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访谈有什么特征？什么样的访谈形式可以作为学术访谈的范式？学术访谈目前发展如何？对学术研究有什么意思？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胡政平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社会科学》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6期
“学术访谈”的性质､范式及其学术史意义
以《甘肃社会科学》为例
摘 要
“学术访谈”不同于普通的人物专访,它是通过采访者问题情境的预设,以访谈的形式将沉潜在受访者学术成果背后的学术经历､学术理念､治学方法等深层次的､个性化的内涵揭示出来,从而使读者能够更深地理解受访者的学术贡献,从中受到超越其学术成果之外的教益｡以《甘肃社会科学》为个案,通过对其学术访谈总体状况的分析,以及近五年来内容､范式､影响等因素的定量研究,可以看出学术访谈已成为当下学术期刊栏目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我国期刊界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学术访谈融学人研究､专题研究､前沿研究､热点研究于一体,呈现出学术研究综合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特点,因而在当代学术史的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学术访谈;学术史
期刊学;《甘肃社会科学》
“学术访谈”(或“学者访谈”)不同于普通的人物专访,它是通过采访者问题情境的预设,以访谈的形式,将沉潜在受访者学术成果背后的学术经历､学术理念､治学方法等属于学者个人的深层的东西揭示出来,从而使读者能够更深地理解受访者的学术贡献,从中受到超越其学术成果之外的教益｡因此,从本质上说,学术访谈是关于学者自身与学术问题的立体研究｡
近年来,很多期刊对于学术访谈都颇为重视,将其设为不定期的栏目,有些刊物甚至将其作为常设专栏,邀请各研究领域的名家做专访,可见,其学术分量之重｡不过,相较于访谈活动的蓬勃与成果的丰硕,目前,关于其本身的研究却远为滞后,很少有对此学术现象进行专题考察的｡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期刊学的角度,对学术访谈的历史发展､性质､范式及其当代学术史意义等问题做专门研究｡
新时期以来学术访谈的发展与成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较于各类学术期刊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专题论文模式,学术访谈作为一142种新的学术研究形式,开始为一些有眼光的期刊所关注,并逐渐成为其中有着鲜活生命力与广泛影响力的特色栏目｡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期刊界较早出现的专访当属《人民音乐》1960年第3期的《德累斯顿乐队在中国--访新德意志报记者德累斯顿乐队波恩格茨教授》一文,此后一直到1979年,才有世地的《El本朋友谈El本的技术引进--访日本经济学家小林义雄教授》(《世界经济》1979年第8期)､冯亦代的《两访韩素音》《读书》1979年第9期)等文｡
不过,这些采访更多是对某一现象､问题的综述或对热点人物(作家)的采访,而非与学者自身的学术“对话”,因而,与所说的学术访谈并不一致｡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访谈,较早当推《读书》1980年第4期刊发的金影的《访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文｡在该文中,采访者开始从学者的学术背景入手,结合其自身经历来讨论相关研究领域的问题,显示出学术访谈的基本模式｡不过,因为当时尚属草创时期,其问题的设置过于平面,采访者只能是单一的提问,缺少与受访者的学术对话,因而,缺少访谈的深度｡
《读书》同时期发表的冬晓的《他从国际笔会归来--访叶君健》(1980年第9期)､谷苇的《黄歇浦边女作家--访赵清阁》(1981年第2期)等,则依然延续了此前人物采访的传统,更多采访散记的意味｡
此时期一些刊物如《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法学杂志》等,先后采访了各自领域众多的学者,仅20世纪80年代前者就达到50余位,后者也近30位,尽管其访谈大多是刊物记者的提问,专业水准不够高,受访者也存在学术水平的差距,但毕竟因为数量的众多,其影响也就更为广泛,从而为学术访谈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访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之后,《读书》陆续刊发了柳鸣九的《访雅克·塞巴谢教授》(1982年第11期)､殷陆君的《人的现代化--访的作者英克尔斯博士》(1983年第7期)､薛溺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1985年第10期)等学者专访,显示出学术访谈良好的发展态势｡
这时期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柳鸣九先生,他除了发表于《读书》的数篇访谈之外,还发表了《新小说派､意识流及其它--访法国作家娜塔丽·萨洛特》(《文艺研究》1982年第2期)､《“于格诺采地”上的“加尔文”--在午夜出版社访罗伯一葛利叶》(《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现代派文学的“工匠”--访法国作家米歇尔·布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等,有力地推动了学术访谈的成熟｡
此后,学术访谈开始走向了它的勃兴,《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推出陈嘉､朱维之､杨周翰､石璞､许汝祉五人的“学者专访”;①《文史哲》则先后推出鲁枢元､金开诚､童庆炳､章培恒､李时岳､杨周翰､贾植芳､张岂之等教授的访谈,②其学术分量很重｡而《读书》､《文艺研究》等则继续着此前的传统｡除此之外,更多的期刊陆续加入到了学术访谈的行列,使得此项工作越来越为人所熟知｡
20世纪90年代,学术访谈在保持此前势头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仅以人文社科类期刊为例,《学术月刊》､《文艺争鸣》､《史学集刊》､《中国比较文学》､《世界汉学》以及《北京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先后加入到了此列队伍中,推出了费孝通､巴金､杨国荣､何光岳､王斯德､李学勤､朱雯等学者的专访,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广为人所关注｡这一时期,学术访谈的规范也趋于成熟,先前随笔性的文字渐次退去,而代之以严谨､科学的专业语言,采访者的学术储备也较之以前有了大幅提升,访谈不再是平面化的简单问答,而是立足于学术对话,有着问题情境的预设,因而也更多专业层面的交流｡
21世纪以来,受世纪之交学术总结与展望的影响,学术访谈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热潮,涌现出大量的学者专访｡从数量上看,近10年发表的访谈论文远远超过了前20年｡这时期最引人注意的是,相较于此前学术访谈栏目的不定期,一些眼光独到的期刊开始将其定期化,并努力将其打造成为该刊物的品牌栏目｡
譬如,《学术月刊》专门开设了“中青年专家访谈录”;《文艺研究》设立了“学者访谈”栏目,后将其更改为“谈话与对话”､“访谈与对话”;《甘肃社会科学》开设了“学术访谈”(“学者访谈”)专栏;而《中国文化研究》则将其命名为“名家访谈”｡这里尤其要说到《学术月刊》､《文艺研究》与《甘肃社会科学》3种期刊｡
如果从《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研究员访谈》算起,到2012年第3期的《在中西之间寻求学问之道--高建平教授访谈》,其访谈总共有151篇,数量之多是惊人的;而《文艺研究》从2001年第1期的《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约翰·罗访谈录》开始,到2012年第6期的《“只有不断关注,才能形成自己的想法与做法”--高小华教授访谈录》,也达到了89篇之多;《甘肃社会科学》则从2004年第5期的首篇学术访谈,到新近的2012年第5期,8年多的时间里总共推出了学术访谈47篇--这在整个期刊界也是足以傲视群雄的｡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前两种刊物的学术影响､期刊排名及其月刊性质,那么,作为双月刊的《甘肃社会科学》在“地处下国､路绝上京”的甘肃能取得如此成绩,就尤其不容易､也因而更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本文以之为研究个案,正是基于此方面的原因｡
《甘肃社会科学》学术访谈总体状况分析
《甘肃社会科学》最早推出学术访谈是2004年｡时任主编的董汉河先生在借鉴其他刊物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其特色栏目“文学研究”中开辟学者专访,最先委托的访谈者是当时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读博士的邵宁宁教授｡他的第一篇专访便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访谈录》,该文对于《甘肃社会科学》而言,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不仅标志着该刊物学术访谈的首创,更为重要的是,该文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甘肃社会科学》而言,无疑是自信心的很大提升,从而坚定了学术访谈的信心｡
另外,此访谈也具有范式的意义--其后的采访者便大体上遵循着此种对话思路与访谈方式｡之后,邵宁宁又连续推出赵园､李存光､杨匡汉､支克坚､吴福辉5篇专访,从而奠定了该刊学术访谈的期刊学地位,使其逐步进入常态化｡此后,《甘肃社会科学》一直保持着此种稳定的态势,并在2006年第6期将其正式设为“学者专访”栏目,2007年后定型为“学术访谈”或“学者访谈”,成为常设专栏｡
自2004年10月至2012年10月,《甘肃社会科学》49期共总发表访谈47篇｡以2008年为界,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2004至2008为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是文学研究,间涉新闻传播研究;2009至2012为第二阶段,其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旁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神话学､人口学､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等多个学科,显示出学术访谈深度的不断加强与广度的不断拓展｡为方便论述,兹将其作分年度统计及分析｡
先来看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共有26篇文章,具体是:2004年2篇:1.《“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访谈录》;2.《学术--人生--赵园先生访谈录》｡2005年3篇:3.《巴金研究:现状与问题--李存光学术访谈录》;4.《“共和国文学”纵横谈--杨匡汉先生访谈录》;5.《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的成败得失及其他--支克坚先生访谈录》｡2006年5篇:6.《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吴福辉先生访谈录》;7.《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刘跃进先生学术访谈录》;8.《“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9.《研究与现代学术--赵逵夫先生访谈录》｡10.《张法访谈》｡2007年11篇:11.《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12.《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党圣元研究员访谈》;13.《比较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徐志啸先生学术访谈》;
14.《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高建平研究员访谈》;15.《新闻改革与深化新闻改革--李良荣教授访谈录》;16.《后学思潮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问题--马驰研究员访谈录》;17.《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人文情怀--陈思和先生访谈录》;18.《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反思--赵宪章教授访谈录》;19.《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历程､机遇､挑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芝晓教授访谈》20.《从美学到文化研究--陆扬教授访谈》;21.《博学鸿儒一代宗师--霍松林先生访谈录》｡2008年5篇:22.《文艺学危机与文学理论知识创新--访高小康教授》;23.《学者身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朱寿桐教授访谈录》;24.《西方美学､审美教育与生态美学--曾繁仁教授学术访谈》;25.《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谭家健先生学术访谈录》;26.《用材料理论双石攻近代汉语语法和历史词汇学之玉--蒋绍愚教授汉语史研究访谈录》｡
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26篇文章,几乎都集中在文学领域,其中1､2､3､4､5､6､17､23为中国现当代文学,7､9､11､12､13､21､25为中国古代文学,14､16､18､20､22､24为美学､文艺学,,26为汉语史,8､15､19为新闻学与传播学｡考察其原因,则大体与《甘肃社会科学》的特色栏目密切相关--“文学”一直是该刊的品牌栏目,以之为学术访谈的发轫,自然是充分考虑到了刊物的影响力｡当然,其中有一些文章也关涉不同的学科,如杨义､赵园的访谈(1､2)以现当代文学为主,又涉及少数民族文学与古代文学,章培恒､党圣元､徐志啸的访谈(11､12､13)则在古代文学之外分涉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及比较文学,汪晖访谈(8)在传播学外另涉政治学--这则缘于受访者本人研究领域之广泛｡
另外,就前3年来看,最初的6篇访谈均为邵宁宁采访,其内容为现当代文学--这与访谈者本人的专业是一致的;2006年第3期开始涉及古代文学领域,这又与刊物所委托的第二位访谈者马世年的专业方向有关｡就数量而言,2004—2006年的10篇文章中,邵宁宁达7篇(1､2､3､4､5､6)之多,占总数的70%;马世年2篇(7､9,其中9为与邵宁宁合作完成),占20%｡就内容而言,10篇中仅有许燕的1篇(8)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余皆为文学｡这就表明,学术访谈的最初阶段,刊物更多依赖于特定的采访者｡
这种状况在2007年有了明显的改变｡当年的11篇(2篇为2人共同访谈)访谈中采访者达到了12人次,采访者呈现多元化,在不同学科多方约稿,上稿量也开始增加｡2008年的情况大体与此类似｡刊物的访谈队伍已渐趋整齐､成熟,为访谈突破单一的学科限制､向多学科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来分析第二阶段｡ 此时期共有文章22篇(序号承前):
2009年6篇:27.《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乐黛云先生学术访谈录》;28.《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跨学科与多维度--黄旦教授访谈》;29.《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设和完善古文献学科--孙钦善教授学术访谈录》;30.《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31.《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32.《中国当代文学呼唤人道的精神资源--雷达先生学术访谈录》｡
2010年6篇:33.《建设现代宗教文明:积极倡导与深入论证--范鹏教授访谈录》;34.《实践美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张玉能教授访谈录》;35.《资本与社会和谐--访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承叔》;36.《拓展文学批评的视界--胡亚敏教授访谈录》;37.《社会建设与民生社会学--访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38.《文学理论的活力在于时代的选择--童庆炳先生学术访谈录》｡
2011年6篇:39.《用宽松科研环境确保有效创新时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教授》;40.《台湾地区的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颜昆阳教授访谈录》;41.《乡土中国与家园重建--钱理群先生访谈录》;42.《关于第二卷的编修历程和思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先生学术访谈录》;43.《将还原历史､披露现实､献策未来一肩担起--苏智良教授访谈录》;44.《神话学与“中华文明探源”--叶舒宪先生学术访谈录》｡
2012年4篇:45.《建言立说堪为大家解惑授业无愧人师--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邬沧萍先生》;46.《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47.《变异学与他国化--曹顺庆先生学术访谈录》;48.《美国生态想像理论､方法及实践运用--访问劳伦斯·布伊尔教授》｡
可以看出,从2009年开始,访谈发生了较为鲜明的转变,其研究领域在以文学为主的同时,开始突破以往几乎完全局限于文学的状况,所涉及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如28为新闻学,30､42为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研究,31､37为社会学,33为宗教学,39为科技文化与管理学,43为历史学,44为神话学,45为人口学,46为西方哲学与诠释学,合起来计11篇,占此阶段访谈总数的50%｡之所以有如此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缘于学术访谈自身的发展--在专门设立特色栏目后,所涉及的领域自然会越来越广;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则在于主编胡政平研究员“注重学术访谈的特色和优势作用”的期刊定位与办刊理念｡①
要之,分析《甘肃社会科学》学术访谈的总体状况,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访谈最初开辟在文学栏目,是充分考虑到了刊物的栏目优势的,这符合期刊建设的基本要求,也促使访谈能够健康､良好的发展;第二,访谈从文学不断向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其他领域扩展,其推动力量在于学术访谈自身的栏目化与常态化,这也是它能够取得长足进展､在期刊界影响越来越显著的内在原因｡
《甘肃社会科学》学术访谈近五年
(2008--2012年)定量研究
如果说,《甘肃社会科学》在2004年之前尚属起步阶段的话,那么,经过2007年的迅速发展,2008年以后已步入成熟时期｡下面即对该刊近五年(2008--2012)的27篇访谈作定量研究｡
首先,分析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1(见下页)所示,从年龄看,近五年的访谈中,年龄最大者为邬沧萍教授,1922年人,90岁;最年轻者为范鹏研究员,1959年人,51岁;其余则在52—78岁之间,出生年涵盖1930年代､1940年代､1950年代｡
另外,受访者除了90岁的1人以外,其他年龄均在50､60､70岁三个阶段,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受访者的年龄分布较为均衡,符合随机性,表明刊物在受访者年龄方面没有限定,凡有重要学术贡献和成就的专家均可作为访谈对象｡这与《文艺研究》偏重于70岁以上专家､而《学术月刊》偏重于中青年专家的栏目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次,分析受访者的工作单位及地域分布,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受访者的地域分布以北京为最多,有12人次,占44.4%;其次为上海,有5人次,占18.5%;湖北､广东､甘肃各有2人次,分别占7.4%;其余山东､四川､台湾､纽约各有1人次,分别占3.7%｡将此数据与2004--2007年比较,不难发现:早期受访者几乎完全集中于北京､上海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扭转｡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在受访者中颜昆阳教授与劳伦斯·布伊尔教授分别来自中国台湾和美国,体现出刊物开阔的学术视野与良好的发展态势｡
再次,分析采访者的情况｡根据表1的数据统计,采访者高级职称以上14人,占51.9%;中级及其以下13人,占48.1%｡将此数据与其他刊物的学术访谈者相比较,则高级职称所占比重偏小,中､初级(尤其是博士生)所占比重偏大｡这对于访谈本身的发展应当是有所制约的｡从工作单位看,基本上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山东､四川､甘肃等地的高校､科研机构,其中甘肃有6人次,在全国所占比率最高,达22.2%,这也凸显了刊物的地方性特色｡
最后,分析引用情况｡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近五年引用率最高者为曾繁仁访谈,其次为乐黛云､郭德宏､郑杭生等人的访谈,发表时间集中在2008､2009年｡被引时间最近的是2010年第5期的《邓伟志教授访谈》｡①2011､2012年无引用--这也符合期刊论文的半衰期规律｡
学术访谈的性质与范式
在分析了《甘肃社会科学》学术访谈的总体状况以及近五年的具体情况之后,笔者认为,学术访谈,究其本质而言,它更是一种融学人研究､专题研究､前沿研究､热点研究于一体的立体研究｡从性质来看,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对话性｡
学术访谈不同于一般的研究,它首先是一种基于对话性的学术交流｡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世界的存在状态､构成方式及生成过程的总的看法和观点,他认为一切都归结于对话,对话是世界存在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的阐释学思想进一步为对话理论开辟了视野,使其成为20世纪的主流话语方式之一｡②就学术研究而言,强调对话性不仅是方法的更新,更是理念的转变｡强调访谈的对话性,其哲学基础正是基于对话理论｡
通过对话,学术访谈才能将一些沉积在学术表象之后的东西揭示出来,将受访者在具体研究当中不能直接表述､或不便“自我言说”的思想､理念､方法等说出来｡这也是学术访谈最有魅力之处｡《甘肃社会科学》近期访谈中如钱理群和邵宁宁谈“乡土中国与现代文学中的家园问题”,郭德宏和董汉河谈“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乐黛云和李晓卫谈“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问题”,以及雷达和刘青汉谈“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胡亚敏和粟世来谈“文学批评视界的拓展”､程国栋和黄艳红谈“科研人员的有效创新时间”等,尤能体现对话的深度｡
2.专题性｡
学术访谈是对某一专家､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集中研究,因此,在研究对象上,它不像一般的期刊论文那样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而是往往就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因而更具有专题的性质｡也就是说,访谈的问题意识更具有学科的性质与宏观性,譬如,《甘肃社会科学》所刊登的郑杭生谈“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童庆炳谈“文学理论的活力在于时代的选择”,范鹏谈“建设现代宗教文明”､张玉能谈“实践美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潘德荣谈“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等,实质上都涉及了学科的根本问题｡
即使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写过程”这样的具体问题,也涉及1949—1978这29年的历史评价､党史研究的观念方法等一系列问题｡①因为就访谈而言,更多着眼于受访者学术思想､学术理念,以及他眼中的学科发展､学术前沿等,而这些方面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所能涵盖得了的｡因此,专题性也是学术访谈的重要特征之一｡
3.前沿性｡
一般来说,作为学术访谈的主体,受访者往往都是某一研究领域的大家､名家与学术权威,他们的访谈主题总是站在学科的最前沿,对于所谈的具体问题,也多与学术前沿､学术热点等紧密联系,因此,学术访谈较之于一般的研究,更具有学术的前沿性｡
看《甘肃社会科学》所刊登的苏智良所谈“将还原历史､披露现实､献策未来一肩担起”的现代史研究,孙承叔所谈“资本与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研究,邓伟志所谈“社会建设与民生社会学”､黄旦所谈“新闻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等,既是学科发展当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又与当下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热点问题联系在一起,极具前沿性｡而叶舒宪所谈文学人类学中的“神话学与中华文明探源”,曹顺庆所谈比较文学当中的“变异学与他国化”,以及劳伦斯·布伊尔所谈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生态想象的理论”等,在当下的文学研究领域也是站在学科最前沿的｡
4.综合性｡
学术访谈区别于一般研究之处,还在于它的综合性｡它是一种立体式的研究,既是对学人的总体关注,又是对其学术思想､研究专题的深度发掘,融学者经历､学术思想､学科前沿､重大命题于一体,因而,必然带有综合性的特征｡纵观整个《甘肃社会科学》的学术访谈,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除了前文已提及的访谈之外,再如霍松林谈“古典诗歌研究与文学创作”､谭家健谈“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蒋绍愚谈“近代汉语语法和词汇”､赵逵夫谈“楚辞与当代学术”､程国栋谈“科技文化与科技政策”､颜昆阳谈“台湾地区的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等,均体现出学术访谈的综合性来｡
5.个性化｡
学术访谈是对学人的专门研究,但又不同于平面化的､静态的学者评论与成就综述,以及学者自己的方法总结,它是根据采访者的问题预设,通过互动的对话方式,以“在场”的方式,深度发掘学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理念､方法等内容,当中尤其有着学者的自我认知,极能体现出学者的独立的学术品格与鲜明的性格特色,因而,很具个性化色彩｡譬如,章培恒先生的访谈,很能见出其“不媚俗､反旧论､立新说”､特立独行的学术个性｡②甚至48采访者的学术个性也可以从中体现出来,譬如,邵宁宁､马世年､岳友熙､童潇等--这些都是其他的研究文章很难具有的｡
再来看学术访谈的范式特征｡范式(paradigm)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的｡广义的范式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更多是就科学哲学而言的｡狭义的范式则如库恩所说,“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更多指一种学术传统､一种科学习惯｡本文所说的“范式”,主要是从狭义的层面上说的｡学术访谈的范式特征,可以从受访者､采访者､访谈内容､访谈过程､表现形式等多个维度进行把握｡
1.受访者的主体性｡
受访者是学术访谈的核心,因而居于主体性地位｡其学术思想､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关注焦点等,都是访谈的重点内容,也是采访者所要特别关注的｡受访者首先决定着访谈的学术含量与深入程度｡从整个访谈过程来看,无论是准备阶段的主题确立､问题准备,采访阶段的专题论述､问题展开,还是写作阶段对访谈内容的补充､完善,受访者都一直处在核心的地位,决定着访谈的水准｡问题只是规定着谈话的范围,供其展开话题,至于谈话的深度与广度则完全在于受访者的发挥了｡
2.采访者的主导性｡
采访者在访谈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一篇访谈的成功与否,不仅仅依赖于受访者的学术水平与谈话的精彩程度,还依赖于采访者的知识储备与主导作用,也就是他把握访谈的能力｡从主题的预定与问题的设计开始,采访者就主导着访谈的方向｡在整个环节,采访者通过“问题情境的预设”,给受访者提供着谈话的平台,也始终把握着访谈的范围与走向｡当然,要真正做到主导访谈,采访者必须要提前做好相应的知识储备,既要深入研读受访者的重要著述､准确把握其学术贡献,还要了解相关学科的总体状况与研究前沿,避免平面式､简单化的问题｡看邵宁宁和钱理群对话时所说“现代文学精神层次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以及“城市化与文明秩序的重建”等,③尤能体会到采访者在问题设置上的深刻用心及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
3.内容的预设性｡
与普通采访不同,学术访谈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有预设性的｡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商定访谈主题之后,一篇访谈的大致结构便已基本确立｡而且,由于话题主要围绕受访者的学术思想与理念､研究方法､关注焦点,以及研究领域的重大命题､热点话题､学科发展等,因此,其基本内容也是双方可以大体预见得到的｡譬如,前面提到石仲泉访谈录,围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写｡而童庆炳访谈录始终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关,①叶舒宪访谈录的核心则是文学人类学②--就内容而言,这些应当和访谈前的问题预设是一致的｡
4.过程的程式化｡
完整的学术访谈,包括准备阶段､访谈阶段､整理写作阶段与补充完善阶段几个步骤,总体上呈现出程式化的特点｡准备阶段包括双方确定主题､采访者设计问题､受访者围绕问题做谈话准备等;访谈阶段,双方围绕预设问题展开谈话,其中也有一些临时加进来的相关问题;整理写作主要由采访者根据访谈记录执笔完成,内容上可根据文章需要有所取舍;补充完善也是访谈的定型阶段,在采访者初稿的基础上,受访者进一步修改完善,有些访谈中未能深入或表述不清的问题,可在这一阶段者予以补充｡
5.形式的多样化｡
多样化主要是就学术访谈的形式而言｡在采访对象上,除了单独访谈之外,也可就一个主题多人合访,还可就某一专题多人､多角度访谈｡具体谈话可根据情况采用面谈､笔谈以及电话､网络交流等多种方式｡文章形式方面,在单人专访之外,也可以一篇中访谈多人,如《文史哲》早先刊发的《访鲁枢元､金开诚､童庆炳三教授》及《访杨周翰､贾植芳六教授》等;还可以在一个主题下包括多篇访谈,如《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陈嘉､朱维之等五人的“学者专访”--颇有些类似于刊物笔谈的形式｡
学术访谈的学术史意义
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形式与学术载体,学术访谈在当代学术的建设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种期刊的纷纷参与,以及学术访谈的大量涌现,足见其重要性及当代学术界的特别关注｡总体说来,其学术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当代学人研究的促进｡
学者研究是当代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的此类研究多是静态的､平面的评述,学者自身的参与感､现场感不强,其深度也有所不足｡学术访谈则以立体的､综合的方式,别开生面,开辟出了一条学者研究的新途径｡这种研究方式强调对话与交流,强调对学者学术经历､学术理念与思想､研究方法的关注,很具学术魅力｡另一方面,学术访谈也是对学者作进一步研究时不可或缺的直接资料,尤其是对于一些年寿渐高的专家--譬如已达90岁高龄的邬沧萍教授③而言,学术访谈更是一种以口述史的方式对其学术生涯的记录,因而,也具有史料的价值｡
2.对青年学者学术道路的指引｡
学术访谈是读者了解某一专家､某一领域､某一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的门径｡学术访谈主要的预设读者群之一便是青年学者,因此,其大众意义更多体现在对读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指导､启发方面｡学术访谈的对象,大都是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学有专长､成就突出的大家､名家,其治学经验非常丰富,尤其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个人机缘､文化兴趣､自我认知等,更是通过一般的研究成果所不能了解到的｡青年学者要想迅速进入研究前沿､作出成绩,自然离不开这些权威专家的引导｡就某一专题而言,访谈本身也是年轻学者深入前沿､把握研究核心的入门之法,因而,具有启蒙意义｡
3.对当代学术史写作的补充｡
当代学术史应当有多种的写法｡学术访谈作为学者之间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口述史,它与一般的学术史比较起来,无疑更具有史料的意义;另一方面,将访谈按照不同的专业方向､研究领域汇集成册,其实就是一部专门的研究史｡因此,在我们看来,学术访谈本身便是当代学术史的另一种写法｡《文学遗产》曾将其访谈､对话的文章胪列成集,定名为《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④这便是另一种的文学研究史｡
4.期刊学意义｡
目前,学术访谈已成为很多学术期刊栏目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我国期刊界当下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作为学术成果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访谈的价值与意义还体现在期刊学方面｡学术访谈既是对学术名家的研究与推介,同时,通过对名家的访谈,刊物也扩大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从而提升了知名度与竞争力｡另一方面,一篇高质量､高水准的访谈,其贡献不仅体现为文章的原发意义,更体现在转载､摘编､引用等二次性刊发方面,譬如,《甘肃社会科学》中邵宁宁关于杨义的访谈,其影响力更多体现在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之后;马世年关于章培恒先生的访谈,在刊发四年多后依然被《复旦学报》等反复引征｡这也是评价期刊学术影响与社会意义的重要指征｡
当然,就学术访谈而言,有一些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譬如,一些访谈流于学者成就的述评,问题意识不强,有些从题目甚至看不出所要访谈的问题;有些对于受访者的评价有意拔高,其结论有失公允､甚至受到质疑;在访谈成果的作者上,存在署名不规范的问题--访谈的作者首先应该是受访者,因此,那种只署采访者的做法是不合学术规范的｡另外,更迸一步说,从期刊的发展看,学术访谈将来能否坚持下去,对于期刊的自身建设而言,其贡献到底又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是今后的研究不可回避的｡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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