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路径，侯外庐从“革命”“史学”“思想”三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论证。与此相应，他兼具了“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的三重身份，我们正可以借此理解其史学研究的目的及学术贡献。从研究目的来说，侯外庐以革命家的身份“用笔杆子战斗”，他要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找到合法性的历史依据，并呼应客观整理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的时代课题。从研究内容来说，他以史学家的身份系统考察、研究和书写了自商周之际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历史，并建构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从学术思想来说，他以思想家身份系统研究了近3000年中国思想和社会，并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特点、历史发展动力、中国文化未来出路进行了深刻思考。
左图：1936年，《资本论》第一卷合译本，译者署名右铭（王思华）、玉枢（侯外庐）。
右图：《资本论》第二卷译稿手稿（未出版），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用笔战斗的革命家”
侯外庐毕生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正是为了求索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的答案。通过践行革命工作和从事学术救国，他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路径”，以此具备了“革命家”身份。
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图存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侯外庐早年在北京就读大学期间就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军阀等学生运动，1924年，他结识李大钊，并在其指导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侯外庐怀抱着追寻共产主义真理的理想赴法留学，学习和试译《资本论》，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参与当时旅法共产党支部的工作。1936年，他与王思华合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合译本，从而“填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一大空白”。侯外庐1930年归国后，利用大学讲台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抗日救亡的宣传，并以“左派教授”身份赴山西从事抗日救亡和统一战线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重庆《中苏文化》杂志主编，在党的领导下从事促进中苏友好、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宣传马克思主义等工作。由此可知，兼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和革命理论家等多重身份的侯外庐，在抗战救国和统一战线等革命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将学术研究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的主要途径。侯外庐上承五四时期的“民主”“科学”思潮，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毕生信仰和归宿，他晚年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曾自述：“大半生来，在我追求、研究的不平坦历程中，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侯外庐一方面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追溯和反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面客观评判其价值与地位，以此完成新文化运动未完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则要为民族独立和自由、为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提供学术答案。他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独特“维新路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等理论创见，目的就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学术证明。
用史学研究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侯外庐系统考察研究了近3000年的中国思想历史，试图从思想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中寻找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落后的原因，并借此论证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侯外庐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保守性和改良倾向、唯物论思想发展缓慢、自由法权观念缺乏等思想文化特点的揭示，实际上正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消极性的批判和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曲折性的探源。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用理论证明了中国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中国革命的合理性。
“求真致用的史学家”
侯外庐以“求真致用的史学家”身份，系统考察和研究书写了自商周之际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历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并希望以此实现指导社会实践、解答社会问题的“致用”目的。
经济学、哲学和史学“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侯外庐的学术体系包含着经济学、哲学和史学三大领域，并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他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哲学是进行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是研究方法论和进行批判反思的工具；经济学是探索中国哲学、史学、社会演变深层原因的途径；史学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一般思想及经济社会状况的学术回溯和整理。这一逻辑结构的形成，正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的产物。
“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研究特色。最为学人所熟知的侯外庐史学研究特色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将中国历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统一整体进行考量。这一研究路径渊源自于他早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和翻译，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分析法也成为其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侯外庐的史学研究由社会史和思想史两部分有机组成。他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既注意从土地制度、社会阶层结构、所有权归属等角度分析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本质原因，也注意审视社会与思想之间的互动，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动力和丰富内涵，以达到“以古人之思想还诸古史之实际”的“求真”目的。
“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国问题”的史学视野。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启发下，注意从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宏观格局中看待中国历史的演变特点，提出中国思想史研究应具有中西比较的世界史视野，必须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原则。这种“世界眼光，中国问题”研究视野的意义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必须突破传统史学“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自我中心局限。学人只有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进行中西比较，才能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作出全面的考察和反思，进而从学术角度发现并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问题。
“探索出路的思想家”
侯外庐以思想家的身份，通过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的贯通性研究以“叩问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他的史学研究和理论观点无不体现出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特点、历史发展动力的批判和总结，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文化反思：在系统批判与整理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性整理，最终为中国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这是当时学术研究中的“首要任务”。侯外庐对中国古代正统哲学的专制色彩、传统哲学的浓厚宗教性、封建土地国有制和自由私有权缺乏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法权观念等思想遗产给予了重视和关注。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中国化运用，推进科学、自由、民主思想和法权观念的启蒙和发展。
文化自信：运用马克思主义建构史学研究的中国道路。侯外庐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真正科学的研究理论，只有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才能对纷繁复杂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作出客观解释。其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及归宿正是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的合理性。因此，侯外庐也将史学研究工作视为“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即通过考量中国历史的特点，进而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通过探索独立自得的中国史学范式，进而重建中国学术和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在侯外庐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虽然有其特殊性并自成体系，但缺乏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因此，需要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动力，从而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他从方法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从思想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进而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路向，即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出新的中国学术形态和民族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侯外庐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叩问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即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寻找答案。这些理论经验，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学术讨论，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启示意义。
（作者系西北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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