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胡大平
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条件的技术及其自主化
——重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摘要：
技术不是实体或孤立的事实，而是作为人类物质生活前提和条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自然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其发展特点和作用受其他条件的影响而呈现出历史性变化。技术是人类物质生产的三种基本条件之一，其不同阶段的特征由特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塑造。同时，技术具有自身的规律。工业革命以后，工具变革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发动机，并且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呈现为一种独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在技术规律的作用下，以技术自主性为特征的技术社会逐渐形成。在这种结构中，技术越来越表现为将人类置于风险之中的威胁性力量。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意义上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技术的作用，而且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运用及其社会后果。他是整个现代性批判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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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 工艺学 技术法则 技术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
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随着更新速度的不断提高、创新领域的不断扩大、对人类生存影响的不断加深，技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文明图景。与此同时，全球社会也越来越陷入从战争到日常生活的风险之中。在这一语境中，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理论的中心。对技术现状的判断以及对文明前景的评估，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直接面对的迫切问题，而且触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争论。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技术思想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技术不是实体或孤立的事实，而是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前提和条件之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自然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其发展特点和作用受其他条件的影响而呈现出历史性变化。然而，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技术(生产力)决定论，并把技术“还原”为构成社会的某种实体性力量。在当代技术加速发展和人类境况愈发不确定的背景下，实体性思维和决定论立场越来越成为正确地理解技术问题的观念壁垒。重申将技术视作社会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成为一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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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产的三类条件以及技术在其中的地位
尽管马克思是现代技术分析的奠基者和先驱，但他却没有提出专门的技术理论，甚至没有给出关于技术的定义，更没有按照教科书的方式来定义技术的本质。这就使得我们在面对技术问题时只能根据马克思所提供的线索进行摸索。正如马克思自己强调的那样，他的研究不是出于纯粹知识的兴趣，而是为了“批判”和“革命”。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不可能出现关于技术的形而上学研究，而只有针对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社会后果的历史分析。【1】这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点。
马克思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技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兴起和运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构成其研究语境。概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现代性)的快速发展乃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显著标志的，这种快速发展造成矛盾的后果，如贫富分化、道德上的堕落。与这种对立或矛盾的社会现象一致，产生了对待技术的两种典型态度:卢德主义和技术崇拜(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持前一种态度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受损者，即工人;持后一种态度的则是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乐观主义社会学家和技术专家在内的新社会秩序的辩护者，他们认为，技术进步促进财富的增长。在这种对立中，马克思并非简单地选择支持某一方，而是深入理解这种对立的根源及其发展趋势。我们知道，马克思通过劳动或物质生活的生产解开了历史发展之谜。在他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乃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客观动力和机制，而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的突飞猛进为人类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阻碍其实现，不过这种矛盾和对抗最终将被克服，人类自由自觉的发展终将实现。在这种叙事中，技术与生产力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技术是生产力的具体体现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一般意义上的工艺学或技术正是人类对自然关系的能动性的体现;而现代技术(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则是人类征服自然力(自然王国)的体现。在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一个问题:似乎在一些情境中，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关于现代社会的矛盾，马克思如此说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2】
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很明显是把技术和生产力等同起来使用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技术不是与生产力无关的现象，但它们确实也不是一回事。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如此表述呢?这涉及马克思文本产生的直接语境。上述引文出自马克思面向大众的一次演讲，就如同《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公开的政治文本，其基本要求是通俗而非用语上的绝对科学。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在公开演讲中把常识性的技术嫁接到生产力上，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来解释他那个时代的现象，确实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当然，就科学研究来说，马克思此时在细节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二者的区分。后来，在创作《资本论》的时候，他专门研究过工艺学史，阐明了现代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逻辑的一致性就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关于这一点，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比如，哈维就认为:
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是一种错误，而这种对马克思的误读之主要影响是把他变成了技术决定论者。技术是劳动过程的物质形式，基础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便是通过它得到表现的。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就如把货币———作为价值形式———与价值本身等同起来，或者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整成一回事。然而，货币分析能够揭示价值的本质，同样，对实际技术的分析能够“揭露”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本质。【3】
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哈维的论断，但他的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即将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同货币与价值的关系进行类比。因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技术之所以被视为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生产力乃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抽象，而技术则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不过，技术本身亦非经验主义所理解的实体，而是包括工具、技巧等在内的把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的那种整体(系统)。这种理解在阿尔都塞及其弟子巴里巴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中得到了清晰的强调。巴里巴尔说:“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就是劳动手段或工具与……工人相结合的整体”，而工业革命以后，“‘技术’成了某些原料和劳动工具在……物理属性的基础上被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是这些原料和劳动工具作为体系所拥有的各种属性整体”。【4】巴里巴尔强调工业革命前后技术形式的变化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马克思强调:“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5】
在这个“客观的生产有机体”中，工人丧失了个性而成为执行某种职能的“局部工人”。换句话说，以工具机革命为先导的工业革命亦改变了技术的历史形式，并使工具获得独立性外观和对工人的优先性地位(即技术自主性)。
(二)技术是人类物质生产三种基本条件之一
对于马克思来说，技术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问题，而是同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条件，因此，不可能在生产过程之外找到技术的本质。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保障着历史的客观性。“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作为一种过程，具有具体的形式，并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是同一的，后者支配着前者。这意味着，需要从具体的劳动或生产过程来理解技术的意义。在《资本论》手稿的一个段落中，马克思谈道:“劳动的不同生产率，不论它是劳动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后果，还是劳动的不同社会条件的后果，还是不同技术条件的后果，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等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这一点。”【6】
在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具有三类不同条件:自然、社会和技术。它们都对生产率产生影响。这种区分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三种条件正是生产力的三种不同体现，它们都是人类运用的“自然力”。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马克思基于相同逻辑对这三种“自然力”的解释。
关于自然条件，无需多论。需要说明的是，不仅自在自然，还包括人化自然，即由人开发的自然潜力，都属于自然条件。随着生产的发展，由于自然条件要么被视为生产不言而喻的前提，要么被认为更为重要，对自然的征服乃是基本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谈到劳动过程时，很少谈论自然条件，而只是强调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
构成劳动条件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生产力作用的那部分社会(组织)条件也是自然力。这个观点从表面上看令人费解，但这也正是马克思辩证法之深刻性所在。在此，我们以管理问题为例简要地阐明其逻辑意义。怎么看待分工、协作，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7】。
马克思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当然，社会劳动表现出来的力被称为“自然力”，是就其作用来说的。它虽然是自然力，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力，而是“社会生产力”，即人类自身历史地开发出来的自然力。可以这么说，今天的管理就是最初的协作和分工代表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专门化。【8】
技术作为人类生产条件之一，是介于自然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它直接体现了物理化学规律;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直接开发和利用自然力的能动过程(特别是现代技术，更显著地体现了组织特征)。在马克思看来: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9】
机器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自然物质，作为劳动的产物，它也是人类的器官。借用“工具是人类肢体的延伸”这个更著名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机器乃是人类器官的延伸。如果进一步考虑机器与一般工具的区别，那么可以更精确地说，机器已经不是人类四肢的延伸，而是大脑(智力)的延伸。所以说，以机器为代表，技术乃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在现代社会，技术的重要性与科学的重要性始终是一回事，其原因便在于现代科学乃是适应大工业生产而发展起来的，技术是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是“直接的生产力”。因此，套用今天流行的说法，技术是转化为生产力的那一部分科学。
技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只是自然过程，而且始终是人类有意识地开发的结果。这种结果的重要表象乃是科学活动的日趋独立化和专门化(成为与生产过程和其他社会过程并行的独立活动)。马克思曾强调过，科学活动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独立化，日益直接地依赖于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科学实验本身，并反过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力量。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现代科学的诞生和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大工业的产物，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即形成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10】。正是在大工业形成之后，劳动过程不仅具有了三种完整的条件: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而且后两者日益呈现出独立化的倾向。在这一语境中，技术规律即相对独立化的技术条件的发展规律及其对整个生产方式的影响，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整个现代生产的条件，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技术条件，或者社会组织条件，都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并因此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创造。例如，马克思强调:“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11】这种创造最初是自发形成的，但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巩固和扩展，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12】。简言之，最初自发的、后来自觉的劳动工具革命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程，并且决定其历史命运。如果不谈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劳动工具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和生产组织的变化，就无法谈论技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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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机器的历史意味
要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劳动工具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和生产组织变化，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阐明工具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及机器体系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独特的历史作用，从而为阐明今日人类困境提供逻辑—历史内在一致的视角。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叙事的基本意义所在。
西方人试图从科学和技术中寻找生命中意义流失的原因。尼采和斯宾格勒便是这一路向的起点。20世纪，无论是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的德国思想，还是70年代以后被称为“法国理论”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实际上都把问题归结为科学技术，不同的是，前者始终抓住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不放，而后者则聚焦于不变的意义之象征结构，因此，它们在观点的具体表达上存在着巨大隔阂。不过，无论是德国思想还是法国理论，在技术问题上都避不开两个密不可分的基本问题:(1)技术是伴随人类文明始终的东西，为何在古代和现代具有看起来相反的作用?普罗米修斯成就了人类，而普罗米修斯精神在今天则似乎成为一种罪过。(2)技术物化是人类普遍的命运，还是西方文化独有的难题?
胡塞尔之后，德系思维主张，(在欧洲兴起的)自然科学的技术化抽空了意义，无论是新教伦理还是启蒙运动，都逃脱不了干系，从而把问题圈在欧洲范围内，把焦点集中在现代性变革上。他们之间的争论集中在物化命运到底源自欧洲文化基因还是现代性变革，例如，海德格尔通过技术与技艺的区分把问题归于现代世界(遗忘)，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从理性角度把问题归结为欧洲文明(启蒙辩证法)。受莫斯人类学启发，法系思维主张，问题在于意义生产的象征结构向追逐功利的价值结构的转型。这仍然是现代欧洲问题，只不过，焦点从内在主体性(human)转向了外在主体性(agent)。以福柯为例，在他那里，表述人与世界关系的话语建构是中心问题。然而，无论是德系思维，还是法系思维，都回避了马克思早就予以清晰说明的如下历史问题:生产力的积累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则限定(决定)了生产力的现实作用，必须从生产方式演化的历史来解释当代人类困境。在马克思看来，“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3】。
我们知道，唯物主义历史叙事的核心便在于承认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客观的。对工艺学的强调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技术在那种客观性中的基础地位。但是，马克思也没有把人类问题都还原为技术或生产力。他曾经描述过工艺学发展的一般历程:“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14】
这个五阶段图式以工具为代表勾勒了技术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路径，其终点是自主的系统性。尽管马克思的这一图式具有原创性，但从工具角度阐明文明发展的序列和程度的思路并非马克思所独有。从后来考古学关于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分以及其他大量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影子。以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为例。他认为，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是一个“技术体系”【15】。他在其老师格迪斯研究的基础上，对机器体系和机器文明体系做了有趣的历史分期:以“水力—木材”为代表的始生代技术时期，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古生代技术时期，以及以“电力—合金”为代表的新生代技术时期。这种历史分期的标准很接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著名判断———“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6】，只是芒福德以动力(能源)和生产原(材)料的组合作为标准，而马克思则强调能源和工具的组合。芒福德试图基于这种区分来说明当代人类的困境。他认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机器体系的被动依赖，而“机器体系在我们现代文明中往往代表着人类的力量和秩序，其实应当视为无能和社会性瘫痪的标志”【17】。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他认为原因在于，“手段是新生代技术时代的，而目标却是古生代技术时代的，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最明显特征”【18】。
这个解释极具代表性。实际上，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的冲突是欧洲知识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包括浪漫派在内，高举古典古代的道德旗帜来谴责技术和工业是他们的基本思路。20世纪的文明批评转向了对现实的道德批判，约纳斯这类人的观点成为主流，即道德进步没有跟上技术进步，从而形成了技术时代。芒福德实际上也是这一路线的。他受格迪斯影响，认为新技术被用来维持旧制度，因此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但是，这种思路并没有解决技术进步与道德滑坡之间明显对立的问题。
这种对立及其克服是马克思在19世纪面对的问题。形成了成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后的马克思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此，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来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9】
在现代社会中，应该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来揭示技术呈现出的社会后果。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20】由此，他跳出了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从历史条件的角度来理解技术。这构成了《资本论》谈论机器、工艺学问题的前提。马克思强调:
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21】
这就消除了关于技术本质研究的形而上学幻想。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技术进化(先进)的程度，而在于技术在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与技艺的形而上学区分，还是芒福德和埃鲁尔等人对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差别的强调，都无法从技术本身的角度阐明人类困境的实际形成原因。
如果说，真正的问题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那么，其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是如何发生的?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上述图式直接推出结论，而需要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深入这种方式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中。在此，我们重点阐明一个问题，即技术具有独特的规律，并且随着生产的技术条件在当代的地位不断上升，日益呈现出技术自主化和技术社会的特征，从而极大地加深了现代社会的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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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律与现代性物化的深化
技术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技术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例如，埃鲁尔谈论的任何人类活动都无法逃避的“技术律令”以及芬伯格言说的“技术代码”。【22】所有这些讨论都指向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规律。作为做事方式，作为适应物理化学规律的合理化实践，技术更显著地体现了物理化学所代表的自然规律的约束。不过，技术规律包含着比物理化学代表的自然规律更深的内涵。那么，究竟要怎样理解技术规律及其不同于自然却又像自然那样发挥作用的强制性呢?
马克思对人类物质生产条件的区分为揭示该问题提供了卓越的分析框架。现在，我们进一步引入当代加拿大科学家厄休拉·M·富兰克林对技术所作的区分来简要阐明马克思的思路及其当代价值。在富兰克林看来，技术不是单个的事物，而是包括组织、程序、象征、新词汇、等式以及精神状态的系统。作为一种人类实践，技术具有两种基本的形式:整体性技术和规范性技术。这两种形式是从专业化过程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区分的，前者与手工制作有关，工匠从始至终控制着自己的工作过程，他们的产品是独一无二的;后者体现了由进程决定的专业化以及劳动分工，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获得了高度的同质性，而它们不再属于特定制作者。在富兰克林看来，后者需要劳动分工作为保障并因此形成了一种服从的文化。【23】她强调:“今天的技术真实世界正是由规律性技术的支配所塑造出来的。规律性技术并不受物质生产的约束，它们同样被运用到管理和经济活动以及行政的诸方面之中，而我们生活的技术真实世界正是建立在规范性技术之上的。”【24】
生产过程存在着技术规律，商品生产的物化结构不仅使技术规律成为敌视人的力量，而且倾向于使整个生产都技术化(合理化)，从而使得技术愈发呈现为一种独立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最终形成技术社会。所谓技术社会，便是技术条件压倒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组织条件而成为决定社会面貌的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的社会。
在物质生产中，技术作为相对独立的条件出现，使得技术规律在生产中起着越来越大的调节作用。其发挥调节作用的方式及后果，正是我们今天直接遭遇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深入突出地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技术自主化、技术物化、技术统治等现象的入口，也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来走向或者文明前景的基本入口。当然，要正确理解技术发挥调节作用的方式及其后果，必须联系生产关系——也就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进行。脱离生产关系来透视技术的后果，只不过是将技术作为独立现象并试图揭示其不变本质的古代形而上学思维或经院哲学习惯。马克思以“技术规律”和“物化”两种理论清晰地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一)虽然不是很频繁，但马克思确实使用过“技术规律”这样的用语，并用它来指称通过技术表现出来的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即客观必然性。比如，马克思强调，“在工场手工业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25】。也正是由于这种规律的存在，在现代生产中，科学成为“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26】。技术规律的表现是需要研究的重点。因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规律在物质生产中已经无所不在，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例如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等。最终，技术规律与资本生产的根本矛盾及其决定的危机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越来越复杂和深刻的物化，另一方面则是以自由时间不断增加而产生的解放要求。
如果用哲学话语进行概括的话，技术规律指的就是在自然必然性与社会合目的性相交的地方形成了一种新的必然性。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必然性看成肯定或否定的力量，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使用双重意义的“物化”概念阐明了这种力量的矛盾性质:从积极的角度说，它是人类征服自然力的征兆，是人的对象化方式，从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手段和自由的前提;从消极的角度说，它是对抗性生产关系固化的手段，从而是这种生产关系物化的深化和表现形式。
(二)技术作为物质生产的独立条件的出现，意味着其成为生产的技术基础，这一基础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随着技术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强，它也越来越强加于生产过程，在资本生产逻辑(生产关系)不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条件下，也日益成为现代生产的物化体现。这实际上成为今天物质生产的中心问题之一，与许多现象高度相关。例如，所谓计算机技术的“摩尔定律”与数码产品创造性的破坏式营销(即市场以毁灭性方式对产品进行强制性升级换代，以此维持自己的利润)，所谓环境产品和技术运用中的“杰文斯法则”，等等。马克思清晰地阐明过诸如此类的现象。例如，“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27】。也就是说，社会组织条件开始受制于技术条件。马克思强调:“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8】
可以说，这正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谈论工具理性和“总体化”的“被管理的社会”的直接依据。从生产方式来讲，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始终是本质问题，不过，当技术直接走到前台，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抽象的资本统治便成为一种省事的做法，那种老生常谈不再具有多大的意义。
如果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走下去，我们必然需要追溯机械性成为压倒性原则的历史进程。首先是直接的商品生产过程，其次是工厂制度和企业制度，再次则延伸到一般组织，最后是整个社会。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明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结构，而从资本主义的实际进程看，泰罗制以及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直接开启了一般组织机械化(科学管理)的历程，并在实践方面为韦伯的“铁笼社会”见解提供了一个注脚。实际上，人们更经常地提到泰罗，如1910年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和1912年泰罗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前者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是效率的源泉，并因此预示了泰罗制在包括商业、军事、政治组织以及教会和教育各个领域的胜利;后者实际上否认了泰罗制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增加工人的工作强度)。【29】所有这些事实都见证了技术支配生产的社会组织过程，即技术的胜利。在此语境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批判具有了新的内涵。
(三)物质生产的技术规律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矛盾结构。马克思强调:“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30】同样，大工业通过物质生产的技术基础的拓展解放了生产力，而这些被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最终也会挑战既有生产方式。对于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多数人都耳熟能详。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这样完成的，虽然新技术或技术革新都是在先前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最终改变着这个基础，即技术革新表现为特定生产的技术基础的变革，这个基础的变革最终又带来社会组织方面的新要求。我们不再过多重复这个观点，但希望通过这样的辩证视角把研究带入当代语境中，因此，焦点问题是，当代技术变革如何在扩大资本生产界限的同时又把它自身推到界限处。如果我们都认为在自己的时代文明发展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那么要想说清楚这个临界点的意义，就必须再一次强调马克思关于技术规律与社会规律之间关系的下述看法。马克思说:
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1】
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32】。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的过程。
从直接的产品生产过程到整个社会，技术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并将某种法则强加于人。这正是我们改善自己的生存质量和社会状况所需要直接面对的重大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工具的社会运用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规律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问题的钥匙。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固定资本化乃是其发展的基本趋势，并且技术本身的规律因此不断强化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物化事实。但马克思同样认为，吮吸着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自动体系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章，相反，由其代表的生产力不仅为打破必然王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直接提出了这种要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预言了自由王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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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的结论
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意义上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作用，而且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运用及其社会后果。马克思为我们从生产条件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方式和地位的角度理解技术规律及其扩散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他实际上也澄清了工具机的发展(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之间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机器体系及其发展趋势。他是整个现代性批判无法绕过的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不过，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包含了天才的预见，但其结论仍然是基于自己时代的条件得出的，因此也不能要求他说完全部的故事，特别是论及人类当代的境遇。
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势远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复杂。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形成，技术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技术规律日益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的独立力量。在20世纪科技革命的光芒下，现代社会日益褪去其有机色彩，呈现为不受人类意志控制的机器体系。解放被延宕了，这意味着物化加深了。姑且不论各国军事技术的竞争以及各企业为赢利而进行的技术突破，即便在“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不可接受”的语境下，基因编辑婴孩还是出世了，并且不断有诸如使同性可以生育的基因编辑技术问世，各种新技术浪潮每年都会把那些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直接推到世人面前。在今天所谓的AI时代，我们将如何思考技术，如何思考资本主义，如何思考人类未来?
我们现在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技术社会状况，正是马克思所阐明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具机革命所造成的自动体系的极化形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预言没有实现，而他关于技术发展和资本积累趋势的预言反倒实现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作为社会过程的技术，深入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变化，必须反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类的行动。
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3期
【1】参见胡大平: 《解放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无为政治学: 现代性批判技术视角的旨趣和逻辑转换》，载《学术月刊》2018 年第1 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80 页。
【3】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Verso， 2006， p． 100．
【4】［法］ 阿尔都塞、［法］ 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 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2—293 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43 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290 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43 页。
【8】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关于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必须记住的是，这里的生产条件是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那部分社会活动和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全部社会条件都泛化为生产力。然而， 在生产力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看到， 一切社会条件都可以在直接生产的过程中加以运用，从而“转化”为生产力( 更准确的说法是成为影响生产力的因素) 。这正是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对企业生产产生影响的原因( 无意识层次上) ， 也是企业文化能够改变生产效率的原因( 自觉层次上) 。同样， 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从社会角度来说， 还有许多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空间。例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问题，邓小平的这一真知灼见说明了不同社会组织形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都发挥着作用。二是关于资本主义变迁与管理。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对物质生产产生巨大影响、改变资本主义形象的正是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关于完整的管理革命，需要从其他方面展开专门研究。在此，我们强调的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也就是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管理革命更集中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的微观调整，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197—198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39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22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21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29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26 页。
【15】［美］ 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 陈允明等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1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02 页。芒福德没有提到马克思的这个判断，不过，他在做出自己的分期时直接提到了马克思。
【17】［美］ 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第 377 页。
【18】同上书，第 235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22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46 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508 页。
【22】尽管埃鲁尔和芬伯格在术语内涵和整体理论立场上有着重要的差别，例如前者更强调的是人类选择的主观性越来越弱， 从而形成了技术自主性现象，而后者则试图拯救被技术法则压抑的技术潜能，因此，他们对技术法则的强度和实质的理解不同，但他们都共同指认了在技术演进及其社会作用中存在着特定时代的人类不能反抗的客观化了的霸权。
【23】参见［加拿大］ 富兰克林: 《技术的真相》， 田奥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32 页。
【24】同上书，第 30 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00 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170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43 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531 页。
【29】参见［美］ 泰罗: 《科学管理原理》， 胡隆昶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27—265 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26 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74 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74 页。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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