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资本化及其效应
————基于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
作者简介 黄玮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副教授
摘 要
面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收编为资本积累的领域，“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是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劳动在此视域下不仅是商品，而且是“资本”。“人力资本”理论恰恰掩盖了资本通过对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垄断对劳动进行二次盘剥，这种盘剥形式被巴里巴尔称为不同于“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总体从属”，其现实基础是当代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公共事业私有化，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由此被冠冕堂皇地追加到劳动者身上。资本一方面在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盘剥劳动者的工资，迫使劳动者仅仅为了获得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机会而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另一方面则通过在生产中剥削这些因所谓“人力资本投资”而具备更高生产素质的劳动者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效率，收割更多剩余价值。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转变为资本积累的空间从而转移了资本的界限。对此，社会需要在遏制资本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野蛮生长的同时，重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自主性，谨防外国资本利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垄断及其话语霸权占有剩余劳动。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总体从属; 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积累; 垄断
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中，劳动力往往不仅被视为资本积累所需的要素，而且被视为资本积累的领域;劳动力不仅被视为商品，而且被视为资本。在此语境下，“人力资本”成为被西方知识界普遍使用的概念，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则在此话语下被淡化。这种理论范式的变迁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了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变迁。本文将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思想研究，从生产关系视角分析“人力资本”话语构建过程背后所发生的，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吞噬及其效应。最后，本文将从哲学视角反思这种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资本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界限的影响。
一、当劳动成为“资本”:“人力资本”背后的暴力机制
20世纪60年代后，“人力资本”理论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重要话语，其中，加里·贝克尔和西奥多·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和“对人进行投资”的思想为此话语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人力资本”，贝克尔曾作出一个较为明确且被广泛接受的定义:“那些通过增加人的资源来影响未来货币和心理收入的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①在此语境下，“资本”被理解为货币“增殖”的表象而非生产关系。换言之，贝克尔和舒尔茨是以“G－G’”的拜物教思维来思考社会主体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投入－产出”。于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被掩盖了:第一，“人力资本”理论模型得以存在的现实前提(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货币化)是如何维系的？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G－G’”)的真实来源是什么？在掩盖了这两个问题的前提下，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坚持两个核心命题。
第一，用于教育和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花费是投资，不是消费。舒尔茨曾指出:“若将所有的教育支出都当作是当前消费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的起因，是由于假定上学读书只是一种消费。这种假定把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错误地当成‘福利支出’，并将其当作一种具有降低‘储蓄’作用的资源利用方式。人们在对健康支出的认识方面，也犯有同样的错误，就是说，把公共的和私人的健康保健支出统统都当作只是一种消费。”②在此，舒尔茨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货币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同时，他并非从生产关系而是从“G－G’”的拜物教思维来理解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货币支出。
第二，“人力资本”的“附加价值”较高，“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舒尔茨看来，“相对于生产中所增加的物质资料价值来说，劳动的附加价值提高了。”③贝克尔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视角解答“为什么少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长期持续增长”。他认为，答案在于“随着知识的增长在人们身上得以体现——如科学家、学者、技术员、管理员和其他对产出有贡献的人，把科学知识系统地应用到产品生产上大大提高了教育、技术教育和在职培训的价值。”④在此，舒尔茨和贝克尔基于经验分析“人力资本”与“附加价值”及国家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却未分析“附加价值”提升背后的真实机制。“人力资本”由此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增殖”能力;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恰恰构建了一种拜物教的误认。在此基础上，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公有化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缺乏效率”，进而为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私有化作辩护。
针对这种西方主流知识界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当代西方左派学者作出了一定的理论性批判。大卫·哈维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复兴［例如经由贝克尔(Gary Becker)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的主要作用，在于掩藏劳资阶级关系的重要性，并制造出以下假象:所有人都是资本家，只是大家靠自身资本(人力或其他资本)赚到的收益率各有不同。”⑤换言之，“人力资本”理论以“科学理论”的名义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使得被资本压迫的劳动者将自身误认为是资本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劳动者无法像资本家一样不劳而获，收获剩余价值。艾蒂安·巴里巴尔也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理论则将劳动称为‘人力资本’，认为劳动可以转化为一种资本，并可以采取信贷、投资和盈利能力这些资本的方式来进行运行。当然，这里潜在的意识形态，是将个人视为自我雇佣者或者企业家本人。”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西方国家的普及，公共领域(包含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私有化致使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愈发具有普遍性。在哈维看来，这本质上是资本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的措施，“近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运作和精神，力求尽可能把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外部化，转移到民众身上，以便降低资本的租税负担，提升资本的利润率。”⑦在此意义上，所谓“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其实是将公民本来具有的权利转化为必须消费的对象，它增加了公民的生活负担，却降低了资本的成本。在宏观上，通过推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私有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公民权利转变为可交换的商品，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积累的危机，促使资本在危机中“苟活”。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理论正是为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私有化辩护的意识形态。最近，西方左派学者南希·弗雷泽再提劳动力再生产的私有化问题，把这种趋势描述为“食人资本主义”。她指出，在“食人资本主义”环境下，“就其社会生产条件而言，受到威胁的是社会文化过程，它提供了支撑社会合作的团结关系、情感倾向和价值视野，同时也提供了构成‘劳动力’的社会化人才和技术人才。”⑧在此条件下，她主张“医疗、教育不应该被算作剩余投资，而是绝对必要的事项。”⑨
关于资本对于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介入，巴里巴尔试图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视角作进一步的阐发。巴里巴尔认为，区别于直接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可被定义为“总体从属”。⑩换言之，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不仅在直接商品生产领域被资本盘剥剩余价值，而且在其自身的再生产领域同样被资本盘剥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总是想从两方面进行剥削: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劳动力，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进行剥削。”⑪于是，“正是这些客观和主观维度的结合，促使我提出了一个‘总体从属’的准马克思主义范畴。”⑫那么，无产阶级要如何对抗这种升级为“总体从属”的劳资关系？对此，巴里巴尔借用拉康的结构主义话语作出分析，“每一种这样的总体化都包含一种不可能的元素，它属于‘实在界’;它必须是‘并非全部的’，或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异质的元素——总体从属的内在剩余——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些表现形式明显是个人行为，如病态的或无政府主义的抵抗活动;有些表现形式则是大众行为，还有一些甚至采取政府行为。”⑬换言之，巴里巴尔基于当代法兰西理论的结构性规律，认为一个结构一旦失去了其内在的不一致性(对立面)，它离自身的崩溃就不远了。由此，他进一步推论，当资本主义已然失去了其对立面(劳动力)，当劳动力再生产本身资本化，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必然遭遇其界限。然而，这种“总体从属”结构之解体在具体上何以可能？这一点，以巴里巴尔为代表的西方左派学者并未指明。对此，本文将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结合《资本论》研究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二、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资本化及其效应 :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投入到“人力资本”上的货币属于投资而非消费。这一判断恰恰搁置了当代资本积累背后的历史前提。在传统的资本积累条件下，资本通过在直接商品生产过程中盘剥劳动力而获得剩余价值;积累以生产为基础。当代资本积累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向在于，作为资本价值增殖源泉的劳动力本身成为投资的对象。承载了资本“投资”的劳动力被命名为“人力资本”，劳动力成为资本积累的发生领域。在此转变背后发生的是资本积累空间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至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这一转变涉及教育、医疗等重要社会事业的属性变化。例如，教育通过知识技能的传播将人培养为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教育活动原本不创造商品，而是培养人生产商品的劳动能力，它本身不属于生产活动。同样，医疗本身也不创造商品，而是通过维系人的健康而使得人具备生产商品的劳动能力，它本身也不是生产活动。尽管教育和医疗等不属于生产领域，但它们却为商品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它们确保了作为传统资本积累源泉的劳动力的维系。然而，当代资本积累却将投资的对象转移到了这些与劳动力锻造息息相关的领域，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进而延缓了其界限的到来。
众所周知，《资本论》及其手稿已然叙述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在“形式”或“实际”上不断从属于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新问题凸显为:劳动力本身正在被构建成为“资本”的形式。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也被资本介入，“人力资本”概念被视为这一过程的结果。巴里巴尔正是在此条件下提出了不同于“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总体从属”概念。在当代社会，人们不仅经历着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变，而且经历着劳动力向“资本”(投资的载体)的转变。在直接商品生产过程中，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增殖。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范围，将更多的劳动吸纳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力。在此意义上，资本依靠其对立面——劳动——而持存。在当代，资本积累不仅存在于直接商品生产过程中，而且渗透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塑造变成了资本化(投资)的过程。资本在其对立面(劳动)中发展。于是，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此指认，资本达及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阶段。可是，当资本的对立面已然成为其自身的环节而逐渐消褪，靠对立面持存的资本离其自身的界限还远么？然而，他们得出此结论的方式更多依赖精致的观念论路径，我们如今需要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延伸对劳动力成为资本积累载体的分析。
伴随着劳动力本身成为资本积累的发生领域，资本的运转方式也发生着改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所谓“对劳动力进行投资”的过程中，究竟是谁用什么在“投资”？通过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私有化，资本不仅掌控了劳动生产过程(通过掌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所有权)，而且掌控了劳动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即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在现实中，教育赋予劳动力以知识条件，医疗赋予劳动力以生命条件。通过对这些劳动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合格劳动力的生产)的垄断，资本得以通过不生产的方式获取生产过程的剩余价值。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前提下，劳动者不得不按资本所需，用自己的工资v对劳动力本身“投资”。于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已然将自身所创造价值v+m的一部分交给资本，而只收获v;如今，他们进一步需要将所获v的一部分赋予同样由资本掌控的教育、医疗部门。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恶化。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工资v并未投入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消耗在非生产部门的所谓“投资”中。于是，资本积累的既有消费力问题(v无法消费自身所生产的v+m)也进一步加剧。由于既有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无法被有效消费，价值实现过程进一步受到阻碍，这将可能导致物质生产领域进一步萎缩，而其重要后果之一则是工人就业的进一步萎缩。
为了缓解资本积累的新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转化为商品生产领域。在此条件下，教育、医疗、家庭等领域的大量活动被赋予了新的形式，转化为以“服务”形式呈现的商品，资本由此开辟了吸收剩余劳动的新领域。被西方知识界称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其实质是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吞噬。“人力资本”投资之所以可能，一个前提恰恰是与劳动力再生产息息相关的事业的私有化。诚然，加大教育、文化、医疗等事业的投入可以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事业的成本被冠冕堂皇地转移、追加到劳动者身上，而资本却借助这些被私有化的公共事业(“产业”)进一步攫取了剩余价值。舒尔茨所谓的“对人进行投资”在本质上并不是投资，而是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个人。由此，资本甚至省下了劳动力培训的成本，省下了应交付给社会公共医疗等事业的税赋，它因“轻装上阵”而加速积累。这恰恰是“人力资本”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秘密之一。资本一方面在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盘剥了劳动者的工资，迫使劳动者仅仅为了获得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机会而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另一方面则通过在生产中剥削这些因所谓“人力资本投资”而具备更高生产素质的劳动者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效率，收割更多剩余价值。劳动者在此被资本盘剥了两次。
作为补充，资本通过建构配套的话语体系(如符合资本积累需要的“文化品质”“健康理念”“优质生活”等价值观及其物质性支撑)进一步固化其对教育、医疗等部门的垄断地位。资本在生产领域构建相关条件性门槛的同时，在“第三产业”领域创造众多“认证机构”并提供“认证服务”。这些“服务”在进一步收割超额垄断利润的同时也进一步固化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更进一步，资本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促使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被扭曲的共识: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私有化将使得这些事业更能提高“效率”。实际上，这种由资本所推动的公共领域的私有化进程只是提高了资本剥削的效率。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另一个判断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将增加资本的“附加值”，它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然而，这些理论并未解释，“人力资本”能够提高“附加值”的神秘属性究竟源自何方？同时，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一个被西方经济学理论预设为等价交换的市场中，这个“附加值”的附加部分是被谁赋予的？如果资本只是通过等价交换而购买到某种“人力资本”并将其投入生产，那么这里就只涉及价值的转移而不涉及价值增殖。事实上，具备了“人力资本”的资本之所以具备获得更多利润的能力，往往是因为垄断了生产链条上的重要的生产条件而收割了超额利润。在现代经济状况下，重要的生产条件不仅包括客观条件(如资源禀赋)，而且包括主观条件(先进的知识、技术条件等)。在此状况下，一个完整的生产链条需要不同部门的劳动投入进而创造剩余价值，而资本则可以通过垄断某种必要的知识、技术条件而分配到超额垄断利润。这种因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利润被西方理论界装扮为因先进知识和技术而获得的“附加值”。在此过程中，参与了知识和技术条件构建的劳动力被视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也由此被认为能够提高资本“附加值”。事实上，知识和技术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们仅仅是因与劳动者的劳动相结合才参与价值的创造。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之所以具有“创造附加值”的神秘力量，仅是因为它参与了资本对于某种必要生产条件的垄断而占有了更多的剩余劳动。
在国家层面上，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归因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寡的做法是片面的。在较长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参与的是涉及更多劳动力投入的加工组装环节，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往往参与技术研发、品牌运营等环节。在此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凭借对技术研发、品牌运营等环节的垄断而占据了整个产业链所创造的价值的较大部分。参与这些“附加值”较高的技术研发、品牌运营等环节的资本被视为具备更多“人力资本”的资本，它们往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经济发达，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人力资本”本身，而是因为它们垄断了这些“人力资本”所参与的必要生产环节，而不断收割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的关键所在。贝克尔和舒尔茨将“人力资本”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这种观点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通过不断吞噬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资本不断延缓其自身界限的来临，并为自身的合法性找到了新的意识形态支撑。“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恰恰在上层建筑领域折射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这种发展历程。以下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吞噬与资本界限变迁的关系。
三、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资本化与资本主义界限的变迁
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伴随着资本内生性矛盾的演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性逐渐衰落，以价值生产带动财富生产的商品生产形式遭遇瓶颈。关于资本主义的界限，马克思曾科学地预言: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⑭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通往其界限的张力在当代西方文明中耗散，这在社会中衍生出怀旧性的大众文化氛围和被冠以“后现代性”名号的知识氛围等。但这些氛围的产生并不指向社会形态的演进，它们反而折射出西方现代文明生产性的衰退。面对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改变所有制关系或“物的依赖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变迁资本的积累模式延缓其自身界限的到来。在此问题上，马克思曾指出，面对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僵局，资本主义总是通过不断开辟新的商品生产部门降低资本有机构成，从而缓解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伴随着新的商品生产部门被不断开辟，新的使用价值也被不断开辟出来。不过，资本积累一方面创造了过量的剩余产品(“庞大的商品堆积”)，另一方面又在劳动力剥削过程中不断降低社会消费力。这一矛盾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界限，马克思由此判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⑮为延缓内外部界限的来临，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对策之一，是将作为剩余价值源泉的劳动力本身转变为资本积累的载体。
伴随着劳动力成为资本积累的发生领域，资本积累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资本积累并非通过生产和出售商品以获取剩余价值，而是通过对商品生产的条件的垄断占有产业资本所榨取的剩余价值。这就导致了三重结果。
第一，资本通过转向劳动力的再生产领域吸纳了大量剩余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商品生产领域的生产过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延缓了社会形态的变迁。
第二，资本转向劳动力的再生产领域，并通过垄断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而收割商品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进而加深垄断。
第三，凭借这种垄断，资本得以进一步抬高其“服务”的“无价值的价格”，从而以非等价交换的方式获得由实际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加深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的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⑯在此基础上，资本往往会追加作为非生产性部门的教育、医疗的投资，如果这些投资作为题材进一步进入资本市场，将加剧经济“脱实向虚”，毕竟“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⑰。
可见，资本将作为非生产领域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教育、医疗等)纳入其“公理化”体系，致使作为资本积累源泉的劳动力本身成为资本积累的作用对象，从而有效吸收了剩余资本，获取了更多剩余价值，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终结。但这一举措无疑是饮鸩止渴。这种资本积累并非建立于商品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之上，而只是对价值的剥夺。这在一方面消磨着既有社会形态的生产性，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削减了劳动者的工资总量，导致社会消费力进一步萎缩。然而，由于资本积累的转型暂时延缓了社会矛盾的爆发，同时在相关意识形态话语的包装下，这种资本积累的转型被赋予了新的合法性，资本在其临界状态上依然蹒跚前行。以社会形态为尺度，马克思展望了人类普遍历史时间的开放性，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为通往自由解放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在生产价值的同时也扩大着使用价值的体系。与之相伴随的是需要体系乃至人的主体属性扩大。与此同时，不断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促使现代社会不断逼近其社会形态的临界点。于是，一方面是物质基础乃至文明的不断积淀，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其界限的不断逼近，二者共同预示着自然历史的终结和自由历史的诞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革命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变迁。然而，这种历史演进在当代放缓了脚步。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所呈现的临界状态受制于资本积累的现实机制。
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资本积累的重心从开辟新生产部门(作为马克思所指认的缓解利润率下降的方式)转移到吸纳非生产领域。而与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领域自然成为了焦点，因为它们构成了生产、生活的前提条件。在此，资本通过向非生产领域的转移缓解生产领域的过剩。尽管资本积累的矛盾得以缓解，但这不是以推动生产的方式进行的。哈维将这种资本积累的状况描述为“剥夺性积累”。⑱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我们不再处于增长之中，我们处于过剩增长之中。我们的社会建立在增殖之上，它的持续增长，已经脱离了本来的各种目的;它的发展，已经不顾及本来的定义;它的各种结果互相叠加，不再有缘由;它因为过分发达、功能过剩、无所不及，带来了各种系统的奇妙的过饱和，带来一种失控。”⑲通过维系剥夺性积累，资本主义的界限延伸到了社会再生产(“生活”)领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其界限上徘徊。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依然需要以人类的普遍解放为关怀，在既有社会形态中寻找激活社会生产性的契机。尽管不少西方学者在重新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临界状态⑳，然而其批判却缺少坚实的反思性支点。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其界限上“蹒跚前行”恰是其走向寄生性、腐朽性的展现。以资本积累转向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为例，尽管资本通过对教育、医疗等生产、生活条件的垄断重新获得了占有庞大剩余价值的权力，但资本主义的这种“幸存”的方式并未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问题的关键依然在劳动力上面。伴随着劳动力成为资本积累的作用对象，第一，劳动者的商品消费力进一步萎缩，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一步受到阻碍;第二，依靠剥削劳动力而生产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因资本的转移以及社会消费力的下降而进一步萎缩，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流进一步被压抑;第三，资本通过转向对非生产部门的垄断大量获取超额利润，经济“脱实向虚”进一步加剧，它若与金融投机资本相结合则将进一步加深经济的虚拟化，在放大经济风险的同时也放大了社会的不平等。面对这种资本积累的特质及其界限的变迁，当前的经济建设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外国资本往往利用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垄断占有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同时借助其话语霸权巩固其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垄断。对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重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自主性，合理将剩余产品“用之于民”，投入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非生产性事业的发展，后者将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条件，也是防止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价值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偿占有的有效途径。
第二，若不加管制，资本有可能过度转向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垄断、投机。教育、医疗等重要部门掌控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如果它们成为资本垄断、投机的对象，那么一方面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将恶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将“脱实向虚”，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此，必须重视“管资本”，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落实，遏制资本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野蛮生长。
四、结语
面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收编为资本积累的领域，“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正是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此理论范式下，劳动本身被视为“投资”的对象，而“人力资本”则被视为决定资本“附加值”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正如本文所分析的，“人力资本”理论恰恰掩盖了资本对于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垄断。诚然，加大教育、文化、医疗等事业的投入可以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事业的成本被冠冕堂皇地转移、追加到劳动者身上，而资本却借助这些被私有化的公共事业进一步攫取了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在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盘剥了劳动者的工资，迫使劳动者仅仅为了获得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机会而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另一方面则通过在生产中剥削这些因所谓“人力资本投资”而具备更高生产素质的劳动者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效率，收割更多的剩余价值;劳动者在此被资本盘剥了两次。凭借对特定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垄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可以盘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从而获得所谓较高的“附加值”。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转变为资本积累的空间从而延缓了资本的界限的来临，资本的界限被进一步转移到广泛的生活空间中，生产与生活的间距由此消弭，劳动“总体从属”于资本。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变迁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方向，它只是将矛盾转嫁给了广大劳动者和发展中国家，进而维系自身的“苟活”。面对这种资本界限的转移，社会需要在遏制资本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野蛮生长的同时，重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自主性，谨防外国资本利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垄断及其话语霸权占有剩余劳动。
注：
①④【美】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陈耿宣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8、19页。
②③【美】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吴珠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5、92页。
⑤⑦【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207页。
⑥⑩⑪⑫⑬【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广义剩余价值到总体从属》，王珍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11期。
⑧⑨【美】南希·弗雷泽:《食人资本主义》，蓝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9、254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8页。
⑱【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可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
⑲【法】让·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王晴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
⑳【法】吉尔·利波维茨基、【加】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谢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原文选自《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