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林毓生教授于1970年开始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2022年11月22日去世。林教授于1994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师从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等学术大家。本文节选自林教授当年在北大的演讲，特此分享。
林毓生（1934年8月7日－2022年11月22日）
什么是学术自由？
我这里用迈克尔•波兰尼（“必记本”注：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的话，“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有选择自己研究问题的权利，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并同时根据自己的意见教授自己的研究所得” 。这当然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正常的一个定义。
那么，为什么要有学术自由呢？因为学术自由可以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
北大早年也由蔡元培先生提倡学术自由，但其在理论上很粗松。蔡先生讲的学术自由基本上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的。他说各家学说，在没有被淘汰的情况下，应允许它们各自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并不完全成立的为学术自由辩护的一个理论。
学术自由真正理论基础是这句话：学术自由产生学术秩序，学术秩序产生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肯定学术自由。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学术社群当中最大程度的合作、交流、协调是经由各个学者释放自己的学术冲动而得到的。学者们有了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就有一种压迫感，促使他们找出一个比较令其满意的解答。问题求解的过程需要学者之间互相协调、互相帮助，从而自发演化出一种秩序。
这种秩序是不能通过道德训喻和政治命令得到的。学术界的一些大问题，通常是经由这样地相互协调得到了最有效率的答案，产生了惊人的学术成果。
学术自由背后的含义有哪些呢？
首先，“学术中原创的成果蕴含着学者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运作之间的和解，而没有两者其他领域运作时产生的缺失。”过去英美自由主义者不强调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和前者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有基本的缺陷。
当然，一定要有消极自由，没有人权法治，保障你的空间，什么积极自由都不要谈。学者有了独立空间，学术自由是不是就完成了呢？当然不是，有了独立空间以后，还要运作。独立空间一运作就变成积极的了。积极自由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根据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西方，是宗教传统，现在宗教解体严重，出了很大问题。东方没有这个传统，问题更大。台湾的威权体制松动以后，就产生了各种分裂，出现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叫“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
积极自由若懂得自律的话就不会产生台湾式的自我陶醉。积极自由必须根据自律，必须有道德基础。在学术自由领域，不会发生这些问题，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相互帮助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积极自由的研究激情不会产生小我认同大我，自由变成集体主义的问题。
消极自由在不受干扰的自我空间中进行研究但却没有滑落到要求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或自己变成原子人的地步，因为学者之间必须相互提问题，相互交流，相互提供资讯。在学术自由方面，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相得益彰、相互帮助的。
其次，学术规范与学术纪律最有效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学术自由。
学术中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运作最有效率的结果，一定是在一个开放的、有生机的、非僵化的传统中进行。有这个传统，学术最容易成功。假如存在僵化的传统或者根本没有传统，都不容易成功。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辩证关系，又要有传统，又要有自由，一个不僵化的开放的传统提供了这个空间。
在这个传统中，一个有创发能力的学者才能专心去做他的研究。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自然蕴含着学术规范、学术纪律，归根究底，学术规范与学术纪律最好的来源乃是学术自由的自动自发的演化。这种演化的传统提供了学者彼此信任的基础，赋予研究者对于学术界对他提供的研究成果给予公平待遇的信心，使其可以专心研究工作。假如有了这个传统，研究有了原创的贡献就不会被忽视，就很容易被认识。这有点玄，最根本的说白了就是这两句话：学术自由内含着一个要求，自然要求有规范，有纪律。因为有了自由要研究的话，就要相互协调。如果我研究的这个东西需要那个实验的结果，而那些结果是假的，那我的奋斗就会全部落空，因此必须要求纪律。
我再举一个实例讲讲传统是什么，传统是定义在权威上的。比如现在大家都是物理学家，都很努力。都有实验，都想发表在第一流的物理学报上，世界上第一流的只有三两个，每个月来稿只能发表10篇或者5篇。怎么决定呢？自然要请一批被人信任的编者，做一个权威的判断。这些判断不一定每次都正确。因为学术传统一向是比较保守的，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判断。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呢？因为一个学术传统没有办法不这样。不这样的话，各种胡说八道，野狐禅的东西都来了。所以胡适之先生说的大胆假设根本是开玩笑，大胆假设是不能的，你必须有能力。
胡先生原文说越大胆越好，这是胡说八道。在学术传统里比较尖锐的想象是可以的，学报也可能犯错误。但犯错以后，最尖锐的科学早晚会发现。保守维持稳定，而使得学术秩序不被野狐禅冲破。冲破以后变成危机，再恢复秩序就要很多时间。
学术自由从根本上基于一种道德原则。凡有成就的学者极少是整天琢磨抄袭和钻空子的缺乏学术道德之辈。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坏人。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学术冲动所驱使，整天忙的要死，就想着怎么追求学问。
西方的教授假如被发现抄袭，早上发现，下午就撤职。我们威斯康星大学还有一个规定，教授不能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喝酒。我在威斯康星的时候，另外一个系的教授被人发现喝酒，马上被停职。
凡是自由落实的地方都是非常有法治的，没有法治，很难谈到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管得多的社会，在管多以后就自由了。学者是学术共和国的成员，正因为他为公共领域带来了效益，公共领域才让他在学术传统的纪律中享有学术自由。他需要对公共领域承担信托的责任。
学术界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为什么社会提供那么多资源给你？实际上，从republic的观念来讲，学术自由实际上是个特权。但这个特权是必须提供的，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供的。即这个人必须是个学者，有资格做学问，念过书，有成就，尊重别人，有基本的追求真理的能力和责任。
这些条件具备后，社会给你提供资源，让你享有一种特权。比方说你今天研究学问累了，特别没劲了。你三天三夜睡觉，听音乐，散步都可以。这是特权。你要是上班，不管白领还是蓝领，你就做不到，不能忽然说给自己放假。
拿国外来讲，学术界收入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是中产阶级。那么凭什么社会供养着你，而你除了念书、做学问基本上什么事不做。很多很多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做的事情并非他们的兴趣。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还提供你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相对于给你提供资源的社会，你要承担责任。
文章来源：必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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