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艺术学研究 ，作者艺术学研究编辑部
作者
夏燕靖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术规训是十分关键的环节。其中的根本在于，培养研究生怀有敬畏治学之心，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文献寻踪、义理考据，到文辞达意、观点互释，直至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掌握等方面，都有规训的必要。与此同时，为了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认知水平及论文写作质量，强化“问题意识”的培养，同样是规训的重中之重，即培养研究生在详尽了解论题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挖掘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全面激活研究生的个性化思考与判断能力。尤其是在艺术学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的深化改革中，学术规训的方式方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需要明确课程导向目标，通过“大综合”和“小综合”两种教学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完善课程结构与体系建构；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学术规训，立足于一个“严”字，以提高艺术学研究生的学术素养，进而推动艺术学研究生基础理论教学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育人的科学化发展之路。
就研究生培养而言，构建科学高效的培养机制，打造坚实的基础理论教学体系，提高学术素养，是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的关键。应该说，学术规训始终是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它对促进研究生参与学术研究工作，使其成为艺术学领域具有学科专业素养的合格一员有着重要意义。
所谓“学术规训”，源于20世纪早期西学东渐中现代学术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教学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共同的成果。时至今日，现代学术思想已经日趋成熟，而学术规训俨然成为其核心要义，这为提升学术素养和健全学术规范提供了必要的机制保障。因而，学术规训是实现研究生教育制度科学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明确学术规训至关重要的特性，对整个研究生培养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落实到教学本位来思考，针对艺术学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的设计，要突出规训的方式方法，以及考察课程教学的实际效果，这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在高校艺术学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中，仍然缺乏对学术规训课纲的统筹，特别是对学术规训的要求参差不一，无论是课程规划要求，还是质量评估要求都显得偏低，相关的配套学科专业课程，也显得单一甚至僵化，对学术规训课程的隐性作用更是认识不足，致使艺术学研究生教学课程“本科化”倾向较为突出。对此，笔者提出研究生教育需进一步明确研究生培养目标，完善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以提升研究生学术规训的水准为目标，切实解决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敬畏学问，是一种学术道义
葛兆光曾在《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中写道：“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读硕士生期间，是一个转型关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开始从投入到产出，不再仅仅是学习，而且要创造了，否则怎么叫‘研究’生呢？所以，学习怎么样研究，研究有什么方法，就显得很重要了。”依此而言，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与学术训练围绕的主题，或者说根基，就是要让研究生学会研究、学会创造，并且自觉地意识到只有对学术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方知自己渺小，方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进言之，“敬畏学问，是一种学术道义”，也是每一位学者安身立命的准则，研究生对所从事的学问之业应保有敬重之心。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敬畏”是对人的最好约束，可规避不应该发生的耻辱，其醒悟的感觉如同脊后现寒。的确，学问之业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应该是每一位研究生严谨治学应有的态度。具体到学术写作上，无论是对文章的谋篇布局，还是对文字的精准把握，以及成文后的用心审校，如若缺乏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便会问题百出。韩陈其曾对《语言文字理论新探》一书作过深刻的剖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学术写作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不仅有观点的谬误、常识的混乱，还有频繁的语病等问题。由此可见，写作是严谨的，敬畏学问，其逻辑就是首先要敬畏写作，敬畏文字。写作文稿一旦公之于众，就会无限期地被公众检索，哪怕是在网络上不经意发表的文字，都可能随时被人逐字逐句地审查和批评。这就提醒每一位学者，对待写作、对待文字，要怀有敬畏之心，写作前要沉下心来，反复思考，三思而后行，即便是写好了，也要放一放，留出时间仔细审校。
敬畏学问，还体现在对写作的认识和文风的把握上。落实到文字的表达上，即通常所称的“辞章”之说，也可说是讲究文章文风的韵采，指涉文章的义理表达如何达至上乘。如《后汉书·蔡邕列传》曰：“（蔡邕）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有云：“晋之辞章，瞻望魏采。”“辞章”的概念源于古老的修辞艺术，春秋有“属词比事”一说，是我国古代修辞观念的一种体现，可见古人已将辞章上升至艺术层面给予评价。因此，文章文风处理得如何，往往是“辞章”表达成熟与否的标志，这是自汉魏时期就已开启的事实。例如，建安时文人评论曹植，赞其“文如绣虎”。其后出现的骈文便继承了汉魏辞赋的这些特点，建立起以整比、骈偶、敷藻、征事用典为主要特点的文体。唐代的律赋，除了具有上述特点外，在篇幅、段落、用韵的规则上，又增加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至于如何提升写作水平，关键还是要从读书入手。宋代朱熹的读书方法，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他认为，读书做学问即“致知力行”，“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朱熹的解释可堪比孔子所倡导的“学而时习之”，接近学习的本义。在朱熹看来，学习既包括“求知”，也包括“求能”，“致知力行”正是要求读书用功恰到好处。他尤其强调“行”的重要性，“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故而，他的门生汇集他的训导之言，归纳出颇有影响力的读书方法论，即“朱子读书法”，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以“循序渐进”为例，这是朱熹推荐的读书顺序，名曰“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这表明循序渐进的学习主张，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同时，朱熹还特别强调“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朱熹的读书方法还在《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著作中有所阐发。例如，他的重要著作《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部著作集合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其对于历史的还原与审视，集中体现了朱熹的读书学养，是解读古人有效读书方法之门径。朱熹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从此，“四书”之名正式确立，标志着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最终完成。朱熹的学生黄榦评价言：“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可见，朱熹自觉承担起改造儒学、重建儒学的历史使命，构建了庞大、精密的理学（新儒学）的学术与思想体系，《四书章句集注》则是这一建构工程中的重点项目。我国古代学者历来主张“自得”“自勉”“乐为”，这是一种具有内心审视要求的阅读境界，而如今研究生读书的目的，不妨“功利”点来说，就是要在读书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理解问题”，从而采取有效之法“解决问题”。
换言之，善于写作的确与勤于读书关系密切。尤其是通过量与质的配比写作，技巧自然会得到提升，形成属于自己的文风特点，这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有着丰富的阐述。同时，这也是自古承传的写作构思之道，可算是读书思辨之源流。如《文心雕龙》讲究写作构思，突出对言与意的阐释。又如，唐代以平淡为美的趣尚文风，突出体现在山水诗人群体的田园山水诗创作上；而两宋则是中国古典文论平淡美理想表现的典型时期，平淡美在宋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和文艺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了解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有关写作问题的著述源流，还有许多经典著作可读可研，如《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闲情偶寄》等。《毛诗序》作为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专论，可以说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先河。该文谈到诗歌创作最为本质的情感因素时，明确地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依此讨论诗歌产生的动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观点。最为关键的是，在传承先秦以来关于文学表现的认识主张外，该文还阐明了写作观点，即理性表现要靠情感的萌动，这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对后世诗论写作影响极大。《文赋》是晋代陆机的代表性文艺理论著述，首次将创作本体、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提到了文学批评的写作范畴，可谓与《文心雕龙》共同构建起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李渔的《闲情偶寄》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其中“词曲”“演习”“声容”三部涉及戏曲理论的探究。李渔在书中提出文论写作的要点，突出“结构第一”的原则，即结构谨严、情节紧凑、组织天衣无缝方为好文；他还提出了“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等观点，借此全面而广泛地论述了戏曲创作中的诸多问题。
归根结底，“敬畏学问”是每一位学者应该具备的治学态度和人格品质，做学问应该对自己所撰写的学术成果负责，沉下心来思考，三思而后行，使自己的文章兼具义理和文采。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读书、思考和实践的日积月累来完善。
二、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培养
在学术探求过程中，处处都有发人深省的问题。当面对析出的问题或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如何采用“点拨法”来揭示问题的实质，就变得十分关键。比如，在讨论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以及如何注入新动能的课题上，就需要挖掘问题的本质，即如何看待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型。一方面，不能就古论“古”，而要了解传统手工艺的历史积淀与传承发展，及其流传与流变的因素与路径；另一方面，传统素有“讲古”的习俗，在重视追本寻根的同时，需要结合当下发展的现实，通过实地调研，设问出引人深思的问题域，再给出解决的方案。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方法比知识更重要，这也应和了《易经·系辞》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学者解释道：“在有形东西之上的，凭感官不能感知的东西就是道，即指思维活动、学术理论或哲学方法；而形而下的东西，则是能够凭感官可以观察或触摸到的器物。用现在的术语来说，道与器亦即科学与技术，是学术研究中截然不同的领域。”依此所言，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归纳来说就是“问题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确有许多话题值得深入探讨。
培养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关键在于，需要树立勇于求索的信念，并善于将丰富的材料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充分地呈现出来，这无疑能极大地激发研究生对问题的发现。因为“观点”的提取，本质就是在读懂、读透材料基础上的认识凝练。准确把握材料的主旨，以及材料的主要倾向，就是形成观点的过程。“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说同一材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认识可能反映出不同的观点，写作就是要结合自己对材料梳理后的认识，从中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故而，在培养研究生“问题意识”上，需要积极探索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该校在开设缝合式整合课程“科学课”时，曾确立了一项有关课程的指导原则——“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学生不断地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同样，哈佛大学另一类注重知识横向联系训练的通识课程，也明确提出“课程整合”的意图。一方面，课程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诸如历史学、文学、文化史学、物理学、政治学、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被综合列入其中，这些多学科的课程可供不同专业的学生选修；另一方面，哈佛大学核心课程不只设置单一的分科课程，还设置有大量的跨学科课程。这些基础理论课程可以打通研究生的知识壁垒，有利于研究生对所修课程的接受与拓展。由此可见，哈佛大学相关课程设置的重要理念或者说基本原则，体现在对学科专业的充分融合上，即将教学的目标直指“问题意识”的培养，包括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互动和成果转化，以及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等方面，其重点在于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我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始终强调“发明千千万，起点就在一问”，说的也是发现问题和挖掘问题的重要性。其实，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开展的各项研究工作，但凡取得研究上的一点点推进，都离不开“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全部研究工作都建立在“问题意识”这个思维的起点之上，这既是寻找研究课题的基础，也是突破研究思维的前提。简言之，一切研究工作都是从探寻问题开始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要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此，培养“问题意识”是学术规训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更是一种学术素质的养成。
培养“问题意识”既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研究生写作能力的必由之路，因此有着非常重要的讨论价值。学界对此问题有着持久且深入的探讨。例如，萧延中在《什么是“问题意识”？如何培养“问题意识”？》一文中提出五点训练方法，分别是“重经验”“陌生化”“想象力”“敏感性”“沉思与提炼”。这五点要求，是作者结合治学实践得来的，尤其是其基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所形成的看法，可谓极具现实意义。这些要求与建议，对研究生论文写作前期如何积累资料有着实际的指导作用。除此之外，针对“问题意识”培养的方式方法还有许多，这里仅就笔者所从事的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积累的教案作如下分析：
（一）全面详尽了解事实材料，有助于发现问题
作为研修理论的研究生，培养问题意识、让自己的思维“走出去”的方法，不只限于萧延中所倡导的“行万里路”模式，还可从“读万卷书”中得到启发，这也是培养“问题意识”的另一重要方法，即事实材料的采集与提取。如何针对这一要求来进行学术训练，最基本、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量阅读，过好文献研究的关卡，并从事实材料中发现问题。至于具体如何应对，我们可以从对文史数据的验证这一角度举例说明。
众所周知，文史资料的情况相当复杂，必须经过检验证明，才能安心使用。就资料的情况加以分析，大抵有作伪、误认作者、误认伪书、卷数参差等多种情况，可以说对资料的情况越熟悉，对资料的应用就越熟练，对研究工作也就越有帮助。以文献资料的检索验证来说，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曾从史迹、思想、文学三个方面来强调考证文献资料年代的必要性。又如，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利用考古出土的文物来验证书本文献的记载，并成为一种考据考证的研究方法，对文献资料的采集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以《礼记·玉藻》为例，其中记载“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从该文献资料可延伸出诸多艺术学的研究视角。比如，古代用玉制度，所谓“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即冕冠前后各悬十二旒，每旒贯十二块五彩玉，按朱、白、苍、黄、玄的顺序排列，每块玉之间的距离各一寸，每旒长十二寸；又如，冕冠的基本款式，即在一个圆筒式的帽卷上，覆盖一块冕板（称为延），后面比前面应高出一寸，呈前俯之状，象征帝王关怀百姓之意，冕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再如，服饰纹样的象征意义，即用五彩丝绳为藻，以藻穿玉，以玉饰藻，故称“玉藻”，象征着五行生克及岁月运转，结合服装上的卷龙纹样，可推测天子冕冠十二旒的用法，或与上古时代的“十二数”有关，亦与四时八节以及十二月历法有关。
在求证《乐经》传说与文本的真实性时，同样如此。陈桐生认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乐经”，是一个亦虚亦实、亦真亦幻的概念。说它虚幻，是因为它只是存在于某些先秦儒道学者脑海中的一部经典，这些儒道学者仅赋予它一个“乐经”之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乐经》编著成书，先秦以后凡是冠以“乐经”之名的书籍都不是先秦真正的《乐经》；说它真实，是因为“乐经”并非空泛的概念，而是以上古三代乐曲为实体基础，如在《郭店楚墓竹简·六德》《庄子·天地》《庄子·天下》《礼记·经解》《荀子·劝学》等篇章中，《乐》与其他儒家五经都是并列出现的。又因为其虚实难辨，《乐经》从汉代至今一直是文化学术界纠缠不已的问题。如王莽奏立的《乐经》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乐经》到底是曲谱还是一部由文字写成的典籍？王莽所立《乐经》的真伪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如能解答，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二）培养思维的独立性，克服思维的片面性
针对论文写作中的“问题意识”，谢德仁指出，“从大量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来看，不少文章是从文献到文献，科学严谨地研究‘伪问题’，正在或已经毁掉了一代年轻学者”。这样的现实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甚至是应该警惕的。因而，在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指出研究生所面临的最大的写作困境，即在事实材料中发现问题之后，如何以鲜明而独特的视角去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而不是重复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无意义的描述工作。培养“问题意识”的学术思维，已成为培养独立性思考能力的关键。所谓“独立性思考”，是指对因袭而来的传统观念，给予重新审视、重新判断，进而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探究其真实性与有效性。如此，不仅能够以批判的态度对学术史加以审慎的核查清理，而且能够寻找到超越它的可能性，孕育出自己的思想观点，从而得出能够自我证明、自我判断的意见，推理出新的认识。
此外，预设有争论性的问题，也是克服思维片面性的一剂良方。具体来说，就是对问题采取一种预设的方式，实事求是地面对所研究的问题，多方面认识和理解问题，以克服思维的片面性。
以“儒墨之争”为例，儒家与墨家，从源头上看颇有渊源，都主张仁义道德。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二者又有着许多对立的观点，以至于墨子明指孔子之误。至于墨子为什么要批判孔子及儒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孔子和墨子的异同点。根据诸子言论来看，孔子和墨子有三点不同：第一，所处时代不同，墨子是战国初期人，而孔子是春秋晚期人；第二，各自立场不同，墨子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孔子是站在贵族和统治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第三，所代表的群体不同，墨子是侠士，孔子是文士。但是孔子和墨子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所代表的儒和侠都有理想、有追求、有原则、有底线，不满足于自己的谋生，他们还有人生的价值以及社会的理想需要实现。那么，作为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子究竟是如何评判的呢？墨子认为，孔子的药方仅为一个“仁”字，如何理解“仁”呢？可说是“仁爱”，谓宽仁慈爱，具有“仁爱智慧”“仁爱之道”和“仁爱使命”的三重性。在孔子看来，当时社会礼坏乐崩，这是人心抑或是人性出了问题，是人的“爱心”缺失了，于是出现了社会性问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而此时如果大力提倡互爱的话，就会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孔子将“仁”当作解救社会疾病的良方。对此，墨子提出异议，并开出自己的救世良方，“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墨子主张天下的人都要相互爱护，并倡导相互惠利来扭转丑恶的时弊。他认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阐明唯有人人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方能将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中，并将二者糅合在一起，实现富国安民之愿望。
基于以上分析，有两点值得思考：一是探究问题，不能过于依赖权威，因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唯有思想独立，方能对各类思想观念，包括传统观念作出判断和解读，形成自己的超越性认识，避免出现武断和盲目追随的情况。尤其是能够结合时代因素重新解读“真理”权威，进而产生对既有客观材料佐证的分析与指正，这是形成独立见解的思想依据。二是通过读书获取丰富渊博的见识，有助于“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积累知识和经验，拓宽研究视野，以新的认知更好地解决问题，培养学术思想的独立见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寓深于浅，激活个性化思考与判断
在课题研究中，总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来说，没有完全认识它时，都需要寻找兴趣点，从容易理解的文献或资料细节入手，并认真审视这个细节，包括细节的种种脉络，进而产生全面了解其历史背景的愿望，随后自然会涉猎各个相关学科，继而联系到更多的学科领域来认识问题和解答问题。
例如，顾颉刚的《苏州史志笔记》提及苏州乡间妇女装束，极似西南少数民族，“若包头、若钗环、若褶裙，皆是也。即言体型，亦有颇似者。疑东南、西南，本出一族”。由此出发，又有学者扩充了该民族服饰的细节，以探寻其历史沿袭，提出这种服饰在今吴县东南及昆山一带水乡仍有残存，保持着数百年前的风貌。棱角分明的包头是水乡服饰的典型标志，包头外呈三角状，称“三角包头”。包头用一块底角为30度的等腰梯形布做成，通常包头主体为青色、深蓝色、黑色的布，边缘镶有花布或绒布滚贴，两端以月白、浅蓝、翠蓝等色贴面，上绣图案。相传包头起源于吴王阖闾、夫差时代，其时姑苏一带普植莲荷，吴王见湖中采莲女为遮日挡雨而随手摘片荷叶折成船形，并用竹片将两头固牢戴在头上，感到十分新奇，回宫后便命宫女用布仿此状戴在头上。这种包头传到民间，经过不断改革就成了现在的三角包头。
综上所述，学术研究并非只是一味地将阅读学术经典作为切口入手，而应根据所研究的项目以及研究者自身的个性尤其是兴趣，来选择最合适的切入点，进而再对这个兴趣点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地向整个研究领域进行发散性研究。这一发散性研究过程，需要通过了解整个问题的更多细节，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并非仅仅根据对一个细节的了解，而是要通过对兴趣点的研究，来拓展和积累研学与研究的题域，并将研究脉络和细节进一步深化，以对问题的总体走向有一个大致的理解，方可形成比较可靠的研究路径，甚至结论。在研究生基础课程教学中，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让研究生自觉领会这种寓深于浅的研究方式，结合自身的学术素养与兴趣偏好，以激活个性化思考并追寻判断的依据，从而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相关事件和文化现象，并在研究中发现更多的问题，以获得联想和启示。
三、艺术学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的设计与方法改进
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艺术学专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着重“术”轻“学”的现象。因而，有学者呼吁：“要想解决文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全面提升文艺工作者的素质，而要全面提升文艺工作者的素质，则应从艺术教育这个‘根子’抓起。……对高校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若只看到‘器’的价值，而看不到‘道’的意义，敬畏学术便无从谈起，艺术之路也很难行稳致远。”如此说来，破解重“术”轻“学”的难题，还得从课程改革和课程构建说起，这是提升艺术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刘熙载在《艺概》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艺者，道之形也”，这是儒家倡导礼乐教化主张的延续，重于“体”“用”关系以求之，而在观念上则一再强调以“道”来厘定对礼乐文化的本质认识，以至“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嗣响不绝，这对传统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今，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新型的艺术学专业教学体系，不仅是为了满足当下培养艺术人才的现实需要，而且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因而研究生教育更要承担起“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使命。从艺术学角度来看，针对研究生教育的基础理论课程设置与课程结构问题的探讨，就面临着课程体系的整合与类属关系的调整，这符合进一步拓展学科内涵的要求，即突破了原有艺术学科专业条块分割的局限，适应跨学科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艺术学研究生培养目标，均强调综合素质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艺术学研究生需要具备综合业务素质能力，并且这种需求在当代的艺术学发展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从发展趋势来看，过去的专业边界正在逐渐消融，艺术学趋向于体系“整合”。
就艺术学发展来看，其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可以考虑采用“大综合”与分项科目任选方案来完善，即“N+”模式。所谓“大综合”，主要依据课程设置与课程结构的关系，以及课程“整合”体系的需要进行考虑。这样的“大综合”课程，又具有课程论所指称的“广域课程”概念。它与“分科课程”概念不同，强调知识的横向联系，主张打破学科内、甚至学科间的界限，按照知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及其内在联系组织课程，形成不以学科命名的课程。根据综合程度，分为“大综合”和“小综合”两种形式。“大综合”，即彻底打破艺术学科内部界域，甚至是最大程度地消除分科痕迹，比如，建议将艺术学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的“大综合”列为“类”课，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类：
（1）艺术史类课程：艺术史通论、艺术史学史、艺术史料学基础、艺术文献研读等。
（2）艺术通论类课程：艺术原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学概论等。
（3）艺术批评类课程：艺术批评史、艺术批评通论、艺术新闻与传播等。
（4）艺术论文写作类课程：写作基础、学术及学位论文写作、艺术时评文写作，以及各类应用文体写作等。
至于“小综合”课程，则是对“大综合”模块的再细化，这类课程可以被称为“缝合”课程。比如，艺术史学史的“缝合”课程，可以考虑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史料学、史料研读、目录学、史书史籍体裁解读、史学方法论等，构筑起类似“N+”的教学模式。又如，可以考虑艺术史+艺术鉴赏+非遗文化与艺术、艺术批评+艺术策划+艺术管理等结构。
至于学术规训，相对于艺术实践专业的技艺训练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并且二者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所谓“学术规训”，就其基本训练内容而言，一般是指读书训练、搜集资料训练、表达能力训练、思维创新训练和严谨学风训练等学术实践项目训练。当然，若要延伸来说还有许多内容。比如，对学问门径的了解、对学术规范的把握、对治学理念的理解和对研究方法的领会，等等。客观地说，这些规训对于大多数从事艺术实践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是需要重新建构起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即便对艺术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而言，也有进一步学习或者温故而知新的必要。具体来说，艺术史论学习，包括史学入门（而非一般意义的历史学习）、史学基础理论、史学核心资料、史学知识构成、史学研究方法等。而史学研究又非单一的，牵涉领域十分广泛。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的合训，故产生“史有二义”的统一体，一是对物质材料的考据解释，梳理出发展脉络；二是精神生产凸显的史观思想传播。依此而言，各个层次的基础课程教学是有极大区别的，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当然要突出对“学问”的探究，“问题意识”便是支撑探究的最基本的因素。
众所周知，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学习方式存在着较大差异，最大的区别便是前者注重学术研究和问题探索，属于研究性学习；而后者注重专业知识学习和积累，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学习阶段（学程）的目标和教学重点不同。既然研究生是为探讨学问而学，就涉及学问的探讨方法问题，而要掌握好治学方法，就要接受严格的学术规训，让自己的眼光放得更长远、更开阔，从而看待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视角也就变得更深刻、更本质一些。所以说，研究生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接受，甚至是被动的知识灌输上，而应注重在学习、研究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治学门径上下功夫。至于如何做学问，自然说法很多，通常意义上将著书立说理解为做学问。不过，这样的说法过分强调了学问的艰深，反而会使不少刚入行的研究生视做学问为畏途。著书立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实在“非一日之功”。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中说：“将南京元（玄）武湖赐与庄尚志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这“休明”就是学问问鼎之时的醒悟。《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述“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所以说，针对研究生的培养不必一开始就提很高的要求，循序渐进是教育教学的根本之法。其实，任何一位研究生，都有着比许多其他职业的人员更为有利的治学条件，关键就在于能否确立信心和利用自身知识储备、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等优势来“休明”。
当然，做学问应当脚踏实地，如果把著书立说当作“做学问”成熟阶段的标志，那么，在这之前还有许多铺垫。比如，研究生可以从学写“课程论文”“读书笔记”或“调查报告”等入手，这既是积累治学经验，又是一种写作锻炼；也可以关注一两个问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或实地调研考察，有所思、有所悟，再进行探究与总结，由此准备好撰写较为有深度和分量的单篇论文；还可以在平时用心积累的基础上，参与搜集研究性资料，逐步进入撰写专题论文或专著的准备阶段。对“做学问”的理解，应该放宽些，切不可缚住手脚，形成固化的认知。
研究生只有通过接受严格的学术规训，将做学问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真正学到手，并且注意潜移默化地把这些知识化为深层的学问与文化结构，形成一种自觉的治学能力，才可以说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在严格的学术规训过程中获得的自我培养。
此外，针对学术规训，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学术规训是读书的训练。培养读书爱好，愿意读书，喜欢读书，而且要刻苦读书，读得进去，才能够对书中的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判断其中观点的是与非，这是读书的要义。至于读什么书，既有导师指定的书目，非读不可；也应有自己的发现和选读书目，通过长期的阅读积累，培养起自觉读书的好习惯。
第二，学术规训是搜集文献资料的训练。不管哪个专业的研究生都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即面对一个课题，需要独立地去搜集文献资料并加以整理，归纳出前人的代表性成果，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思路，并写出研究述评。通过这种反复的训练，便逐渐知道怎样搜集和整理文献，怎样提出问题，怎样说理论证，寻求突破，获得创新。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在以后的工作中都能用得上。
第三，学术规训是表达能力的训练。除以上所述外，更需要通过每一门课程论文的写作来自觉磨练。也就是说，应当抓住各种机会，把课程论文当成一篇篇学位论文的阶段性成果来写，并且要对文章反复推敲与修改，然后让导师批阅讲评。当然，学位论文的写作更是一种切实的学术训练，要把它看成人生里程碑性质的工作。学位论文答辩也是检验研究生真实水平和思维表达能力的一项测试。口头表达能力与演讲辩论能力，是每一个人都应学会的生存能力，有意识地训练口头表达能力也是为答辩提前做好准备。
第四，学术规训是创新素质的训练。遇到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激发自己的探索精神，培养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会思考，运用求异思维看待事物。在学习中要有意地训练“问题意识”，敢于提出问题，挑战未知领域。
第五，学术规训是严谨学风的训练。说话有根据，不盲目夸大事实，不出现常识性错误，不写错别字，不乱用标点符号，不写不规范的文章，不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凡是创作与设计的实践过程，必须叙述完整和清楚，尽量做到有理论深度。
总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需要超越被动的知识灌输，学会怎么做学问，通过积累治学经验、参与搜集研究性资料以及参与社会调研活动来完成论文撰写工作等，逐渐培养独立的治学能力。而通过接受严格的学术规训，可以将做学问所需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真正学到手，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学问领悟与知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自觉的治学与运用能力。这样的学习不仅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会使研究生在学术领域中具备更长远、更深刻的眼光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结语
事实上，就研究生的学术规训话题而言，关键仍然在于“问题意识”的培养，有两点尤为重要：其一，注重培养“问题意识”是研究生教育教学性质使然，问题千千万，只有追随问题前行，才可以说是探索、研究，进而挖掘未知领域，这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其二，培养“问题意识”是训练思维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研究生学习的开端和起点，更是研究生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唯有如此，才可以说培养研究生的根本任务有了落脚点。具备“问题意识”对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开发智力，培养独立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如何更好地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呢？有两点建议：一是开发具有启迪意义的“问题导向”，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研究生积极提问，并在现实学习过程中，自行寻求答案；二是当研究生存在疑问时，要让他们敢问或敢于自己探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研究生摆脱顾虑，做学问的主人。
所以说，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突破，还能够在实践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来看，通过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使其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本质，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和方法。创新思维的培养则需要鼓励研究生进行跨学科的思考，引导他们关注所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和观点，从而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创造出新的学术成果。
通过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培养方式，学校和导师可以帮助研究生建立起对问题意识的高度关注，引导研究生运用问题意识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实践。这样，研究生将能够在学术领域取得更加突出的成就，进而为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也是本文探讨的意义所在，即旨在提高艺术学研究生的学术素养，以推动艺术学研究生基础理论教学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育人的科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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