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著名唐诗选本中普遍存在时序错位现象，即错误地排列了诗人的时间顺序。这种现象无形中反映了明清诗学家对唐代诗人的印象，地位较高的诗人更容易被前置。通过时序错位现象可明显看出，明清诗学家有着清晰的“四唐”意识，甚至因此形成一定刻板印象；尊崇古体诗，尊崇岑参、杜甫、李商隐等人，轻视与齐梁诗风、词和小说有关的诗人；以出身时间为判断诗人时序的主要依据。对明清唐诗选本时序错位规律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消除其带来的误导。
关键词：明清诗学；唐诗选本；时序
作 者：张一南，北京大学中文系。
诗学家编选诗歌选本的过程，也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印象，描述和建构诗歌历史的过程。这中间，存在着对历史事实的放大或缩小，甚或无心的讹误。普通读者乃至专业研究者对诗歌历史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典的诗歌选本。随着诗歌选本所建构的诗歌史深入人心，实际上形成了相应的诗学文化，受众所接受的诗歌史，往往未必是原生状态的历史，而正是诗学文化的一部分。本文探讨明清唐诗选本中的时序错位现象，正是试图从一个问题入手，探讨唐诗选本建构的诗学文化。
一、问题的缘起与本文的研究范围
明代与清代前期产生了一批影响较大的唐诗选本，这些选本大致以年代编次，但同时并非专以考据为务，并未严格核对作者之间的时序关系，因而常常出现作者的时序错位现象，即时代较晚的作者，排在了时代较早的作者之前。本文搜集这些时序错位现象，并非意在苛责古人。本文关心的问题在于，这样的错位是如何造成的？又反映了编选者怎样的印象？
选择大致以年代编次的诗歌选本，则排除了编选者主观上是以艺术地位为编次依据的可能性，可以相信，编选者力图秉持客观的标准，复原唐诗史的面貌，无意于为作者排定座次。而其中出现的时序错位现象，则又可以排除编选者只是根据某种无可移易的客观事实编排次序的可能性，无意中凸显了编选者的诗史印象。
本文研究时序错位现象，选取了几种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唐诗选本，并尽量兼顾明清诗学的不同阶段。明初以高棅《唐诗品汇》为代表；明清之际以陆时雍《唐诗镜》为代表；清代前期以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为代表；清代中期以孙洙《唐诗三百首》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为代表。此外，编纂于清代前期的唐诗总集《全唐诗》同样是大致以时代为顺序，并存在时序错位现象，故一并纳入统计范围，作为唐诗选本的对照。
接下来是如何确定诗人时序的问题。生活时代相近的诗人，按照不同标准，往往可能有不同的排序。例如，孟郊出生早于韩愈，但韩愈及第早于孟郊，那么这二位诗人无论如何排序，都不能算错。本文从出身、生年、卒年三个角度来衡量诗人的时代。出身一般以进士及第时间为准。及第是唐代士人文学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进士及第者，无论长幼，其文学影响力都会发生巨大的跃升，及第往往成为诗人文学生命正式开始的标志，而其及第之前能发挥的文学影响则较为有限。即使部分诗人及第较晚，在及第之前早已展开文学活动，在古人心目中，及第时间仍有可能成为确定其时序的标志。至于终身不第或不由进士进身的诗人，其出身则不以及第论，而以能标志其登上文坛的重大事件为据，将这一事件视同其及第。故本文以“出身”概称及第和非及第的两种情况。考虑到传统的时序排列习惯，本文将出身时间作为确定诗人时序的首要标准。除出生时间外，生年可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参考。当生年顺序与出生时间顺序矛盾时，编选者取哪一个标准，本身也包含了值得研究的信息。最后，诗人卒年对诗人文学生命的意义虽然不像出身时间和生年那么重要，但也毕竟标定了诗人生存的最后时段，也可能影响到编选者对诗人时序的判断，也是值得考虑的信息。
唐诗选本中出现的时序错位根据程度深浅可分为不同的层级。如果诗人甲的出身和生年都早于诗人乙，却仍被排在诗人乙之后，那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错位。真正的错位又可分为不同的层级。如果两位诗人没有共同生存的时间，即诗人甲去世时，诗人乙尚未出生；或者两位诗人没有共同创作的时间，即诗人甲去世时，诗人乙远未及第，尚为幼童，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甲仍被排在了诗人乙之后，例如将李益排在贾岛之后，那么这就是严重的错位。如果两位诗人存在共同生存的时间，特别是如果曾有重叠的交游圈，例如将杜甫排在王维之前，那么这就是相对轻微的错位。另外，如果诗人甲的生年和出身都早于诗人乙，但诗人乙英年早逝，去世在诗人甲之前，此时仍将诗人乙排在诗人甲之前，例如将李贺排在元稹之前，这种排法看起来不无根据，但以人情度之，仍不失为一种错位。而如果两位诗人的出身和生年互有先后，例如上文提到的韩愈和孟郊，那么无论怎样排列都不是真正的错位，我们只需考察编选者倾向于以哪项为准即可。
接下来，本文即对不同层级的错位现象进行归纳，并对其成因做出分析。
二、明清唐诗选本中的时序错位现象及其分析
明清唐诗选本中不乏明显的时序错位现象，本文所论及的选本，没有一个能准确无误地反映唐代诗人更迭的历史。这些错位现象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一）严重错位
一些选本出现了将属于不同时代的诗人排错次序的现象。这种现象出现不多，但其与历史真实的差异足以引起人的兴趣。本文在此列举这些例子，并作简单分析：
1.贺知章在许敬宗前（《唐诗品汇》）
许敬宗与贺知章虽均可划为初唐诗人，但许敬宗是由隋入唐，贺知章是生活于初盛唐之际。贺知章出生时，许敬宗已68岁；许敬宗去世时，贺知章年仅14岁。编选者大概是把他们都视为初唐诗人，不再核查其时代先后，又认为贺知章的诗学地位高于许敬宗，故将贺知章置于许敬宗之前。
2.贺知章在贾至后（《唐诗别裁集·七绝》）
这又是把贺知章的时代大大推后了。贺知章长贾至60岁，贾至的主要活动时间为天宝后期。编选者大概将贺知章划为盛唐诗人，特别是存有其与李白交往的印象，同时因贾至的应制诗《早朝大明宫》多被诗选置于卷首，形成了贾至年辈较高的错误印象，故将贺知章列于贾至之后。
3.杨衡在韦承庆前（《唐诗镜》）
韦承庆为武后时人，杨衡为大历时人，二者年代相去甚远。盖杨衡因诗作较为生僻，诗风偏于保守，有齐梁之体，故被误认为初唐早期诗人。
4.李益在贾岛后（《唐诗别裁集》）
李益为大历诗人，贾岛则主要活动于中唐后期。李益年长贾岛30岁，李益及第41年后贾岛始至洛阳，李益卒后贾岛始为长江县主簿。编选者或以二人均为中唐人，未加详察，又因李益诗格近似其心目中的晚唐，而与其心目中的大历诗风不合，故误以为李益生活于中晚唐之际。特别是李益是《霍小玉传》的主角，唐传奇在古代士人心目中地位卑微，这也容易给人造成李益生活于晚唐的印象。
5.崔峒在罗隐后（《唐诗别裁集》）
崔峒为大历才子，罗隐为进入五代的晚唐后期诗人，二人时代相去甚远。盖崔峒因姓名、作品皆较生僻，又因姓崔，易与晚唐诸位崔姓诗人相混，故被编选者当成了唐末诗人。
6.张继在徐凝后（《唐诗别裁集》）
张继为大历诗人，徐凝为元和诗人。编选者盖以张继为中唐诗人，又因其诗风保守，误以其活跃于中晚唐之际。
7.沈亚之在顾况、陆贽前（《唐诗别裁集》）
顾况为大历诗人，陆贽为韩愈座师，沈亚之为中晚唐之际诗人，韩愈弟子，与杜牧有交游。
8.陈陶在韦庄、罗隐后（《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
陈陶活跃于中晚唐之际，诗风有近于温李之处，常被误认为晚唐后期诗人。特别是其有入道经历，往往被作为方外之士编于卷尾，故常被误会为唐末诗人，甚至系于韦庄、罗隐后。
9.曹唐在秦韬玉后（《唐诗别裁集》）
曹唐活跃时间与李商隐大致重合，秦韬玉为晚唐后期诗人。曹唐情况与陈陶相似，亦为方外诗人，诗近温李而体式单一，故常被系于卷尾，进而被误会为唐末诗人。
10.皮日休在刘沧前（《唐诗别裁集》）
刘沧约与李商隐同时代，及第早于皮日休23年，皮日休为唐末诗人。皮日休工于古体，形象较正面，常被视为晚唐前期人物。
11.李商隐在柳公权前（《唐诗镜》）
柳公权为中唐人，长于李商隐36岁。李商隐因兴寄讽喻，在后世的地位颇为崇高，不时跻身于中唐诗人之列。柳公权则因诗名不高，被系于中唐之末。
除各类选本外，《全唐诗》中也不乏类似现象，如：
1.张九龄在杨炯前
杨炯为“初唐四杰”之一，张九龄为初盛唐之际诗人。编者盖因张九龄为唐代较早写作古体的诗人，容易出现在古体诗的卷首，而形成了张九龄时代较早的印象。同时也说明，编者可能存有“唐代从建立时就有古体”的印象。
2.张说在沈佺期前，且远在张九龄后
沈佺期年长张说12岁，为典型的武朝诗人，张说则为初盛唐之际走出了沈宋诗风的诗人。张说比张九龄年长12岁，有前后承继关系。编者因张说长于古体且相信古体早于沈宋体，故将张说排在沈佺期之前。又因张九龄时代较早的印象根深蒂固，故将张说排在张九龄之后。
3.卢鸿一在卢象之后
卢鸿一为武朝诗人，卢象为盛唐诗人，且为卢鸿一之侄。编者盖因卢鸿一长于骚体、古体，将其误为盛唐诗人，又因其诗作不多，置于卢象之后。
4.刘长卿在诸多盛唐诗人之前，远在李白之前
这一编排与很多人的诗歌史印象不同。刘长卿生年不可考，而其大致活动时间与杜甫相当。在大历诗人中，刘长卿的确较为年长，实在盛唐与中唐之间，但其年辈也不致明显高于李白。
5.贾岛在李群玉后
贾岛年长于李群玉35岁，属中唐诗人，李群玉在晚唐诗人中活动时间偏晚。如此编排，盖因贾岛诗风在晚唐宋初影响巨大，给编者造成了“贾岛是晚唐诗人”的印象。
6.温庭筠、段成式又在贾岛之后，而远在李商隐之后
温庭筠、段成式活动时间与李商隐相仿，且温庭筠年长李商隐十余岁，其活动时间早于李群玉。盖因其诗风被视为卑下，故其常被后置，形成了“温庭筠为晚唐后期诗人”的印象。
7.曹唐在司空图之后
与《唐诗别裁集》将曹唐后置的原理类似。
(二）一般错位
更多的时候，诗选的时序错位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发生于同时代的诗人之间，将年辈较低的诗人误植于前辈之前。这种现象的出现要频繁得多，难于一一列举。
这些错综复杂的错位，仍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些错位现象，往往集中于有限的几位诗人，且每位诗人往往倾向于被后置或被前置，每位诗人容易被后置或前置的原因，也可以被概括为有限的几种。这些原因不是互斥的，一位诗人给选诗者留下不同于历史事实的印象，往往是多条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在此对不同错位现象及其成因做出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1.容易被后置的诗人
容易被后置的诗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与文学史评价、诗人生平有关。
①文学史评价相对较低的诗人容易被后置。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温庭筠。温庭筠年长于李商隐，虽未获正式进士身份，但于李商隐及第时已从庄恪太子游，实际上已充分发挥其文学影响，但温庭筠在各种选本中往往排在李商隐之后，甚至远在李商隐的后辈之后，编选者甚至不会因温李齐名而将温庭筠与李商隐排在一起。这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即温庭筠远远年轻于李商隐，甚至生活于晚唐后期。
与温庭筠遭遇类似的还有李群玉。李群玉与李商隐同龄，却被当作唐末诗人（《唐诗品汇》《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这也是因为李群玉的文学史评价较低、给编选者留下的印象不深。
又如，《唐诗别裁集》的近体部分将韩愈置于白居易之后，而事实上韩愈的出身、生年、卒年均在白居易之前。与此同时，在古体部分，韩愈排在白居易之前。这或许并不是因为编选者真的认为韩愈晚于白居易，而是因为编选者认为韩愈的近体诗成就不如白居易高，只能在白体之外聊备一格，不能代表近体的时代风气，而其古体诗成就高于白居易，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这样的编排，可能会给读者一个暗示，韩愈的年辈低于白居易，从而偏离了历史事实。
再如，李颀会被置于高适、岑参之后，也是类似的情况（《唐诗镜》《唐诗三百首》）。这说明，在编选者的心目中，李颀的地位已低于高岑。
同样的情况甚至发生在顶尖的大家身上。王维会排在杜甫、岑参之后（《唐诗品汇》《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这可能与编选者推崇杜甫、推崇岑参的意识有关，而王维的时代早于杜甫、岑参的历史事实因此被遮蔽了。
在中晚唐诗人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例如，许浑在晚唐诗人中年辈甚高，几乎可以算是中唐后期诗人，却被放在杜牧、温庭筠、李商隐之后（《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诗别裁集》），这与一般认为许浑诗格更低有关。
②与大家齐名或存在联想关系，而文学史评价略低的诗人容易被后置。
编选者在选录了一位大家的诗作后，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与之相似的一批诗人，将他们排在大家之后，而不太会注意其中一些人可能比这位大家年长或出身早。更有甚者，编选者还可能在后续的编选工作中，在他们与大家之间插入一些实际比他们年辈更低的诗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綦毋潜。綦毋潜是盛唐田园诗人，与王维存在联想关系，但成就不如同类的孟浩然、祖咏、储光羲等人。因此，綦毋潜尽管比少年得志的王维还要早及第一年，但还是会理所当然地排在这些人后面，甚至排在年辈更低但文学史地位与王维更接近的李颀、王昌龄、岑参等人之后，甚至比常建、贾至的排位还要靠后（《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贤三昧集》《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各类选本几乎众口一词地将綦毋潜放在盛唐之末，没有一位编选者注意到他出身早于王维的事实。
王昌龄、储光羲的命运也与綦毋潜类似。王昌龄是足以与王维构成联想的盛唐诗人，但文学史地位仍然不及王维，因此，人们往往忽略王昌龄出身早于王维的事实，而将王昌龄视为略晚于王维的诗人，排在与王维联系更紧密而出身比王维更晚的孟浩然之后，同时也排在王维之后（《唐诗镜》）。也有的编选者在选完王维、李白、杜甫后，才想到王昌龄，这种联想也是自然的，但这样一来，王昌龄就排在了出身、生年、卒年都远远晚于自己的杜甫之后，甚至排在贾至之后（《唐诗别裁集》），有的编选者甚至在李颀、岑参之后才想到王昌龄（《唐诗品汇》）。储光羲比王昌龄出身更早，但文学史地位更低，且因写作田园诗与王维建立了联想关系，因而不仅几乎永远排在王维之后，而且会排在王昌龄、祖咏之后（《唐诗品汇》《全唐诗》），乃至高适之后（《唐诗别裁集》）。
与王维关系密切的王缙、裴迪也遭到了类似的对待，他们是因王维被编选者想到，却并未直接跟在王维之后，而是被放在盛唐之末，位列贾至、常建之后（《唐诗品汇》）。
钱起出身比刘长卿早，却经常排在刘长卿之后（《唐诗镜》《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也是出于类似的原理。钱起与刘长卿齐名，而知名度比刘长卿略低，编选者往往要先想到刘长卿，再想到钱起，而不会在意钱起曾与王维唱和的事实。
③以晚达著称的诗人容易被进一步后置。
比同龄人出身晚的诗人，因其坎坷命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编选者可能过分夸张这一印象，将其安排在出身更晚的诗人之后。例如，卢照邻、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中的晚达者，但他们所谓“晚达”，只是出身年龄较大，但因他们出生远远早于王勃、杨炯，所以他们的出身时间仍然早于王、杨。而编选者仍然会把他们排在王、杨之后（《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这或许更多考虑了“王杨卢骆”的排序，而不以其实际年辈为序。
④比较生僻的诗人容易被后置。
有的诗人文体并不单一，但并非一流诗人。编选者在见到这种自己不熟悉的诗人时，倾向于认为其时代较晚，自己没来得及熟读，从而将其后置。例如中唐后期年辈较高的诗人武元衡，即被误认为晚唐诗人（《唐诗品汇》）。
（2）与文体、风格有关。
①传世作品少、传世文体单一的诗人容易被后置。
例如，王之涣在盛唐诗人中出身较早，但经常被排在盛唐后期出身的高适、岑参之后（《唐诗品汇》《唐诗镜》），甚至关注度并非最高的李颀之后（《唐诗品汇》《唐贤三昧集》），乃至入于大历的刘方平、皇甫冉之后（《全唐诗》）。王之涣的传世诗歌艺术水平很高，脍炙人口，却每每被系于盛唐之末。这大概是因为王之涣传世作品较少，皆为绝句，实际上影响有限，在盛唐诗人中显得比较边缘，编选者或许只有在基本完成盛唐诗的编选之后，才能想起王之涣这样的诗人，且不会再去查检其及第的具体年份，只能随手将其系于盛唐诗之后。
又如，李峤在初唐诗人中出身较早，却被置于四杰、杜审言、宋之问、刘希夷之后（《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诗别裁集》）。这或许与李峤在后世评价不高，创作文体以颂圣、体物五律为主有关。编选者只记得李峤是初唐诗人，却未意识到他年辈较高，同时将他视为初唐不甚重要的诗人，放在较后的位置。
②特定的文体和身份容易造成诗人被后置。
诗人如果涉及在当时观念中地位较低的文体，则容易被后置。
例如，温庭筠为词的创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词体被认为格卑于诗体，温庭筠倾向于被后置，或与此有关。读者一旦形成了“唐诗宋词”的印象，就更容易将写词的唐人想象得尽可能接近宋代，从而将温庭筠想象成与韦庄一样的唐末词人，与韦庄而非李商隐相提并论。
类似地，大历诗人李益也往往被后置（《唐诗镜》《唐诗别裁集》）。这可能是因为，他同时是唐传奇《霍小玉传》的男主角，与这一地位较低的文体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人们在想象唐传奇的创作年代时，倾向于将其后置，甚至想象所有的唐传奇都作于唐末，那么，出现在唐传奇中的人，也给人感觉年代较晚。因此，编选者不会深思《霍小玉传》发生的时代，而会把李益与晚唐或中唐后期的诗人编排在一起。
另一方面，以赋见称的诗人，如李华（《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集》）也会被后置。赋虽然理论上地位崇高，但在唐代已经式微，不再像汉魏六朝那样常见，因而获得了另一个方向上的边缘性。赋家的诗，也只能被编选者偶尔联想到，附缀于其时代的末尾。
③以近体、齐梁诗风见长的诗人，容易被后置。
一些文体结构较为保守，更多体现出齐梁诗风的诗人，倾向于被后置。这或许是因为，编选者认为只有晚唐或较晚的时代才存在齐梁诗风，或认为保持齐梁诗风的诗人诗格较卑，倾向于将其放在边缘位置。
例如，王湾在盛唐诗人中相对保守，五律尚有齐梁色彩，而被放在年辈更低的孟浩然、杜甫之后（《唐诗品汇》《唐贤三昧集》）；王涯在元和诗人中年辈较高，却被置于年辈较低的白居易、贾岛、李贺之后（《唐诗品汇》《唐诗别裁集》）。
已经身在晚唐而以齐梁诗风见长的诗人，仍被倾向于放到更靠后的位置，置于诗选的卷末，混杂于唐末五代诗人之间。如唐彦谦被放在胡曾、韦庄之后（《唐诗镜》《唐诗别裁集》），吴融、韩偓被放在皮日休、郑谷之后（《唐诗镜》《唐诗别裁集》），王贞白被放在韦庄之后（《全唐诗》《唐诗别裁集》）
④风格过于生新险怪的诗人容易被后置。
擅长古体诗的诗人也并非都被前置，他们如果风格过于险怪，仍然会被当成较晚的诗人。例如初唐后期的陈子昂，因为较早提倡古体诗，经常会被当成盛唐诗人。盛唐前期、与王昌龄同年出身的常建，因为诗风险怪，近于元和，经常会被当成盛中唐之交的诗人。诗风怪奇的韩愈，经常会被排在白居易之后。晚唐前期的曹邺，因为长于古体、以讽喻见长，往往被当成唐末的诗人。
（3）与诗人所属群体有关。
①“文章四友”容易被误认为盛唐诗人。
“文章四友”的时代早于沈宋，但因其诗已基本完成律化，容易被误认为晚于沈宋。如杜审言就曾被置于沈佺期、陈子昂之后（《唐诗镜》《唐诗别裁集》）。
②大历诗人容易被误认为晚唐诗人。
张继（《唐诗镜》）、司空曙（《全唐诗》《唐诗三百首》）、戴叔伦（《唐诗品汇》《唐诗别裁集》）、顾况（《唐诗镜》《唐诗别裁集》）、李嘉祐（《唐诗品汇》《唐诗镜》《全唐诗》《唐诗别裁集》）都曾被误认为晚唐诗人。韩翃（《唐诗镜》）、张志和（《全唐诗》）、刘商（《全唐诗》）也都有被后置的现象。
这种现象不太容易解释，但十分明显。这或许是因为，大历诗人作为个体的知名度偏低，而其幽冷的诗风又易与晚唐相混。
③崔姓诗人容易被后置。
知名度不够高的崔姓诗人很容易被后置。例如上文提到的，大历诗人崔峒被视为唐末诗人。这可能是因为崔峒在大历诗人中知名度不高，编选者对其印象不深，而崔氏诗人在中晚唐有崛起的趋势，可能给编选者造成“崔姓诗人时代较晚”的印象，从而使编选者误将崔峒当成唐末诗人。盛唐崔曙的后置（《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集》）也属这种情况。晚唐崔珏活动的时代只比李商隐稍晚，却总被当成唐末诗人，或许也与此有关。
④身份边缘化的诗人容易被后置，特别是有道士身份的诗人。
方外之士经常被放在同时代人物的末尾，容易被编选者误认为时代较后，而混杂于同时代年辈较低的诗人之中。陈陶、曹唐（《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诗别裁集》）都属此类。
（4）与“四唐”分期有关。
另一个可见的现象是，面目较清晰的诗人，在诗集编选者心目中都会明确归属于“初盛中晚”四唐中的某一个阶段，这个归属很少出错，例如被视为盛唐的诗人很少会排在被视为中唐的诗人之后。但在“四唐”内部，诗人的排列就不那么讲究。例如同样被视为盛唐的诗人，编选者就不会再去考订他们年辈的先后，而只会根据印象随意排列，事实上更多的是根据其文学成就排列先后。这样，同一阶段内年辈较高而成就较低的诗人，往往会排在年辈较低而成就较高的诗人之后。而“四唐”各自的跨度也都有数十年，各阶段的第一批诗人与最后一批诗人甚至不能相见，编选者自认为合理的排列，仍有可能与历史时序有很大的出入。上文提到的很多被严重后置的诗人，都属于这种情况。
中唐后期和晚唐诗人的排列比较混乱，往往也与此有关。张仲素、吕温、张籍、王建等诗人，都被后置。编选者很清楚他们是中唐后期诗人，却不知他们在中唐后期诗人中年辈较高，至少不晚于韩愈，而习惯于将他们视为中晚唐之际的诗人。权德舆、李绅也有类似情况，甚至会被排入晚唐。而晚唐诗人中年辈较高、几入中唐的许浑、韩琮，与李商隐同时的赵嘏，比李商隐出身稍晚的方干、李郢，也会被视为晚唐末期的诗人。在晚唐后期诗人中年辈较高的韩偓、秦韬玉、皮日休、罗邺，也容易被放在卷尾，人们想象他们生活的时代往往比实际更晚。
2.容易被前置的诗人
与容易被后置的诗人相对，另一部分诗人容易脱离大多数同辈人，被误认为属于更早的时代。这类诗人数量较少，情况也较简单。
（1）与文学史评价、诗歌风格有关。
①文学史评价极高的诗人。
杜甫在明清收获了极高的评价，也经常被诗选前置。他曾被置于王维之前（《唐诗三百首》），崔颢、王湾之前（《唐诗品汇》），这可以理解为编选者认为杜甫的文学成就高于一般的盛唐诗人，甚至以为其年辈较高。
岑参在盛唐诗人中的年辈较低，但岑参与高适并称，而高岑的古体诗、边塞诗地位较高，高岑往往被置于王孟之前，导致岑参经常被前置，人们也倾向于认为岑参属于更早的时代。岑参被排在王孟之前几乎已经是习惯做法（《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偶尔可以见到岑参被排在李白、杜甫之前（《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或在李颀、祖咏等人之前（《唐诗别裁集》），乃至与其并称而年辈更高的高适之前（《唐诗品汇》《唐诗别裁集》）。
李贺在元和诗人中年辈很低，但其超群的诗歌艺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也会被前置，例如《唐诗品汇》将其置于贾岛之前，《全唐诗》将其置于元稹之前，《唐诗别裁集》将其置于令狐楚、王涯等人之前，都是明显的前置。
李商隐是另一位经常被前置的诗人，经常排在温庭筠、杜牧、许浑之前（《唐诗品汇》《唐诗镜》《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甚至会排在中唐诗人柳公权、贾岛之前（《唐诗镜》《唐诗三百首》），这与他在晚唐诗人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不无关系。
类似地，柳宗元排在孟郊、韩愈之前（《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诗别裁集》），薛能排在项斯之前，也说明了编选者对他们的垂青。
②诗风优雅保守的盛唐诗人，可能被误认为初唐诗人。
例如，《唐诗镜》将王翰列于贺知章之前，实际上，王翰及第晚于贺知章16年，为典型的盛唐诗人。这大概是因为王翰诗兴象浑融，被陆时雍认为有齐梁遗意，视为初唐诗人。这一点与我们今天的认识不同，值得进一步思考。
又如，《唐诗品汇》将卢象置于崔颢、祖咏之前。考虑到《全唐诗》曾将卢象置于卢鸿一之前，或许可以推测，高棅也未意识到卢象为盛唐诗人。这或许也与卢象的诗尚带齐梁风格有关。
③诗风浑融的晚唐诗人，容易被误认为中唐诗人。
晚唐诗受到的评价较低，因此，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晚唐诗人，特别是诗风浑融、不露筋骨的诗人，往往被编选者当成中唐诗人。
例如，《唐诗镜》将晚唐诗人崔护置于李益之前，大概是因为崔护的七绝清新自然，被当成了盛唐、大历诗人。另如张祜在姚贾前（《唐诗别裁集》），李涉在李益前（《唐诗别裁集》），徐凝在贾岛前（《唐诗品汇》）乃至在张继前（《唐诗别裁集》），马戴在赵嘏前（《唐诗镜》），于武陵在赵嘏前（《唐诗别裁集》），薛逢在赵嘏前（《唐诗品汇》）、在项斯前（《唐诗别裁集》），杜荀鹤在李郢前（《唐诗品汇》《唐诗镜》），都是晚唐诗人因诗风浑融被当成中唐诗人的例子。
（2）与后置诗人相对应的规律。与诗人的后置相对应，诗人的前置也呈现出类似的规律。
①早达的诗人，容易被进一步前置。
《全唐诗》《唐诗别裁集》都将杨炯远置于“四杰”其他成员之前，大概是因其举神童试，对其早达留下了夸张的印象。
②“四唐”内部不再作严格考证，致使一些年辈较晚而地位较高的诗人在本阶段范围内被明显前置。
例如，苏味道在杜审言之前（《唐诗镜》），宋之问在王勃之前（《全唐诗》）。编选者明显清楚他们是初唐诗人，在此基础上不再深究他们的活动时代。又如贾至被置于李白之前（《唐诗镜》），可能是编选者知道贾至为盛唐诗人，又对其首倡《早朝大明宫》有着深刻印象。萧颖士也被置于李白之前（《全唐诗》），可能是因为萧颖士在盛唐与大历之交成为古体宗师，给编选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编选者误以其为盛唐年辈较高的诗人。
（3）其他情况。
一些诗人被前置的原因难于解释。例如，《唐诗别裁集》中，李端在李益之前很远的位置；《唐诗镜》将典型的元和诗人马异置于李益之前。李端、马异的文学史评价也并不很高，这或许只能归因于编选者的一时疏忽了。
3.排序不定的诗人
一些诗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被一些诗选前置，又被另一些诗选后置，这反映出不同的编选者对他们的复杂印象。这些诗人又可分为不同情况：
（1）处于过渡阶段的诗人。
有的诗人横跨“四唐”中的不同阶段，编选者对其时代归属的印象不同。例如，贺知章处于初盛唐之交。《唐诗品汇》将其视为初唐诗人，乃置于许敬宗之前；《唐诗别裁集》却视之为盛唐诗人，乃置其七绝于贾至之后。又，贺知章为“吴中四士”之一，《唐诗镜》乃以贺知章入初唐，以“吴中四士”余者入盛唐，尤为混乱。又如萧颖士，处于盛中唐之交。他有时被视为中唐诗人，置于元结之后（《唐诗镜》《唐贤三昧集》），有时又被视为盛唐诗人，甚至置于李白之前（《全唐诗》）。
（2）文体单一且倾向于齐梁风格的诗人。
例如盛唐前期诗人崔国辅，创作以绝句为主，并体现出齐梁趣味。他曾被后置于贾至（《唐诗镜》）、岑参（《唐贤三昧集》），可能是被编选者视为盛唐的边缘诗人，甚至中唐诗人。但他也曾被前置于王维（《全唐诗》）、孟浩然（《唐诗品汇》），编选者或许是因其齐梁趣味，将他误认为了初唐诗人。又如祖咏，因给人印象不深，且文体倾向于保守，其位置也颇不固定。《唐诗别裁集》有时将其置于卢象之后，有时又置于王维之前。再如李嘉祐，作为大历诗人，经常被后置（《唐诗品汇》《唐诗镜》《唐诗别裁集》），但《全唐诗》却将其置于岑参之前。李嘉祐在大历诗人中有较明显的学习齐梁倾向，《全唐诗》将其误认为初盛唐诗人，或与此有关。
（3）与重要诗风有关的诗人。
一些诗人的姓名与某种重要诗风联系在一起，那么，随着编选者对该诗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偏差，这些诗人的时代归属也会发生错位。
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而编选者往往搞不清“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时序关系，导致王勃的位置忽前忽后。《全唐诗》将其置于李峤之前，《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将其置于骆宾王之前，但《唐诗三百首》又在五律部分将其置于张九龄之后。
陈子昂是较早创作古体诗的诗人。有的编选者会倾向于认为盛唐才有古体诗，因而把陈子昂当成盛唐诗人而后置。例如《全唐诗》将其置于刘希夷后，《唐诗别裁集》将其置于张说后。而有的编选者将古体诗视为唐代最早的诗体，则会倾向于将其前置，如《唐诗镜》即将其置于杜审言之前。
崔颢以介乎古律之间的《黄鹤楼》名世，实际上是一位倾向于古体的盛唐诗人。《唐贤三昧集》将崔颢视为盛唐的边缘诗人，置于岑参之后；《唐诗别裁集》却将崔颢视为初唐诗人，置于贺知章之前，或是受到黄鹤楼传说的影响，而误认为崔颢的生活时代远远早于李白。
高适在很多时候与岑参一样，地位崇高，作为“高岑体”的代表之一得到前置（《唐诗镜》《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但有些选本反而会将高适后置。例如，《唐诗品汇》将其置于常建、岑参之后，《全唐诗》甚至将高适置于大历诸人之后。
杜牧与晚唐温李体若即若离。他的大部分作品不似温李华艳，更接近中唐白体，且不废五言古诗，可能导致一些编选者将其当成比温李年辈更高的诗人，例如，《唐诗镜》《唐诗三百首》将其置于许浑之前。而他的一些七绝又轻艳如唐末之作，一些编选者又会认为其诗格不高而有所贬抑，如《唐诗品汇》就将其置于李商隐之后。
（4）边缘化的诗人。
一些边缘化的诗人，不为编选者所熟悉，其出现的位置就会比较随意，兹举数例：大历诗人韦应物，被《唐诗别裁集》放在元和诗人刘禹锡之后，同时又被《全唐诗》放在岑参之前。杨巨源被《唐诗别裁集》时而放在李绅之后，时而放在韩愈之前。施肩吾被《唐诗镜》置于朱庆余之后，却又被《全唐诗》置于姚合之前。朱庆余被《唐诗别裁集》时而置于贾岛之前，时而置于马戴之后。刘沧曾被置于曹邺之后（《唐诗镜》）、李群玉之后（《全唐诗》），却又被《唐诗品汇》置于杜牧之前。李远被《全唐诗》置于杜牧之前，又被《唐诗别裁集》置于赵嘏之后。李昌符被《全唐诗》置于皮日休前，被《唐诗别裁集》置于崔涂之后。郑谷被《唐诗品汇》置于韩偓之前，被《唐诗镜》置于崔涂之后。这些诗人的时序或许不甚被人注意，而选本中的错位加深了读者对他们所处时代的误解。
（三）卒年为准
一些诗人的排列，从卒年角度看并无错误，但从更重要的出身、生年来看，则显得并不合理。涉及的诗人往往明显长寿或短寿。
因短寿而被前置者如：
1.王勃在卢照邻前（《唐诗别裁集》）
2.李贺在贾岛、元稹前（《唐诗品汇》《全唐诗》）
3.元稹在白居易前（《全唐诗》）
因长寿而被后置者如：
1.李益在大历诸人后（《全唐诗》）
2.张籍在贾岛后（《唐诗别裁集》）
3.罗隐在司空图后（《唐诗镜》）
很难说，这样的排列是有意以卒年为依据，还是因为短寿者容易给人留下年代更早的印象、长寿者容易给人留下年代更晚的印象，从而造成了编选者对诗人时代的认知偏差。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短寿者倾向于被前置，长寿者倾向于被后置。
（四）生年与出身的选择
在很多情况下，以生年或出身为标准，诗人的排序是不同的，诗人甲比诗人乙出生早，出身却晚，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二人之间无论怎样排序，都不能算是错误。那么，明清的唐诗选本，倾向于选择哪个标准呢？
在多数情况下，唐诗选本是根据诗人的出身时间排序的。例如：《唐诗品汇》中，韩愈在孟郊前，李群玉在马戴前，刘禹锡在张籍、王建前；《唐诗镜》中，王维在孟浩然前，韩愈在孟郊前；《唐贤三昧集》中，王维在孟浩然前；《唐诗别裁集》中，王勃在骆宾王前，王维在孟浩然前，储光羲在李颀前，柳宗元、刘禹锡在孟郊前，李远在李群玉前；《唐诗三百首》中，王勃在骆宾王前，王维在孟浩然前，岑参在杜甫前，元稹在柳宗元、白居易之间，张籍在刘禹锡、白居易之间，杜牧在许浑前，曹邺在李群玉前，崔涂在杜荀鹤前。
在这里，尤为突出的印象是，王维在孟浩然前、韩愈在孟郊前，这几乎成为所有选本的共识。
但在这些选本中，也同时存在着以诗人生年排序的现象。例如：《唐诗品汇》中，韩愈在王建、张籍之后，孟郊在元稹之前；《唐诗镜》中，孟郊在杨巨源前，白居易在元稹前；《唐诗三百首》中，骆宾王在杜审言前；《唐诗别裁集》中，储光羲在孟浩然、丁仙芝之后，白居易在元稹之前。
在这里，韩愈、元稹因生年较晚，仍然会被酌情排在更为年长而出身更晚的诗人之后。除此以外，以生年为据的排列是极为个别的，或许编选者并无此动机，只是未能严格按出身时间排序而已。
三、结论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结论：
明清的诗学家已对唐代颇有隔膜，即使是最优秀的诗学家，也无法完全准确地排出唐代诗人的时序。“四唐”在明清诗学家的心目中已经壁垒分明，而“四唐”内部的时间顺序已日渐模糊。杜甫、岑参、李商隐在诗学家心目中有特殊的崇高地位；王维、白居易、李商隐作为同时代的代表诗人，容易造成周遭诗人被后置；边缘诗人、倾向齐梁诗风的诗人容易被后置或排序不定；与小说有关，或风格险怪的诗人容易被后置。另外，还存在大历诗人易被误为晚唐诗人、崔姓诗人易被误为晚唐诗人、“文章四友”与“初唐四杰”的排序格外模糊、诗人的早达或晚达经历会被进一步放大等有趣现象。
从诗人的前置和后置来看，在明清唐诗选本中，长于古体诗的诗人更容易受到尊崇而被前置，专于近体或齐梁诗风的诗人更容易受到轻视而被后置，这也反映了明清诗学家的文体观。当出身顺序与生年顺序矛盾时，明清诗学家明显倾向于以出身顺序为依据，同时并不以出身顺序为唯一依据，这也反映了明清诗学家的时序观。明清唐诗选本的时序错位所反映出的诗学观念，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清唐诗学的理解。同时，对明清唐诗选本时序错位规律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消除影响较大的诗歌选本带来的误导，建立起正确的唐诗时序印象。
【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3期，后收入《东亚唐诗学研究论集》（第五辑），感谢作者授权。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从略，请见谅。引用请参原文。】
（来源： 唐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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