣保罗大教堂的巨大财富——它构成了这一宏伟而壮丽的首府[13]——乃是被劳动（仅仅被劳动）用普通的泥土、贫的白土以及人们在能得到一棵包心菜、一粒谷穗以前不得不从地上清除的树木所创造的。不论树木多么美丽，它们妨碍农民在土地上耕种。
圣保罗大教堂
因此，麦克库洛赫先生说得好（我在前面已多次引用他的著作），“劳动乃是这样的一个法宝，它使人类脱离野蛮人的境地，它把荒原和林区变为良田，它使大地上出现城市、海洋上航行船舶它给予我们富足、舒适和文明，以取代匮乏、不幸和愚昧”。
我喜欢借用诗人的说服力来加强科学的论述，诗人经由描述或迎合人类的感情和情绪而享有声望，可以认为诗人是人类最正确无误的代表。汤姆逊用如下的诗句支持我适才提出的科学的观点：
世间万般事，其本乃勤劳。
勤劳赐幸福，寰宇呈新貌。
建立了是劳动创造一切财富的原理以后，由此也就引申出：野蛮人部落的生产能力和文明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全部差别、一个所有成员都富足的社会和一个所有成员都贫困的社会之间的全部差别、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和一个停滞不前或日趋衰落的国家之间的全部差别，必然将归诸运用劳动和分配劳动产品的不同方式。因而也就如同我在前面论述的那样，整个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在影响着劳动生产能力并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的各项条件这一范围内构成的。
全部这些条件可以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条件，或者不取决于政府或非由政府形成的规律（诸如人类的爱好和才能、其肉体生存的规律）以及人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第二类是社会法规，它们取决于政府并由政府制定，诸如各种永久性的法律，它们规定一国土地的占用，为国家确立宪法，把居民区分为多个阶层以及管理商业的法令和政府的各项法案，其中有许多显然旨在增加社会财富或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
没有多少年以前，哲学家们——笼统地说是所有人——惯于把国家的昌盛和个人的富足完全归功于政府的形式和管理的方式。当时认为每一件社会喜事都源自执行得当的英明法令。人们阿谀奉承地把政治家的品性描述为：
圣人治国大道行，
四海富底喜盈盈。
若问功勋在何处？
但看黎民笑脸迎。
由于他们不仅能带来富裕，还能促进美德并保证幸福，因而得到了世界的赞扬。然而，当由做苦工的人和粗汉组成的北美殖民地——除了他们为自己制定的一些法令外，他们对一切法令表示蔑视，他们实行完全的个人自由，很少或没有家长式的或在政治经济上多方管制的政府的束缚，他们成了美国的伟大人民——在摆脱了欧洲政府的保护后，在国家昌盛和实力方面有了更大的增长时，人们才清楚地看到，不论立法当局的自称英明会对国家的衰落产生何种影响，但它丝毫不能促进国家的昌盛；人们不得不在自然的仁慈赐予中去寻找大众富裕的原因。大约在同一时期，法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哲学家派别，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说：“他们根据这样的假设——从最本质的方面来看，社会制度乃是天生的智慧的产物，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而进行思考。”亚当·斯密博士似乎抱有同样的见解。在研究了无数社会法规（不过尤其是管理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的各项法律）并发现那些法律有损于贸易双方的昌盛以后，他被迫探求无法否认的造成财富增长的其他原因而不是政府的明智行为；他在人类的利益爱好本能和感情中找到了这些原因。他教导说，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和生产共同产品的不同种类的劳动者之间绝妙的合作（采用这种方法使全体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惊人地提高了），并非由于人类智慧或立法当局的智慧——立法当局预见到并以意志力促成这一令人惊奇的并对我们极其重要的普遍富裕效果——的结果，而是由于人类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使他们采行了这种他们独具的习惯，就像鸭子天生就会下水、狐狸天生就会打洞一样。政治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这些天生的利益、爱好、本能和感情及其产生的后果，这些天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静止，并且在处于最先进状态的社会中也会和在社会刚开始时同样强有力地继续发挥作用。本书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局限于上述内容；这门国民财富的自然科学也就建立在这些内容及其永恒性以及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物质世界赖以激发起我们类似感情的那些规律的永恒性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每一页中，它们将处于显著的位置。因此，现在我将局限于向读者提出一两个它们的例子，指出它们被认为是本门科学的基础所根据的原则。
国家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乃是人口的增长：不过除非人类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和几乎不可抑制的增加其种族的倾向并存在着一种供应其需要的自然能力，人类怎能在地球的如此巨大的面积上分布自已并在过去建立那些我已提到的庞大帝国呢？（尽管这此帝国可能经由征服而被扩大，它们必然已经发现人是值得加以征服的，就如同土地值得加以侵占一样，并且必然把人视为扩张和征服的原动力。如果不是人类还处于
混沌未开在远古，
人无定居兽为伍。
只缘一餐橡树果，
不顾千险斗野猪。
的阶段，人类的增加超过了天然生长的维持生活的东西（它们装饰着大地，显露在树从上，或者从庄严的树木上落下来），则德国的森林怎会被清除，英国沼泽地的水又怎会被排干呢？或者，如果不是欧洲将其过多的人送往美洲；如果不是现在美国的勤劳居民数量增加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其父辈的土地不能轻松地为其提供维持生活的东西，则美洲的森林怎会被清除，并且欧洲的习俗和文明怎会从大西洋传播到太平洋呢？除非人类心中有一股任何匮乏不能抑制、任何艰苦不能扑灭的对生命的自然的爱和对子孙的出于天性的爱；除非个人的勤劳（它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通常都超过了社会的压迫，并在任何时候都大于满足个人需要所必需者，否则任何人种何以增殖并得到改良呢？不妨观察一下任何时候的任何国家，即便是美利坚合众国，更不用提新荷兰了，我们可曾看到劳动者能够或被容许将他们自己的全部产品消费得一干二净的吗？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劳动者都必须供养除了他们自身及其家庭以外的许多人。因此，很奇特但也很自然的是，人类被赋予了与其各种需要相称的生产能力，这种能力使个人能赡养其家庭，并能维持超过其自身及其家庭的许多人过着终日无所事事而又富裕的生活。这种天赋的生产能力——它不是政府的而是造物者的赠予——乃是个人富足和国家宏伟成就的伟大源泉。
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得到运用；除了来自政府的激励以外，是否还有促使这种能力得到运用的本能的动机呢？有的。人类注定要辛勤工作才能糊口；因而很自然地，那些不工作的人也就没有东西可吃。如果我们不劳动，我们就没有食物，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死去。这和任何数学定律同样确定无疑；这里面涉及的对劳动的刺激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而没有比它更大的刺激了。麦克库洛赫先生说：“勤劳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利益加以刺激。”我还想补充说，也不需要用惩罚或罚金来加以刺激。在最野蛮和最文明的人之中、在欧洲和美洲、在过去和现在，一句话，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在所有的种族和人种之中，都存在着人类劳动的必要性并在发生作用，它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乃一普遍规律。它永恒并始终如地影响和调节全体人类的行为，正如重力影响一切物体一样，尽管有些现象（比如喷泉的水）似乎在一段时间内违反了重力的作用。
不过是否不存在对应于这种必要性的调节外部世界的规律呢？或者说自然只是把这种必要性加于我们，而没有使物质世界对我们的被饥饿驱使的劳动做出反应呢？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必须辛勤工作才能糊口，这是我们生存的一条规律；但是相应地它也是一条外部世界的规律，即外部世界将给予我们的劳动以面包，而且仅仅给予我们的劳动以面包。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它的每一部分均受不变的规律的调节）适应于人类，人类也适应于世界。规律的这种相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一致性调节着人和外部世界的行为，并在任何时候把人类（不论其举止多么高傲，其信念多么崇高）与其发源的土壤联系起来，与广大的世界联系起来（人类怀着敬畏的心情以其才智对世界进行细察）。他是被明智地调节着的世界的一部分。
当自然将这一规律加于我们和外部世界时，它无疑将通过无穷无尽的时间过程调节并决定着规律的一切可能的后果。它让我们在饥饿和劳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在自己耕种和用鞭子驱使别人为我们耕种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在用我们诚实的努力养活自己或者靠卑鄙地或凶暴地掠夺别人来养活自己二者之间选择其一；不过它把我们选择的后果置于我们的控制之外。由此可见，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生产和分配财富的一切细微部门均受到源自劳动的必要性的条件的调节和支配，正像物质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受自然规律的调节和支配一样。如同万有引力决定着地球上物体的稳定，决定着它朝向地心的运动，甚至还决定着似乎在抵抗重力作用的那些物体的运动——它们因某些其他物体较大的引力而被迫向上运动，万有引力还调节着地球本身的运动以及一切宇宙天体的运动；人们也能感觉到劳动的必要性的影响，即便在诸如蒸汽机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这时人类似乎将近征服自然，使自然完成它使人类负担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强有力的工具是由劳动制成的；它需要不断的维修，维修也是由劳动完成的；还必须对它进行管理并使之运转，而这也需要用人类的双手和劳动来完成。
但是应该说，某些阶级是并不劳动的。老年人、病人、低能者和儿童是依靠他们友人的赡养。收取地租和利润的人则是依靠他人的劳动生活；那些靠租税过活的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可能掠夺别人，他也可能说服别人来赡养他。社会法律可能迫使某些阶级为另一些阶级劳动，或者甚至将全年的劳动成果给予那些从来不劳动的人。即便我们承认政府的成员和教堂的牧师是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保障其他人的权利，我们却不能对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或当时在伦敦接受其财产抵押者也这么说，我们也不能对英国的地主和放债者以及其他类似的阶级这么说。他们全靠西印度群岛奴隶的劳动或者累得筋疲力尽并处于半饥饿状态而沦为奴隶的欧洲劳动者的劳动赡养和维持，他们的全部财富也都是由这些奴隶和劳动者所供应。我们承认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将劳动的必要性从自己肩上推卸掉的权利（如同人们可以改变重力影响的方向，从而使喷泉的水从地面喷向空中一样）；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经由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推卸劳动的必要性的做法不会带来一此确定无疑和不可避免的后果吗？
我们从全部历史得知，不公正的侵占，人类一个阶级为了逃避人类劳动的必要性的每一次长期努力，对人类使用、消费和享有其自己的劳动成果权利的每一次侵犯都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是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它永远不会不受惩罚。国内的奴隶制度加上对外的征服和掠夺方式毁灭了古代的帝国。土耳其政府一切官员的榨取、国内劳动与其报酬之间强制性的完全脱节，乃是国家衰落的原因。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没有增加。在那里，人类的几乎不可征服的对生命的爱和几乎无法抑制的繁殖和增长的能力，由于压迫或奴隶主对劳动者及其成果的侵占而受到了压制。在我看来，这些只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后果的一部分，因为我还不曾提及对游手好闲者自身所产生的巨大的道德影响，以及他们为了逃避劳动的必要性而做出的努力。必须指出，不论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也不论已知的从他们的行为将会产生的有害后果怎样，实际上他们并未能逃避劳动的必要性。他们只不过是把诚实的、愉快的、兴旺发达的、创造财富的勤劳工作，换成了强迫奴隶辛苦工作这样一桩令人厌烦的差事。在一群沦为奴隶的挨饿的劳动者中间，奴隶主和富人为了保护其财产并强制服从其命令，他们也许过着一种比被其榨取劳动的奴隶更为焦急不安和辛苦的生活。
这一论断或许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侵占并非一律抑制生产并使国家灭亡；然而在我们的天性中有一个真谛——我们理性的本能，它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均相信宇宙常规的恒定性。这种本能适用于世界的精神部分和物质部分。例如，它使我们相信，导致亚洲古代帝国毁灭的同样条件现正导致现代土耳其的灭亡，如果这些条件出现的话，也将造成繁荣的美国的衰亡，因为实际上某些这类条件已经抑制了南美洲的繁荣；它也使我们相信，现在促使广阔的美洲大陆上居民和文明得以扩散的我们肉欲上的本性的原理，和三四千年以前使世界古代帝国达到其光辉顶峰的原理完全一样但是不论是导致帝国衰亡的原理，还是在其权力和文明的成就中推动其向上的原理，都是通过人类本身发生作用的，它们影响着个人的昌盛，并且仅仅经由它们对个人行为施加的影响而被认知不论这些原理是什么，也不论它们的后果是什么，它们永恒的和不变的影响是不能被否认的。它们经历了世界一切已知的时代而继续存在；它们曾经起过作用，并且我们也确信它们仍将在一切时候和一切地点起作用。它们可能多得不计其数；我们难以发现它们；它们可能是复杂的和错综的；它们可能互相影响达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我们可能对它们仍然了解得极少极少，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是存在的；它们调节或惩罚人类的行为；它们在时空上具有与人类同等的存在范围；本门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它们的已被感觉到并已得到承认的不变性这一基础之上，它已经揭示了它们中的某些它的目标是要揭示它们全部（在它们影响财富的范围内），它在政治经济学这一不正确的名称下而为人们所知。
我本来打算用相当篇幅说明财富和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我的著作的过于扼要的描述不允许我这样做；不过只需说明下述意见也许即能说服读者，即对调节财富生产的诸规律的探究，实际上就是对调节国家昌盛和国家衰落、调节文明和野蛮的诸规律的探究。现已完全证实，人类在任何时候繁殖的速度都等于其能获得生存资料的速度；不能增加生存资料，人口数量也就无从增加；生存资料的增加不受抑制，则人口自然增长的倾向也就不会受到抑制。但是生存资料以及我们用以促进生存资料的生产的物质工具都被包括在财富这一术语内。因而对调节财富生产的诸规律的探究，就是对调节人口增加或减少的诸规律的探究，而我们也就可以通过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来判断国家的昌盛。
现在我不想详细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的诸自然规律，因为本书正文将对此详尽论述，我已经指出国家增长的自然法则以及成为一切生产的基础的自然规律；考虑到这些自然规律乃是永久的和不变的，而且我认为这些自然规律的后果在一切时间受到自然规律调节和支配的程度都和宇宙的任何部分所受到者相等，我承认这些自然规律是复杂的和不胜枚举的，但我坚信，既然我们的幸福有赖于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我们就能够发现它们并将其整理成为一门科学，如同我们能够发现并整理那些调节着物质世界各种不同的密切关系的规律一样（这些规律几乎是同样复杂的）；其中有许多已为人们所知并加以奉行，它们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利益；我们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构成了化学这门科学。
但是，除了自然规律以外，社会法规也影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不论是不变的社会习俗、政体的形式（就像西班牙和英国、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所说明的那样），还是变化的贸易管理法令、旨在增加社会财富或调节其分配的政府法案，都影响着产品的数量及其处理方式。为了赡养那些游手好闲的、无用的甚或比无用者更糟糕的人们（他们的劳动比完全无所事事更有害）正如通常所见到的那样，就要实行征税，赋税减少了勤劳的自然报酬阻碍了生产并改变了产品的分配。商业禁令迫使我们付出超过必要的劳动量以获得被禁止的商品。禁令还由于抑制了知识的进展和技能的获得而压制着进取精神并阻碍着生产。
英国的谷物法就是一个社会法规影响生产和分配的例子，谷物法迫使一切要吃饭的人付出超过实际需要的劳动量而获得食物；或者说它迫使我们每购买四分之一吨小麦多付出15~20先令；并且它经由这样做而从消费者那里抽取一部分金额投入地主的口袋（必须指出，系通过交换媒介）而改变了分配。
关于谷物法的漫画
这个例子仅仅证明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条件；与一切政府无关的自然条件和源自政府的社会法规。一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这两类条件，除了全部这两类条件外别无其他界限。但是我将不涉及后一类条件。政府制定的影响社会财富的条例极为众多，也许政府的条例中没有一条是不具备此种影响的，因而我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我在本书中将完全不考虑后一类条件，除非偶尔在需要利用它们来阐明自然条件时，对它们的考虑多半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
必须指出，必须按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两类条件。萨伊先生说：“决定着国家昌盛、其财富以及文明的自然规律，不是人类的创作品；通过分析和观察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建立它们。”[14]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揭示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影响生产和分配的一切自然条件，并以其作为标准来检查社会法规的效果。在我们或许可能说明后者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弄清全部前者。萨伊先生说：“它们专横地统治着那些专横地统治着别人的人，违背它们必然受到惩罚。”它们应当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我们首先必须弄清这些准则，然后我们才能发现它们在什么方面并在何种程度上被遵循了或背弃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一切探究都是根据某些现在的或先前的社会形态进行的；由于两者均可能受到政府颁发的法令或社会体制的限制和影响，所以说不定是某种显著违背了分配（如果不是生产）的自然规律的产物：这种探究虽不是完全无效和无益的，但必然是肤浅的和不完整的。
我们还必须分清是否能有一门这两类不同条件的科学。就自然规律和条件来说，它们与调节着物质世界的任何其他规律同样永恒和可以查明，因而可以有一门这类条件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任何一个政府或一切政府的法令的科学，因为法令是根据无法查明的规则变化的，这些规则乃是政府本身的，并且与其人民永远在变化的情况有关（法令就是为他们制定的）。可以有一门立法者应据以调整其行为的自然原理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立法者的法令的科学。
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法律对每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具有一种混合的和不同的影响。例如，损害作物的坏季节和迫使人们开垦荒地的人口增长就都是自然条件，它们具有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的倾向。但是很清楚，禁止从外国——这些国家可能更为风调雨顺，可能土地更为肥沃，或者由于其他情况而致谷物价格低廉——进口谷物的法令具有和坏季节或人口增长完全相同的倾向。因此，任何时候都应十分仔细地在自然的、不可更改的条件的影响与社会法规的影响二者之间加以区分。除非我们这样做了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明我们所遭受的不幸或者我们所享有的昌盛中，有多少是自然规律造成的，有多少是立法者的法令造成的遗憾的是，即便是哲学家也很少精确地加以区分，至于人民大众更是从来也不进行这种区分的。由此可见，我们永远易陷于缺乏公正理由而颂扬或责备我们的统治者，并请求他们在他们可能根本帮不上忙的问题上进行干预。统治者总是经由这种请求来扩张其权力而获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注定了因自身的无知和焦躁而要遭受奴役。
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多数争论和许多错误都是由于未能仔细地区分这两类条件而引起的（这种区分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人们把社会法令造成的祸害归咎于自然，并且由于对其祖先智慧的崇敬——或者更确切地说，盲目崇拜——而导致怀疑上帝的智慧。同时也是由于这两类条件的混合影响（它们以多于迄今观察已经发现并予分类的方式相互限制、修正和支配），使得政治经济学——即便不考虑人们对它的强烈情感和巨大利益，这种利益会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受到损害——成为所有自然科学中最复杂的，或许还是最深奥的一门科学。不论自然规律和条件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主要感兴趣并想知道的东西，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几乎不可能发现它们，因为它们从来没有机会充分地和公正地发生作用。实际上，它们的清楚而直接的作用还不曾发生过（我们只有通过这种作用才能发现它们）。认为自己比大自然更高明的君主和立法者不屑向大自然的天意求教；他们并不探究自然规律，却对其横加抑制、限制、支配和误解。因此，为了在调节财富增长的各种自然规律的各种影响之间进行区分（自然规律从来都不易于发现），特别是现在当它们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的影响混杂在一起时，更需要进行最勤奋的和最仔细的考察。前者有如一条深而巨大的河流，当不受阻碍时，它平稳地向前流去，我们往往觉察不出它的前进，必须设立标志或在河面上投置物体，才能觉察河流的进程。而后者则有如阻挡着奔腾流水的巨大岩石，它实际上可怕地用贫穷、不幸和社会骚乱通知我们：自然进程受到了阻碍。但是任何与这两个要素发生冲突的东西都将被它们的冲突所毁灭，我们无法区分祸害的原因是自然之流的冲力，还是立法机构产生的岩石的顽强抵抗。
确定了有两类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条件这一事实；并且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对待它们的方式以后，我们就可以证明可能形成一门关于自然条件的科学和不可能建立一门关于人类法令的科学，这样也就使我们能够使政治经济学免除最近人们对它的某些非难。它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一门干预他人的、党派性的、雄心勃勃的科学，它不是一门给社会制定法令或者强制规定人们责任的政治科学，它只是检查那些对财富具有影响的法令，它不宣告何者有罪而是说明自然所要求的是什么，它把这些要求列举出来，听任人们是服从它们抑或违背它们。它并不打算说明人们将要做什么，但它指出他们行为的各种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它努力探究这些后果中的某些）。它的目的在于弄清调节着财富生产的自然条件，它记载了诱导人类（就像诱导其他动物一样）采用适合其条件并为其条件所特有的方法寻求幸福的某些本能。它不是擅自指导这些本能，而是明确宣称：这是一个须由个人判断的问题，必须留待个人来解决。它不注意谋生之道；它不打算阐明机械学农艺或化学；因而如同某些作者所说，它并不指明使人类勤劳获得最大效益的方法。寻求这些方法是一切谋生之道的巨大目标，实际上一切职业联合起来也完成不了这一目标。没有人能说出怎样使勤劳获得最大效益；因为它是不断变化着的全体人类实用知识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全然不注意具体技艺，它永远不会告知我们怎样使你的手变得熟练起来。这门科学考察个人收益与共同福利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它不打算指导商人、交易者、农民或工程师的工作；它也不打算指导船东、造船者和铁匠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在促进富裕方面的效用充其量就是：政治家可能从中获取教益，政治家属于人类中最偏执、最无知和最专横的那一部分人，如果他们能够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怎样才能停止抑制生产的行为，他们就像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一样，是不可能促进生产的。
我还要冒味地明确声称，与某些人的行为相反（他们最近把政治经济学带进了议会，并且力图用其不完善的知识取代早先的议员更不完善的知识——我不否认这一点——以作为立法基础），我的上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是与斯密博士的著作和见解完全一致的。可以认为《国富论》由两部分组成的：在第一部分，作者阐明了他已发现的，影响个人和国家兴旺的诸自然规律；而在第二部分，他分析了大量社会法规的作用。他从描述劳动分工的作用开始。他说，劳动分工是从“人这种动物所特有的以物易物或物物交换的天生的习性”[15]突然发生的。他在纠正议员们的错误时，在书中不同处坚持这样一种见解，即人类进行储蓄和积攒的喜好以及对幸福和享受的普遍渴望。他把它作为一条原理而提出：“当人们对享用其勤劳的果实、改善其条件，不仅能获得生活必需品，还能使生活舒适和讲究感到放心时，他们天生地就会勤劳工作。”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他分析了有关长子继承制和继承权顺序、法人补助金的法律，殖民地条例，海上交通法，等等；我们发现他谴责这些法律和制度违反了“财富的自然进程”，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自己承担立法者的职能并规定管理社会的法令。在他从劳动分工中发现了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的至少一个自然源泉后，（因为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占用土地和积蓄股票”，则“利用由于劳动分工提供的机会而造成的生产能力的所有那些改善”，“一切东西都将逐步变得便宜起来”[16]）他推断存在着这样的自然规律，它们极为详尽具体地调节、规定并支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庞大问题；人类立法者所采行的规则与这些自然规律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同托勒密及笛卡尔的天文学理论与也是详尽具体地调节着各种行星的运动的规律之间所具有的关系是一样的（除了立法者所采行的规则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不幸这一点有所不同外）。我承认，斯密的书在论述动物的人的本能的自然发展过程这一重要部分时是不完善的。该书就像其他自然哲学家描述蜜蜂和河狸群居的习惯和本能那样来描述人类的某些社会习俗和本能及其有益的结果。他从不考虑纠正或管理这些习俗和本能，而只是发现并记录它们。他富于哲理地努力证明，个人和国家兴旺的根源在于个人天生的欲望、爱好和感情；他认为大自然的旨意就是让人类幸福，他力图证明，大自然在设计这方面的手段时，并不坐等君主和议会令人怀疑的帮助不仅如此，根据他分析过的每一条他们的法令，他论证说，他们已经阻碍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毁灭了）他们仁慈地或野心勃勃地试图促进的国家的昌盛。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就是揭示那些影响和调节财富生产的全部自然规律和条件。除了全部这些规律以外，它没有其他的界限或范围。揭示了自然规律之后，它就要利用它们来分析社会法规的后果（按照后者影响财富的情况）；但是它只是用最好的和最精明的立法者的法令已经使人类遭受伤害的经历来提出警告，而不擅自给政府专横地规定法令。它把人类看成宇宙的庞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并认为人类行为的任何细微末节都要受到永久的和不变的规律的影响、调节、支配或惩罚，这种作用的方式正如植物的生长、物质的化学化合以及天体的运动一样。这种假设可能错误，而且即便正确，我们也许不可能发现这些规律；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某些人所坚持的见解（如果他们的言论多少还有些意义的话），他们断言，不可能存在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科学。没有一种意见争论比这充满着更重要和更不胜枚举的种种影响了，它实际上包含了永远可就社会组织引起争论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我已使读者确信这门科学是可能存在的；因而我希望读者将能随同我一起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调节生产和分配的自然规律展开进一步的论述而不致感到勉强。这类自然规律中的某些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另一些已被人们接受，人们并据以行事。而就全部这类规律来说，其存在就是对下述情况的最好证明，即政府的法令、对垄断和补助金的承认、征课重税和颁发禁令，所有这些都妨碍并打断了国家昌盛的自然进程。
如果我在结束导论以前不把下述情况通告读者，那或许是个错误：我在上面提出的有关这门科学的基础的见解和英国最近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大相径庭的。现在英国跟在一些外国作者之后普遍把这门科学称作价值的科学；这是一个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甚或毫无用处的定义；如果遵循这一定义，就会将这门科学限制在仅仅是它的一小部分的范围内，并对它的种种最令人感兴趣的现象不做任何说明。我想这种观点源自法国；令人感到颇为惊奇的是：由斯密博士提出的这门科学的名称和内容结构，竟会在他自己的国家内，甚至在自豪地称他为他们的导师和这门科学的奠基人的那些人中间，被他的法国注释者提出的名称和内容结构加以替代如果回忆一下，看来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斯密博士已经在其伟大著作的一部分中，同当时存在的这种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斗争；他指出，企图在这样的名称下借助于政府以增加民众的财富的科学，实际上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由于我已经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因而现在我无须对它的非常重要的性质再做任何说明。在这门科学已经为人们所掌握的限度内，如果在论述其真理的过程中，我不能使读者感到其重要性；如果我不能向读者提出一些他们个人感兴趣的事件；如果我不能激发读者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对自己及其同类所负的责任要求他们熟悉这门科学涉及的事实，那么，我个人甘愿承认：这门学对人类的重要性低于好的小说，它引人入胜的程度也不及后者的一半。
注 释
[1]New Holland，指16世纪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主要是现今印尼）的殖民地。——译者注
[2]《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页。这一定义似乎和麦克库洛赫先生其他著作的大意和精神略有不同。他在其他著作的多处曾仔细地区别了自然条件和社会法规；但此处的定义在规律这一术语之下混淆了那些永恒的和不变的规律，他在别处曾指出，这些永恒的规律无论在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中都是一样的；而那些在一届议会被禁止的法令，在下届议会又会得到实施。
[3]按作者当时所处的19世纪计算的。——译者注
[4]见沃登所著《美利坚合众国》。
[5]指18世纪。——译者注
[6]《国富论》第1篇，第1章。
[7]《人口报告序言》，参阅议会文件。
[8]见汉波尔特所著《近赤道美洲游记》。
[9]关于从汉波尔特著作摘引的这些数字，读者可参阅马尔萨斯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82页和以后数页；或法文原著《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评论》。
[10]《国富论》第1篇。
[11]“政治经济学”条目，《不列颠百科全书补遗》。
[12]《政治经济学原理》，第6页。
[13]即伦敦。——译者注
[14]萨伊：《政治经济学专论》，第2版，第1卷，第99页。
[15]《国富论》，第1篇，第1章和第2章。
[16]《国富论》，第1篇，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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