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卢敦基，首发《读书》，转自必记本，特此分享。
在西汉皇朝的宫廷上，曾经有过一场精彩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间中国学术的品格。两千年后来看这场讨论，尤其觉得触目惊心，蕴意无限。
那是两个读书人在景帝面前展开的一场辩论。一方是辕固，是研究《诗经》的博士；另一方是黄生，是道家思想的专家，曾是司马迁的老师。中国上古有许多历史传说，如说夏、商两朝的末代君王桀和纣都是荒淫无道，被汤和周武王起兵推翻。这些说法早被当作铁定的事实和必备的思想资料，人所共知，耳熟能详，辕固与黄生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个问题而起。
黄生认为，汤和武王起兵推翻上一朝，不是通常说的受天命，即没有任何神圣性，不过是犯上作乱罢了。这个观念在当时提出来很有意思，因为它否定了古代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历史演进是由上天决定、由善决定的人格观念，也是对一般政治哲学定论的强烈挑战。
辕固听了，马上反驳说：“不然。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顺应天下民心而诛桀、纣，桀、纣的老百姓也不再听从桀、纣的命令而转而拥戴汤、武，汤、武不得已而为帝。这不是受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说：“古谚说：‘帽子虽然破，还是要带在头上；鞋子虽然新，还是要穿在脚上。’为什么？上下就是不一样。桀、纣尽管无道，但毕竟是君王，上也；汤、武尽管英明，但毕竟是下属，下也。现在领导者错了，臣下不以正言纠正领导的过失，反而因此杀了他，自己做了头头，这不是犯上作乱又是什么？”
辕固被问得七荤八素，但他自小受的教育使他绝对不能同意黄生的推论，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反驳说：“如果像你这样说，那汉高祖推翻秦朝当上天子，也是错的？”
这句话最易回答又最不易回答。如果依照黄生的逻辑，答案当然是“Yes”。但是这样一来势必牵涉到自己所在皇朝的合法性，就是宣判刘邦不应起兵，那么坐在面前的景帝刘启，又应置于何处？而辕固这样发问，也就是料到黄生必然左右为难：说“Yes”不敢，说“No”就等于赞同了辕固的观点。
但辕固绝没有料到的是，正是这一发问，展开了两千年中国准学术的序幕：此时景帝突然插嘴说：“吃肉不吃马肝，不能说不知道‘味道’二字；(“必记本”注：古人认为马肝美味但有毒)学者不谈汤、武，也不能不算学者。”这场争论于是中途结束。
从这幕场景来看，景帝深深感到了学术和政治的冲突，而我们也由此体会到即使在景帝时期，学术仍有它的高贵与尊严，也不容当政者凭权力随意判定，所以当政者只能和稀泥，以机智的插嘴平息事端，敷衍了事。但是景帝的做法虽是临时的和稀泥，在历史上却富有启发性，甚至也为景帝本人所未曾料及——他宣布某一领域或题目学者们不必涉及，这从根本上来说开启了中国式学术即准学术的序幕。
什么是学术？
《辞海》的解释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当然这个答案在吃学术饭的人们看来远远不足。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学术曾经灿烂辉煌，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相比都毫无愧色，雅斯贝尔斯总结世界历史，就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古印度相提并论，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一次意义重大的突破，这次突破在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正是在这里，人类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而那一段时期的中国学术，九流十家并行，既有讲人生和政治哲学的儒、道、法家，也有推究纯自然之理和喜好怪异的墨家和阴阳家，还有产生于辩论中又回过头研究辩论的名家，农、兵等关注社会各方问题的专家，也所在多有。
当时的学术，可以说是漫无边际，纷然杂陈，学者们可以对任一门类及此门类中的任一东西感兴趣，由此展开研究，研究中也可以依凭逻辑进行推演而无须顾及其余。正是这一自由精神，催开了古中国学术的百花齐放，才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一段，偏激一点说，中华民族甚至可以从世界文明史上抹去，而只剩下几亿芸芸众生的吃饭和为吃饭的挣扎史。
一旦宣布学术不能参与那些领域和那些问题，即学术禁区开始存在，抑或宣布学术应该于某种原则指导下进行，即否认原则本身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产物而非先天性的，学术便成为准学术。
准学术的涵义不同于伪学术，它有学术的外表却无学术的精神，有学术的活动却无学术的活力。
在准学术的框架和环境下，也允许一些无关紧要的学术存在，也允许以较标准的学术准则行事，也可以造就片刻和局部的学术繁荣，但是这种学术只生活在离现实的水渠甚远的花园中，天然的养料永远不能浇灌那一片人造的沃土，所以那片花园的缺陷人所共知，即使插嘴那一次辩论以来，中国的学术就步入了准学术的格局，这就很容易解释古代中国学术史仍可以写得洋洋洒洒几卷几十卷，而真正的学术则处于一蹶不振、无可言说的状况，辕固与黄生的那一幕对历史的影响实在至为深刻。
附带说一句，在辕固与黄生的辩论中，我个人更倾向于辕固，即更倾向于儒家，而黄生的观点给道家思想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多有人认为新儒家在当代不可能复兴，我也基本同意，但对问题的症结看法不一。
实际上，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非常超前，如果我们翻开对法国人权宣言影响巨大的草成于一七七六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读读下面这一段话——“政府是为了或者应当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保障和安全而设立的；在所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当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是能够最有效地防止弊政危险的政府；当发现任何政府不适合或违反这些宗旨时，社会的大多数人享有不容置疑、不可剥夺和不能取消的权利，得以公认为最有益于大众利益的方式，改革、变换或废黜政府。”
再来比较汤武革命的传统儒家理念，实在看不出有太大的不同。
其实，儒家的罅漏在于其理想极为革命和超前，但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又极端地现实和应时，孔子根本就没有调和他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姿态的矛盾。以孔子的思想能力而言，他足够发现世上的丑恶与不足，在思想中也早已超越了可卑的现实；但另一方面，这个人在现实中又太会生活，太会找寻生活中的乐趣，这使他丧失了内在的紧张和坚挺的张力。所以他能够提出光辉的理想，却不愿如苦行僧般去苦苦实施，在生活上仍然追求安逸，耽于享受。
正是这样的姿态，导致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天生缺陷。
而后来的蕞尔小儒，只知墨守成规，顶礼膜拜，于是将一个伟大的、充满人性的矛盾人物，扭曲成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儒家学派的不再辉煌于此成为定局。
转自：“有闲的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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