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存在意义的评述
[匈]阿格妮斯·赫勒 著
——原文选自《历史理论》
本书恰恰从开端开始：从关于开端的故事开始。我在那里评论过历史性不是“发生于我们的东西”，并且它不是某种我们仅仅“滑入”的东西，如同滑入一件外衣那样。我们是历史性。我们是时间和空间。康德的“知觉的两个先天形式”是我们存在的意识。从关于历史性的这个主要支点出发，我分析了历史意识的形式、历史意识发展的阶段。这些阶段在数量上是六个，尽管第六个还是在忧郁的生成瞬间(in statu nascendi)。现在是到了给予高度可疑的概念“开端”以一个说明的时候了。
在这个说明中，首要的一点是：历史理论如何可以以一般化的句子开始，并且，贯穿“大写的历史”而建立一个发展序列——它如何能够在我所详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模式中前进，并且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理性的本体论的多元决定相似的道路上前进？没有自我-错觉，这种怀疑应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完全消除。最后的评述是决定性的，因为到了坦白的时候：它不能被完全消除。用历史理论来替代历史哲学本身是一种理念。我们必须遵循这个理念，但我们不能完全遵循它。历史理论致力于历史性地反思自我，但是这恰恰是为什么它必须反思作为绝对当下的无法规避的共同性。我接受理解一切历史的逝去是按照它们自身的规范而不是我的规范这个义务，但正是我在理解它们，并且这个理论框架伴随着我们理解它们的价值体系，是我的。如果我提出这个命题即“我们是历史性”，那么通过这个行动我开始回答关于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一个只有在现代才能提出的问题。我们把历史存在与人类存在等同。但是这恰恰是此时此地人们必须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这也是历史哲学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和回答的同样的问题。这就是人们不能完全将其略过不提的原因。
如果普遍化的句子“我们是历史性”不能被规避，那么历史性的“发展序列”也不能被规避。如果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在我们的共同性中是一个关于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那么我们存在的意识就是历史存在的自我意识。如果我们的意识必须按照历史存在的自我意识来理解，那么历史存在是人类存在，并且它的自我意识应该作为朝向这个存在本身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序列的结果来理解。非此即彼。要么我们收回回答关于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的企图，并因此一起放弃哲学，以所谓的与我们的生活、痛苦、希望、价值、个性、爱、恐惧和绝望没有关系的“经验研究”来取代它；就是说，放弃对我们有意义的任何事情，要么我们就必须接受朝向其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序列。
赫勒
历史理论甚至比历史哲学更为清楚地接受了历史性的自我意识的观点。当强调不存在真正的进步，而只是存在在现代出现的进步理念时，它是把历史性的自我意识和进步理念一起考虑的。但是如果这种现代被想象为某种不是“大写的历史”的“必然序列”的东西，历史意识的阶段如何可以以任何种类的序列被排列起来呢？
1.当我描述历史意识的阶段时，我遵循了维柯的步骤，因为我仅仅概述了所涉及时代的自我理解而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假定过去时代的意识是他们存在的意识，并且它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存在。
2.我并未假定在历史意识的发展线索上的任何阶段必然遵循其先驱。
3.我没有概述一切历史意识的形式，而只是概述了我们的“大写的历史”和其起源的形式。更确切地说，历史意识的第一阶段被看作自在的历史的意识，我们人类的唯一共同历史的意识。一切随后的阶段(古希腊、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启蒙、现代)都是现代历史的共同-成分，现代历史与“大写的历史”是同一的，原因仅仅是它生产了作为重构和谋划的“大写的历史”的观念。
4.然而，在这里产生了历史哲学显然的模棱两可。历史哲学的谋划被称作“大写的历史”的只不过是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尽管它假装是在其完全发展中对真实历史的重述。看起来似乎遵循了某种做事方式(modus operandi)，即使是故意的，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
按照上述历史的解释理论，一切历史的变化必须由生产它们的真实需要来解释，并且在一切情况下，这些需要和它们对这种变化的贡献必须由历史编纂学相关于它们的特殊性质来解释。这就是当概述历史意识的阶段时，没有试图概述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历史的原因。我甚至没有试图重构真实的时期和它们的真实历史，而是仅仅重构了作为历史性的它们的自我理解。在这种重构的框架内，没有任何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可以被理解为其前辈的结果，因为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是从真实发展(或“展开”)和真实变化中抽象出来的；从它们本身的逻辑和动机中抽象出来的。例如，当古希腊时期或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历史性意识被视为朝向我们历史意识的发展线索上的一个阶段时，这与我们的社会无论如何可以被理解为古希腊、犹太人或罗马社会的“必然结果”，或甚至任何真实联系存在于这些社会与我们社会之间的陈述不同。
5.客观化是从社会的真实生活中幸存的。历史意识的阶段表达了这种真实生活。真实生活逝去了，但是它所产生的客观化并未逝去；如果存在对它们的接受的需要，它们总是可以被占有。在本书中的第一部分所概述的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是在现代“被占有的”客观化。正是通过它们(并且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发生)所表达的，历史变成了我们的历史。这就是真实生活的陈述被意识形式的陈述所替代的原因：只有后者对我们而言是真实的。它们是导向我们的历史意识的意识特殊形式，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它们之中认识我们的前历史，认识我们自己。在与它们交流的时候，我们与我们的前历史交流，而与这一事实(它必须由历史编纂学来决定)无关，即与它们所表达的社会真实生活是否能够被看作我们历史产生的前提条件或“充足基础”要素这一事实无关。
6.但是，即使历史意识的阶段与真实历史发展不是同一的；即使我们通过它们所表达的真实历史的幸存的客观化在它们之中认识我们的前历史得到了强调，我们也不禁把我们的历史意识设想为不仅是“最新的”而且是“最高的”。我们就是认识的人，并且我们在它们中认识了我们的前历史。共同性的绝对在场总是最高的，即使在退步的理论中也是如此。由此产生了把意识的阶段重构为历史意识发展阶段的义务以及把我们的意识重构为历史性的自我意识的义务，它恰恰是这种发展的自我意识。就这一方面而言，并且仅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历史哲学是不能回避的，除非人们决心摆脱哲学本身。但是这样一种选择将与乌托邦和历史理论的一切价值相矛盾。关于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必须做出回答。
一切历史哲学都是人类学。一切历史理论也都是如此。一切历史哲学都提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切历史理论也都是如此。可能的社会主义历史理论，我在本书中为之论证的一种，把应该成为(乌托邦)作为应该去做的规范，它在这一方面给予了乌托邦的意愿；并且用一切经验主体(一切需要的主体)都应该想要相同的事物的律令来思考它。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以每个人的善的意愿替代了卢梭的“普遍意愿”。因此，伦理学是这样的历史理论的内在成分。我们已经说明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虑及了一种物质伦理和形式伦理的结合。因此，它也虑及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同样是真实和善的，并且它们都可以包含不同的道德。
社会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轮廓再次肯定了关于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相关性，并认识到回答它的义务，假定这个回答是已经由伦理领域所要求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伦理领域之内的。这种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已经被提出了。
在我们的世纪，灾难生产了绝对希望，并且同样的绝对希望在新的灾难中崩溃和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狱随着它是最后的地狱而结束。这种希望是被赋予必定到来的世界革命还是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还是国际联盟，这是无关紧要的。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核心和平”的理念、自由的理念、自我决定的理念似乎是提上日程了。这些希望被背叛了。从革命和民主中产生了新的专制，经济崩溃了，世界再次被推向战争，比前一次甚至更骇人听闻。各种“新秩序”的集中营，大量“以人为原材料的”工厂，使所谓的欧洲文化的“优先性”成为痛苦的闹剧。但是，作为根深蒂固的人类本性，从这种新的甚至是更深刻的裂缝中，新的希望再次诞生了。那么，现在这些希望在哪里呢？对最坏事情的恐惧，对人类的自我毁灭的恐惧，对“大写的历史”的自我毁灭的恐惧以及对所有可能历史地自我毁灭的恐惧，一起消除了。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它赤裸裸地是希望被背叛的历史。因为如此，我们是否应该指责世界或指责我们的希望呢？如果我们指责世界，我们就将指责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历史。如果我们指责我们的希望，我们就将指责我们之中最好的东西，并且我们就是历史。指责是不负责任的。责任是应该被承担的。责任是必须被承担的。
历史理论提出了一种积极的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的伦理学。它意味着决心进行价值理性的行动，无论它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失败是痛苦的，成功是享受的，但无论在受苦还是享受中都必须拥有相同的决心。我们应该承担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仿佛在某种程度上在更乌托邦的社会可以出现那样行动，如果我们的意愿能普遍化为每个人的善的意愿。任何灾难都不能说服我们这种行动是没希望的，因为只要我们努力，希望就存在，并且在这些行动之中并通过这些行动表现出来。同样，任何希望都不能允许我们在行为已经完成的信仰中停滞不前，因为行为从来不能完全地完成，目标从来不会不可颠覆地实现，因此我们从来不能停滞不前。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履行了我们的职责，已经完成了在我们的力量之内的一切，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生活：法律不能强人所难(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在责任和牺牲的咒语下，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生活是美好的，有许多值得享受的东西，我们就不能真诚地与导致认识一切人类需要的理念相协调地行动。领队船长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理念和生活的专制者。
按照规范行动包含了学习。尽管一切具体目标都必须以乌托邦的标尺来度量，但乌托邦自身并不提出这样的目标。向历史学习，向我们的当下之过去学习，并且同样地向过去学习，意味着那种具体目标必须被选择，并且，在这些目标中，那些可以被分享。人类学的激进主义是内在于哲学的；只有当我们已经准备向历史学习，并且也向我们个人的历史学习时，政治现实主义才能实现。即使我们的希望不应该受到指责，我们的某些目标也应该受到指责，并且它们应该由其他目的来代替，这与从我们的世纪中得来的教训一致。
每一个能够给予从历史中得来的教训以说明的人；每一个在其力量内遵循应该成为和应该去做的规范做了一切事情的人；每一个在其最后的日子里能够说，如果生命被再次给予，他们将高兴地接受的人——这些人也能够合理地宣称其知道历史存在的意义问题之答案。在我们的共同性中，被视作历史真理的规范和成为真实的规范是以这种方式达到的。
凡人皆有死。只有人是有死的，因为人知道他将不再存在。我们被限制在伴随有死性的我们分享生活的共同性中。我们过去之井确实很深；我们的责任确实很多。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生命。因此，不要急躁，领队船长。无论如何，我们只能急于朝向我们的死亡。现在“时间”不是“这里”，因为它总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黑暗的隧道中，有机会看到在另一端闪烁的灯光。戈多(Godot)也不会到来；然而，我们确实会离去。我们也许只能有三次愿望，因此我们必须愿望某种赋予我们的历史存在以意义和意思的事物。这里有一种不能被其他愿望所取消的一种愿望：与我们的共同性分享责任。我们可以诚实地生活——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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