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典的权威性通过阐释才得以确立，经典阐释的历史，充斥着排他性的话语争夺，政治、证据、误读则是经典阐释排他性的基本策略。《公羊》阐释体系在确立过程中，始终将抑制《左传》阐释体系作为重要任务，政治手段、证据搜罗、有意误读，是《公羊》阐释学争夺话语权的基本策略。汉代《公羊》学对《左传》的质疑，出于维持政事的需要，并无确凿证据。清代《公羊》学虽重搜罗证据，多胪举《左传》与《春秋》不合之处，但刻意忽视了经、传龃龉是《春秋》三传的共同问题。近代熊十力为论证左氏不传《春秋》，对《史记》、杜预序进行了有意的误读，从而为阐释《公羊》哲学扫清了障碍。考察经典阐释的排他性策略，对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建构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经典阐释 排他性策略 《公羊》阐释学 左氏不传《春秋》说
作者张亚东，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临海317000）。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2期P141—P151
从阐释学的角度，将经学视为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阐释学，已成为学界共识。可以说，经学即是阐释学，经学史即是经学阐释学史。经学阐释活动真正赋予了儒家经典以权威性。经典的权威性并非直接给定，而是通过历代经师的层累阐释才得以确立。但是，阐释活动在赋予经典以权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排斥异己的力量。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云：“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邓国光也指出，经学阐释实质上是“争取解释‘王法’的话语权”。某种经典阐释体系的确立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他种经典阐释的排斥，充斥着激烈的话语争夺。
由此，话语争夺的排他性策略具体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运用的？本文试图通过《公羊》学之“左氏不传《春秋》说”进行回答，并选取了汉、清、近代这三个历史节点。理由是：在中国经学阐释史中，“传”是最古的阐释方式，而《左传》《公羊传》堪为成熟传体之圭表，围绕二传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公羊》阐释体系与《左传》阐释体系；两大阐释体系的对立，形成于汉代今古文论争时期，复盛于清中后期《公羊》学复兴之时，而在近代经学解体、现代哲学初创期，又以全然不同于传统经学的论证方式出现。
另外，本文尝试从孔门四科广义的“文学”概念入手，以引出经学阐释排他性策略对建构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一些启发。这基于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仍处于建构之中这一基本事实。其一，建构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绕不开以经学为核心的经典阐释传统，以广义“文学”入手，更能有效地在经学阐释传统与现代文学阐释学之间建立衔接。其二，建构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不得不面对中国传统“文学”概念与西方现代“文学”概念之间的龃龉，以传统广义“文学”切入，更能彰显中国文学阐释学的本土特色。
一、政治手段：汉代《公羊》学之“左氏不传《春秋》说”
不少学者认为，《公羊》义理胜于《左传》，因而得立学官，遂为汉廷《春秋》学之正宗。然此说实颠倒因果。应该说，《公羊》被汉廷立于学官，《公羊》阐释体系才得以真正建立，大义才得以系统阐发；随之，《左传》阐释体系则遭到贬抑。
《公羊》立于学官之前，影响并不及《左传》。较于《公羊》，《左传》本具有天然的优势。其一，《公羊传》多有引述《左传》之语，这既是《左传》早于《公羊》的重要证据，也表明《公羊传》对《左传》的吸收、利用，已然成为《左传》阐释学的构成部分。僖公三十三年经“晋人及姜戎败秦于崤”，《左传》曰：“子墨衰绖……败秦师以崤……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乎始墨。”《公羊》曰：“先轸也。或曰襄公亲之。……君在乎殡而用师，危不得葬也。”《公羊》以“或曰”笔调行文，所言“襄公亲之”“殡而用师”乃承述《左传》。又成公三年经“王师败绩于贸戎”，《左传》曰：“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可见徐吾氏乃茅戎之聚落。《公羊》则曰：“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所谓“或曰贸戎”乃据《左传》而发。其二，《公羊》的传述过程虽有后人追记，却无传述者论说《公羊》的直接性文献证据，《左传》的传述轨迹则清晰可考。刘师培极简略地考察了荀子、韩非、《吕氏春秋》、《战国策》引述《左传》之情形。可以说，诸子引述传文以证己意，乃《左传》阐释之滥觞。
西汉甫始，五经未立之时，《左传》也无疑更具影响。其一，治《左传》者颇具规模，出现专门训诂《左传》的著作。《汉书·儒林传》载：“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治《左传》者，多为汉廷重臣，张苍、张敞位至三公，贾谊更是对汉政影响巨大；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是首个系统训诂《左传》大义者。其二，汉帝制诏多引述《左传》。《汉书·韩王信传》高帝曰“专死不勇”，乃述哀公十六年叶公谏子西之语；《汉书·文帝纪》诏曰“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乃述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之语。
可见，《左传》本胜《公羊》，即使至景帝时《公羊》立为博士，《公》《左》也并未完全易势。“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公羊》博士仍然只是皇帝顾问官，未能直接参与大政。直至董仲舒上疏被武帝采纳，《公羊》才真正凌驾于《左传》之上。董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统言之，董仲舒所谓“邪辟之说”乃不在六艺之科者；具言之，董仲舒所谓《春秋》专指《公羊》，所抑者自然包括《左传》。其后，武帝又因公孙弘议，为博士官置弟子，《公羊》以官方教育的形式得到巩固。至此，《公羊》阐释学上升为汉王朝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成为《春秋》阐释学的真正权威。《公羊》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具有排他性，《左传》随之遭到流放。
《公羊》立于学官主要出于政治考量，汉廷虽以强力排斥《左传》，但并不能给出充分的学术论证，这就为《左传》阐释体系的延存留下了空间。就史料来看，《公羊》定为一尊后，《左传》的影响并未遽然消退。其一，《左传》仍不失为一域之官学。《汉书·景十三王传》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说明行于河间者仍是《左传》。其二，《左传》为《公羊》所参用。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云：“诛受令，恩卫葆，以正囹圉之平也。”公羊《春秋》经“齐人来归卫宝”，左氏《春秋》经则为“齐人来归卫俘”，就董仲舒“正囹圉”之语境可断，所言“恩卫葆”暗用左氏而非《公羊》。《汉书·五行志》载：“隐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时公观渔于棠，贪利之应也。”《公羊传》释“螟”曰：“何以书，记灾也。”董仲舒的论述，以《左传》臧僖伯之谏为基础。其三，汉帝制诏用之。《史记·三王世家》武帝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乃化用《左传》定公四年子鱼之语。
《公羊》在朝，《左传》在野，《公羊》固守其势而难以撼动。然故步自封，久必生弊。如《汉书·艺文志》所云：“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数万言。”学者割裂经典的整体内涵，多安于片面经义，以致空耗精力，使经学成为毫无意义的字面游戏。《汉志》从整体上描述今文经学的弊病，当然包括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羊》学。一种阐释体系一旦占据了话语主导权，衰落也随之开始。
西汉末年政治局势动荡，《公羊》阐释体系的合法性地位也随之出现动摇。刘歆抓住历史契机，为《左传》阐释体系争夺话语权。他不仅直接向《公羊》发难，更是将矛头对准整个今文学阐释体系。《移让太常博士书》是公开叫阵的战斗檄文，指摘今文学弊病如下：“抱残守缺”，对古文经典置若罔闻；仅专注于“分文析字”，冗长烦琐，以至于学者终老不能通一经；“信口说而背传记”，不知明古人之说，一旦涉及国家典章制度，不能正本清源，失去经世致用之效。
由于刘歆动摇了《公羊》阐释体系的宪政地位，故而遭到以《公羊》为核心的今文学阐释体系的全面打压。今文家质疑《左传》不传《春秋》，试图从根本上解除《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以此对《左传》阐释体系予以彻底铲除。
今文家的质疑并无学术上的确凿证据。《汉书》载：“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刘歆欲立古文博士，向孔光求助，“不肯”二字暴露出孔光反对《左氏》并非出于学术上的理由。《汉书》又载：“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汉帝下诏公开辩论，今文博士大可利用这一良机驳斥《左传》，却为何“不肯置对”？刘歆怒斥他们“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更说明他们无法否定《左传》作为古文经典的事实，因此不敢公开应战。
可见，今文阐释体系之“左氏不传《春秋》说”并无学理依据，乃政治斗争中的党同伐异之举。刘歆“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的指责看似过激，却直击今文家软肋。而今文家实欲置刘歆于死地：“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今文家直接运用政治手段打击刘歆，刘歆惧祸外出，立《左传》之举最终作罢。实际上，龚、师并非不习《左传》。《朱博传》载龚胜言《春秋》之义，即引《左传》叔孙侨如谮诬季孙事；师丹上书有“天威不违颜咫尺”之文，即《左传》僖公九年齐桓之语。龚、师熟谙《左传》，却主“左氏不传《春秋》”，实出于维护《公羊》权威之政治考虑。
刘歆求立《左传》，为《左传》阐释体系争夺话语权，自有政治抱负，然运用的是学术策略，与今文家进行政治迫害不可同日而语。章太炎道“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盛赞刘歆整理旧籍之功。康有为则讥刘歆立《左传》是“润色其文以媚莽”。康说不能成立，而章说虽过于抬高刘歆，但认为刘歆欲广道术的看法却符合史实。《汉书》载：“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榖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说以难向，向不能非其间也。”这至少说明：刘歆立《左传》，能给出学术上的理由，非今家“不肯置对”的态度所能比；刘歆尊崇《左传》，多次与其父刘向辩难，父子间纯属学术之争，与党争无关。
《汉书》又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在王莽篡权之前，刘歆即好《左传》，倡立《左传》乃一贯立场。面对《汉书》记载，康有为则说：“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逆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他也承认刘歆治《左传》在王莽篡汉之前，但强说刘歆助逆蓄谋已久，仅凭主观推测，难令人信服。
东汉初年，关于《左传》阐释体系的合法性问题，今古文家再次爆发激烈争论。今文阐释体系持“左氏不传《春秋》说”，实质仍然是以政治逻辑主导。韩歆欲立《左传》，光武帝令范升与之辩论，范升强调“《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直言《左传》与《春秋》无关。后范升又上奏汉帝，详细阐明了理由：首先，《春秋》古文不仅有《左传》，还有《邹氏传》《夹氏传》，而《易》还有《费氏易》《高氏易》，若置《左氏》，则邹、夹、费、高将“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必然导致异端屡禁不止；其次，天下方定，纲纪未明，虽然设立学官，但“《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传》等古文经“非政急务”；最后，应当遵循先帝旧章，“以示反本，明不专己”，而《左传》本为先帝所疑，故不当立。范升驳斥《左传》是为防止“异端竞进”，虑于维持政治稳定，焦点并不在《左传》是否可靠这一学术问题。
然范升“左氏不传《春秋》说”，还是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文饰：其一，《左传》来历不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其二，司马迁“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史记》中所载《左传》之事不可信。范说难以立足。《左传》非官学，“无本师”不是否定其传《春秋》的充分理由。《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左丘明作《左传》之事，范升要推倒《左传》，就必须推倒《史记》。他说史迁悖谬于孔子，殊不知《公羊》家言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也始于史迁。驳斥史迁，不但推倒了《左传》根基，连《公羊》根基也一并推倒，进退失据。
在《公羊》《左传》的争斗中，汉帝扮演了平衡双方势力的角色。《后汉书·陈元传》：“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二传旗鼓相当，是汉帝立《左传》的前提条件；汉帝不用陈元而用李封，是因陈元锋芒过盛，会打破二传平衡；《左传》势力稍弱于《公羊》，李封为《左传》博士，尚能与《公羊》相抗；李封卒，《公羊》再度占据压倒性优势，已无平衡二传之必要，汉帝遂复废《左传》。
二、搜罗证据：清代《公羊》学之“左氏不传《春秋》说”
在清代今古文之争的学术大背景下，《公羊》阐释体系与《左传》阐释体系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争夺。与汉代《公羊》家直接运用政治手段挞伐《左传》不同，清代《公羊》家对《左传》阐释体系的贬抑，以证据搜罗为基本策略。
其中，搜罗证据最不遗余力者当属常州学派刘逢禄。梁启超称赞曰：“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甚至古文学家章太炎也说：“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要言之，刘逢禄治学，从内容上进一步引申发挥《公羊》学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从方法上则用归纳法，客观谨严。
刘逢禄对《左传》阐释体系的驳斥集中在《左氏春秋考证》，意在“审其离合，辨其真伪”“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他指出《左传》本为《左氏春秋》，所谓《左传》出于刘歆伪造。史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有“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之文，对刘氏而言，这是《左传》不传《春秋》的最有力证据。《考证》云：
曰鲁君子，则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
但刘逢禄对证据的利用存在巨大漏洞，即凸显于己有利的证词，于己不利者则有意隐匿。他过于强调史迁“成左氏《春秋》”之文，将《左传》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从而降《左传》为一般性的史书；同时，又有意弱化史迁“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之文，从而彻底斩断《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联。史迁之语本是《左传》传《春秋》的关键证据，历来无疑义，但经刘逢禄的刻意使用，反被加工为《左传》不传《春秋》的证词。
对《汉书》证据的利用亦如此。《汉书·刘歆传》备载刘歆争立《左传》的过程，《艺文志》也确称“《左氏传》三十卷”，刘逢禄据而断曰：“《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但刘逢禄显然隐匿了《汉书》的其他记载。《汉书·儒林传》载：“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楚元王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五行志》云：“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这充分表明称《左氏传》并不始于刘歆。
刘逢禄为强化论证，一一胪举《左传》与《春秋》不对应之处，从而在大规模网罗所谓证据的名义下，试图证明《左传》不传春秋。如庄公二十六年经、传参差龃龉，刘逢禄指出，此年经、传完全不能相合，岂非《左传》不传《春秋》的铁证？而经传不合比比皆是，岂不证明《左传》与《春秋》本无关联？他总结道：“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他认为，左氏后于孔子，《左传》本是不传《春秋》的编年史书；而刘歆为了造成《左传》传《春秋》的假象，对《左传》进行了文字上的加工调整。
但刘逢禄显然无视了先秦时期解经著作的基本实情，即解经著作与经典本身的不对应乃普遍现象。《解老》《喻老》并不与《老子》一一对应，《易传》十翼也并非都与《易经》一一对应，我们能据此否定这些解经著作和经典之间的关系吗？而更为其所回避的事实是，《公羊传》《榖梁传》亦不能与《春秋》完全对应。经传龃龉实是《春秋》三传的共同问题。如隐公二年，《公羊传》就略过三条经文不加任何解释。而通览《公羊传》，传文更是时有阙如，我们能据此说《公羊传》也是不传《春秋》吗？
相较于刘逢禄的驳斥，《左传》阐释体系对经、传关系的论述则更为自洽。就上文提到的庄公二十六年经、传，杜预解释说：“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不仅如此，杜预更是对《左传》与《春秋》表面上的诸多不合进行了总体的概括与说明：“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左丘明是否受经于孔子，姑置不论。但杜预认识到《左传》“先经”“后经”“依经”“错经”的诸种情形，旨归都在从整体上阐释《春秋》义理。杜预的见解揭示了经学阐释的历史特殊性，不仅符合《左传》实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说明《公羊传》不合《春秋》的某些情形。
较于汉代《公羊》家，刘逢禄之说可谓逻辑严密，证据颇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沈玉成说《左氏春秋考证》“是今文学派向古文家说进行挑战的第一部质疑发难之作”。然而，竭力压制《左传》阐释体系，以维护《公羊》阐释体系之无上威权，这是刘氏考证《左传》的根本前提。故刘氏在《考证》中评论司马迁之语时特别强调：“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证曰：此谓夫子《春秋》之义，惟胡毋生、董生于公羊师得之。”这就将史迁所谓“儒者”局限地解释为《公羊》一家。由于囿于门户之见，刘氏虽对《左传》与《春秋》不合之处大力搜集，却刻意隐匿了对《公羊传》不利的证据。
刘逢禄通过考据学的方式，论证“左氏不传《春秋》说”，从而为《公羊》阐释体系争夺话语权扫除了障碍。刘氏之学既密切关注现实，又极注重细密考据，这在《公羊》阐释体系中已属颇为难得。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学术风气密切相关。就时代语境而言，刘氏处于嘉庆道光年间，恰是清王朝渐现颓势之时，刘氏治《公羊》学不免受到现实问题的刺激。就学术方法而言，此时乾嘉学派尚占据学术思想的主流，他注重搜罗证据明显又受到乾嘉诸老治学风尚的浸润。诚如钱穆所云：“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主条例，则徽州戴氏之说；又主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则承其外家之传绪；值时运世风之变，而治经之业乃折而萃于《春秋》，治《春秋》又折而趋于《公羊》焉。”
随着现实问题的加剧，《公羊》阐释体系急于为政治变革服务，失去了搜罗证据的耐心，后继者之“左氏不传《春秋》说”也多失于武断。康有为重新阐释了《公羊传》，从而为维新变法张本。为确立《公羊传》之一尊，他不遗余力地否定《左传》传经之地位：“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就基本观点、论述逻辑而言，康有为除了强调刘歆以《国语》比附《春秋》外，几乎与刘逢禄完全一致。但就治学路径来说，却与刘氏大相径庭，康有为更关注现实政治，无耐心搜罗证据。清末内忧外患的现实，学术风尚的转移，都足以促使康有为发生转变，而其“左氏不传《春秋》说”也就更不值得一辩。
刘逢禄与康有为持“左氏不传《春秋》说”，或重证据或多臆断。然二人真正关注之处皆不在《左传》本身如何，而在《公羊》阐释体系的独尊地位能否确立。
随着经学解体，“左氏不传《春秋》说”逐渐超越了《公羊》阐释体系的羁绊，而被视为纯粹的史学问题。钱玄同总结说：“我认为一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咱们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伪经的推翻，刘氏此书为第一部。自此书出而后考辨伪古文经的著作相继而起，至康长素作《新学伪经考》而伪经之案乃定。”为《新学伪经考》作序而成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又特别强调：“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可见，钱氏已完全从史料角度将刘、康著作视为辨伪学而非经学著作。在此辐射下，之后的史家所持“左氏不传《春秋》说”，已不再为《公羊》阐释体系争夺话语权，而仅关注《左传》作为史学文献的增衍过程。如赵光贤纯粹从史学的角度研究《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完全不论及《公羊传》。他说：
《左传》与《春秋》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左传》并不是依附《春秋》而存在的。这话也不是我的创见，古人早已说过。……现在我想从《左传》本书中提出论据，看看《左传》是不是一部独立的书。
赵光贤自明所论并不新鲜。所致力者，乃更全面地搜罗证据以佐证前人之见：其一，《春秋》所有，而《左传》不载，或《春秋》所无而《左传》详载者；其二，《左传》中的重大事件，而不见于《春秋》者；其三，《左传》与《春秋》相互抵牾者；其四，同一记事，而经传文字不同者。要言之，搜集《左传》与《春秋》不相合处，来证明经传无关。赵光贤脉承了刘逢禄侧重证据的路径，然作为纯粹史家，已不囿于《公羊》阐释体系的门户之见。论据虽较刘逢禄更为充实，却仍难支撑其说。《左传》与《春秋》的龃龉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这只是局部问题，从整体上看，《左传》明显附于《春秋》而存在。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逻辑，不能以局部认识取代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质，而深受疑古思潮影响的现代史学恰恰犯了以偏概全的通病。《四库总目》批评宋儒时曾说：“至于宋儒之驳《左传》，不过摘其与《经》相戾……端学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则天下无可据之古书矣。”今日随从赵光贤观点的不乏其人，这表明《四库总目》的批评仍不过时。
三、有意误读：近代《公羊》学之“左氏不传《春秋》说”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重新阐释了《公羊传》。欲立先破，熊十力持“左氏不传《春秋》说”，从而为阐释《公羊传》扫除障碍。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熊十力对《公羊传》《左传》的褒贬，已超越了传统今古文之争的框架。其“左氏不传《春秋》说”，虽直接承袭今文家皮锡瑞的理路，但也体现出与皮锡瑞的明显不同。
熊十力之“左氏不传《春秋》说”，基于对基本文献的有意误读，大致可概括为四：其一，严格区分微言、大义，认为《公羊》兼传微言大义，《榖梁》只传大义，而《左传》仅为记事之书，并不传《春秋》；其二，为说明《左传》不传《春秋》，误读《史记》所载《左传》事；其三，为驳斥《左传》传《春秋》之说，误读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其四，虽主《左传》不传《春秋》，但否认《左传》为后人伪作。熊十力之说多与皮锡瑞相合，但也有不少创发。以下一并论述，以见同异。
首先，皮锡瑞、熊十力对微言、大义进行了区分，据此指出《公羊》优于《左传》。皮锡瑞说，微言乃“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乃“诛讨乱贼以戒后世”。这一理解已不同于汉唐旧说。“微言大义”四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李奇注“微言”曰“隐微不显之言也”，颜师古注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而“大义”二字，唐前之注解已不存。至皮锡瑞，则将“大义”理解成诛贼讨逆以警戒后世，将“微言”理解成改革制度以为万世之法。毋庸置疑，皮锡瑞对“微言大义”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也成为评判三传的立论根据：《公羊》“兼传大义、微言”，《榖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至于《左传》则以记事“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
皮锡瑞虽右《公羊》而左《左传》，但也表明三传并行不废，“学者可审所择从”。熊十力则接过皮锡瑞对微言、大义的界定，十分明确表达了扬《公羊》、抑《榖梁》、绌《左传》的基本立场：三传“当以《公羊》为主”，《榖梁传》“于大义颇有得，而不足发微言”，而《左传》则“不传《春秋》”。熊十力明言，三传唯《公羊》最善，《左传》则是与《春秋》之义毫无关联的记事之书。
其次，皮锡瑞将《左传》由经降为史，而熊十力则有意误读《史记》所载《左传》之事，以证《左传》不传《春秋》之说。皮锡瑞云：
《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
皮锡瑞虽认识到《左传》所录史实可证《春秋》之义，但他指出《春秋》的性质是经，而《左传》的性质是史，若以《左传》解说《春秋》，只会湮没《春秋》之义。熊十力赞同皮锡瑞的观点，并根据《史记》所载《左传》之事以证皮说，但他恰恰误读了《史记》。他对《史记》所录《左传》之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一，左丘明作《左传》不遵循七十弟子“所受孔子口义”；其二，《左传》所据乃“孔子所因《史记》原本”，并非“孔子之《春秋》”；其三，左丘明作《左传》的目的仅在于“考订其本事”，只是史学，与《春秋》大义无关；其四，今文博士《左传》不传《春秋》之说与“《史记》所载之事实全同”。
然细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熊说大可商榷。年表所载与熊说相异之处有四：其一，《史记》说《左传》惧怕七十弟子“各安其意”，而熊十力则说《左传》有意背离孔子；其二，《史记》说《左传》所据乃“孔子史记”，“史记”既指鲁史，按照逻辑“孔子史记”应指《春秋》，因此左丘明是依《春秋》作《左传》，而熊十力则说《左传》所据是鲁史；其三，《史记》说左丘明作《左传》的动机在于回归孔子“传旨”，熊十力却说《左传》只是考订旧史，与《春秋》大义无关；其四，《史记》明确说《左传》“具论其语”而传《春秋》，而熊十力却说西汉今文家“不传《春秋》”之言与《史记》完全相合。综合四点，熊十力对《史记》进行了创造性的误读。《史记》是维护《左传》最有力的证词，熊十力通过误读《史记》的方式，试图从根本上颠覆《左传》传《春秋》的说法。
再次，皮锡瑞、熊十力为驳斥杜预《左传》传《春秋》之说，对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进行了误读。据杜序，《春秋》本皆周公旧例，周衰后史官多违拗周制，因此孔子稍加修正，乃有新例，《左传》则发明《春秋》凡例。皮锡瑞却认为杜预最大的问题在于尊周公而抑孔子。他指出，若依照杜预之说，则“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并强调正是杜预妄说的盛行流传，导致“《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熊十力的基本见解与皮锡瑞一致，但更为激愤。他直斥杜预维护《左传》乃文饰篡权之举：
预注左氏，乃宗周公而抑孔子。不知其果何用意。预怀党篡之逆，或因孟氏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言，遂抑孔子以逞其奸欤？
熊十力认为，杜预对周公旧例与孔子新例的区分，过于抬高了周公，而湮没了孔子作《春秋》的伟大功绩。他抨击杜预注《左传》有意隐没《春秋》大义，乃乱臣贼子之举。批评掺杂着人身攻击，已然逸出了学术论证的基本逻辑。
若对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进行认真分析，就会发现皮锡瑞、熊十力已然误读了此文。杜预尊周公是实，但并未贬抑孔子。杜序评价孔子道“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又申述《左传》之语道“非圣人，孰能修之”。这是将孔子视为有着极大功绩的圣人，地位与周公并列，怎能说杜预无视孔子的伟大呢？皮锡瑞、熊十力批评杜预“抑孔子”的说法不能成立，二人真正不满者，在于杜预不认同孔子“作”《春秋》的观点。他们通过误读杜序，凭空罗织杜预“抑孔子”的罪名，进而彻底否定孔子“修”《春秋》的观点，再而否定《左传》传《春秋》之实。
最后，皮锡瑞、熊十力虽刻意贬抑《左传》，但皆不苟同《左传》为后人伪作之说。《公羊》阐释体系之学者，大都先斥《左传》不传《春秋》，进而绌《左传》为伪。皮锡瑞、熊十力虽赞同《左传》不传《春秋》，但对于《左传》的真伪问题十分审慎。皮锡瑞说：
刘氏以为刘歆改窜传文，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传》不解经，则杜、孔极袒《左氏》者，亦不能为之辨。
在皮锡瑞看来，左氏不传《春秋》无可否认，但不能据此断定《左传》为刘歆伪造。皮锡瑞不仅是今文学家，还是经学史家，这使得他对《左传》的认识较刘逢禄等人更为客观。皮锡瑞对伪造《左传》说持保留意见，并未详论，熊十力则明确断言《左传》绝非后人伪造。他指出，《史记》记载《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历来“都无异说”，至唐宋始有学者疑作者非左丘明，质疑的理由是“《左传》文字有诬谬处，或涉及六国时事”；在熊十力看来，这一理由并不能成立，《左传》中虽有部分文字为后人“妄为附益”，但不能根据部分改窜内容全盘否定《左传》。
对《公羊传》的重新阐释，是熊十力新儒家哲学建构的重要内容，《读经示要》尤其强调《春秋》即其明证。而否定《左传》阐释体系，则为顺利阐释《公羊传》清除了障碍。作为现代哲学家，他对《左传》阐释体系的抑制策略，已不同于传统经学范畴内的《公羊》家，过分囿于门户之见。他自述治学路径道：“故读经希圣，非可专固自封也。今当融贯中西，平张汉宋。”可见其既对门户有所警惕，自不会像汉、清《公羊》家，或视《左传》阐释者为政敌，或贬《左传》为伪书；而是以误读古典文献的新方式，来申述“左氏不传《春秋》说”。
结语
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居于统摄地位，经学阐释是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的主干。若绕开经学阐释的思想与实践，所谓的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如何在传统经学阐释与当代文学阐释学之间建立衔接，涉及对“文学”概念的辨析与运用。若直接运用来自西方的狭义“文学”概念加以限定，不仅会斩断中国文学阐释学与传统经学阐释的根本关联，还会使中国文学阐释学失去本土特色。五经唯有《诗》能顺利地进入“文学”学科，中国文学阐释学若避开《易》《春秋》《书》《礼》之阐释传统，势必流失大量养分，导致营养不良。若以中国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入手，传统经学阐释对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影响和启发，就会得到充分彰显。六经向来被视为广义“文学”之典范，《文心雕龙·宗经》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经学阐释自然也被视为广义“文学”阐释之仪表。
在此意义上，政治、证据、误读作为传统经学阐释的排他性策略，也即是文学阐释的排他性策略。其现实性意义在于，排他性策略不仅存在于过去，还潜隐于今天的文学阐释活动之中，并将继续存在。对此，今日之中国文学阐释学应提出反思，给予充分检讨。其一，文学阐释的排他性与经典化。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实质是文学的阐释问题，一部文学作品被阐释为经典的同时，必然也在解构他者的经典地位。文学阐释学对排他性机制之运作过程的揭示，表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不可迷恋任何现成给定的“经典”。其二，政治策略与文学阐释。文学阐释本身即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中，完全脱离政治语境的“纯文学”阐释并不存在，这正是阐释活动之历史具体性的体现。但是，文学阐释学须给出基本的价值承诺，它提示应充分发挥文学阐释活动调适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其三，证据策略与文学阐释。对文学阐释应树立根深蒂固的证据意识，努力避免脱离时代背景、作者境遇、原初文献的个人臆断。尤其要注意的是，文学阐释学要求树立仲裁意识，不仅要搜求“控方证据”，还要充分尊重“反方证据”，促使正反双方的证据进行“对话”。其四，有意误读与文学阐释。有意误读与个人臆断不同：在疏于证据的前提下，将文学阐释降解为碎片化、私人化的游戏，是为个人臆断；充分掌握证据却不为证据所缚，而通过文学阐释提出普遍的、关乎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哲学问题，是为有意误读。因此，有意误读是重新激活文学的重要途径，它使文学精神真正存活，而绝不会杀死文学。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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