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以“文明演进”的视角观察从远古至当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以时间为序，分五编叙述了农业文明在东方的兴起，蛮族入侵引起的文化交流，工业文明在西方的孕育，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的各种尝试，以及高科技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变迁。全书体例新颖、综合性强，关于建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构建古代世界历史体系和论证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等发表了许多独到见解，文字也很简洁流畅。
增订版完善了全书的结构和内容，将原先的“补篇”扩大为“第五编”，不仅力图摒弃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叙述文明发展进程的偏见，并且努力还原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凝结了作者毕生的心血。
作者简介：
何顺果（1944—2023），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二级教授，曾获聘北大教授一级岗，是美国史、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两个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历史》杂志编委、《美国研究》杂志编委、《北大史学》执行主编。著有《美国边疆史》《美国“棉花王国”史》《美国史通论》《美国历史十五讲》《资本主义史文集》《美国史研究》等学术著作。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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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
初版序
导论 人类的起源与分布
第一编 农业文明兴起于东方
1.1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及其特征
1.2氏族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1.3农业革命：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
1.4亚欧农业带从狩猎和采集世界中脱颖而出
1.5耕作制度的改进与原始公社的演变
1.6农村公社：人类社会走向多样化发展的起点
1.7基于农业的文明首先兴起于东方：两河流域与苏美尔文明
1.8印度河流域与哈拉巴文明
1.9黄河流域：华夏多元一体文明的诞生地
1.10尼罗河流域与古埃及文明
1.11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东方文明的西传
1.12近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之一：闪米特人和印欧语族
1.13近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之二：塞族人、月氏人、匈奴人、鲜卑人及中国北方诸族
1.14近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之三：突厥人、蒙古人和女真人
1.15远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非洲游牧民
1.16远农业带半开化土著人：澳大利亚人及大洋洲其他土著文化
1.17神话时代和庙宇文化：祭司和权威的形成
第二编 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
2.1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
2.2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与古埃及文明的中断
2.3赫梯、腓尼基和希伯来
2.4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和新巴比伦
2.5波斯帝国、安息王国、萨珊王国
2.6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孔雀帝国
2.7由夏商周到秦汉：华夏文明的两大转变
2.8由希腊到罗马：西方古典文明的兴起及其理性基础
2.9“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两大文明交通与交流之路，并赋予“亚欧农业带”以新的内涵
2.10匈奴的崛起及其对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影响
2.11中华民族的重新统一和强大：盛唐时期的文化及其特点
2.12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和东西文化交流
2.13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西欧诸国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2.14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与罗马法之整理
2.15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及其四大汗国
2.16蒙古帝国在东亚的变体：中国的元朝
2.17突厥在西亚的崛起：奥斯曼帝国
2.18伊斯兰化蒙古人与印度莫卧儿帝国
2.19边缘文明之一：日本国的形成及其文化
2.20边缘文明之二：莫斯科与大俄罗斯的统一
2.21边缘文明之三：黑非洲的古文明
2.22边缘文明之四：美洲印第安文明
2.23宗教时代：四大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对立
第三编 工业文明孕育于西方
3.1西欧的“黑暗时代”
3.2土地拓殖与耕作制度改革
3.3“行商”的出现、城市的兴起和十字军远征
3.4市场、市集与商业组织的变化
3.5西欧社会经济生活走向商品化
3.6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欧的农奴制再版
3.7英、法和西班牙：由等级君主制到君主专制
3.8易北河以东：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和波兰贵族共和国
3.9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由神权共和国到世俗共和国
3.10革命浪潮激荡于大西洋两岸：英、美、法革命的差别与联系
3.11拿破仑战争：一次对封建欧洲的大震动
3.12重商主义与殖民主义：世界的联系与分割
3.13一场静悄悄发生的革命：原工业化、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3.14工业革命向大西洋两岸传播：工业世界在西方的形成
3.15西欧革命和改革向纵深发展：以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为典型
3.16普鲁士的改革与德意志的崛起
3.17意大利的统一：中断了的发展重新启动
3.18俄罗斯帝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争论及1861年农奴制改革
3.19美国内战：一艘来自西方尽头的世界级航船的发动机
3.20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从东亚驶出的另一艘初露桅杆的世界级航船
3.21盛开的物质文明之花：19世纪最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结束
3.22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
3.23理性时代的思想和文化
第四编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
4.1西方冲击下的农耕世界：第三世界的形成及历史起源
4.2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与俄罗斯：努力打造“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
4.3列强激烈争夺中的三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和莫卧儿印度
4.4伊斯兰现代化的正式启动：从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革命，伊朗的立宪运动和伊斯兰革命，埃及华夫脱党及护宪运动
4.5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4.6拉丁美洲现代化起步的必要条件：独立革命战争与政治体制的共和化
4.7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发展”
4.8“进口替代”的提出与实施：拉美成为“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二个新兴工业带
4.9“脱亚入欧”后的日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日本殖民体系的形成
4.10从日本占领到二战后朝鲜与中国台湾的农地改革：亚细亚式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
4.11东亚“四小龙”的崛起：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成为“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三个新兴工业带
4.12鸦片战争：中国面临的危机与现代化的启动
4.13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第一次大转换
4.14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起点
4.15发展模式与历史传统：对现代化的文化诠释
第五编 高科技革命与人类的变迁
5.1高科技革命的前提和条件
5.2二次大战如何引发高科技革命
5.3战后两大阵营及“冷战”局面的形成
5.4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成为美国基本国策
5.5个案研究：北加州“硅谷”成为引领美国乃至全球的高科技中心
5.6以“创新”为特征的高科技革命在全球的传播
5.7美国联邦政府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苏东剧变、“一超独霸”与“全球整合”
5.8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新中国：17年发展，“十年动荡”“改革开放”与重新崛起
5.9高科技革命背景下的财富分配趋势：就全球而言是分散大于集中，但在一国之内却是集中大于分散
5.10美国的相对衰落与多极世界的初现
5.11高科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以美国为典型
5.12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活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人们，生产、生活、工作、交往与思维方式的变化
5.13“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及其影响
余论
进一步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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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订版序 ╱
本书原名《人类文明的历程》，2000年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中的一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并应出版方要求改名为《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高教出版社认为本书“体例新颖”，而北大出版社则高度赞扬了本书的“综合性”，其实仍有许多遗憾之处。为了完善本书的体例、结构和内容，我经多年准备为出版社提供了这个“增订版”。这次增订，除了将原书后的“补篇”扩大为“第五编”共13章外，还为第二编增写了有关“丝绸之路”的一章：“‘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两大文明交通与交流之路，并赋予‘亚欧农业带’以新的内涵”，为第四编增写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与俄罗斯：努力打造‘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的一章。之所以要为第四编增写一章，是因为我发现东欧诸国曾努力打造西欧“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并对东欧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所以必须对拉美和“四小龙”在新兴工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做相应的改动。在此，我还想提一个请求，如果教育部和高校还在用本书作为“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教材，最好改用这个“增订版”。
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历史专业。历史学系当时可谓大师云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学极为系统，对学生学习和研究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求很严，但当时使用的周一良先生所编《世界通史》教材尚缺现代部分，虽然优点很多，但似乎过于拘谨。所以，从本科开始，我就关注世界史的完整和完善问题，在留校任教后，这方面的兴趣因责任所在而更加强烈，尤为重视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即使受“文革”的冲击也未停止。我所需要的许多基本书籍都是当时在旧书店找到的，而罗荣渠先生是我淘旧书的引路人，否则我是无缘进入中国最好的古旧书店书库的。我当时也不是仅仅关心历史，也注意到国际学术前沿的发展问题，例如，对于“cliometrics”（计量史学）我就是先从俄文杂志上发现，然后追踪西文而得知的，记得当时为了研究如何翻译该概念及有关资料颇费周折。此事于我的另一大收获，是促使自己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私下联系到本校英语系旁听了一年半的精读课和泛读课，得以在“文革”后校方的升职考试中以第二外语参加考试，又侥幸以83.5分的成绩进入前三名，至今我仍非常感谢私下帮我联系英语系的郑女士。此外，还要感谢在美国留学，然后留在马里兰大学任教的洪先生，是他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我曾带着问题花三天时间集中检索有关世界史的书籍和杂志的信息并打印留存，使我在此方面的知识得以补充、丰富和更新，而美国图书馆的服务亦十分周到，馆际借书不仅便捷，还能把书送到住地，有访学一年胜过十年之感。我想说明的是，写作本书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它是在未征询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被推荐为教育部组编的有关丛书之一的，当时是王义遒副校长直接通知我的，结果我只好将原来关于“世界历史”的许多思考和设想尽量放入其中，因为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在此书之外再写一部新的世界史了。但因此也促成了本书写作中文明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并给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机会。
在本书酝酿、写作、修改和增订的过程中，我思考和企图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三：其一，是如何确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问题。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又曾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把它当“外国历史”来处理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些大中小学有关教材就是如此，一些世界史丛书也称“外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史丛书”，这造成了中华文明和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缺席，这是对中华文明和历史特别是古代中华文明和历史的极大不公，在当今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情况下尤为不妥，且此意见我早在本世纪初《上海社会科学报》所约写的一篇短文中就正式表达过，其题目为《应当建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所以，本书的构思和写作从未忘掉中国，并赋予它以应有的世界历史地位，因为它在古代世界文明的历史中曾经占有重要的甚至中心的地位，中国的重新崛起完全可以从中获取智慧、力量和自信。其二，是如何构建“世界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的体系问题。由于世界历史的写作发源于西方，“西欧中心论”长期在“世界历史”的教学、研究和编纂中占统治地位，一部世界史几乎成了西方文明史并包含了大量美化西方殖民、侵略和奴役亚非拉人民的内容，而贬低歪曲甚至忽视东方文明，这种情况至今在我国的历史教材中仍留有痕迹。我的办法，是通过三大步骤，即“农业革命”、东方四大古文明及此后古希腊文明的兴起、“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强调“亚欧农业带”作为古代世界“文明高地”和“核心地带”而拥有东西交流桥梁和南北辐射功能的作用，以恢复中国和整个东方古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为此提出“近农业带”和“远农业带”、“核心文明”和“边缘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等几对概念与“亚欧农业带”相配合。我认为：“没有后面几对概念及对它们的探讨，就不能真正构筑起‘世界历史’的结构并了解它们的不平衡性，而这种结构及其不平衡乃是世界历史和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对平衡与不平衡的转换与交替的叙述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其三，是如何估价“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场革命给人类发出了一系列挑战：第一，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科学和技术，而是许多长期得不到认识和解决的高端科技领域；第二，它由芯片的发明以几何级数般的速度引发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的革命；第三，它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架起桥梁，极大地和空前地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物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四，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以“无形资本”（科学和技术知识）取代了“有形资本”（即劳力和物质资料），而且确实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以往资本运行的法则和获取财富的“主要形式”乃至判断价值的尺度。作者据此作出的“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的预言，在21世纪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为现实，新的巨大革命的气氛弥漫于世界各个角落。在筹划本书增订版时怎么能回避这一课题呢？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强调的是“从未有过”而不仅仅把它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因而超越了此前西方对这场革命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在本书筹划、写作、修正和增订时，我的探索并不限于上述三大问题，在许多问题和环节上都力图表达个人的见解和观点，以体现作为一个学者的本分和责任。但我以为其中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想法是，“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和编纂之所以应当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是因为它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也是人们进行哲学思考、理论思维乃至构建自己历史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依据，那种把对“世界历史”概念、内容和结构的探讨仅仅视作“专业”范畴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民智大开的当今之世尤不可取。这也是我本人，在繁忙的美国史、资本主义史和历史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中，依然对“世界史”的写作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主要原因。我也从心底不喜过多地涉足众人参与的学术著述活动，因为那样往往流于拼凑而失掉思考和学术个性。这并不是说，所有集体著述都缺乏个性，剑桥系列世界史著作就很有个性，也不是说，本书就一定拥有个性，只是尽心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此做点说明。我在1999年谈到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之时，认为是这场革命改变了“价值判断的尺度”，这本是对马克思一个重要原理的回应和引申，但此说至今不为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所承认。他们的根据之一是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的价值可以按体力劳动的倍数来计算，但他们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218页）中所说的话：“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作为“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即“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的“这种动因本身”，“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不成比例”，因而也就不能用“倍数”来计算。众所周知，“创新”在科技发展中，特别是在“高科技革命”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灵感”是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常有的“一种特殊认知经历”。不久前国际科学界，具体地说，德国维茨堡大学的萨斯查·托波林斯基和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罗尔夫·雷伯，在对人类脑功能进行研究时发现，“灵感”或“即时性”在本质上不仅具有“积极效应”而且具有“突发性”，因而“创造性”思维很难用一般的“劳动时间”的倍数来计算。个人认为这一发现可以作为对上述马克思原理的解释和补充。
而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科学家近期对大脑思维模式的研究所证实，这一研究是在“最具创造性的人”和“最不具创造性的人”之间进行的，结果证实二者之间“有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据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1月15日报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杰·贝蒂通过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各异的大脑连通模式，这种模式与产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有关”。他发现：在极具创造性的思考者身上，看到三个大脑网络之间强大的连通性：一个“默认模式网络与自发思考和思维模式有关”，另一个“执行控制网络”则在“人们专注于自己的想法时参与其中”，第三个所谓的“凸显网络”有助于找出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其中前两个倾向于互相对抗和抑制，而更具创造性的人能够更好地同时参与这两个网络的活动，因而或许能更容易地同时承载所有这些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谁将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参阅2018年1月20日《参考消息》）
笔者以为，这个道理是清楚的和显而易见的，承认这一原理和观点，有助于开发东方这14亿人的庞大智力，并从根本上把这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这也是本书及作者一开始就抱有的真诚愿望和梦想。
以上的话权作增订版序。
2019年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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