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0期P41—P42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摘自《求索》2023年3期，蒋净柳摘
由于远古巫君文化的深刻影响，“内圣外王之道”不仅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派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潮和哲学形态。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
早期华夏文明的巫觋形态具有自己的演化过程、特殊形态和文化特质，并进一步产生了历史悠久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学术形态和思想传统。
探讨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圣”字的起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崇圣传统，是具有巫觋文化的源头的。“聖”在上古表示一种超凡的巫术能力，他们能够听到神明在自己身边耳语而发出的指令。在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能够通过耳朵听闻神的声音、并发布他独享的通达神意的人，只能够是具有巫觋身份的部落首领。
主宰早期中国精神世界的是“圣王合一”的氏族部落首领。如果进一步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帝王世系，或者是探寻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均可发现他们具有巫觋的性质，在传说中被认为是既有通天神力，又有统治权势的首领，是华夏早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华夏民族中“圣”的神力与“王”的权力是如何完全统一起来的呢？这其实经过了一个“绝地天通”的历史事件。
如前所述，最初的“圣”并不代表一种政治身份，而主要是指向巫觋具有的一种与神沟通的能力。
由于重、黎的“绝地天通”，氏族部落首领垄断了与神沟通的神权。在上古，“圣”字最初指听神谕、转神意的一种巫觋能力，绝地天通后，“圣”与部落首领的身份统一起来，成为所谓的“圣王”。所以说，上古文献中的“圣王”，是兼合神通与部落首领为一体的。
夏商时期的神灵崇拜，到了西周开始发生变化。周朝的统治者特别强调道德理性。他们认为天之命与人之德具有内在联系，故而他们逐步地强化了“以德配天”的人文信仰。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理性进一步强化，圣王恰恰是那些具有坚定道德理性的君主。“圣”从巫觋聆听神训的聪明，逐渐转化成了正确判断客观事物而聪明。
同时，“圣”也是一种道德精神的高尚与自觉。华夏早期巫觋型的“圣王”，经过轴心时代诸子学的“哲学突破”，建构了德智型的“圣王”。
中华文明的演化，经历了上述从巫觋型圣王到德智型圣王的发展过程，两种不同的圣王有着明显区别。在前轴心文明阶段，巫觋型圣王代表了氏族部落的主体性，垄断了与天神沟通的权力。而到了轴心时代后，圣王逐渐成了族群中聪明睿智、道德自觉的杰出代表，圣王之道即对宇宙规律性与人类道德性的全面把握，德智型圣王取代了巫觋型圣王。两种不同的圣王有着传承的关系，先秦诸子所论述的圣王，尽管已作了理性的提升，但是“圣”所具有“神通”的原始意义，仍然隐含并延续着。“圣”字保留了巫觋以来的神通特性，是巫觋型圣王的人神一体状态的转化与提升。
春秋战国后，中华文明史、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开始形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主体论。先秦诸子大多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归结为圣人的创造，描绘为圣人引领全族开物成务。“六经”是三代先王之政典，记载了巫觋型圣王建构的礼乐制度。而早期儒家为六经所作的传记，将这些具有巫觋性质的古代圣王进一步理性化、道德化，使得圣王具有崇高的品德和无穷的智慧，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
到了春秋战国的轴心文明时代，思想、哲学的突破成为核心问题。先秦诸子将上古归于圣人的巫术能力，提升为一种理性精神的睿智与德性，认为这是他们能够达到与天道合一的根本原因。因此圣人成为轴心文明时代的最高人格典范，圣人的言说也就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诸子将自己的思想，附为对上古圣王思想的转述与阐发。不同的诸子学派，各自将自己的主张附于上古圣王名下，推动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全面登场。
《庄子·天下篇》并不主张思想的多元性，而是希望能够超越彼此之间的思想差异，最终走向“内圣外王之道”的整合与统一。
在孔子看来，只有圣王才是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主体，而自己不过是“述而不作”的效法者。
墨子认为圣王必尊鬼神，这是对华夏古国之王具有巫觋神通能力观念的继承。
法家心目中的圣人是各自理念的代表，将自己推崇法治的政治主张也归因于圣王。为了区别儒家的“先王”“圣王”，韩非子直接称自己的理想圣王为“圣人”。
黄老之学希望将道家的学说推广运用到国家治理上，所以也将自己的主张描绘成圣王之道。
先秦诸子为了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终结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的思想主张。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主张说成上古圣人、圣王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是丰富多彩的诸子学，均可以“内圣外王之道”一语概括的原因。
综上所述，先秦的“内圣外王之道”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其一，是“六经”记载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内容包括了上古先王开拓华夏文明的超凡能力与历史轨迹；其二，是诸子表达中的“内圣外王之道”，他们各自从“六经”中提升出的更有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的学术思想体系。尽管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各异，但是诸子的多元化学术体系背后有共同的理性特征和哲学精神。所以，先秦诸子不仅将华夏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归因于圣王，而且将自己的思想创造、学术建设也附于“圣王”或“圣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圣外王之道”，进一步强化了前轴心文明（从炎黄尧舜到夏商周三代）与轴心文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密切联系。“六经”作为后世学术研究的重心，记载了三代先王治理天下之“迹”，上古华夏政教之“制”，一直是后世政教的典范，促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传承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与上古先王的政教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传述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后来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原初形态，中国哲学不同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征就是一以贯之地对“内圣外王之道”的阐发。这体现出华夏民族的一种理性精神：一方面，这是一种摆脱神灵膜拜、崇尚理性务实的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理性精神因源于圣王之道，故而又有鲜明的人文化、功利化、道德化的特色。具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具有以下理性特征。
人文理性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王的巫术神通逐渐转化为与德性、智慧相关的人文理性。先秦诸子从三代先王那里提升出来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文理性色彩。
实用理性特征。当诸子百家讲求“内圣外王之道”时，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闲情逸致，而是以一种强烈的经世情怀学以致用，以实用为目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往往以“有用性”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
实践理性特征。圣王之道的长期演变发展，衍化发展出一种由心性通达天道的实践理性，明显不同于西方的超越自然感性的实践理性。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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