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马克思社会形态论与中国道路的理论自觉
汪行福◆文
以资本主义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为核心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似与中国道路没有直接理论关联。但1871年后马克思思想有一个“非西方转向”，它不仅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而且力图在西欧和北美之外寻找抵抗资本的力量和斗争形式。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趋势是核心问题。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历史三形态论，它以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为规范原则，把人类历史区分为以人对人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个人全面发展自由个性普遍实现的第三个阶段。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现在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阶段，需要发展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为历史发展更高阶段创造条件。按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非西方前工业化国家要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生产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而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走的道路。随着改革和发展进入深水区，中国道路需要更高的理论自觉，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理论资源。
——汪行福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取向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人类历史将沿着上述西方历史进程发展。为此马克思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我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然而，奇怪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却几乎搁下了第二、三卷的修改，把主要精力转向前资本主义和非西方社会形态的研究。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俞吾金教授认为，“其直接的动因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陷入了沉寂，革命中心开始向东方转移，马克思希望借助于实证人类学研究，深入了解东方社会的性质，从而为未来的东方革命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而其间接的动因则是：通过对非欧社会，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超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探寻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规律”。晚年马克思思想的“非西方转向”不仅完全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线性历史观，而且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直接指导意义。
马克思思想中的“非西方转向”与其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反思相联系。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一线性的、同质化的历史观观点不仅阻碍了非西方国家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探索，而且误导了东方社会主义的自我认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最高成就和最有价值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出的人类历史三阶段论，它超越了西方历史具体过程，从人类彻底解放的原则高度对人类历史做了叙事重构。马克思理论的非西方转向和社会三形态论相结合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道路有直接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的非西方社会转向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的编者汉斯-彼特·哈斯蒂克认为，晚年“马克思的目光从欧洲场景……转向到亚洲、拉丁美洲和北非”。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凯文·安德森也提到，“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再次聚焦于西欧和北美之外的抵抗资本的诸形式”。大体上可以说，在晚年马克思思想有一个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向农业的非西方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转向。正如前面提到的，马克思的非西方理论转向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公社的失败和西方工人阶级革命的相对沉寂，为了寻找反抗资本的力量，探索非西方革命的道路，马克思晚年广泛和密集地阅读了有关非西方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的各种文献，写了大量笔记和摘要，构成一个庞大的文本群。这些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文献是马克思对《资本论》法文版的修订。马克思非常重视《资本论》法文版的翻译，不仅亲自物色译者，而且亲自对其进行系统的校订。这个文本意义重大，马克思说：“不管这个法文版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中做的一些修改，预示着他后来思想发展的新方向。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序言中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资本论》法文版中它被改为：“工业更发达的国家，对那些跟随其工业道路的国家而言，显示了后者未来的景象”。显然马克思限制了原有观点的适用范围，避免了过度概括。另一处德文版的表述是：“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做例子。”法译本改为：“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因此，它必然会具有典型性。”两处都把英国视为典型，但含义不同。在德文版中，英国的“典型性”是其原始积累过程的典型性，即英国原始积累的过程,或早或晚是所有国家要走的道路，而在法文版中英国的典型性是因为它的资本积累的彻底性。显然，两种表述是有差别的，马克思知道这一点，他在给查苏里奇的信中特意引用《资本论》法文版。
马克思晚年十分警惕“过度概括”的理论风险。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说：“如果他（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这一观点上升到原则高度：“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法文版所做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自我批判，蕴含着一种对历史的多线性和开放的思考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
第二组文献是马克思在1879到1882年有关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摘要和笔记。这组文献数量庞大，包括1879年10月-1880年10月间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1880年底-1881年3月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年4月的“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881年3-6月间的“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1881年8-9月间“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村社》一书摘要”等。同时，马克思也关心欧洲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历史学笔记》中，他摘录了施洛塞尔的《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中有关的材料。这些摘录和笔记表明，晚年马克思不再仅仅从西方看世界、从现代看过去，而且开始从周边看西方、从古代看现代，通过前者，马克思既超越了现代中心主义，通过后者，他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
第三组文献是马克思晚年对俄国问题的论述。马克思从1869年开始学习俄文，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出版并引起广泛讨论之后，他对俄国的兴趣更加浓厚。1881年2月至3月，为了给查苏里奇回信，他系统地思考了俄国革命问题。论俄国问题的相关文献有两个相互依赖的方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起源和本质特征的理解具有普遍意义。恩格斯说：“假如俄国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俄国遵照西欧的先例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可避免地会剥夺农民和小生产者，而且资本主义一旦进入俄国，它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铁面无私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与《资本论》聚焦于欧洲资本主义不同，马克思认为，俄国在一定条件下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这一条件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在客观上，“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在主观上，“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十分认真地探讨了非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马克思思想的非西方转向非常重要，它除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历史理论外，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越了他本人以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历史单线论，为社会形态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多线性的言述空间，而这恰恰是思考中国道路可能性的思想基础。
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的理解源于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虽然斯大林的“五形态论”脱胎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加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也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由五种社会形态构成的。需要注意的是，斯大林的“五形态论”中缺少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它对马克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很早就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感兴趣。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阅读法国医生、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等国游记》之后致信恩格斯：“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在阅读了德国历史学家毛勒关于德国马尔克制度的著作之后非常兴奋，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可见，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基于长期的阅读和思考。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兴趣是对非西方社会的兴趣，而对非西方历史的兴趣也是对非西方社会现实的兴趣。当马克思从西方历史中具体社会形态的演变转向对更为普遍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时，他已经超越了五形态论，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历史发展“三形态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在这里，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的社会，它建立在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的基础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商业和交换社会；最后是以财富公共占有和自由个性发展为基础的未来社会。显然，三形态论不再依赖西方历史演进过程，而是站在人类解放的普遍视野上对人类历史做了新的论述。
作为一个西方思想家，马克思的历史观多少受到了西方历史哲学传统的影响。西方思想家受基督教影响，喜欢历史三阶段论。在马克思之前，维柯把人类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孔德把人类历史分为军事阶段、法律阶段和工业阶段。摩尔根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主要受卢梭思想影响。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卢梭把人类历史分为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平等的私有制状态和在社会契约基础上重建的人与人的新的平等状态。但是，与卢梭朴素的平等主义理想不同，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中介的。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把自由理解为历史的目的，并把它与主体性概念联系起来。黑格尔不仅把普遍自由理解为历史的目的，而且也视其为现代社会秩序的规范基础。正是这一思想传统使马克思获得了把握人类历史总体过程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既非对历史过程的经验描述，也非他自己批判的传统历史哲学的重复。马克思的三形态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带着解放意图的历史叙事，它把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作为实践意图，对人类历史整体进行了叙事性重构。在这里，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包括了从原始公社公有制到封建社会的整个过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人对人的直接依赖，不论这种依赖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奴隶制还是封建依附关系之上，无论这种社会是否温情脉脉和具有原始的丰富性，个人都没有独立性。因而，在这一阶段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得到肯定和发展的空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表面上看是人类沉沦或堕落阶段，就如基督教的“炼狱”一样，但按个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能力发展这一目标来衡量，却是人类历史的更高阶段。在这里，“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出自己的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条件”。第三个阶段之所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因为它不仅消除了人类自由个性的自然限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而且消除了它的社会限制（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限制）。总之，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实现“自由个性”的历史长征。马克思的三阶段论不是对特定民族或国家具体过程的经验描述，而是对人类整体历史的叙事性重构，这一重构包含着明确的规范意图，即解释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何以可能，因而，它穷尽了人类历史的可能阶段。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三阶段或社会三形态的先后次序不是任意的，后一阶段既以前一阶段为自己的历史前提，又超越了前一阶段。但是，就其具体经验历史内容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开放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结合自己的历史加以理解。
马克思历史三形态论与其“非西方转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从时间上说，马克思的三形态论早于他的“非西方转向”。这一点不难理解。马克思超越了西方具体历史过程，提出了更为抽象和概括的社会三形态论，才可能赋予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以独立的理论意义。如果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置于新的概念框架之下，可以认定，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有两个演进模式。“一种是西欧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第一个社会形态（氏族社会、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第二个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三个社会形态（未来社会主义所有制）；另一种是东方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第一个社会形态（氏族公社和亚细亚所有制）→第二个社会形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第三个社会形态（未来社会主义所有制）”。东西方社会形态演进图式不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发展道路也可能不同，这就为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空间。
三、马克思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一经典文献不仅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而且强调，“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显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理论，像苏联和中国这样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东欧剧变后，一些学者在讨论，苏联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还是它的胜利。有人认为，苏联的失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而苏联的成功反而会使马克思主义陷入窘境。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悖论关系，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抛弃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教条理解，把他的社会形态论理解为基于人类解放的规范理想，并对其实现的现实条件进行思考的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须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动。”这段话显然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共产主义的革命之间的关系，它针对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不切实际幻想。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视角进行解读：落后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创造出无阶级社会所必须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交往关系，同样也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动”。马克思理论既阐述了自由共同体的规范理想，也是对其实现条件进行了经验性研究。马克思明确地强调：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而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性。在早期发展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的丰富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
基于这一解放与异化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做了尖锐的批判。在谈到赫尔岺时，恩格斯挖苦道：“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岺，却从中发现一个新的口实，使他能够在这个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在自己家里却是现成的。”不难发现，类似观点在中国学界也屡见不鲜。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论传统社会关系如何温情脉脉、带有原始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如果不经过以物的交换关系为中介的异化阶段，就不可能创造无阶级社会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条件。
马克思的“非西方转向”试图在欧洲和北美的非西方国家寻找革命的力量。他在研究了俄国历史和现实之后提出，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这一“卡夫丁峡谷”，而俄国在19世纪中后期就曾迎来这样“机会之窗”。19世纪中后期，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水平得到飞速发展，可以为俄国提供它没有的技术装备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俄国土地的天然优势又非常适合使用机器”，这就有可能把原有落后的农村公社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当然，这是有前提的。俄国革命成功后西欧必须很快爆发革命，并无私地对俄国进行援助。历史并没有沿着马克思设想的方向发展，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却成了资本主义海洋中的一个孤岛。在此背景下，俄国被迫走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一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带有许多不合理的特征。为了强化自己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拒斥西方文明，盲目地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颠倒社会主义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不是把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人的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等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把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封闭经济等作为本质特征，拒绝对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改革，结果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解体。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肩负起领导改革开放的重担，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先是他重新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一历史定位极其重要，它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它不仅与西方资本主义处在同一时代，而且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它。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正是基于这一清醒的历史批判认识，使邓小平勇于拨乱反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次，邓小平重新思考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前面我们谈到，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颠倒了社会主义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让本该作为社会主义目的的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等要求从属于国家所有制、官僚制、计划经济等工具性特征。邓小平看到这一点，他以非常朴实的语言说道：“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何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论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是发展；二是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落后国家出现，这一观点是片面的。但是，通过内生革命而非在外族占领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落后国家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现实的社会主义要想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将面临极其繁重的发展任务。马克思的历史三阶段论指出，任何社会要走出人对人、人对自然直接依赖的落后状态，就必须通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个阶段为中介。在《大纲》中，这一阶段是与“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相联系的，具体地说，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二阶段”完全可以更抽象地理解，包括像中国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市场国家。在世界历史的大尺度上，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就为落后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概言之，经济上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完成以下方面的任务：
首先，要建立现代“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使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摆脱自然需要和地方性空间的束缚，以便最终实现这样的目标：“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指出，消除异化必须以生产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就此而言，没有现代物质生产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其次，需要形成“人的全面关系和多方面需要”。马克思不是一个生产主义者，他不仅反对劳动被资本支配，同样也反对生活被劳动支配；不仅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异化，也反对任何把人束缚在狭隘的地域和空间的传统束缚。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步意义时说：“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虽然市场经济及其内在的全球化趋势使人的需要及人与人的关系受到金钱和抽象交换机制的支配，但相对于以往社会它给人的需求和交往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社会主义必须承认市场经济阶段是其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性质要求它尽可能地减少市场交换的抽象机制带来的消极影响。
再次，要创造“全面的能力体系”。马克思追求的无阶级社会不仅需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与人的普遍交往关系，还需要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黑格尔曾指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马克思也认为：“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历史过程为它准备条件。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时就肯定地指出：“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显然，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交换体制为社会和个人能力体系的发展提供条件。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自己的历史机缘，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自己的曲折历程，但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今天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态将处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因而也需要完成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普遍的指导。
雅诺什·科尔奈指认，在苏联代表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或近似于国家所有权的支配地位、官僚协调机制和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外贸由国家控制和经济高度封闭等特征，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表现。邓小平完全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思想束缚，把以往社会主义理论错误地颠倒的目的与手段关系再颠倒过来。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而具体的所有制形式、经济调节方式和发展道路不过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苏联的失败是国家所有制、指令性计划和闭关自守发展道路的三位一体体制的失败，而中国的成功是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三位一体政策的成功。
在社会主义传统中，最棘手的理论问题是市场经济问题。基于西方经验和当时的认识，马克思把人类经济形式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并把它们与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社会形态对应起来，因此，计划经济不仅被指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被认定为一定优于市场经济。但邓小平意识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按照《大纲》为人类历史第二阶段设定的任务，我们要考虑的不是特定的所有制和经济形式是否优越，而是如何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得益于邓小平这一伟大的理论突破，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才得以可能。
中国道路不仅是内部改革的成功，也是对外开放的成功。传统社会主义把独立自主的封闭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特征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实现条件时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经济落后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在给查苏里奇的信的草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把农村公社改造成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的物质条件。遗憾的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消极影响，苏联放弃了马克思的世界主义立场，选择了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开放是在一个千载难逢的环境下展开的。世纪之交，正值全球经济秩序调整新自由主义推行全球化之际，西方国家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全球化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对外开放的意义有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不可逆的集体学习过程。自觉地通过利用人类文明创造的物质和智力资源，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世界工厂”和创新之地。中国的经验证明，马克思关于现代历史本质上必然是世界历史这一普遍论断和落后国家必须充分吸收先进国家成果的观点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形态发展第二阶段，就需要完成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而要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就必须改革以往的不合理体制，探索符合这一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形式、经济协调方式和国际贸易战略。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表明，社会主义有共同的目标，但不同的国家应该探索自己的实现道路。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干中学”的实践过程，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再停留在经验主义层面。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生态危机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已经卷入越来越复杂的格局之中，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实现方式的选择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在这一新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自觉的理论认识就很难在惊涛骇浪中把握住正确的方向，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我们获得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的重要资源。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文章作者：汪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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