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游戏与游戏
法·布尔迪厄
严肃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作者: [法国] 皮埃尔·布迪厄 / [法] J.-C.帕斯隆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邢克超
出版年: 2021-4
本文来源于《继承人》第二章
1
罗贝尔·德索邦在给他的学生讲道时，幽默地把文学院的考试与圣经中的最后审判做了比较，甚至说大学的法官比天国的法官严厉得多。
在博洛尼亚，只教法律。学法律的大学生年纪不是很轻，往往是已经领俸禄的教士。这样的听众不愿让人随意支配。于是他们组成了自己的团体——Universitas，与教师的组织分开，保持自己的独立。学生的团体组织严密，制订规则，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教师，使他们按学生的要求行事。在你们看来，这种教育组织似乎不合常理。但是，它确实存在过，并且不止在一个地方。
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从发端到文艺复兴》
尽管教育面前的不平等往往不为人所觉察，人们在谈论大学生时对此涉及最少，大学生在谈论他们自己时更是这样，但这些不平等还是有相当的明显性，至少在狭义的经济方面是这样。这就迫使人们从学习实际的共同点中，而不是从生活条件的共同点中，去寻找大学生阶层的统一性。可是，缴纳同样的注册费，按同样的行政手续注册并进行体检，在同样狭窄的空间里学习，同样在互不相识的教室里听课和考试，同样在食堂和图书馆排队，同样受教学大纲的约束和教师的摆布，写同样题目的论文或在课堂上探讨同样的问题，所有这一切，能否，哪怕是宽泛地或否定地定义一个一体化的群体和一种职业境遇呢？
的确，在一般情况下，分析职业实践的特点，分析职业实践在其中进行的那种社会组织，分析职业实践的节奏、手段和要求，是理解一个职业团体的行为、态度和思想的首要条件。可是，现在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群体，它的成员的社会经历和职业前途各不相同，而且至少到今天还不把职业准备当作一种职业。所以，它可以不是根据其实践的统一性，而是根据对其实践的意义和象征性功能的基本一致的认识，给自己下定义。
无疑，大学生们生活或愿意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里，学业使他们暂时摆脱了家庭和职业生活的节奏。他们受到大学时间安排自由的保护，比教师更不受整个社会时间安排的限制。除了考试这个令人愤怒的日子（dies irae）外不知道其他的期限，除了不很严格的上课时间外不知道其他的时间安排。学校有经常性信徒和季节性信徒，但不管他们的虔诚程度如何，每个人都按大学学年的节奏生活。唯一强加给学生日程的结构，取决于学习进程：两头是高潮时间，有开学时的兴奋和考试前的不安；中间是长时间的低潮，勤奋程度降低，开始时的决心减弱。大学的学年使学生的努力与智力冒险合拍，围绕成功和失败组织学生的经历和回忆，把各种计划控制在它有限的范围之内。
在这个日程的限制之外，没有日期，没有时间表。大学生的地位可以打破社会生活时间的框框，或者颠倒它的安排。体会大学生的生活，首先，或者说比一切都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地去电影院，并且因此从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星期天看电影；是想方设法削弱或推翻强加给成人的闲暇和工作之间的那些重大区别；是假作不知道平时与周末、白天与夜晚、工作与闲暇的区别。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大学生就是要削弱通过限制来组织的生活的所有区别，如闲聊和有秩序有目的的讨论的区别、自由文化和强制文化的区别、学校作业和个人工作的区别。
“在一生中，只有这段时间可以不做所有那些应该做的事，可以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想不工作就不工作……”（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 26 岁）“当大学生，就是想工作的时候就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对其他事物感兴趣，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灵活安排。”（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 23 岁）“ 没有空闲时间，我反对把工作和业余时间加以区别的这种二分法。这样做或者过于武断，或者就是承认失败，因为与我们纠缠不休的是工作。”（中级职员的儿子，巴黎）“我的工作不惹人讨厌，不是强加给我的。可以说，我的全部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消遣。我高兴工作，因为我有运气不受强迫。”（中级职员的儿子，巴黎）“对我来说，一年的工作是一种消遣，而消遣是一种工作，它们相互关联交错。我认为，我的趋势是从消遣中得到的东西大大多于从工作 中得到的。我的主观印象是，对我来说，如果把工作看成某种艰难的或令人讨厌的东西，大学生生活中消遣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实际工作的时间。根据康德的思想，工作含有义务、责任的意思。可它在我身上始终没有很好地实现，我更喜欢什么都不干……最后，如果起码应该做点什么，那就强制一下自己，一点点。”（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我很少遇到问题，尤其是在时间安排上，自由支配的时间与非自由支配的时间没有区别。不管是平时还是星期天，有电影我就去看，确实不存在闲暇时间的问题。我的业余生活没有组织，我只选择我的消遣，但并不去组织它。有什么我就选什么，而不是制订一个时间表。我不事先预定什么，也没有固定日期的或有规律的会见……我没有为消遣确定时间的习惯……什么都不固定，就像在家里一样，没有事先确定的消遣，可是到最后，几个小时就过去了。”（高级职员的女儿，巴黎）
尽管这种自由是表面的和人为的，但它也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放肆，中学生由此证明自己成了大学生。新生可能用很长时间去学习自己安排工作的艺术。但是，他根据最权威的知识分子的样板，刚入学就一下子学会了生活的艺术，或者说放纵自己的艺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朝这个方向发展：
“是的，我失去了很多时间。我不会很好地组织自己的工作，浪费了时间，而且由于一般是先工作后消遣，也就没有了消遣的时间……”（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当我不再想工作的时候，当我趴在桌子上的时候，我就考虑下个星期做些什么……我力图安排一个大致的日程表，当然是大致的。很明显，是不是按安排好的日程行事，要看时间和当时的情绪。”（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我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安排问题……我不能约束自己，是的，总是这样……如果对自己有所约束，强迫自己按照某种工作方法行事，我就会感到从来没有的不舒服。”（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我想，可能主要是在智力的组织方面有某种东西运转不正常，我还没有学会协调它，事情的轻重缓急对我来说不很清楚。比如，我应该在家里做某件事情，就在我正要去做它的时候，又想起来应该做另一件事情，在本来已经是插进来的事情中又插进了另外的事情……这种习惯使我受害不浅。为了得到证书，总有30来本书要读，可我每天换一本。每天，几乎是每小时换一本。我说我应该读这个，就拿起一本书，读上三四页。到了晚上，另一本书吸引了我，就换了那一本。”（商人的儿子，巴黎）
这种自由的和自由化的使用时间的方法可以专门属于大学生，但它不能为大学生的境遇做出肯定的定义。社会的节奏把所有人的活动都纳入共同的限制之内，使人群成为整体。大学生活与社会不同，时间飘忽不定，只能对聚集学生起反作用。因为，个人节奏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使集体的大节奏产生差异。
或许，哪里的大学生活发达，哪里就留下它的居住场所、活动空间和必经路线。大学生居住和课余活动的场所尽管分散在城市各个地方，但仍有自己的特色。人们平常的称呼证明了这一点，如“大学生”区、“大学生”咖啡馆、“大学生”住房。大部分大学生只有上一样的课这一个共同点。除此之外，人们无法承认，共同生活和居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具有使它聚集的个体结合成一个协调的群体的能力：为一个群体提供一体化框架的不是空间，而是在时间中对空间的有规律和有节奏的使用。
我们将在大学城和传统寄宿学校中共同生活带来的不同后果中看到这一点。如果说大学校预备班（并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学校）是一些起一体化作用的小圈子，如果说在那里可以看到一整套的口头与书面传说和入伙与升级仪式，看到以年资长短为前提的处理与他人关系的规则，听到为经历当中的一些特殊事物发明的行话，也看到一种使“老学生”们终生都可以被人识别和相互识别的“精神”，这首先是下面因素的作用：时间和空间，即一起吃饭和住宿，生活节奏相同和按时间安排任务。它们根据学校纪律所要求的组织活动的方法，发挥着能力，形成结构。这就和在传统式的农村一样，有规则的活动和规则的单一性所要求的并使之多次重复的接触，可以使每个人不必直接经验，便可知道有关他人的一切。这并不是说，此种强迫和狂热的一体化是理想的同学关系，更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模式。这里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这一情况使人明了，只有根据一种制度或一种传统来调节对它们的使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成为一体化的因素。
有时候，人们指望通过把大学的各种活动集中在一个共同空间——校园的做法，完全改变各种社会关系，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分散式居住是一体化的不利条件，那么就应当说，在不存在传统的社团一体化机制的情况下，加强集体活动，特别是合作活动， 需要有一种制度和一套负责组织集体工作和传授合作技术的专业化工作人员。由此可以说，只有在现存的某种制度要求一个群体组织起来，或者当合作成为学校学业所必需的时候，比如在文学院和某些专业学院，才会在大学生中出现一体化的信号。
可是，在法国大学的传统中，找不到任何对合作理想的支持。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以制度为基础的集体工作仅仅是极少数特例。在自己的任务中，教师往往把组织功能排在最后，对组织大学生集体工作一事尤为如此。更有甚者，从童年时候起，学校反复向学生灌输的完全是一种相反的理想，那就是个人主义的竞争。所以，大学生可以提出与大学本身格格不入的集体工作的愿望，但是在大学受的教育又没有为他们做任何准备，不能发明使自己与长期以来内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大学里的工作小组经常失败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大学生——这些由只发展被动倾向的系统制造出来的产品，不能靠决心产生奇迹，凭空（ex nihilo）创造出一体化的新形式。
至于那些至少曾经象征性地使以往的大学生阶层得以一体化的传统，它们目前已经支离破碎，只与一些不伦不类的边缘性群体有关系。在外省比较小的大学城市中，大学生的队列、 歌曲等“习俗”延续得时间最长。这标志着那里的大学生首先是与当地社区，而不是与大学生社会一体化。当时，大学生只是一个年龄组。在一种资产阶级职业生涯的边缘上，学业按常规为其中的特权青年提供了一个暂停或通过的机会。前述特点在这些时候最为明显。可能是由于法学院和医学院最资产阶级化，或者是由于它们引向更为传统的团体，这两个学院现在是入伙仪式的最后收藏地。但是，由于这些学院学生人数所占比例持续地大幅度减少，它们不再能为大学生生活提供准则。
本世纪初，法学和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60% 以上，现在不足 30% ；而 1901年不足大学生总数 25% 的文理学院学生，现在却占到 65%。数量的颠倒决定了质量的变化，外部群体对大学生的看法和大学生之间的看法都是如此。今天的样板大学生不再属于法学和医学专业，这对认识这两个学院的更为资产阶级化的生源和职业出路对学生态度的作用不无影响。
现在的大学生阶层缺乏制度方面的支持和社会方面的界限，越来越远离大学生生活的过时传统，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缺乏一体化。在中小学生当中，这可以保证暂时和人为的群体最低限度的一体化。可是在大学生当中，甚至连这种表面的和娱乐式的对立游戏都找不到。文科和理科学生的区别，或者一个学院里不同专业及不同年级之间的区别，只具有管理性质。上过几年学和注册哪些学分，只在统计时起分类作用。互相很少寒喧，也不开玩笑，证明缺乏团队精神，尤其是缺乏接触和交流。大学生中甚至于已经没有真正的行话，有的只是从不同地方借来的多种行话的混合物。哪怕是通过排除，这种混合物也无法确定他们属于一个群体。最后是同学之间（尤其是不同专业的同学之间）相互了解很差，这以巴黎为最甚。自然，最用功的学生，似乎也是最关注教学的学生之间，交流最为经常。但是，具有一定持续性和经常性的相互认识的途径，只是过去的学历或外部的社会联系，比如来自同一个地区，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尤其是都属于最富有的阶级。
各种社会测定表明，课堂外的交流，甚至连互通姓名都很少。尽管像不同的指标所提示的那样，次数最频繁、种类最多的交流在出身高的大学生中间进行，但有更多的事实证明，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大学里更自在，并且他们所受的教育向他们提供了适应这一环境的社交技巧。一项在里尔完成的有限调查表明，在其他方面情况都相同的条件下，同学们认识最多的是那些出身于最富有阶层的男女大学生，这些人认识的同学虽然不如认识他们的人那样多，但也相对比较多。同样，座位与讲台的距离也是一种自在与自信的标志。不管属于何种相识（从只见过面到一起合作），认识同学的数量从坐在第一排的学生到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依次递减，这并非怪事。
这种较弱的一体化，或许是传递技术信息和激发智力的障碍。所以，在常去里尔大学图书馆的学生当中，说自己曾经根据同学的建议看过或借过一本书的人，比听从教师建议的人少两倍。同样，在选择方向和确定职业方面，同学的影响也很小。可是，零星的接触和偶然的闲谈，却足以传播关于教师本人，关于他们的苛求和怪癖的流言，这些内容往往使人惊恐不安。关于考试组织方法的信息是如此之少、慢和不准确（人们发现，每年考试时总有一大批大学生对选考科目和每门考试的时间限制一概不知），最荒诞的小道消息的传播又是如此迅速和广泛。于是，大部分关于考试和考官的神话就这样产生了。活跃的口头流传有利于模仿或文化感染，却不能真正地把大学生们统一在共同价值观的周围；有利于幻想或留恋真正的一体化，却不能提供实现一体化的手段。自从诸如建立有实效的工作小组等为一些实际目标组织交流的计划出现以后，组织的或传统的一体化机制的缺乏便反复地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怀疑，大学生是不是真正形成了一个同质的、独立的和一体化的社会群体。如果以大学生的情况中确实包含了相当多的特殊性为理由，解释为什么当分析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力求把他们的情况和与之直接相关的态度联系起来，人们就不能够在完全孤立看待大学生阶层的同时，对其进行社会学研究。一个群体的成员只有共同的大学实践，除此之外千差万别，即使大学实践也会因他们的社会出身而情况各异。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是对学校及其传播的文化面前的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个案（应当明确定义它的特殊性）。
大学生阶层不像一个职业群体，它更接近于一个松散的集合。如果大学生只是大学生，如果他们没有加人其他群体，即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加入他们的家庭，或者没有加人处于第二位 的选举集团，如宗教联合会或政党，那么大学生阶层就会表现出混乱的各种症状。但是，不管表面如何，名称怎样，这是一些为大学生组织的团体，而不是大学生团体。所以，那些由于缺乏一体化而感到孤独和被抛弃的更大学生的大学生，在已经向实现一体化阶层的理想迈出了一步的组织中，找到了更留恋一体化的机会。于是，和家庭环境或处于第二位的团体联系更多的女大学生，同时也就成了大部分活跃同学群体尝试的发起者。不过，这些努力中的大部分所表现出来的意志主义说明，它们既不能依靠现存的组织节日活动的传统，也不能依 靠对团体的感情。
人们看到，外省一所文学院哲学专业大学生每年组织集体活动的尝试屡遭失败，这是因为这些活动遇到了“哲学家”贵族式的个人主义。力图组织这些游乐活动的，是一些不能或不愿在独自沉思的理想中升华自己孤独的人。这首先是那些女孩子，她们把对组织交往这一妇女特有的传统使命的关注，移植到她们在大学的作用中。1964 年，学院办公室有5名女生和1名男生（后者为“学生会”成员和哲学专业“天主教小组”负责人），他们都是三年级学生，都是天主教小组成员。尽管学院的活动核心由“大学生教区”的成员组成，人文科学和哲学专业四分之三的大学生宣称自己信奉天主教，而且有25名忠实成员，但成功的活动并不多，而且参加者还包括一些教师：一次聚餐（45人参加，近半数为男生）和一次到巴黎的文化旅行（25人参加）。其他的活动还包括一次教师不参加的聚餐和一次“煎饼会”，参加者主要是天主教积极分子的核心成员，每次女生都占多数。至于集体复习的计划，它始终未能超越虔诚的愿望这一阶段。
巴黎大学生一体化的程度比其他地方更低，类似上述的补偿行动更少，更多人的反对与个别人的梦想并存。在那里，学生与教师的接触明显比外省更少，学生很少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至少大部分学生是这样。这可能是因为现实清楚地表明，这种愿望是不现实的。与此相反，外省大学生可能要求加强交流。他们认为，与其说是物质条件妨碍了交往，不如说是大学的风尚排斥了它。
一切就这样进行着，似乎在某个界限之内，那些被现实明确驳斥和否定了的合理愿望，应当让位于苦恼的屈从或长久的空想。如果说现行制度迫使巴黎的大学生只是在空间中共存，为了一纸文凭而被动地上课和孤独地竞争，被互不相识和数量不定的剌激弄得疲惫不堪，试图以提出来即可大部分自行满足的充满恐怖概念的口头要求取代对实在的现实主义评论，这绝非偶然。认为只有使大学生完全摆脱大学的控制，“工作小组”才能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这只是一种空想。这种乌托邦，连同对绝对不加指导的教学、几个人一起的共同学习及对“苏格拉底辩论术”的迷信，只能使人把一体化的需要设计为为一体化而一体化的表面化理想。
尽管这种思想的最极端的形式是如此地缺乏现实主义色彩，还是应该认真地对待它们，因为它们可能表现出大学生极力掩饰的某种真实情况。如果说一些价值观和思维习惯来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生源，来自巴黎的地理位置，来自本专业更为传统主义的性质，那么最极端的思想就不能反映被这些价值观和思维习惯所统治的群体的客观实际，这样说是不是真的走得太远了？不管大学生们有多少差异，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成功机会多么不一样，他们至少在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在对统一的崇拜和多样化的游戏中鉴别自己的性质。这里的性质，不是一个样板，它比理想小，比框框大，为大学生的历史本质下了定义。如果具备客观的可能性，大学生的现状包含了他们与境遇和学业的关系，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要从大学生现状的一般外表出发去理解他们某些深层的态度。因为尽管各类大学生在这方面的情况五花八门，与学业和境遇的关系还是可以作为历史分类标准的。不能指望从服装、打扮、思想这些不断变化的、零星的一般情况去发现纯粹属于大学生的行为模式。这可能是因为在与他们是什么和做什么的关系的性质方面，或者更确切点说，在使人对他们是什么和做什么所发表的看法方面，他们格外相像。外人观察到的大学生的行为首先是象征性行为，即他们那些在别人和自己面前证明自己具有创造大学生特有形象的能力的行为。这是因为，他们面临的过渡性和预备性境遇使他们只能是自己所设计的那种样子，甚或只能成为一种纯粹的设计。
此种设计并不事先统一确定大学生象征性行为的内容，有时是专一地和有条理地把自己铸成大学生的意愿，不以一致承认理想大学生的形象为前提。因为，人们想实现的形象可以压缩为实现一种形象的迫切需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想自我选择，首先是拒绝成为不是自己选择的那种样子。在被拒绝或改变了的必然性当中，处在第一位的是社会出身。在避而不谈家长的职业方面，大学生们往往是一致的，而不管是什么职业。羞愧地沉默，说话半真半假， 宣布与家庭断绝关系，都是与一种观点保持距离的好办法。这是学生们无法接受的观点：这种如此缺乏选择的决定，可以决定努力自我选择的人的一切。自我塑造和自我选择的愿望不 一定造成某种确定的行为，它只要求象征性地利用行为，证明自己已经选择了此种行为。所以，无论是大学生对大学生还是对自己个人的评论，无论结果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总是要回到他是什么这个造成他存在的问题上来。
“我从来不以大学生的身份想我自己。”（建筑专业女大学生，20岁）“并非只有一种大学生，我们不只是大学生。”（社会学专业女大学生，20岁）“我是大学生，就像是别的什么一样。”（心理学专业女大学生，27岁）“大学生就是我，当人们问我时我只能谈我自己。”（社会学专业大学生，21岁）
当一定的规律或频率使一种行为得以产生并使它平淡无奇的时候（不论是穿着厚呢上衣还是欣赏“加农炮”阿德雷），这种行为就把区分的权力交给了拒绝它的行为。以大学生的身份显示与他人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使自己区别于包含着其他人的大学生本质。
“我的情况特殊，我不像人们所说的大学生。”（考古学专业女大学生，20岁）“我不是大学生。”（心理学专业大学生，26岁）“标准的大学生是独立的大学生……存在着一种风尚和知识分子的潮流，但只有那些试图拥有大学生风度的人才去追随这些。”（社会学专业大学生， 24岁）“巴黎大学学生的形象：脸色不好，带着《世界报》闲逛，在咖啡馆里辩论 ……因 为在里面不高兴而抱怨巴黎大学。”（人种学女大学生，21岁）
在这里，不管是什么样的约束，与它的各种关系都力图根据象征性地把必然转变为自由的逻辑得以实现。如果说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经历也像可能的那样不真实，这是因为大学生象征性地理解时空的约束，以从中自我选择为大学生。有些地方，像大学生食堂，可以成为只有大学生才去的地方；有些地方，比如某些咖啡馆，大部分光顾者是大学生。但它们并没有因此而使在那里相遇的一个个小群体在社会方面接近。大众咖啡馆里的交往使所有的“常客”都参加进来，而大学生咖啡馆的基本单位是同桌的人。之所以有这种区别，是因为很多大学生前来消费的首先是那些象征性的意义，而咖啡馆和在咖啡馆里独自工作就充满了这一意义。和电影俱乐部或爵士乐舞厅一样，咖啡馆远未被视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空间，它只是 一 种神秘空间的一部分，大学生来这里不是为了相互见面，而是为了会见大学生的典型。即使是“大学生宿舍”这个因经济条件所限而强加给大学生的空间，也元法摆脱这种象征性地改头换面的游戏。这种房间和“私人家里的”房间及学生之家的房间不同，即使是对那些抱怨因住在那里而身份降低的人来说，它们也属于一种文学空间。这种空间给两个极端以优惠，即 最上面和最下面，阁楼和地下室，在简陋中表现出志向的风险和自由的代价。
大学生永远也不能完全摆脱他们出身的阶级，甚至他们的境遇与实践（后两者总是与他们的出身密切相关）。因为，作为知识界的新手，他们与所出身的阶级及与他们的境遇和实践的关系为他们自己下了定义。作为渴望知识的人，他们根据按自己的逻辑理解的知识阶级的模式，努力体验这些关系。他们把自己看作一种文化自由意志的主体，出于对中学纪律的反抗，经常出人电影爱好者俱乐部，购买唱片和电唱机，用各种复制品装饰房间，寻找文学或电影界的先锋。不管是政治性和文化性讨论，还是借用书籍和唱片，交往的内容并不很丰富，谈不上相互教育。这些交往的作用，看来至少是有助于对文化价值的承认。作为说情者和中间人，已经版依的年长者带着新来的学生进入这一必须进入的文化天地，否则那里有可能成为成人或官员的领地。
作为青年和学生，大学生比其他人更急于寻找指导自己思考和生活的老师。因此，这些未来的知识分子对只有在知识界才能找到的榜样极为敏感。他们寻找的范围，往往是日常实践直接和经常接触的知识界的一部分，即他们的教师。因向往文化而组成的群体，自然推崇文化的价值和传播或体现这些价值的人的价值。有时候，经常直接接触的这个或那个教师，就表现出人们所向往的知识分子富有魅力的形象。学生的课程不可能由一位“大教授”贯穿始终，于是他们总是以久负盛名的教师的名义反对普通教书匠的陈规阻习。教师形象的分化使得大学生去认同“好教师”体现的价值，尽管他们对专制的、眼唆的和使人扫兴的教师有反感。在远离学校的行动中，教师甚至可以成为它们合法性的依据和保证。当大学生与他们的教师服务于共同的政治事业时，他们不就是怀着真福与它自然带来的完德在实现着自己“特有的本质”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反驳说，与诸如现代交流手段等更能满足新要求的那些方面的影响相比，教师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至少在大学生当中，大学仍然是最传统文化的大型载体，而且在间接的或第二位的意义上讲，大学也仍然在传递着正统性少一些的文化内容。比如，大学里很了解电影和爵士乐的人的数量明显少于因职业兴趣而对此加以评论的人的想象，而这在作为教学内容的其他艺术领域中更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这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那些把学校的技术和兴趣转移到这些领域的 ，最适合学校环境的人。
关于电影和爵士乐的知识，远未构成一种平行的、具有竞争性和补偿性的文化，它随人们对传统艺术熟悉的程度而变化。因此，和其他方面一样，在电影和爵士乐方面水平最高的，自然是那些与学校环境最一致、层次最高的群体。比如，在要求他们说出一系列电影的导演姓名的时候，94%的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至少能说出一个，而在准备学士学位的大学生中，这样的人只占69%；同样，73%的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对爵士乐有最基本的了解，而这样的人在准备学士学位的大学生中只占49%。
人们知道，只有依靠大学支持或满足学校要求，少数纯属大学生的文化团体，如戏剧小组、诗社等，才能持续存在。所以，巴黎大学古典戏剧小组和现代喜剧小组之所以能维持和发展，有赖于它们的准专业化倾向。大部分大学生都这样认为。他们对这些社团作品的了解，只限于为他们学习服务的范畴。
由于一些大学生通过他们的宣言和表面的态度装作不承认学校的作用，由于一些人力图证明教育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也不能影响任何人，人们忘记了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在学生当中激发对其实施内容的需求。实际上，教师总有这样一项任务，在满足对知识的消费癖好的同时，又在制造着这一癖好。教育对文化财富市场的作用，可能在法国大学传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教师的能力无时无刻不在促进着文化消费：显示才华，赞扬性暗示或贬低性沉默，常常可以决定性地改变大学生的实践方向。人们经常不无讽刺地注意到，在遇到一位有影响的哲学教授之后，不止一个大学生自认为也成了“哲学家”。可是，人们较少发现，教师的影响能扩大到教学内容以外的其他方面。
大学生和教师是教育制度的产品，他们都表现出这一制度的逻辑：大学生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无所作为；教师不（或很少）了解学生的需要，如果他试图这样做，就会遇到学生的消极或不解。学生共同的倾向是吸收知识，等待着教师指出重点并决定满足那些他在制造它们时就决定满足的那些需要。所以，教师对所有事情都有主动权。他确定大纲、讲课题目、作业、课外阅读内容，以及许多可以注入学校机器但又对之无损的新奇事物。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消费的调查归结于对生产的调查：要想知道大学生（首先是高中生）消费什么，只需（或基本上只需）了解教学在生产着什么。小城市的书商很了解这一点，早就期待 着新哲学教授的出现。他首先采购的，不是尼采的而是马克思的著作。在学校对新事物的确认过程中，这些哲学教师实际上起着突出的作用：不论是讲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还是对萨特、控制论、安乐死或莫里亚克做出评价，他们都要（向他们每年要教的40来个学生）宣布哪些是高尚的文化需要，哪些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论是丰年还是歉年，学校都能生产出一批特别标准的消费者，那是不足为奇的。法国高中优秀生竞赛的获胜者就是这样的产品。他们表现出正统文化，证明了上述观点。1963年，在获一等奖的18个人中（15个高级 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子女， 3个商人的儿子），有 13个人准备将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而证明他们对已经给予他们承认的大学的承认。所有这些学生都把课外阅读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消遣， 他们所钟爱的作家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先锋人物：加缪、马尔罗、瓦莱里、卡夫卡、普鲁斯特。他们当中的11个人说主要喜欢古典音乐和话剧，电影和爵士乐只能处于次要地位。他们都愤怒地反对把约翰尼·哈利戴作为当代青年的代表，都把希腊列为他们想参观的第一个国家。于是，每年的获奖者在他们的前景计划中都反映出那些悼念性文章所推崇的美德。看到哲学、法语或古典语言方面的第一名反映出来的古典教育价值观所取得的成功 ， 人们可以勾画出青年学者（homo academicus）的理想典型：1964年哲学第一名获得者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教师，他想考高等师范学校，通过教师会考后去做哲学教师；拉丁文翻译第一名获得者，“在 15 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就读遍了法国文学名著”，而且“极端个人主义”，“令人吃惊得早熟”，在从事研究和教学之间犹豫不定（见1964年6月各家报纸）。
上面所说的或许是一种极端现象。但是，是否可以说，具有这些传播手段的组织不可避免地传播 一 些东西，哪怕是它想传播并且认为正在传播的以外的东西？事实上，不管表面如何，大学一直是在说服那些已经被说服的人：既然它最终的使命是使人接受文化的价值，它就并非真正需要进行强制和惩罚，因为它的顾客都程度不同地向往进入知识分子阶层。可是，进入知识界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大学生 的合情合理的计划。那么，让所有的大学生，包括那些以后不会进入知识界的大学生，都用几年的时间来经历这个假设的和游戏式的成为知识分子的过程，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些大学生相互掩饰他们为之准备的前途，从而相互隐瞒他们当前工作的真实情况。驱使他们这样做的集体骗局，是大学理智策略的第一种形式。象征性地从事知识分子职业，像让·沙多（Jean Chateau）谈到儿童时所说的那样，以“装模作样”的方式完成知识分子的任务，从某个方面对某几类大学生来讲，是接受统治知识界的价值观的条件之一。今天，文学和哲学专业的大学生，还可以像处于黄金时代的师范生那样，把学习时间当作加入宗教团体之前的退省，为一种纯知识分子式的生活做准备，而且似乎就应该（或者说到目前为止一直应该）是这样。学习远不是一种简单的手段，它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孤立地看待当前的学业，人们就会以对出发点和目的地（terminus a quo, terminus ad quern）的双重否定为代价，给自己一种全面体验知识分子志向的错觉。从此，学会在社会性决定因素面前做手脚和耍两面派，就成为一种很好的职业准备。因为这样可以掌握一些技术，知识分子通过这些技术可以获得真实的或虚构的对自由智力（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的体验。
大学实践的不现实性不正好加强了这种错觉吗？甚至连专门的惩罚和强迫也得到缓解和减轻。由于学生和教师心照不宣地配合，大学的纪律既不能被专横地强施，也不能被无情地接受。学习中的失败虽然是一种悲剧，但也从来不会像解雇那样严重。根据它们所包含的最严厉的惩罚性质，考试和大学的制度可能更接近于赌博而不是劳动。由于经常担心自己是随便什么东西或随便什么人，大学生总是探寻着自我；由于头脑中充满了存在于负责建立毋庸置疑的等级制度的机构之中的本质主义，教师越是把以表现潜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即本质的能力为唯一目的的报告或论文的生产看作操练，看作虚构的“行为”，他们就越认为有理由对学生做出判断。如果了解这些，人们就能明白，大学生注定要在学校评价赋予其“作品”的价值中去寻找的，只是选择的无可争议的唯一符号。教师和学生可以发现考试和学校的处分不真实或在当时以此开玩笑，但他们仍然认为这里面有个人拯救的悲剧性价值。论文被大家公认是借口，但它是一种判断人，至少是判断大学里的68人的借口，证明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人的一部分，证明在涉及人的时候，他们并不代表全部。学校环境有不止一种特点使人想到赌博环境：规则的使用只是为了使人参加进来，时间和空间有限而且来自诸决定因素起作用的真实世界。这是因为，通过使人相信自己是赌注，学校比其他各种赌博都更强烈地希望或要求参加者对这一游戏更为依恋。
大学最好的模式是合谋且虚构的对立，是自由辩论（disputatio de quolibet）和自由命题论文（dissertatio de omni re scibili）。学校在压力之下，通过此类最为正式的练习，教授如何使用智力方面的自由。认为大学与大学文化有问题，不也是遵循了这一模式吗？因此，怎么能不看到，对学校制度的反抗和对异端的狂热追求，正在通过回的途径实现着大学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呢？就连那些最循规蹈矩的教师，尽管他们的本意不是这样，也会激发对一种被认为更富有生气、更真实的“反文化”的认同，无意识地履行着自己的客观职责：使新信徒酷爱文化，而不是仅仅作组织对文化顶礼膜拜的大学教师。总之，学校理性的最高策略就是强制，它使那些最固执的人接受一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虚假地否定强制所服务的对象。表面最放荡不羁的行为，往往只是在传统模式的传统应用范围以外对这些模式的屈从：逃学的好学生是文化游击队员。如果美国西部片不是作为西部文化出现，对西部片的狂热会和现在一样吗？电影俱乐部负责人听到的议论和发言，是文学和哲学教授一直尽力启发而又往往得不到的。于是，对外部强加的规则的反抗，是规则所强加的价值观得以内化的途径之一。这与弗洛伊德的想象有相似之处：被摄取的父亲是从他被杀的时候起才处于支配地位的。
如果说巴黎大学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新于的大学生的理想—典型形象，即一种既完整又夸张的形象，决心参加把辜负期望的技术变为行使知识分子自由的特有方式的游戏，以证明自己是自主的知识分子，那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在巴黎，不让家庭环境对政治观点的影响流露出来的做法表现得最为突出：巴黎大学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学生比例最高，可是自称左派的学生的比例也比外省高；在外省，政治观点的左倾则与出身低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同样，拒绝承认参加左派政党的自称左派的大学生的比例，也是巴黎最高。为了明确自己的政治态度，认为有必要冠以“新托洛茨基主义”“积极的无政府主义”“新革命共产主义”等特殊标签的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在巴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如果说巴黎大学生在审美方面常常倾向于先锋派，在政治方面常常倾向于极端主义，愿意并且已经和外界产生裂痕；如果说他们愿意并且已经加人逆流和走向反面，服从反正统主义的正统主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把浅薄涉猎和不认真的价值观带到了大学生当中。尤其是在巴黎，这种价值观影响到全体大学生。它与进入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另一种价值观关系密切，后者主张无牵无挂、无根无基的才智。
因此，巴黎大学生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倾向于把青年和社会的象征性隔绝与才智的形成混淆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女大学生的很多选择受制于最传统的模式，她们当中不少人还是通过跨越性别标准在实现着自己所句画的解放型女知识分子形象。此种解放的最高象征性结果，表现为它所批准的明确颠倒：“先是推崇童贞……后来是另一种‘神话’ 应当不惜一切地丢掉童贞”。而在一定程度上，某些政治归属的吸引力，往往就在于可以使人以最廉价又最严重的形式，象征性地消受与家庭环境的隔绝。与社会出身、职业前途及为之做准备的学 业等所有约束保持距离，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游戏，它呼吁并支持为掩饰而掩饰的游戏。社会出身造成的差异越是被回避，人们在观点和爱好中强烈表现出来的差异就越是明显和突出。不同宗派以如此快的速度，以如此复杂的机制对抗、分化和组合的社会不是很多；论战游戏能以如此巨大的力量从中引起如此激情的群体也很少。于是，一个团体的少数人可以反对这个团体的多数人，并且并不因此而附和他们反对的人 在里面处于少数的另一个更大团体中多数人的立场。
尽管大部分大学生只是从很远处加入这些辩论，而且很难从中相互识别，他们提出来的，使他们在无休止的辩论中相互对立的不同政治观点和美学价值观，也服从上述逻辑。与别人加以区分的意愿，在政治、哲学或美学方面都可以同时找到场所：一种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另一种托洛茨基主义，它同样强烈地，但以不同的形式反对授权主义；安东尼奥尼一部影片的欣赏者反对他另一部影片的崇拜者，这两个唱诗班又共同反对伯格曼，当然出自各不相同的目的。事实上，寻找差异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差异游戏的限制和在其中进行游戏的必要性两者之间，达成一致。可是，不走出一致划定的范围，就很难发现真正的差异。这样，不同意见总是可能带有虚构性和表面性，人们所辩论的可能永远不是实质性问题。因为要想辩论，就要对实质问题取得一致。
一致和不一致在一致划定的范围内的结合，在巴黎最为明显。对立的小团体的大量产生和不同倾向之间的冲突并不能掩盖以下事实：巴黎 79% 的文科大学生自称属于左派，外省为 56% ；巴黎只有 20% 的大学生言称反对参加各种团体，外省为 35%。尽 管持不同观点的团体受到不同思想流派的不同协调，它们在整体上还是大致相同的。比如，“参与”可以在行动上和词汇上有十分不同的表示，但行动中的规则是绝不怀疑“参与”的必要性。更确切地说，是绝不怀疑“具体参与”的必要性。同样，大学生可以隐隐约约地发现他们辩论的游戏性特点，同时又继续完全严肃地对待它：“辩论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它占去了很多时间，但这是每天的老规矩。”（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咖啡馆里的辩论，它们不一定都是完全愚蠢的，可以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可是，它们最后一般都不会有多大作用，只是占去了一些时间。”（商人的儿子，巴黎）“每天在咖啡馆里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一种消遣，是一段放松的时间，是思考学校里不直接讨论的问题的一种方式。”（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星期天晚上，在一间屋子里，我请一些同学来讨论，可以说这是一种消遣。”（高级职员的儿子，巴黎）
无论是一致的力量还是对一致限度内的表面对立的兴趣，都无法用环境直接施加的压力来解释。因为人们看到，大学生界在巴黎比在其他地方更不统一。思想游戏或许只是对学业和知识分子生活的整个态度的一个方面，特权者的地位很正常地批准了这一态度。由于没有清楚地区别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人们往往不知道巴黎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明显好于外省大学生：在巴黎，出身于富有阶级的大学生、住在家里的大学生和受到家庭资助的大学生的比例最高，而以打工为生的大学生的比例最低。人们知道，与资产阶级的出身必然相联的文化特权，由于居住地是巴黎而成倍增加。所以人们懂得，巴黎资产阶级的大学生积累了各种特权，可以比别人更多地表现出对学习的随便和不关心。从中，人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镇静。巴黎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在政治方面更果敢，这使他们得到了加入到知识分子的一致里以后的满足。这种加人越是坚决，越是在表面上值得称赞。
不过，最重要的区别，至少在深层的态度方面，可能还是源于巴黎和外省大学生与大学制度、教师及知识界的关系的性质。巴黎的大学生距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大本营更近，受到的吸引力更大。各个小团体之间的细微差别，只有亲身参加的人或通过中间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生来就属于窄义或广义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才能察觉到。各个团体之间的这些差别，它们之间的联系，总之，只有通过经常参加研讨班、讲座、辩论或会议，通过阅读时髦杂志，通过参加总有消息灵通人物出没的小组，才能得到的整个信息资本，赋予大型理论辩论以闲谈的味道，允许它们具有一种既有神圣化作用又有非神圣化作用的亲密性。这种亲密性，和使罗马平民不尊重地谈论元老院令人肃然起敬的秘密的那种亲密性如出一辙。
另外，在对大学控制的依附方面，外省比巴黎强：当巴黎的大学生在教师繁多的局面中发现了使每个教师的影响（或者说权威）相对化的方法，或者更彻底地在知识界的多样性中找到使教师影响相对化的方法的时候，外省的大学生还被封闭在大学里，置于以支配者的身份统治一个学科的教师的管理之下。他们与学校的约束联系更为密切， 一直涉及那些最为自由的兴趣，他们把学业视为知识分子冒险事业来加以感受的倾向较巴黎为轻。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事先注定，巴黎文科大学生将进入文学巴黎的游戏。这些学生通过学习获得了一整套修辞学的武器和思考的兴趣，他们越是因处于争夺对象的地位而客观地受到邀请，就越感到有把握参加当前的思想辩论。可是，当他们真的这样做，像今天这样讨论教育危机的时候，却倾向于夹杂进个人的大野心和小悲剧，把他们喜欢体验和思考的经验普遍化。这是因为，他们体验和思考这 一经 验的环境，以思考普遍性为天职。这样，由于文学、哲学或社会科学专业中闲谈与科学讨论的界限比其他专业更不明确，由于道听途说得来的知识在这些专业中不易被揭露，这些专业的学生就可以使一种只能成为新手的幻想的东西，成为对教育进行普遍性思考的原则。同样，思想游戏也可能成为一种方式，克服对大学生境遇的苦恼和不快的体验。对巴黎的大学生来说，不惜一切代价地标新立异，可能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条件极为艰难，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与陌生竞争者的有威胁的接触所引起的不安。不能排除， 一些诸如溃退或孤独的更容易被确认的经历，在“转移”上述不安时，表现出大学生的根本性焦虑：被置于不停地询问自己是什么、有什么价值并且只有学习成功才是中选的唯一标志的境地，从内心深处感到失败和举目无亲的侵袭。为了让教师注意自己（“自我表现”）而做出的努力或使用的手腕一样，或者是它们的反面冷嘲热讽和诋毁诽谤，思想辩论也是摆脱这种无依无靠感受的方式之一。
自我教育的神话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空想，它的对象是那些被选择出来的愿意自己确定其行动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群体。它之所以最近颇为成功，可能是因为确立了永无休止的节日活动，从而满足了巴黎资产阶级文科大学生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期望：通过这些活动，一个团体可以人为地强化那些象征性交流，确认自己加盟；它可以以加盟团体的面目出现，充分享受一体化带来的快乐。除去加强一体化以外，这一游戏没有其他目的。
如果说，很难真正辨别使大学生分化和聚集的那些东西，区别他们的诺言、信念和活动中游戏与严肃所占的比例，这是因为，与文化的传统关系所启发的思想和产生的形象，迫使大学的、职业的或大学生的实践只能间接地和象征性地反映实在，即必须以修辞学的错觉作遮掩。因此，为了得到行为的客观意义与思想二者之间关系的模式，必须置身于一种纯粹的环境。在那里，文科专业所鼓励并保持的对文化的传统态度、因住在巴黎而受到促进的与知识界的频繁接触、优越的社会出身所赋予的没有后顾之忧的自由，这三者同时存在。集中体现这些特点的大学生，尤其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巴黎文科大学生，被认为是传统大学生的理想典型。于是，他们的境遇所形成的表象，表现为他们境遇的反面。思想社会学通过将赞成与反对倒置，揭示了已经宣布的差异掩盖的一致和己经宣布的一致掩盖的差异。
如果态度的主要决定因素真的是社会出身，如果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大学生真的占多数，如果来自家庭的价值观继续影响着他们并通过他们影响其他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大学生界的许多特点来自其中在数量和地位方面均处于优势的群体。知识界的新人主要从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大学生中选择。这是因为，自由智力游戏的前提是，把学习作为一种游戏来体验，它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奖惩，只保留了赌博规则所要求的方式，而不像通过职业成绩来进行检查的那种学艺。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并注定以更现实主义的方式来体验大学生的处境。随着他们比例的扩大，人们将逐步放弃那种把主导群体的特点赋予全体大学生的理想典型式描述。但是，这一过程不会很快。因为，就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数量上不占优势的同时，他们带给大学生界的准则和价值观仍被认为与这一群体密不可分，即使是新进入高等教育的那些属类也持相同看法。
大学生的境遇，并未不加区别、千篇一律地迫使各类大学生都去进行一种不真实的和游戏般的体验。在他们就自己当前和未来的作用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当中，大学生加进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近几年来尤为如此。他们明确提出的他们所要求的严肃性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可是，只靠严肃意愿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大学生境遇的不真实性。由于对学校经历的不真实感加重，而产生了关于大学生境遇严肃性的严肃问题和关于真实问题的不真实提问，这岂不是更好？
因此，一个是因大学生境遇只有通过类比才成为一种职业这一事实使他们的经验具有的不真实性，一个是不同的富有程度使人产生的不同的非现实主义，应当把二者加以区分。非现实主义的倾向不仅与境遇所包含的不现实成分有关：传统的资产阶级大学生（公证人的儿子肯定自己将成为公证人）可能对学业有无聊与没有价值的体验，这与大学生境遇的不真实性关系很小。相反，今天文科大学生最明显的举动印证了他们所强烈呼吁的未来，他们可以对过去大学生别致的经历闻所未闻，却也感到了未来的不真实。如果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劳动大众，他们甚至可以感到方法、有时连内容也很少变化的教学的不真实，因为此种教学不适合出身环境带给他们的期望和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们用职业前途——他们以更现实主义的态度关切的事情——的尺度来衡量教学。另外，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实际情况无动于衷，以至不管是否自觉，他们都参照实际扮演自己为之准备的角色的客观机会组织自己的行为态度。所以，参加智力游戏的程度和接受这一游戏的价值观的程度，从来都不能与社会出身无关。因此，在“严肃者”的名字下，隐藏着两种体验大学生境遇的方法。一种主要是资产阶级出身大学生使用的方法，他们使学习成为这样一种经验，没有比他们带来的问题更为严肃的问题。另一种属于来自与学校文化最远，并被迫以不现实的方式对其加以体验的社会阶层的大学生，它表现出对前途的焦虑。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对不真实的揭露都具有同样的严肃性，对不真实的最严肃的体验也不一定使人倾向现实主义。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