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李 楠
【内容提要】
马克思“批判的武器”理论彻底性和“武器的批判”实践坚决性的路向，从宏大的理论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格局出发为无产阶级指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遵循，开启了无产阶级实现本阶级解放和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实践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历经百余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立足于本国历史发展的时代使命，创造性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体系、道路指向、文化根基、制度架构上凝聚起历史自信的有机构成，为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与中国特征。
【关键词】历史自信 批判的武器 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作者简介：李楠（197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副教授，教育部思想政治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员（北京 102488）。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自信引领中国发展，进行战略性时间尺度的统筹规划和纵横历史时空的谋篇布局，其底气源自党百年非凡奋斗历程所内蕴的初心和使命、所创造的成就和经验、所凝结的智慧和力量、所锻造的意志和能力；其核心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的继承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坚决性”的践行与创新。
一、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开启了对“批判的武器”的理论探索、对“武器的批判”斗争号召的交替行进路向。
1.“批判的武器”——理论的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出了向整个旧世界宣战的革命檄文，敢于提出这一口号，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其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性的充分自信。这一自信，来源于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的立场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从青年时期立志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到突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纯粹思辨与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类的抽象规定，马克思看到了现实中的、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相互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实实在在的人”。马克思的理论和现实视野，决定了他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出一条能够解决最广大无产阶级苦难的实践道路；同时，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使得马克思走在了通往科学理论发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上。马克思眼中的现实是，随着大工业的不断发展，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正在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资本家的不劳而获和无产者劳而不得的困苦使得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针对这一矛盾的社会现象，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辩证分析，阐明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民创造了财富，却没有享有财富，“物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排他属性是导致生产过程中各个阶级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矛盾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察和辩证分析，发现雇佣劳动与工资交易这一看似普通和公平的现象，是导致资本家与工人的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揭开了看似普通的、公平的交易背后，实际上暗藏着特别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秘密。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阐释了人民享有生产发展成果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运用辩证法指明了事物的同一性背后的斗争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当中。可以说，正是因为站在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立场之上，马克思才能产生真正地划时代的思想。可见，是最根本的人民立场推动了马克思“批判的武器”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求真的理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不仅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更成为马克思主义最为锐利的“批判的武器”。习近平指出：“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武器”要求无产阶级唯物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中的各个环节，找到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关系，实事求是地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和分化的原因。在“批判的理论武器”的指导下，马克思发现了雇佣劳动工资与劳动价值公平交换假象背后所隐含的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批判的武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撑，马克思运用其揭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正义性，指明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方向。它们成为开展理论分析和理论证明的基本方法和影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核心。
马克思的观点是实践求新的观点。“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使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批判的武器”不只是否定旧世界的工具，而是在指明一条通往新世界的前进路径。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不仅包含了对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批判，还包含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形态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由此得出无产阶级过渡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理论。马克思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在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分配领域还只能实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按劳分配原则；只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个人分工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后，集体财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时“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需要实践的检验和发展。由此，马克思开启了实践路向的“武器的批判”的革命道路。
2.“武器的批判”——实践的坚决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最为鲜明的革命性和实践性。“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体两翼。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只有广泛地、大规模地开展“武器的批判”的革命实践，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武器的批判”体现了鲜明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品质。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追求，不是停留在观念层面的理论建构，而是要为“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实践指南。从理论联系实际的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目标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受邀参加正义者同盟，他们结合唯物史观并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这一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之后，马克思高度关注1848年欧洲革命，深入总结反思法国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他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工人阶级专政的重要命题。1871年，巴黎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迈出了工人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步。通过这次“武器的批判”的尝试，“批判的武器”得到了实践层面的证实，并促进了“批判的武器”的发展和进一步完善。19世纪中叶欧洲拉开了“武器的批判”的大幕，各国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在实践层面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马克思领导成立了第一国际，为各国工人政党的相继成立奠定了基础，“武器的批判”的革命性在欧洲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并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篇章。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批判”道路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功实践。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时指出：“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原则，改变了马克思革命实践时期工会式的、社民党式的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把布尔什维克发展成为“新型的政党”，为无产阶级的“武器的批判”的展开创立了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范式。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领导地位的确立，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俄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指引世界革命浪潮的科学的实践的道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与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受压迫的人民，列宁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相结合，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指明了“武器的批判”路径。毛泽东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各国将要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揭示了革命成功的普遍规律，集中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国情之中，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开辟一条正确的“武器的批判”道路。
3.“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中国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从此开启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实践与发展。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不同阶层，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亡时代背景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从农民阶级以拜上帝教为基础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清政府内部的洋务运动的器用改革和戊戌变法的制度演变尝试，再到晚清的立宪运动和最终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却在不断加深。当时的中国人深感要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其探索之艰辛，其路途之迷茫。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希望通过文化领域彻底地改变中国传统，以“打倒孔家店”来推行西式文化，更有甚者激进推行“全盘西化论”。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酝酿，“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在革命探索的过程中逐步找到并确定了开展“武器的批判”的主体力量。从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主体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获得眼光深邃的知识分子们的关注，源自中国与俄国国情背景的相似性。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俄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马克思在对于俄国的论述中就提出了存在直接越过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性，这是一条实现民族振兴极具吸引力的路径选择，被当时积极探索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看到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100多年，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崇高信仰，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彻底的理论批判”和“坚决的实践批判”路径，走上了从衰弱到富强的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走出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坚持“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历史进路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发现并实践的“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提供了逻辑遵循、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实践路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实践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功进路。
1.“批判的武器”路向的继承坚持和实践发展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批判的武器”所秉持的人民立场。马克思着眼于普鲁士帝国的社会现状，看到了在莱茵森林捡拾枯枝的农民的生活境况，看到了摩塞尔河沿岸农户的苦难。恩格斯在英国如火如荼的大工业背后，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凄惨的生活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武器”正是基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深入到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内部，从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无独有偶，源于对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国民众悲惨处境的深切感触，源于对人民苦难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与为人民化解痛苦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抱定了“要为人民消除剥削和压迫，彻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决心，从而肩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上。近代以来“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用“三个深刻改变了”高度概括了党领导人民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誓言，更是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本色。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为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对人类社会发展所有优秀文明成果的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景。“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其内在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才得以随着时代发展、实践的深化而持续创新，且永远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演进是有规律的。这一历史规律具有必然性，既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也是人们必须要适应的时代洪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具体历史的、全面客观的、联系发展的”视角总结和看待历史，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取得成功经验和重大成就的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锻造“批判的武器”的进程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批判的武器”的实践、创新、发展观点，开创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入乡随俗”。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拓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只是技巧问题，更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经百年奋斗并取得重大成就，成为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的奇迹。只有践行“批判的武器”路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真正地解决好中国在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指导好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马克思“批判的武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久做实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课题和使命。
2.“武器的批判”路向的自觉实践和主动创新
马克思和列宁都强调了武装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武器的批判”的思想精髓，始终坚持党对于革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权。“批判的武器”最终要通过“武器的批判”得以实现，其最高阶段表现为革命战争的关键的决战，当主要矛盾从次要矛盾中凸显，矛盾的对象和冲突的结果就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最终实现过程，这一过程将必然伴随着矛盾的双方最后的、最直接的、最激烈的碰撞。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武器的批判”的思想和理论精髓，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认识到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对于革命成功的决定性作用，将马克思关于“武器的批判”思想继承并正式确立于党的指导思想当中，完成了“武器的批判”路径的具体化、实践化，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思想，为将红军锻造成一支由党指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武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武器的批判”的历史。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及后来的长征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得到了最为显著的体现，革命战争成为解决“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对立”，解决“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两条道路之间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对于革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权，“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历程中深刻汲取教训和总结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事业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深刻领悟马克思“武器的批判”的内涵，始终坚持党作为革命、建设、改革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先进的政治组织领导，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就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写照和历史印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才能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方面，当前我国发展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社会冲突和矛盾较之以往都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新特点，削弱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也呈现出隐蔽化和多元化的特征。面对“两个大局”，我们既要坚定和坚信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头脑，认识到我们党目前仍然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仍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决心继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们应在最大范围、最大程度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把“敢于斗争”和“统一战线”统一起来，把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统一起来，始终把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党的自我革命、“敢于斗争”和“统一战线”作为“武器的批判”的核心要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产物，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深刻总结，也是党在未来需要始终保持的优秀品格，是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必须始终坚持，并用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
3.“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历史进路和时代前瞻
遵循“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理论引领，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能建立起一个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落地中国并能生根入心，一方面缘于其伟大的真理力量，符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也为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遵循“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理论与实践路向，开启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回顾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摸索和尝试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在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道路，在发展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和创造性发展。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唯有做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探索中形成正确指导思想，在实践的“否定之否定”的追寻中确立正确道路方向，才能走出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唯物辩证发展过程。
坚持“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实践演进，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改革开放。恩格斯指出了“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也就是说，发展和事物的前进运动规律不是顺着直线发展的，而是在前进性和曲折性之间交替进行的。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客观上也遵循着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所承载的巨大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党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对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束缚，在实践探索和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过程中，重新确立了正确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进而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党在全面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理论成果，为正确认识、全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遵循。
坚定“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时代前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明确路径和增强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2022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对规范资本健康运行的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结合中国发展具体实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本色，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动摇、不变质的坚定与自信。继承和坚持“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在历史的尝试和反复实践之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发展中国国力、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有效路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路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指明了道路。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功积累和不断发展了综合国力。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辛探索和勇毅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是一条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正确道路，也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持续有效地建设中国、发展中国的自信。
三、马克思主义“两个行”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逻辑理路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条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彻底性”“实践批判的坚决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历史来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始终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遵循“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前行，坚定自信、坚持自觉、把握主动，勇于创新并持续实践，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新境界。
1.“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是实现和发展“两个行”的基本逻辑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关于“两个行”的新论断，即“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在原有“一个行”论断基础上的深化和升华，是关于从马克思主义演进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承续脉络的科学把握，是对自身理论认识和体系建设的不断具化和发展。
“两个行”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充分肯定，包含有内外两个方面的科学指向。从内部角度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体，他们秉持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在革命与改革中不断锻造与锤炼自身的意志和品行，将中国共产党锻造锤炼成了坚韧无比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为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外部角度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面貌，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开启了初步的国家治理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容应对紧迫的内外部压力，克服化解艰难险阻，开启了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发展新篇章。可以说，“两个行”所凝聚的对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肯定，是立足于党百余年来取得的经验和成就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展现，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两个行”的提出，也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充分领会与整体把握。历史的进步总是唯物地发展向前，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革命实践和社会建设经验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理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最终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因此，提出“两个行”的理论前提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这其中就涵盖了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核心要义进行继承和弘扬。
在“批判的武器”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他不仅发现了无产阶级所遭受剥削压迫的内在生产关系根源，而且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人类发展指明了一条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步之路。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真理性揭示，使其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指明了唯一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应用中不断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并最终形成了更具生机活力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提供了更具科学性和时代性的“批判的武器”。
在“武器的批判”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革命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实践的、开放灵活的革命斗争方式，不断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和战略决战等多种方式，依据现实敌我态势的此消彼长来制定应对方针，成功引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彻底搬走了压在中国各族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依然秉持了高度的政治责任和改革勇气，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突破了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的传统认知，并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最终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根基。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历来的优良作风，坚持“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要做到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走向发展成熟。
2.“两个行”是构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逻辑必然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具象性、历史性、创新性和实践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两个行”论述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行”进一步落实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迈上了新台阶，步入了新境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关键还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针对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成就、奋斗的经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最好的注脚，这个“行”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的理论基础、历史成就的高度肯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源流与体现。
中国共产党坚持“批判的武器”理论批判的彻底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运用，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批判的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是辩证统一的，也正是在这个批判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了不断的实践、胜利和进步，实现了持续的理论创新、飞跃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既坚定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的理论自信，又以历史的和时代的眼光丈量中国国情，在发展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探索中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架构，实现了具有中国化时代化特色的“武器的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百年大党的历史自信，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与时代发展同步，在运动变化的实践中和千难万险的挑战中，依靠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奋斗逐渐丰富起来。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批判”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将“武器的批判”的开展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自我革命，为“武器的批判”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赋予新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构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一脉相承，是建立在“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格局下的历史递进，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国情对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时代化和民族化的发展，是针对本国国情和民族特质的创造性转化，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在中国的辩证统一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的正确路径选择。
3.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是坚持“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价值旨归
“理论批判的彻底性”和“实践批判的坚决性”，是构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基本逻辑。从“批判的武器”路向来看，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的根本性继承和创造性运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理论逻辑。从“武器的批判”的路向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彻底地、坚决地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运用“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的历史逻辑。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辩证统一路向来看，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之逻辑内涵和终极诉求，与其逻辑路向一脉相承、相互印证，实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实践逻辑。
“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内在逻辑同构，都表现为一个交互构建与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从理论到实践双向转向，是理论发展和实践演进的必然要求和题中之义。“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不是从一个到另一个的机械的接续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同样如此，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演进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实践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在新的更高的阶段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逻辑目标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建构和发展逻辑最终统一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为人类求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终极逻辑目标。
遵循“批判的武器”路向，着眼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终极诉求来看，前者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全人类解放”；而后者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两者的目标一致、价值追求相同，其关系的契合在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人类自由发展和解放的一部分，是全人类解放的局部实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征程上重要的关键一步。逻辑上的同构性和路径上的一致性，使得“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互为理由并确保一致进步的总趋势。遵循这一逻辑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逻辑同源，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从“四个自信”的层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丰富内涵。在百年的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道路探索上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四个阶段层层递进，体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逻辑规律。党的道路探索、理论建设、制度建构、文化创新都在不同阶段经历了符合时代和中国特色的发展历程，其发展路径、理论根基和制度方向都在不同维度服务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需要，客观上总括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的有机架构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重要来源。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重要命题也从百年的历史维度和高度，总括了“四个自信”的历史内容，吸纳了“四个自信”积累的发展成果和实践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奠定了物质基础、坚定了意志信念。“四个自信”在历史发展中通过自身建构，共同支撑、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而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也将凝聚和升华“四个自信”，服务于当前现实和未来发展大局，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雄浑积淀和澎湃动能。
四、结 语
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路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形成、递进和持续发展的来路和旨归。中国共产党遵循这一逻辑理路，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中、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进过程中的辩证发展，持续应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从来都是在重大的历史任务面前，通过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取得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正确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在发展中探索出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在历史的奋斗和探索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道路。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新的答卷坚持“批判的武器”路向，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坚定洞察历史规律和创造时代大势的自信；坚持“武器的批判”路径，把握准确的历史认知，树立基本意识，坚定对奋斗成就的自信，自觉发扬奋斗精神，坚定开创未来的自信。自信地肯定历史成就，坚定地相信未来的发展，“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坚定历史自信，坚持自信前进，自信创造历史，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的意志品质和自觉担当的历史情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转自：“社科大科研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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