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哲学研究 ，作者杨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再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结构
杨耕 | 文
作者简介
杨耕，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摘 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要探寻人类解放的途径，就要发现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和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的高度统一，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和“真正实证的科学”的高度统一。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批判、政治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的政治结论。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划分的立足点是既成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资本批判；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犹如人类历史上的壮丽日出，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面貌，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社会生活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第279页），由于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的派别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由于马克思主义外部不同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如何从整体上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个争论不休、有待全面而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首先应该说明，在一定的时期中，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是真正符合当代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从而真正把握“统一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参见弗兰尼斯基，第5-6、2、1页）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结构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一、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和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的高度统一
理论体系往往以理论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仅仅属于理论家个人。由理论家们所创造的理论体系，不管它们在形式上如何抽象，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理论家本人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思想、卢梭理论、黑格尔哲学、斯密经济学、圣西门学说、凯恩斯主义……离开了它们各自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个人的自我表现，而是马克思在解答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问题中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的产物，其理论主题——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就是时代课题在理论上的反映和升华。
马克思的时代就是资本主义的时代。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然而，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性问题，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这种异化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集中体现了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1页）。因此，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实现人类解放就成为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时代课题。
然而，包括“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理论并没有科学地解答这一时代课题。“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它既不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也没有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向人们展示的仍然是抽象的真、善、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是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而且认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担当“解放者”这一历史角色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不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因而是一个如果“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同上，第466页）的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是一个需要自己解放自己，并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解放者”，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理论，以达到“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并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
正因为如此，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标、内涵和途径，就成为马克思首要的和主要的工作。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的异化的秘密所在，并力图付诸“革命的实践”，消除人的异化，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同上，第466-467页）“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马克思主义就是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其最高目标，就是力图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来消除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绕，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课题在理论上的反映和升华。“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习近平，2018年，第8页）抽掉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主题，“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魂的躯壳。
我们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毕生关注的都是消除人的异化状况，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页），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的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由此，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人类思想史上对人的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但是，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们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人类解放就是空话甚至沦为一种欺骗；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伦理的社会主义”，仅仅出于对工人、劳动者的同情，仅仅通过“伦理的使命”而重建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对工人、劳动者这些“受苦的人”当然怀有真挚的同情，但马克思并不以此作为立论根据，正像妙手回春的圣医并不以对病人的同情代替诊断、开出药方一样。马克思不是心怀济世的救世主，而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抗议”，而是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的高度统一。
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5页）一言以蔽之，“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页）因此，要科学地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就要科学地解答人类历史“向何处去”，即发现和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立论的依据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即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并使这种科学性转化为人们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抽掉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既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又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和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的统一；既是一种价值观念，又是一种科学理论，是价值观念和科学理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毫不掩饰自己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同时从社会发展规律中探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条件和途径。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价值判断以科学判断为依据，科学判断又蕴含着价值判断，而且“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页）。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表明，马克思只有一个，这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的马克思，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是虚构的马克思；同样，离开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虚构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奉行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和观点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当然表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但其中的某本著作、某一观点并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贯穿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且不断重复出现、具有规律性概括的观点和学说，这些观点和学说在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因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把马克思的某本著作、某一观点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某一阶段分离出来；从逻辑的角度看，把马克思的某一观点、某一学说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分割开来，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同时，我们也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和学说，才是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按照这种标准，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于1883年，连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主义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因为恩格斯的思想的确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马克思学说的范围，而列宁主义的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突破了马克思的观点，并用一些新的观点代替了原有的观点。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但我们又不能把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提出了“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17、413页）
二、哲学批判、政治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明确提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当代世界的发展表明，马克思的批判性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德里达指出：“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并认为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不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参见德里达，第122页）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批判，而是一种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对象，从“经验的观察”出发，“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深刻地揭示了研究对象的规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称为“实证的批判”，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真正实证的科学”，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同上，第30-31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同上，第261页）和“真正实证的科学”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不存在两个各自独立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列宁全集》第1卷，第291页）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又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的高度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精神对待其他社会思潮、理论体系，而且以批判精神对待自己，它总是在同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反观自己，总是在同其他社会思潮、理论体系的相互作用中反思自己，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深化、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自我批判，并认为“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44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自我批判，是批判和自我批判高度统一的批判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德里达看到这一点，并明确指出：“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吸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阐释的。”（德里达，第124页）应该说，德里达的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
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但是，马克思的批判哲学不同于康德的批判哲学，或者说，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不同于康德的哲学批判。康德的哲学批判是“纯粹”的哲学批判，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和政治批判结合在一起的：“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同上，第45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高度统一甚至融为一体，其针芒所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政治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政治内涵使其产生巨大的政治效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这种政治效应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即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和人类历史“向何处去”的探讨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高度统一，使马克思对政治以及哲学本身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科学地解答了时代课题。“正像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oeuvres incomplètes〔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oeuvres posthumes〔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纪所谓的that is the question!〔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的实际脱离,在甚至还没有这种制度的德国,首先却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的批判脱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批判”，“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列宁全集》第1卷，第291页）。正是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使唯物主义转变为“批判的唯物主义”（同上，第368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把哲学批判延伸到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这是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在马克思的时代，对实际生活过程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就是资本批判。正是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发现，“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受“抽象统治”，而“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1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关系”的统治和形而上学中“抽象存在”的统治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及其同一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形而上学中的同一性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同一性原则不仅对应，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换中，同一性原则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离开了同一性原则，这种社会形式便不能存在。实际上，这种同一性的根源就是资本。
的确如此。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就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问题在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社会历史形式的一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资本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且是人与人的关系，并使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支配关系。由此，人的关系、人的活动都异化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更重要的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和自我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资本“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236页）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同上，第392-393页）马克思的这一精彩表述表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
正是在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双重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发现了“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页），是一种“自在”“自为”运动着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一言以蔽之，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这样，马克思主义便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秘密，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发现了人的活动和生存状态异化的秘密；同时，“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同上，第43页）。正因为如此，通过资本批判，马克思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而且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高度统一，这是马克思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存在方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8页）。当代的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真理性及其深刻性、超越性，并表明我们仍然处在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在当代，无论是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研究，还是对个人生存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和国际交往方式的研究，我们都必须明白，资本是当代社会的最高存在和建构原则，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为理论基础。否则，任何理论“创新”都是无病的呻吟。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哲学社会主义”，即不是依据哲学的演绎或推导而建构的，而是以哲学批判为前提，以资本批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是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的政治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是“伦理社会主义”，即不是仅仅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伦理公设”而建构的，而是把道德批判、价值判断建立在科学判断基础上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而且“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27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以历史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客观依据。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1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剩余价值规律由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在于,资本的增殖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刻就受到两种限制:
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和积累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必然造成两极对立，即一边是为数很少的人不断积累财富,一边是为数众多的人不断陷入相对贫困。这就必然造成极其有限的消费能力，造成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
二是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尤其是货币量的限制。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剩余等价物”。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世界市场弱组织性处在对立之中，因而在交换总体上就没有实现所有剩余价值的等价物。这就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到交换价值的限制，受到货币量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指出：“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对于资本的］第二个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8页）。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种限制。“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的破坏”，都使资本主义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从1825年的经济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的滞胀危机，再到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经济危机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不断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资产阶级不理解或者说忘记了，无论是消费量的限制，还是货币量的限制，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实际上，这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6页）这表明，资本主义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当然，历史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形成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外，历史规律生成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自然规律表现为动力学规律，历史规律表现为统计学规律。正因为如此，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而社会科学只能预见，不能预报。所谓预报，是对某一具体事物在较短的时间、确定的空间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判断。我们不可能预报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但可以依据社会发展规律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正是依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并科学地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其一，在经济上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应“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真理性、深刻性及其巨大的超越性。
其二，在生产关系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就公有制与个人的关系来说，每个社会成员只有同其他社会成员联合成一个整体,才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占有主体的这种整体性决定了公共所有的财产权不能在个人之间任意分割、自由交易；同时，生产资料公有制又不能成为脱离个人的抽象物，相反，财产应当也必须“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77页）。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其三，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实现平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只有劳动才能成为人们占有生产资料和获得产品的根据；同时，由于还存在非自主的社会分工，劳动还主要是一种谋生手段，劳动能力是个人“天赋”的权利，具有私人性质，所以，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在做了各项社会扣除之后，还必须以他们各自付出的劳动量为基础进行分配，即在产品占有、获得收入的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实质就在于，以劳动作为占有产品、获得收入的“同一原则”“同一尺度”。正如马克思所说，“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由于按劳分配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由于按劳分配按照劳动这一“同一原则”“同一尺度”来计量，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权利”。“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同上，第305页）在社会主义社会，全部社会公平的重建只能以现实的经济结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
其四，在政治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社会主义需要民主，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也需要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更真实、更深刻、更广泛的民主。同时，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政治过渡时期”，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有特定的时空限制，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革命转变时期”“政治过渡时期”，其实质“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恩格斯看来，“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其五，在人本身的发展上,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题词，以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为此,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这样一段话,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认为除了这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参见同上，第730-731页）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到《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从《资本论》重申人的“自由个性”，到《哥达纲领批判》重申“个人的全面发展”，再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强调人将“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贯穿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一条永恒的金带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前提，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内容，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一种学说的后继者，可以放弃其创立者的某些具体观点并补充新的观点，可以也应当发展其创立者的观点，但不能放弃这种学说的宗旨、主题和基本原则。放弃了这种学说的宗旨、主题和基本原则，也就不是这种学说的“后继者”，而是“背叛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2018年，第26页）同时，马克思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预定看法”。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关于未来社会一切问题的答案。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事。
四、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政治批判和资本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的分析，内含着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明确提出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成问题的，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对“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作了扼要的论述。
列宁的这一划分是正确的，其立足点是既成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应当”，即马克思主义应当包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体系，而不是观点的汇集，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言论涉及到某种理论、某一学科，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类似的理论、某一学科，或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某某学。马克思是科学家，而不是神学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而不是神学大全；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解答历史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方法，而不是提供了全能的解释，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或建构成包罗万象、全能解释的理论体系。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包罗万象、全能解释自诩的理论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三个理论来源，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之所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是由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主题决定的，是由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原因决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2018年，第6-7页）这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按照事先构思的体系及其结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并不是先建构一个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成的理论结构，然后再去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相反，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是在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成熟和定型的。
哲学不是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缺乏说服力和凝聚力，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因此，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哲学，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121页）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地位；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而得出的不同的政治结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使命的学说。正如恩格斯所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这就是围绕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主题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实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又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他一经得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就用于“指导”他的经济学研究，而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他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111页）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91-692页）
同时，“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全集》第1卷，第112页）。这是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而且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关系；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并由此科学地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如列宁所说，“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同上，第115页）不仅如此，《资本论》本身又内含着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同上，第135、136页）这就是说，《资本论》不仅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科学检验的理论，而且使唯物主义辩证法也成为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阿尔都塞，第215页），因而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如前所述，正是在资本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的存在，即人们的“社会存在”，发现了人的生存本体和现存世界的本体。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商品为起点，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已经越出了经济学的边界，而到了哲学的“首府”——存在论或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是高度统一的。正因为如此，《资本论》的副书名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资本论》以事实为根据，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趋势，指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途径。因此，恩格斯指出：《资本论》“所涉及的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1-41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资本论》就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列宁全集》第1卷，第154页）。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和根本原则又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卢卡奇，第318页），而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所以，马克思认为，新唯物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只有在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联中，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政治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入而全面的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统一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们注意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非一致，而且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争论。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产生分歧和争论，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如此持久而广泛的讨论，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却是罕见的。米尔斯由此认为，“正如大多数复杂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得到人们统一的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做出什么样的说明，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米尔斯，第39页）米尔斯描述的问题是真实的，但他对问题的回答却是错误的，即不存在一个客观意义上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只是不同的人所理解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分歧，是由认识者生活其中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既定的“认知图式”“理解的前结构”决定的。人们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进行认识活动。历史环境的不可复制性，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使认识者不可能完全“回到”被认识者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情境；同时，任何一个认识者在研究理解某一著作、某一学说之前，都有一个包括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在内的既定的“认知图式”“理解的前结构”在其头脑中存在着，并制约着认识者的认识活动，这就使认识者不可能完全“设身处地”地从被认识者的角度去理解被认识者的著作，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和再现被认识者学说的“本来面目”。特定的历史环境、既定的“认知图式”“理解的前结构”支配着认识者理解问题的维度、深度和广度，即使最没“定见”的认识者也不可能“毫无偏见”。人们的认识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它不可能超出认识者的历史环境，必然受到认识者的既定的“认知图式”“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
但是，我们又能站在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考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梳理，使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视界和作为被认识者的马克思的视界融合起来，从而不断走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思想的深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即理解和把握“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而言，“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在今天的学科建制中属于不同的学科。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不仅相互依存，更重要的，是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其中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学说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其丧失原有的性质，并会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甚至“肢解”。
海尔布隆纳的观点进一步证实了列宁观点的合理性。海尔布隆纳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定存在可识别的同一性，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受马克思著作启发而形成的、我们用混合词‘马克思主义’描绘的思想具有可识别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源于一组共有的前提，无论这些文献的作者所持的观点多么严格或多么有悖于传统或这些观点之间多么不一致，我们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能发现它们。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存在一组界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这样，包含了这些前提要素的任何分析都可以被合理地划归为‘马克思主义’”（海尔布隆纳，第5-6页），并认为这种“共有的前提”以及“同一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辩证法，二是历史唯物主义，三是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四是社会主义的信念。海尔布隆纳不仅提供了一个衡量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客观的标准，而且实际上表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
正是由于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成的理论结构正确反映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结构深刻体现着无产阶级和“全世界的受苦人”的根本利益，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代，并为人类思想史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福柯公正而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在现时，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Foucoult, p.21）正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求助”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五、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德国、英国和法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德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共产党宣言》以“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和“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英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在理论阐述上主要是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研究对象上，而应当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思想来源上，而应当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中国内涵”，而且具有“中国形态”。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即不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从总体上看，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离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性的观点的现实意义就越凸显。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因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观念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容纳到别的观念系统中。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批判，达到客观理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其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如此，二者之间同样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习近平，2023年）共同之点、相互契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内在规定性。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从文化典籍中寻找“微言大义”，这是外在的拼接，而不是内在的融合；不是术语的简单转换，观点的简单对接，把“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道”，共产主义社会变为“大同社会”……这是文字游戏、简单类比，而不是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化”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孔夫子真正“周游列国”、名扬四海，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了可能。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中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我们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产生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古代农业文明、自然经济的产物，在总体上是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因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重释传统文化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和人本身的发展问题。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分清糟粕与精华，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二者融为一体，造就一种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同上）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则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突破单一的文化系统、博采众长而创新的文化形态。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继承传统、再造传统。问题在于，对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批判什么、扬弃什么，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转换和发展，这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当代中国实践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三重变革”“三位一体”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必然引起人们一系列的理论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使古老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发出了“迷人的微笑”，市场经济实践使古老的“义利兼顾”的思想“闪亮登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使明德弘道的学说重放光彩……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和现实的实践需要以及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应以当代中国的实践，即中国式现代化为思维坐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82页）。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下存在。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必然；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和升华，又会反过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将拓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化根基。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看，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纲领“美国化”：“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脱下外国服装”“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学习英语”“美国化”表明，恩格斯实际上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蕴含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国家的实际和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并强调“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列宁选集》第1卷，第274页）
毛泽东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同时，毛泽东又提出学习、总结、承继中国“优秀的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上，第533-534页）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具有“中国特性”。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同上，第534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理解这一“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深刻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具有时代性的课题，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巩固“文化主体性”。（参见习近平，2023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科学解答，是对具有时代性的课题的科学解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理论观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内涵”；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其中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其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从而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内涵”，并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实践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必将进一步推进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移自外域”，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进入、融入中国文化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中国的实践内涵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智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形态。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而且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并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习近平，2018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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