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纽大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社区研究2.0：
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做“深”
中心主任吴晓刚在《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26辑即将刊出的论文“社区研究2.0：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做‘深’”中主要介绍了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并提出了社区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
01
引言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相比，中国社会学得风气之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建伊始，就直接引进和接受了定量研究方法，也最早践行以基于全人口的概率抽样调查方法来获取数据，通过数据分析，获取关于真实社会世界的知识。然而，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在低水平上低质量地重复。到了本世纪初，以高校社会学为主力推动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综合性学术数据库的建立，为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在海外受过系统方法训练的学者，回到国内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加上不同高校开办的暑期训练班，大大促进了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传播与应用，迅速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化水平。
定量社会科学研究表面的繁荣也导致了国内不少从事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同仁的批评，曾经一度再次掀起过关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抽样调查与个案田野的方法论之争，进而更延伸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讨论。虽然社会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将定量社会学等同于西方社会学，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是基于大型抽样调查的定量分析对地方化情境的忽视，浮光掠影，“不接地气”，似乎也是其天生的缺陷。因为中国的地区差异实在太大，对全国具有代表性，必然丧失一些地方个性（个人有直觉）的题目。因此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结果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显得有点差强人意，对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贡献也非常有限。从事定量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向定性研究学习，思考如何将研究如何做“深”，如何“接地气”，体现所研究的问题的“前瞻性”，所使用方法的“引领性”、所采用设计的“精致性”。
在讨论一门学科如何引进和发展，在中国生根发芽，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社会学自20世纪初引入中国，从刚刚开始的译介，到美国传教士社会学,再逐步走向本土化的过程，燕京大学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先例。燕京大学社会学早期教学和研究主要是以社会调查为主。随着一批在西方受过训练的中国学者的回归，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议题开始受到关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提倡社区研究，关注农村社会、乡土中国，以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和定性分析来探究社会制度及其内在机制，实际上是对早年燕京大学传教士社会学所积极推动的社会调查活动的一种纠正。社区研究在推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曾经创造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段辉煌时期。我在本文中将其称为社区研究的1.0版。
本文认为，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后的社区研究，无论在议题上还是在方法上基本上是在重复1930年代的社区研究。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中国社会时空的变迁，社区研究需要从以个案为主的传统社区研究1.0版升级到转向需要多个社区定量比较分析的2.0版。中国社会学研究需要置于地方化的特定情境，需要更加接地气的研究，可以通过“社区研究”2.0版来推进。
02
社区研究1.0版
中国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发展，与自1933年后由吴文藻出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及其学生包括费孝通等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密不可分。两者的联系是通过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1932年秋对燕京大学的学术访问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帕克的来访，协助奠定了以社区研究为特色的“燕京社会学派”的基础，也是燕京师生第一次为英语世界中的community创造了一个新的中文词汇“社区”。比较有趣的是，芝加哥学派都市研究的兴起，是因应上个世纪初美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集聚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而帕克所启发的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则是面向中国农村单个社区的。作为那个时代一位具有罕见的国际视野的社会学家，帕克认为，因为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要了解美国社会的本质和特性，必须研究都市社区。而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建议中国学者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乡村社区。
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将“人文区位学”分析应用到崛起的城市中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研究中。芝加哥学派关注街区层次的结构分化，多种看似不相关的社会现象空间的积聚，以及空间因素对个体行为影响的社会机制与过程，对美国社会学研究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城市研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有趣的是，Community（社区）这个概念，在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中，并非占据核心位置。然而，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上，“社区”这个概念有着特殊的地位。社会学这门学科正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那场巨大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纽带的破坏。这场转型被德国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滕尼斯在其名著《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概括为从社区（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的转型（斐迪南·滕尼斯 1999）。英文将Gemeinschaft翻译成Community, 而正是帕克将这个术语介绍给当时的燕京大学师生，进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中文术语-“社区”。
Community原本并不包括空间、区位的涵义，更多指基于初级关系的共同体。经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韦伯、以及齐美尔，都对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社区”（共同体）精神的衰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现代城市社会的兴起，本质上是对社区性的反动，或者说，现代（城市）社会关系的匿名性(anonymous)、表面性 (superficial)、暂时性(transitory)，不可避免地导致“社区”精神的弱化，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导致社区的衰落 。因此，芝加哥学派关于邻里效应的研究，是基于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假设出发，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变迁反映在社区层次上，是社会解组, 即个人关系、自愿团体和地方机构遭到破坏，削弱了社会化和社会控制必需的基础设施，从而最终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
关于城市邻里效应的研究和社区研究，在西方社会的情境下，具有本质上的张力。燕京大学的学生，创造性的发明了“社区”这个中文新名词，引进空间的因素，一方面可能是受到芝加哥学派生态学视角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契合了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即帕克主张的乡村社会研究。简单地说，社区这个概念包括“社”和“区”两方面的属性，即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区”）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社”），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亲属群体。定义一个社区，空间、区位是外延，社会联系互助是内涵。但是，community的英文本意，更强调的是其“社”性，而非“区”性。西方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街区效应”的经验研究，更着重的是“社区”的空间（即“区”）属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文藻带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提倡的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村落个案研究，“社”和“区”基本是重合的。针对单个地域社会的田野研究和观察，大多在是农村或近郊农村地区，可以说是典型的社区。
帕克鼓励并带动燕京大学师生运用个案方法进行实地调查，也是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取向。吴文藻所倡导的“社区研究”，并非简单地模仿移植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议题。他引入由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创立的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主张通过社区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去理解一个社区，就象“解剖一只麻雀”。吴文藻门下弟子所作的田野研究工作，大多是相对独立的个案。以个案为主的“社区研究”，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者难以获取社会层面的数据，因而只能通过“解剖麻雀”来了解社会体系运行的机制。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还缺乏一个清楚的比较研究框架。
这种类型的社区研究起步较早，一直占据了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延展到对城市社区的研究。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贡献之一是赋予“社区”这一中国词汇新的涵义；贡献之二是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做出了对中国传统村落社区的一系列经典研究。这样的研究传统，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每个研究都是个案研究，而个案之间的差异没有可比性，知识很难积累。第二是研究讨论主要停留在学理层次，用一些社会学的概念，把一些社会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描述清楚。事实上，1.0版的 “社区研究”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的方法，主要关注的是“文化”和“制度”，而不是“社区”问题的本身。“社区”这一社会学名词，早已超出了社区研究1.0的学术研究范畴，而被更多地赋予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涵义。国内社会学界社区研究虽起步较早，但研究视野和手段并未与时俱进，大有式微的趋势，话语权也似乎逐渐被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所取代。
03
社区研究2.0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和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人口流动特别是跨地区的流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1990年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城市长期以来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资源（再）分配体制和社会控制体制逐渐瓦解。社会管理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条”转向“块”、由“单位”转向居住的社区。随着城市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居住社区以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为主轴的分化亦日渐显现。社区间的差异在扩大，异质性不断增强。社区内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同质性相对地来说也有所增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传统单位制式微的大背景下，居住人口的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及其需求的多样性，加大了社会管理的复杂程度，对公共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近年来由房价推动的居住社区日益分化，使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落到实处的载体。换句话说，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居民会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同社区。如外来农民工游离于特大城市各种管理体系外，集中居住的城郊结合部，而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则主要集中居住在商品房小区。如何有针对性地配置公共资源，满足居民需求，需要特别关注社区居住格局、居民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空间分布上的关系，把基层社区间的差异化的描述和刻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
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也在不断发展。195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学的城市研究大多继续承袭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对各大城市的社区分化进行描述和分析，证实了芝加哥学派的预言，即城市中的区域分化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以及种族的高度相关性。这种以街区为基础的城市研究的人文生态学派在1970年代曾广受以“关于地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观点的强力挑战。在接受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派的批评后，芝加哥学派学者重新将以街区为基础的研究带到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关于街区的效应的研究在1990年代有复兴的趋势。一些学者。以桑普森[Sampson 2012]）所著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为代表），一些学者们致力于探究社会过程与社会机制来解释街区效应的存在，认为街区层次的多元行动主体和街区之外的力量超越于简单的个人层次特征的汇总，在社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内的城市社区研究，还没有借鉴吸收西方（美国）城市情境下有关街区效应的大量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包括街区层次的人口统计数据和街区、家庭、个人等多层次系统数据集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种“中国特殊论”的看法，认为中国以至于整个东亚社会，社区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功能发挥的制度背景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中国城市的居委会（社区）看作是国家行政组织在基层的延伸，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自发的、自主的、自治的组织，而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区更典型的形象是横跨于国家和社会，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这种“中国特殊论”的看法是基于对“社区”这一概念的古典式的理解，或者说是中文使用者对“社区”这一概念的误用。事实上，目前中文所使用的城市“社区”概念更类似与芝加哥学派“街区”的概念，而并非完全是社会学教科书中“community”原本所包涵的意思，亦非燕京学派早期学术实践中所理解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传统村落社区。芝加哥学派后来的传承和发展，也已经超越了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吸收了更多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研究的大量文献，恰恰是从不一样的起点和假设出发，有潜力将中国基层社区研究提升到与西方城市研究理论视角和经验研究对话的层次，推进“社区研究”2.0版。
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对都市社会学提出了很多老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课题。“社区研究”2.0版一方面可以借鉴晚近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新进展，强调城市空间因素与社会属性的交互，研究中国城市有没有空间的分化，空间分化会不会带来不平等效应，亚洲社会和美国社会中空间分化的差异如何？另一方面,“社区研究”2.0版在研究中国城市社区时吸收对芝加哥人文区位学派的批评，将社区定义为“居委会”/“村委会”这个层次，将其视为横跨于国家和社会的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国家行政组织在基层的延伸，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自发、自主、自治的组织。如何将这些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与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学术脉络连接起来，联接社区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传统，也是社区研究2.0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早期芝加哥学派主要使用的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不同，“社区研究”2.0的数据来源更加多元化。基于大规模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政府行政数据、人口普查数据，这些不同层次的数据，可以在空间上上整合。通过区域层次数据与个人层次数据的整合，既可以做与个人行为相关的研究，也可以研究个人行为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可以与大数据结合，通过新型手段搜集和整合传统面访不可能获得的资料。但是核心还是对空间因素的强调。我们关注的问题和视角于芝加哥都市社会学派很相近，邻里这个概念，不是新的东西。“社区研究”2.0版可以说是中国城市研究的“新古典”都市社会学。
我们倡导的以定量方法从事都市社区研究，实践“社区研究”2.0，需要有项目作为突破口。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简称HKPSSD)和“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简称SUNS）项目，参照借鉴但不拘泥于国外同类项目的设计，很好地在中国情境下实现了这一城市研究的理念。
香港各选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HKPSSD)和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UNS）
04
结论与展望
学术研究和发展本来就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本文通过以社会学发端于燕京大学的社区研究为例，展示了学科发展中国际化与本土化，个案田野调查与定量分析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张力。尽管受芝加哥学派学者的启发，燕京社会学人将“社区”这一概念首次引入中国，并以此为契机，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取得了瞩目的学术成就。这一被我们称之为“社区研究”1.0的学术取向，其后实际上是停滞不前的。1980年代的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依然延续着这一历史遗产，因而逐渐式微。社会学关于“社区”这一学科的核心的话语权，反而有被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取代的趋势。原因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点：
第一、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早期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学院派取向。社会学家实际上是想将单个社区看作一个小社会，主要在农村，希望通过“解剖麻雀”来了解整个社会运行的机制。我们现在更多是在在城市管理和区域治理的政策应用层面上使用“社区”这个概念。
第二、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未能与时俱进，吸收过去社会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成果。社区研究1.0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互动论的影响，后来又进一步借鉴了英国的人类学功能主义，注重人类学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而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后续的发展，更加注重人口学和定量化的研究，从早期研究对普查小区汇总资料的分析到1990代的个体/住户微观调查资料的获取，显示美国的城市社区研究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发展成果而与时俱进。例如，抽样调查的方法和一系列统计分析工具，均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城市研究，恰恰需要在“人口学”加“人类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抽样调查，多层次追踪数据，行政数据的结合使用和空间分析方法的发展，可以为城市社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社会学“社区研究”面临的时空背景也发生了改变。当社区研究被引进的时候，19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而当社区研究重新被重视之时，城市中国已经崛起，超过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自1990年代以来，传统的城市单位制的衰落，以及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面对基层治理的种种挑战，社区的意义才被重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现时的中国城市社区研究，才有与当年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等量齐观的价值。我们称之为社区研究2.0。
“社区研究”2.0版，简单地说，一方面是将以个案为主的传统社区研究升级到多个社区的定量比较分析，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定性转向定量，从个案研究转向量化数据甚至大数据。另外一方面是将分析大规模抽样调查资料的定量研究置于更加地方化的情境，需要更加接地气的研究。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与社区研究1.0不同的是，“社区研究”2.0研究成果，可以为资源配置、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提供支持信息，因而在参与基层社区治理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提倡通过城市社区研究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城市特别是都市地区，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区域。不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积累了良好的行政数据，而且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行为轨迹数据也越来越容易获取。把我们通过调查搜集的微观个人、家庭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政府行政数据和匿名个人的大数据，在空间/社区的层面上整合在一起。大数据可以为社区研究可用。在这里，“空间”是关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现象，都可以通过空间连接起来。
此外，也可以考虑在特定社区，引进非传统的资料搜集方法来补充和验证通过问卷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总之，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研究设计，整合更多新的方法，使得搜集的数据更有针对性，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现象更深的理解。社区研究如何结合网络研究和分析方法，如何融合大数据分析，可能是未来社会科学社区研究的3.0版和4.0版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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