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近代史研究 ，作者张海鹏
作者：张海鹏，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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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芒的纲领性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为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阐释讲话的重大论断、重要思想，本刊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民卿研究员撰文分享其心得体会，为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从新时代中国文化观看近代
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转型
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就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阐述，集中提出了创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我把这篇讲话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中国文化观，简略一点可以称为新时代总体中国文化观。
一、 对总书记讲话的领会
讲话首先论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五个特性，即历史悠久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有了五个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在这个论述的基础上，讲话提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两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在今天尤其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契合性，契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是两个结合。“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要深刻认识到，“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有了主体性就有了文化自信，国家认同就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讲话的第三部分是更好担负起文化使命，发展、创造新时代中国的新文化。这是这篇讲话的重点及其鲜明的时代意义。总书记一口气说了15个强调坚持，即强调坚持党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强调坚持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强调坚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及强调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我认为，这里提出的15个强调坚持，就是这次讲话的鲜明的时代意义，就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的内容，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文明、现代文化强国的指向。
以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特性、两个结合所产生的文化新形态，以及建设现代文明强国讲话，通篇逻辑严谨，步步深入，说理性深，说服力强，是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发展全新的论断，是对中国文化观系统的阐述，是新时代总体中国文化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在文化领域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深刻的规律性的认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时代意义极强，需要我们不断深入领会，学术界、文化界要把这次讲话精神贯彻到学科建设中去，贯彻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去。
我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感觉犹如黄钟大吕，震撼良深，启发多多。
二、 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符合总体中国文化观
新时代总体中国文化观内涵极为丰富，我谨就中国悠久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文化突出的创新性，结合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创造性转型谈一点个人体会。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是连续性的，从未中断；中华文明又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确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特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追求日新、日日新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周代商后，周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周行分封制，造成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纷争和战乱。孔子说“吾从周”，所从的是周的礼制，意思是遵从周代开创的礼制文化，以此阻止礼崩乐坏，反映他希望维护周的统一。秦扫六合，统一全国，实行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地方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令黔首自实田”，使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得以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国家统一实现了，国家制度创新了，社会前进了。这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典型表现。“汉承秦制”，西汉、东汉400多年，基本上沿袭秦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有一些具体制度的改革，“文景之治”，与民休息，造成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最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尊崇儒术，儒家学说成为长期主导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隋唐时期300多年，社会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皇帝制度不变，中央政府形成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政治体制。在人才制度上有了重大改革，以科举制取代了汉以后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度。科举制是选拔人才上的重大进步，使出身中下层的士人可以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次重大的文教体制的改革。
元明时期，为时约370年，除了维持皇帝制度不变，地方管理上形成、确立了行省制度，延续至今，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中央层面，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负责政府工作，开始形成君主专制。清朝267年，延续明朝制度，出现“康乾盛世”，实施对少数民族因俗而治的政策，加速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领土主权沦丧，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面临严重困难局面。面对这种局面，晚清时期国家出现了两种改革力量。一种是清政府层面，先是洋务活动，想借用西方的洋枪洋炮，以为“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未能成功，甲午一败，前功尽溃；接着是戊戌变法，试图借鉴西方国家制度改变国家困境，也未成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实行新政，试图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改行君主立宪，改革未能完成，革命派起来了。革命派是来自民间的改革力量。革命派认为清朝政府不足以扭转国家的困难局面，决定另起炉灶，推翻皇帝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改采议会制度，试行政党政治。这个试行脱离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根基，未能成功。这个时候，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学说，西化主张活跃于报刊，西化声音震庭盈耳。
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极大挑战。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挑战，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面貌，迎接新事物，在旧中国的基础上树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在西化声音震庭盈耳的同时，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进了中国。面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乱象，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在一定意义上与大同理想、天下为公主张相契合，容易为中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采纳了马克思主义后成立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中国革命的路线及主张的，这个路线、主张就是在中国和世界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团结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极大的挑战中站了起来，不仅赢得了过去，也赢得了未来。这个结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在延安就说过，我们将来要走向城市，要工业化、机械化，“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而且说“如果我们永运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仅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想，而且想到了建立全国政权后要走工业化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基本策略和原则，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就是把工作的重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由此决定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转变以及四个现代化方针的提出。中国由探索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制度创新，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制度，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人，带来了国家空前统一和强大，国内生产总值稳居全球第二，社会生活繁荣昌盛，人民福祉史所未见的提升。
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不能成功？因为它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造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政治的对立，国家分裂，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脱离了人民。为什么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制度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的政策方针，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动员了人民群众，极大地团结了各阶级阶层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某一利益集团谋福利，赢得了民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不是朝野关系，不是不同利益集团关系，而是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协力关系。民本观念即民为邦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转化，我们站得更高，懂得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的革命依靠人民取得了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依靠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也是聚集民心的核心力量。
三、 对国外有关中国历史文化中断的驳议
关于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国外学术界有过讨论。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1949年的断裂与连续是西方学界一个传统的议题。哈佛大学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在一本讨论德国历史的著作中提出过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1990年柯伟林发表文章，从工业及国民经济规划的角度，认为在这一领域，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前后都没有发生急剧的断裂。日本学术界也很关注并且展开过讨论，中国学术界也有反映。在这个讨论中，一些意见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中断了，不存在连续性了。大概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等等与1949年前的中国完全不同，从中找不到历史的连续性。这种意见只是皮相之见，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背后的文化支撑，是看不到中国历史的本质的。创新与改革是始终围绕中国历史进行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
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相比，几千年来，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社会制度乃至国家治理都是领先的。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充分表现了自己的独特性。但到了17—18世纪发生了变化。当中国出现康乾盛世的时候，欧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过了中国，他们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在欧洲的主要大国，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国家政治中出现了民主因素。鸦片战争以前，欧洲主要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在观察、思考、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西方列强有洋枪洋炮，有工业化，西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是小农经济，中国在生产力发展上落后了。列强总是拿着这个长处欺负中国，压迫中国。承认西方长处首先反映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不断深化。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提出了“以商富国”“商战”思想，这里的商战指发展工商业与西方国家竞争。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中国落后以及如何赶上西方国家的设想。另一个，西方列强主导国家政治的是资产阶级，有议会，有民主，中国还是皇帝专制独裁，不能采纳人民意见。改变政治制度，兹事体大，直到清末新政才提出了君主立宪主张,朝廷决定“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这个决定距离人民要求很远。革命派认为朝廷是“洋人的朝廷”，不能等待了，非推翻不可。
这两点比较容易看到。还有一点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如何改造？这一点不大为人注意。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这个问题被人们强烈关注。这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背景。
辛亥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针对上述三点做了努力。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试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学说改变中国，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未能获得革命胜利，中国的基本面貌未得到改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建立了开天辟地的伟业。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为中国争得了独立主权，人民获得了解放。社会主义为中国开辟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径，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大国，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2000年中国达到10万亿元，超过意大利；2005年达到18万亿元，超过法国；2006年达到22万亿元，超过英国；2007年达到27万亿元，超过德国；2010年达到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三年新冠疫情冲击下还达到了121万亿元，把随后的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远远甩在后面。这个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用了几百年，中国只用了大约70年时间就达到且超过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不仅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还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取得的成功，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成功，是“两个结合”的成功，是全体中国人努力的成功，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取得的成功，是中央统一领导下取得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推动了我们的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起源，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是不断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夏商周时期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制度与秦汉时期是不同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经历的时间很长，具体的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国家的组成方式，历朝也不尽完全相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它的社会制度与清朝以前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性质、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土地制度与历代不同，不需要大惊小怪，这是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突出的创新性与历史连续性。
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极大的创新，不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断裂。这种制度创新寓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之中。我们看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要看是否保持了国家大一统局面，是否保持了中央集权制度，是否保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否保持了意识形态一致性，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看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福祉、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历代王朝，凡是做得好和比较好的，大都可以维持数百年，做得不好的，可能气运短些。背后的文化因素，就要看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自强不息等思想是否继承了，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张是否传承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是否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高度肯定了中国历史文化对人类的贡献，高度肯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始终坚守了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为创造中国现代文明作出了始终不渝的努力。
中华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是可贵的，但主要是为封建社会服务。我们今天要继承这一思想，就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按照唯物史观作出创造性转化。我们确认的民本，是人民为主体，人民是历史前进的主人。人民是主人，就不存在“载舟覆舟”问题。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对”，提出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也是立足于人民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上升到我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高度，也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表示。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人民从历史前进中获得生活改善，获得文化素质的提升，人民有决定国家前途的话语权，人民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新中国一成立，我们的国家就叫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已经让位于人民民主主义，所以我们的制度叫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的《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流通钞票叫人民币。中南海的南大门上镌刻着金晃晃的5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表明了党和国家的宗旨。纵观上下五千年，横看亚欧非美四大洲，有哪一个国家是把人民放在这样崇高的地位呢。我们今天才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民本思想。
从几千年历史看，历朝历代，中华民族的确是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把这种品格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融入到“两个结合”中，融入到人民的血脉中，就能创造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文化，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用习近平新时代总体中国文化观看中国历史和文明，看中国近代历史，我以为应该得出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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