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形制和装饰方面具有早期特征的32件古式青铜罍，可以划分为圆肩、折肩两类，二者分别以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西周中期的同类青铜罍为原型进行了仿制。古式青铜罍的时代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分布于范围广阔的华夏边缘地区，构成了一条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结合“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与族群认同理论，古式青铜罍可视为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标志”。古式青铜罍象征着更加久远的时代，因而同时具有“超越本地”和“超越现实”的价值属性。古式青铜罍主要为社会上层所拥有，是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存在“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考古学证据，社会上层通过古式青铜罍等物品所代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实现其“领导策略”。
作 者 | 郎剑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3年第5期，第75-87页
原 题 | 东周时期古式青铜罍与华夏边缘的族群认同
本文所谓的“古式”青铜罍是指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出土的在形制、装饰等方面具有中原地区晚商至西周早中期同类青铜器特点的一类青铜罍。此前，已有若干学者对此类青铜罍进行过比较专门的探讨，其他综合性的青铜器研究著作对此也有所讨论。由于此类青铜罍较多出土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边远地区，或曰华夏边缘地区，故有学者以之为“礼失而求诸野”的物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搜集相关资料，根据形制、装饰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对各类型古式青铜罍的原型进行分析；尝试引入“族群认同”“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等概念，结合时空分布、社会等级和历史背景等相关信息，对青铜罍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探讨，努力实践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学术主张。
一、古式青铜罍的形制与原型
目前，笔者共搜集到古式青铜罍32件。根据肩部特征，分为圆肩、折肩两大类，两类青铜罍在形制、装饰细节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下面即分类举例说明。
第一类，圆肩。共6件。
标本一，山东枣庄东江2号墓出土，编号M2：17。敞口，平沿，方唇，束颈，鼓肩，弧腹斜收，平底。肩部饰两个对称的兽首衔环耳和六个突起的圆涡纹，腹下部设兽首鋬。口径21.4、底径14.6、通高42厘米。年代约为春秋早期偏晚（图一，1）。
标本二，山东沂水纪王崮1号墓出土，编号M1：30。形制与标本一相近，带盖，弧顶，附桥形纽，下腹部鋬呈蛇形。口径21.2、足径17.6、通高46.1厘米。墓葬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期末段（图一，2）。
此外，山东沂水刘家店子2号墓出土两件（图一，3）、广西百色田东县博物馆收藏一件（图一，4），应为当地出土。在山东临沂临沭北沟头墓地也出土一件形制、装饰与田东县博物馆收藏相近的青铜罍。根据青铜罍形制及同出青铜器的特征判断，以上四器的时代均为春秋中期。
第二类，折肩。共26件。根据罍的整体形制和器耳的特征分为A、B两型。
A型，共10件。敞口，束颈，弧腹，器耳为兽首半环形。
标本一，四川牟托1号墓3号器物坑出土，编号K3：6。方唇，平沿，高领，折肩，鼓腹，平底，矮圈足外侈。肩设对称兽形耳，颈部饰两道弦纹，肩部饰六个圆涡纹，腹部饰三角形对称夔龙纹，圈足饰两道弦纹。口径21.7、足径25.6、通高43.5厘米。时代为春秋中期（图二，1）。四川汶川龙溪乡阿尔村出土一件形制、装饰相近青铜罍，时代亦相近。
标本二，山东沂源县姑子坪遗址38号墓出土，共计2件，形制、装饰、尺寸近同。器身较矮，鼓腹，器耳为兽首半环形。颈部饰顾龙纹，肩部涡纹与夔龙纹装饰相间，腹上部饰顾龙纹，下部为波带纹，圈足饰垂鳞纹。其中一件口径21.3、足径21.8、通高33.1厘米。时代为春秋早期阶段（图二，2）。
其余6件A型折肩青铜罍分别出土于四川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1号墓、四川新都马家战国墓。前者出土1件，后者出土5件。青铜罍的形制、装饰略异——斜腹斜收，装饰简化，但整体风格与前举标本相近。墓葬的时代分别为战国早期、战国中期。
B型，16件。弧腹斜收，器耳上半部呈横平状，浮雕兽首。
标本一，山东滕州安上村出土。敞口，束颈，折肩，兽形双耳，圈足。肩饰窃曲纹，腹饰变形三角形夔龙纹。口径16.2、通高25厘米。时代为春秋早期阶段（图二，3）。
传出山东枣庄东江墓地、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的青铜罍、山东日照东港区两城镇征集青铜罍、山东烟台莱阳中荆乡前河前村出土青铜罍，形制、装饰与标本一相近，时代亦当相去不远。
标本二，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8501号石椁墓出土，编号M8501：4。形制、装饰与上述标本相近，但器耳较粗壮，兽首较突出。口径20.6、底径19、通高27.6厘米。时代亦为春秋早期（图二，4）。
1978年四川成都市南一环路东段基建工地出土青铜罍、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收藏青铜罍，形制、装饰与标本二近同，时代应相近。
标本三，1994年安徽桐城市高桥镇长岗村出土。形制与标本二相近，肩部为兽形鋬；肩饰变形鸟纹，腹部有凸起的环带纹，内填雷纹，颈部无纹饰，足部有斜三角形云纹。口径22、足径22、通高41厘米。根据同出青铜鼎的形制判断，青铜罍的时代约为春秋中期（图二，5）。广西宾阳武陵乡木荣村出土青铜罍，形制与标本三接近，装饰繁复。时代当与标本三相近。
标本四，四川牟托1号石棺墓出土，编号M1：172。器身较矮，肩部较宽；肩部饰夔龙纹、重环纹，腹部饰三角形夔纹。口径26.4、足径24.8、通高31.2厘米。时代约为春秋中期（图二，6）。湖南岳阳湘阴郊区出土青铜罍、山东日照东港区苇沟村出土青铜罍、山东大学博物馆收藏青铜罍，形制、装饰与标本四近同，时代亦当相近。
广西荔浦县栎木镇马蹄塘、陆川县乌石镇塘城出土的青铜罍、日本天理参考馆收藏青铜罍，形制、装饰也与标本四相近，但整体略瘦高，肩部兽形器耳更加突出，呈兽首高昂状。青铜罍的时代为春秋早期前后。
下面将上述各类各型古式青铜罍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分析，对古式青铜罍的原型进行探讨。
第一类古式青铜罍，也即圆肩罍，其整体形制与中原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青铜罍基本一致，装饰则有简约、繁复两种风格。简约者通体素面，仅在肩部装饰若干圆涡纹，与河南安阳戚家庄269号墓，郭家庄北6号墓，山西灵石旌介1号墓（图三，1），山东滕州前掌大38号墓，陕西泾阳高家堡4号墓，陕西岐山贺家村1号墓，洛阳北窑410号墓等出土的青铜罍近同，只在局部或细节方面略有改造，属于李零先生所说的“仿古”之中的“变古”。繁复者通体装饰较为复杂的纹样，其中山东临沂临沭北沟头墓地出土和广西百色田东县博物馆收藏的青铜罍与河南安阳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图三，2），北京房山琉璃河1043号墓，湖北江陵万城北门外出土（图三，3），上海博物馆收藏青铜罍的装饰题材与纹样布局基本一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2号墓出土的古式青铜罍，腹饰几何化的波带纹、肩饰三角形云纹，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器盖装饰蟠龙钮的做法也与周初青铜罍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第二类古式青铜罍，也即折肩罍中，A型古式青铜罍与中原地区西周中期的青铜罍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其形制、装饰与1960年陕西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窖藏，1975年扶风齐家村（图三，4-6），西安丰镐遗址出土的青铜罍等如出一辙。这一点，此前已有学者进行过比较细致的分析。B型罍延续了A型罍弧腹的特点，但肩部由鼓肩变为溜肩，且有变宽的趋势；兽首形器耳则更加突出，有高浮雕兽首、整体作伏卧状或兽首高昂等不同形态；纹饰大多延续了A型青铜罍的题材和布局，但更加几何化，少数青铜罍的纹饰变化较大，如安徽桐城高桥镇长岗村出土的青铜罍。
上述两类三型青铜罍的年代从春秋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明显晚于中原地区原型青铜罍，后者在西周中期以后就在中原地区消失了。因此，边远地区的古式青铜罍与中原地区的原型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间隔，符合李零先生所说的“失而复得，断而复续”，也即“复古艺术”的概念。近年来，对商周青铜艺术中的“复古”或称“回溯”的关注逐渐增多，研究者已经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但也有学者对“复古”概念持谨慎态度，如张昌平先生就强调，“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传统文化因素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延续”。有鉴于此，本文仍采用比较中性的、更具描述性的“古式”一语称之。
二、古式青铜罍与东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罍作为先秦礼器之一种，见于《诗经》等传世文献。《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孔颖达《疏》引《毛诗》云：“金罍，酒器也，诸臣之所酢。”《诗经·小雅·蓼莪》：“瓶之罄矣，维罍之耻。”朱熹《集传》：“瓶小罍大，皆酒器也。”《尔雅·释器》：“彝、卣、罍，器也。”郭璞《注》：“皆盛酒尊，彝总其名。”邢昺《疏》：“罍者，尊之大者也。”上述文献表明，罍为酒器，其个体与容量都比较大。
传世文献中也有罍用为水器的记载，《仪礼·燕礼第六》：“设洗、篚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肆。”《仪礼·大射仪第七》：“设洗于阼阶东南，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陈。”《仪礼·少牢馈食礼第十六》：“司宫设罍水于洗东，有枓。设篚于洗西，南肆。”郑玄《注》：“凡设水用罍，沃盥用枓，礼在此也。”贾公彦《疏》：“用水者皆须罍盛之，沃盥者，皆用枓为之。”朱凤瀚先生认为，“《仪礼》成书晚于上引诗篇，盛水器称罍或是春秋以后的事”。考古资料及相关研究表明，墓葬中随葬的青铜罍多与尊、斝、壶等青铜酒器摆放在一起，表明其为酒器。研究者还指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罍还可能作为盛食器。
本文所论的古式青铜罍，其原型在中原地区仅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其后即退出青铜礼器系统。具有商末周初或西周中期风格的古式青铜罍，数量虽不甚多，但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都很值得注意——时间上，从春秋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与其原型具有明显的时间间隔；空间上，分布范围非常广阔，且都分布于中原之外的华夏边缘地区。
此前，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古式青铜罍的空间分布特点。如王宏认为，古式青铜罍的分布大致呈圆圈状，“说明环中国周边地带在先秦时期就有着比较密切的文化往来”。路国权也指出，古式青铜罍（作者划分为“D型铜罍”）“主要分布在四川等周文化的边缘地区”。也有若干学者就器物的生产地点和流通路线进行了一些探讨。如陈小三指出，“铜罍这类看似古老的器类，实际上在东周时期，在相当大的一个范围内仍在生产、使用”。“尽管它们出土的地点范围相当大，但考虑到整体形制及纹饰风格的共性”，“这些器物可能拥有共同的产地，大致范围就在山东南部到安徽的长江沿线这一地区”。高成林认为“山东南部地区出土的这种铜罍不仅时代最早、数量较多，而且形制也比较多样，加上山东南部地区出土的很多东周铜器都存在文化滞后的现象”，“可以理出一条铜罍从山东南部经江淮和长江中游地区南下广西、西上巴蜀的传播路线”；“山东南部是这种铜罍的发源地，内蒙古、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出土的这种铜罍都是受其影响产生的”。熊建华推测，“这类器物的铸造地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原地区西周统治者为特定的族群铸造，不同的特点是为了适合不同族群的文化……另一种可能是在发现最多的地区，如广西等，再通过商贸等活动流传到别的地区”。
诚如论者所言，本文所论古式青铜罍分布范围的确非常广阔——北起内蒙古东部、东南经山东、安徽，南下湖南、广西，西入四川。其分布范围近似一个半圆形，而这一分布范围恰与童恩正先生早年提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相对。因此，笔者认为，古式青铜罍的分布范围可视为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先生在对“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进行论证时，将考古学文化放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综合考察，根据“出土器物的类型、风格、建筑遗迹、葬具、葬俗等各个方面的考古学因素”存在的相似性，提出从中国东北至西南“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主张，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其中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斥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与童恩正先生强调“生态环境”因素，强调“半月形地带自然景观的相似性”不同，本文所论古式青铜罍的分布范围虽同处远离中原的边远地区，也即华夏边缘地区，但在地理环境方面却存在显著的差异。换言之，本文所论古式青铜罍的分布范围也即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突破了童恩正先生所论“自然景观的相似性”，跨越了王明珂先生所说的“华夏生态边界”。
笔者认为，本文所论青铜罍的分布范围内，最为根本的相似性并不在生态环境、生产技术、社会风俗等方面，而在于各个地区族群的“非华夏”属性。仅就其大者而言，就包括东北的山戎、海岱地区的东夷、江淮地区的淮夷、南方的百越、四川盆地的古蜀和岷江上游的古氐羌等族群，从而形成一个跨越多个族群的文化传播带。这一族群上的“非华夏”属性反倒与童恩正先生所说“文化上”的边缘属性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那么，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何以会在东周时期形成并得以延续？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或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学术界所论“华夷之辨”出发进行考察。
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中原地区面临边地族群的严重威胁，如文献所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当春秋时，（戎）间在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诸夏”也即华夏集团的族群意识明显增强，出现了学界所概括和强调的“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防”）。所谓“华夷之辨”的本质，如学者所言，“就是构建自我相似性的华夏共同体意识，同时也构建作为自我对立面的夷狄形象，强调前者的优越性和后者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强调同族人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御辱反对‘夷狄’对华夏文化的践踏和毁灭”。在这一过程中，“攘夷”与“尊王”实为一体两面，相得益彰，成为当时中原列国高举的族群认同的大旗。至于“华夷之辨”的影响与意义，则如研究者所论，极大地增强了华夏民族或族群的认同和国家意识，这使华夏国家在面对外族的侵扰时，能够团结对外，从而形成强大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者所论，多站在华夏族群的立场，强调了华夏族群内部的凝聚，但族群意识是在族群“互动”中形成并得到强化的，“‘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无论是由‘族群关系’或‘族群本质’来看，我们都可以说，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我，自然是继续存在的。但非与人相对之时，我之观念，亦朦胧而不清晰。民族，国家，也是如此。使一民族自觉其为一民族的，是异民族相当的压力。使一国家自觉为一国家的，是异国家相当的压力。压力愈重，其觉醒之程度愈高；其团结的力量亦愈厚。所以说：‘殷忧可以启圣，多难可以兴邦’”。一言以蔽之，“一个群体的认同是在与别的群体对抗或比较时被界定的”。从这一思路出发考虑，在诸夏与戎狄互动的过程中，华夏族群意识的强化必然触发华夏边缘地区族群意识的生成。
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族群成员为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会强调一些文化差异，即我们所谓的族群标志。族群标志或许如穆斯林妇女在公开场合遮面的黑色头巾（“盖头”）一样鲜明，或许如马来西亚华人店铺收银台边供着的小型财神像一般微妙。对纽芬兰人来说，族群标志之一是他们的盎格鲁-爱尔兰口音，另一个标志则是他们使用的古老的航海词汇”。笔者认为，根据古式青铜罍的时空分布特点，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古式青铜罍正可视为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标志”，借以将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内的诸多族群与华夏族群区别开来。但与一般的族群标志仅限于某一族群内部不同，这一“族群标志”表面上超出了单一族群的边界，是“跨族群”的。但正如前文所述，“非华夏”正是古式青铜罍分布范围内统一的“族群标志”，也即与“华夏”这一“我们”相对应的“他们”，是一个更大的“他者”。从这一意义上说，古式青铜罍作为“他们”或“他者”的“族群标志”与其呈现的“跨族群”特点并不矛盾。
另一方面，古式青铜罍作为一种复古艺术，其作用和意义与《左传·宣公四年》所载周王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及妇好墓等商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的“遗玉”相似。与一般的“族群标志”相比，古式青铜罍、“夏后氏之璜”、商周“遗玉”都象征着更加久远的时代，其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伟大性”或“权威性”。这一点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论，“人物对古物的崇拜将接受物品转变成了一种鉴赏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为人们所接受，而且还因为它与过去的联系而被推崇。人们崇尚过去本身的另一个因素是，过去是伟大的。过去性甚至产生了伟大性。过去的这一属性使过去的事物值得保存，值得将其作为传统加以维护和传递”。爱德华·希尔斯的这一论断还可与其探讨的“克里斯玛”权威进行联系。“克里斯玛”最早由马克斯·韦伯引入政治学领域，特指“一种神奇的近乎天赋的领袖魅力”。爱德华·希尔斯扩展了“克里斯玛”的内涵，主张“在制度、角色、个人、规范或象征被人感受或相信关联着或充盈着这些超越权力之处，我们就说它们被认作克里斯玛”；“个人、行动、角色、制度、象征和实物被推定联系着‘终极的’‘根本的’‘枢要的’、决定秩序的权力”。因此，本文所论的古式青铜罍，因其“过去性”“伟大性”而很容易与“克里斯玛”权威联系在一起，可以更好地凝聚族群，特别是特定族群的社会上层，这一点正可与下文关于“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探讨相应。
三、古式青铜罍与“社会上层交流网络”
本文所论的古式青铜罍，多数出土于墓葬之中，少数为“窖藏”出土，其他青铜罍的出土环境则不甚明确。通过列表统计可以发现，出土古式青铜罍的墓葬，规模都比较大，棺椁结构复杂，随葬品数量多，种类丰富，都出土了比较多的青铜器、玉器等高等级物品。据此可以判断，这些墓主的社会等级较高，其中不乏诸侯国君、国君夫人或地方政权的王或“君长”（参见表一）。古式青铜罍在社会属性方面的这一特点，也符合族群认同理论的相关论述与观点。
族群认同相关研究认为，社会上层或知识精英在建构族群认同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因为社会上层或精英阶层更加熟悉自我族群的文化，深知文化之于族群认同的核心作用，因而对其他族群文化的影响也就更加敏感。王明珂主张，族群认同的形成，“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在掌握知识与权力的知识精英之导引及推动下，人们以共同族号、族源历史，并以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来强调内部的一体性、阶序性，并对外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人”。王明珂同时强调，在建构族群认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集体记忆”也是由社会精英提供的，并借由种种媒体（如报纸书刊、历史文物馆、纪念碑、历史教育等）的传播，来强化人群间的根本感情。
霍德通过对资料完备的民族志的研究，主张物质文化不仅仅是生态适应或者社会政治组织的反映，也是用来区分和反映社会关系的一个活跃因素，“相互公开竞争的群团可以用不同的物质文化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而当一个群团希望利用其他群团的资源时就会尽量缩小这些差异性的表现”。“精英集团往往会使用物质文化使其权威合法化”。
与童恩正先生所举细石器、球形石器、半月形双孔石刀、双大耳陶罐、青铜短剑等生产工具、日用陶器和兵器不同，本文所论的古式青铜罍属于礼器或“威望物品”的范畴。前面的统计已经表明，古式青铜罍主要为当地的社会上层或精英阶层所拥有。根据青铜罍的这一社会属性，笔者认为，古式青铜罍分布于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表明这一广大区域内应存在一个“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社会上层通过文化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实现其“领导策略”。
在对酋邦社会的研究中，艾尔率先提出，酋长们获得和维持其权力的三种基本来源，包括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权力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物化”和建立交流威望物品和神秘知识的网络来实现。人类学家赫尔姆斯通过大量民族学材料证明，巴拿马的酋长们正是通过远距离交换获得外来的标志财富的物品和神秘知识来宣称拥有“世界性”的权力，进而证明自己的神圣性和超越所在酋邦的“非本地”的合法性。考古学家皮波斯对密西西比河流土丘期社会的研究也表明，威望物品和神秘知识的交换网络对社会上层非常重要——交换把不同社会中的社会上层联系起来，通过频繁的交流活动，他们形成了一个跨地区的上流阶层，有效强化了他们在各自的社会中的超越一般民众的地位。厄尔本人的研究也表明，社会上层通过建立普通民众难以完成的与外部势力的联系来证明其权力，外来的表示财富和威望的用品可以显示社会上层“超越本地”的合法性。
李新伟将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他通过对辽西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海岱地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牙璧、长江下游凌家滩文化玉版、玉鹰等玉器的研究推断，中国东部地区在距今5500年左右，即复杂社会开始出现的时候，也建立了类似的“社会上层交流网”，而对这一交流网络的维护和控制，同样是当时社会上层的重要领导策略。作者还指出，“这一交流网存在的考古学证据不仅是玉器；其建立的时间也可能更早；具体的交流方式也可能独具中国特色”。
笔者认为，与“领导策略”和权力来源密切相关的“社会上层交流网络”不仅适用于史前时期或前国家阶段，同样也适用于本文所论的青铜时代和国家阶段。作为被社会上层垄断的“威望物品”，古式青铜罍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流行，与前文所举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贵重物品和神秘知识的远距离交流是一致的。考古学家皮波斯在对密西西比河流土丘期社会研究中指出，在实行“威望物品经济”的系统中，物品的价值是由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两个因素决定的。从地理距离上来讲，越是来自远方的东西价值越高；从社会距离上来讲，越是社会上层使用的物品价值越高。循此思路，联系前文关于“古物”文化象征意义的讨论，笔者认为，本文所论的古式青铜罍作为一种“威望物品”，其价值除了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之外，还与“时间距离”相关，即物品越古老，物品的价值可能越高，“过去性甚至产生了伟大性”，古式青铜罍在“超越本地”的同时也“超越现实”，具有更强的“克里斯玛”权威，能够更好地诠释社会上层的合法性。
需要说明的是，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社会上层交流网络”，除古式青铜罍之外，还有更多相关资料可供参照，其中包括西周早期的蟠龙盖青铜罍、春秋时期的矮体青铜钲和点线纹青铜鼎等。
目前，出土蟠龙盖青铜罍的地点共计三处，即四川彭县竹瓦街窖藏、辽宁喀左北洞沟二号窖藏、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葬（图四）。喀左青铜器窖藏材料发表时，作者已经注意到“此罍与四川彭县竹瓦街西周初年窖藏坑所出罍酷似”，认为“在相距数千里的辽宁省出土了同类器，正好说明祖国古代文化从南到北的一致性”。叶家山曾国墓地蟠龙盖青铜罍出土后，研究者提出，这种高浮雕装饰的青铜罍只见于周文化的边缘地区。童恩正先生早年对东北至西南地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进行论证时认为，“竹瓦街铜罍和北洞村铜罍出现相似是由于横亘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缘的文化传播带导致的文化传播的结果”，但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的蟠龙盖青铜罍已经表明，蟠龙盖青铜罍处于本文所论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非童恩正先生早年所论，故可视为东周时期“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形成的历史或文化基础。
矮体青铜钲是一种腔体较矮、圆形短柄、柄上多附带穿孔的合瓦形打击乐器，通体素面或仅在局部装饰简单纹样。目前，与蟠龙盖青铜罍的情况类似，发现的矮体青铜钲数量不多，但分布范围却很广，其中包括山东海阳郭城镇、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沂水纪王崮1号墓、安徽宿县芦古城子遗址、四川牟托1号石棺墓（图五）。这几件青铜钲在形制、装饰方面的风格都比较一致，但与其他地区发现的青铜钲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分布范围与古式青铜罍的分布范围却大体相合。沂水刘家店子、沂水纪王崮和牟托1号石棺同时出土古式青铜罍和矮体青铜钲，是这一广大地区存在文化联系和文化交流，存在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有力证据。
“点线纹”是一种线状排列的凹点装饰，主要出现在鼎耳外侧。在安徽中部“群舒”故地出土这种装饰的青铜鼎数量较多，时间集中于春秋时期。这种装饰的青铜鼎在鲁东南地区和胶东半岛都有发现，表明“群舒”青铜文化对山东半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探讨海岱地区与江淮地区的文化联系、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相关资料除烟台栖霞吕家埠1、2号墓之外，还见于山东长清仙人台邿国墓地、沂水纪王崮1号墓；同样形制和装饰风格的青铜鼎在相距遥远的湖南衡阳县赤石乡也有发现（图六）。如此，海岱地区、江淮地区和地处长江中游的湘江流域通过这种特殊装饰的青铜鼎再次被联系在了一起。
此外，研究者还指出，牟托1号石棺墓1号器物坑出土的B型镈钟，器表装饰为凸起的阳线蟠虺纹，风格与山东枣庄徐楼1号墓铜镈、临沂市郯城大埠二村2号墓出土的甬钟相似。这种纹饰在山东南部和淮河流域比较流行，集中在钟、镈、簠、铺、盆、匜等器类；其流行时间较短，主要集中于春秋中期或中晚期之际。牟托1号石棺和枣庄徐楼、郯城大埠二村大体处于古式青铜罍分布范围的两端，因而也可视为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和“社会上层交流网络”成立的又一辅证。
四、结论与余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东周时期在形制、装饰方面具有早期青铜器特点的古式青铜罍大体可分为圆肩、折肩两类，后者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型。二者分别以商末周初、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同类青铜罍为原型进行了仿制。古式青铜罍出现于春秋早期，延续至战国时期。
在空间分布方面，古式青铜罍分布于中原之外范围广阔的华夏边缘地区，构成了一条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结合“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与族群认同理论，古式青铜罍可视为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标志”。同时，古式青铜罍象征着更加久远的时代，具有相当的“过去性”“伟大性”或“权威性”，具有“超越本地”和“超越现实”的价值属性，因而能够更好地发挥“族群标志”凝聚族群的作用。
古式青铜罍作为一种礼器或“威望物品”，主要为社会上层所拥有，表明古式青铜罍的分布范围内存在“社会上层交流网络”，该区域的社会上层通过古式青铜罍等物品所代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实现其“领导策略”。这一交流网络的存在还可以得到西周早期蟠龙盖青铜罍、春秋时期矮体青铜钲和点线纹青铜鼎等商周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的证明。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列国争强。在“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之下，华夏与非华夏族群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华夏、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认同。除了本文所论的古式青铜罍，吴越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乐器——句鑃的“发明”，齐叔夷钟、秦公簋与秦公钟等铜器铭文对夏王朝的追忆，似都可结合东周时期“华夷之辨”的背景，从族群认同的角度进行解读。
进入秦汉大一统的历史阶段之后，中央王朝如何面对进而整合多样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统一的“汉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多元、统一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的？这些宏大问题既是当时统治者要直面的现实，也是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长期关注与思考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除传世与出土文献之外，如何更加深入发掘文物承载的文化意义，更好实现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之间的整合，有效开展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则需要相关研究者共同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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