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陆颖理/王宁荐团队经过多年研究，揭示了代谢因素控制在房颤一级预防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该文章于今年9月发布在《欧洲心脏杂志》。
研究背景
心房颤动（AF）是成人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2019年全球统计数据显示，全球AF患者约有5970万人。AF是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是卒中的原因之一。而在AF患者中，过早死亡的风险是正常人的两倍。AF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负担。
由于AF的病理生理机制以及危险因素复杂多样，使得AF的预防极具挑战性。以往研究发现，许多社会因素、生活方式、心脏代谢因素和合并症都与AF的发生发展有关。也有报道显示，通过干预某些危险因素，如减少酒精摄入或控制体重，有助于减少房颤的发生或复发，减轻症状。因此，对危险因素进行早期干预，可以减少房颤新病例的数量。
然而，目前的证据主要来自普通人群，考虑到年龄和遗传易感性是房颤的关键危险因素，这些个体因素对房颤风险的影响是否随年龄和遗传风险群体而变化，以及是否应采用针对年龄和遗传风险的一级预防策略，目前尚不清楚。明确不同年龄和遗传风险人群中各种危险因素对房颤发生的影响，对于房颤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23个危险因素与房颤的相关性，并在一个大型的前瞻性英国队列中，通过分析三个年龄组(40～49岁、50～59岁和60～69岁)和不同遗传风险组(低、中、高遗传风险)的人群归因危险度(PAR)，对这些因素进行排序。
研究方法
英国生物银行(UKB)是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包括英国50万名40-69岁的社区居民，参与者在2006年至2010年间通过22个评估中心招募。本研究在UKB中纳入409661名未患AF者。
以欧洲心脏病学会在2020年发布的ESC房颤诊断和管理指南为基础，总结了46个可改变或不可改变的房颤危险因素，选择其中34个并最终合并为23个因素，包括3个社会因素、7个健康行为、6个心脏代谢因素、6个临床合并症和1项遗传风险评分 (GRS)。
将研究对象分为40～49岁、50～59岁和60～69岁组和低、中、高三个遗传风险组，分析不同组别中23个危险因素与房颤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
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56岁，其中46%为男性。与60～69岁年龄组的研究对象相比，40～49岁年龄组的研究对象受教育程度更高、社会经济条件更差、吸烟者占比更高、运动量更大、感觉孤独者更多。心脏代谢因子在老年参与者中更为常见。临床合并症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经过中位随访时间12.3年，23847人（5.8%）发生了房颤。房颤与除低LDL-C外的所有心脏代谢因子之间的关联在年轻组中普遍增强（P相互作用<0.002）。在合并症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肾功能不全、心血管疾病和急性疾病在房颤风险方面与年龄组有显著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在年轻组中也更为突出（P相互作用<0.001）（图1A）。22个危险因素中只有3个（低 LDL 胆固醇、肾功能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与遗传风险有显著的相互作用（P相互作用<0.002）（图1B）。
图1 不同年龄组(A)和遗传风险组(B)中危险因素与房颤关系的多变量校正危险比(95%置信区间)
不同年龄组风险评分与AF的关系如图2A所示。相关性最强的是GRS评分，其次是临床合并症和心脏代谢风险评分。除社会风险评分外，所有风险评分均与年龄组有显著的相互作用(p<0.01)。
遗传风险组风险评分与AF之间的关系如图2B所示。心脏代谢和临床发病风险评分与房颤遗传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p<0.01)。与高遗传风险组相比，低遗传风险组AF的临床发病率和心脏代谢风险评分的风险更大。
图2 不同年龄组(A)和遗传风险组(B)中风险评分与房颤相关的多变量校正风险比(95%置信区间)
按年龄分层后，高血压是所有年龄组中与AF发生相关度最高的危险因素，40～49岁组的PAR为15.9%，60～69岁组的PAR为18.9%(图3)。超重/肥胖和急性疾病是所有三个年龄组的另外两个主要危险因素。
在每个遗传风险组中，高血压、超重/肥胖和急性疾病是前三大因素(图3)。大多数风险因素的PAR随着遗传风险的增加而降低。
图3 不同年龄组(A)和遗传风险组(B)中与危险因素相关的新发房颤风险比
综合考虑，心脏代谢因素是新发房颤病例数最多的因素，PAR从40～49岁组的36.2%到60～69岁组的38.9%不等(图4)。归因于健康行为的AF风险从40～49岁组的11.5%下降到60～69岁组的8.7%。在所有年龄组中，社会因素的PAR最低。
归因于总体心脏代谢因素的 AF 风险（PAR：低遗传风险组为 41.9%，高遗传风险组为 34.0%）和临床合并症（24.7% 和 15.9%）随着遗传风险的增加而降低(图4)。同样，社会因素在遗传风险方面的PAR在三组中仍然最低。
图4 不同年龄组(A)和遗传风险组(B)中危险因素与房颤相关的人群归因危险度
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有关新发AF的年龄和遗传易感性特异性风险的综合信息。在所有年龄和遗传风险人群中，心脏代谢因素是新发AF病例占比最多的因素，其中高血压和超重/肥胖是主要的风险因素。健康行为和遗传风险因素在40～49岁年龄组中新发AF病例数高于60～69岁年龄组，而临床合并症的影响保持稳定。由总体心脏代谢因素和临床合并症引起的AF风险随着遗传风险的增加而显著降低。此外，大多数心脏代谢因素和临床合并症与年龄有显著的相互作用，而只有低LDL-C、肾功能不全和心血管疾病与遗传风险有显著的相互作用。这些发现有助于揭示AF的潜在原因，更重要的是为AF的预防和管理提供了精确的策略证据。
本项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提供了UK成年人中与年龄和遗传易感性相关的AF危险因素的全面信息。这些发现强调了根据年龄和遗传风险分层对风险因素进行优先排序可能有助于实现精确有效的AF预防。
参考文献：
Wang N, Yu Y, Sun Y, et al. Acquired risk factors and incident atrial fibrillation according to age and genetic predisposition. Eur Heart J. 2023 Sep 19:ehad615. doi: 10.1093/eurheartj/ehad615.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7723974.
原文链接：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72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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