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需要理论与新时代意义
摘要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需要”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也是哲学的重要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语境下，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带动生产和消费部门的增加，推动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需要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促使人的知觉和素质范围不断丰富化，让人在需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通向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发展过程受制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广大人民因消费力较低而无法享用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需要，从而也不断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充分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锚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以高质量发展推动需要的创造与满足，在推进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也推进人民共同文明、共同全面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需要理论；人的全面发展；改革供给侧；管理需求侧
作者简介
黄玮杰，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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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需要”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也是哲学的重要问题。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语境下，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带动生产和消费部门的增加，从而推动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需要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促使人的知觉和素质范围不断丰富化，让人在需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1]，通向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的物质生产不但创造出人类财富，而且创造出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发展过程受制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广大人民因消费力较低而无法享用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需要，从而也不断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锚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2]的根本任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3]，注重需求侧管理，在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以高质量的发展推动需要的创造与满足，推进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也推进人民共同文明、共同全面发展。
一、需要的创造与满足：马克思视域下人
的全面发展过程的重要契机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切的问题。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中，对“认知主体”“意义主体”的阐发往往是其深入此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由此出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从主体或主体间的角度，在象征、话语等领域寻找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尽管这一理论发展样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 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状况，但其理论范式和实践策略往往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对人类主体解放及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的考察，充分展现了他对人类主体发展命运的终极关怀和科学判断。然而，马克思对人类主体的关注却并未简单地导向对主体认知和主体意义的研究。相反，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线索出发，根据历史性的客观视角，将人视为社会的人，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探索由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所驱动的，人在特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属性变化，进而指认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对此，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马克思的理论聚焦点之一落在了物质生产方式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的一个交点上——需要。
在马克思视域下，人的需要是社会主客体关系的一个重要交点：一方面，需要是人的主观属性；另一方面，需要又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产物以及满足对象。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抓住了比一般西方哲学所强调的“认知主体”和“意义主体”更为基本的主体向度：作为自身需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要主体”。换言之，在马克思视野中，人既是自身需要的生产者、创造者，也是自身需要的消费者、满足者。在此，马克思并未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精神文化的意义领域，而是在物质生产和消费领域将人的全面发展同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科学地阐明了伴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而不断构建的人的成长过程。在此，需要恰恰是一个历史范畴。
事实上，自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后，需要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介入主体问题讨论的重要契机[4]。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进一步在历史的原初关系维度上强调了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和新需要的生产[5]。在此基础上，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具体而科学地叙述了这一过程。在《资本论》的第一手稿即《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在讨论生产问题的过程中，引出了社会主客体关系的关键交点：需要。在此语境下，马克思从历史视角勾画了从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再）生产到人的需要及其（再）生产，再到社会主体的（再）生产的关系链。在分析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过程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6]。生产通过创造出生产对象而引起主体对于生产对象的需要。生产体系的扩大带来了人的需要范围的扩大，后者又带来了人的知觉和素质范围的扩大，从而在需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在此维度上，生产、需要和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可以进行
两方面概括。一方面，生产通过引起需要而塑造消费主体的知觉。在此维度上，“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7]，而人的需要范围的不断扩大则促使作为消费者的主体的知觉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消费通过引起需要而培养出生产者的素质。在此维度上，消费“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8]，而追求的提高则拉动了作为生产者的主体的素质提升。
总体而言，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客观条件改变着；另一方面，“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9]。不同于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认知、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维度叙述主体的生产，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阐述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成长过程。在此维度下，马克思并未陷入二元间的庸俗决定论，而是以需要作为节点，阐明了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所带动人的需要范围的扩大，后者是人的知觉体系、素质体系发展的客观基础。换言之，在主体问题上，马克思并未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人的观念和觉悟的提升。相反，马克思将一定物质生产的发展所驱动的人（既是社会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需要范围的扩大提升，视为人的素质和属性提高的基本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对
主体问题的探究路径恰恰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它将人理解为社会历史关系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强调人的属性全面发展趋势背后的客观历史条件。
二、追逐价值增殖：推动需要的创造与满足的资本主义形式
在需要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将人理解为自身需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既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发展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又具体研究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即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它的发展所呈现出的具体样态和规律。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以包含内在对抗性关系的方式推动需要的创造与满足，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具体来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语境下，马克思既通过历史分析揭示了资本在推动生产和需要的扩大过程中所带来的“重要的文明因素”[10]，又指认了在此过程中社会与人所陷入的对抗性状态。二者共同为新社会历史形态的形成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基于这一历史发展视角，马克思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片面歌颂；另一方面又不同于一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后者往往简单地站在某个道德制高点上批判资本为主体所建构的虚假需要[1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下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科学指认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而言，马克思从四个层次透析这一发展过程。
第一，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推动新生产部门的不断增加，从而促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需要范围不断扩大。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主要趋势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总是遭遇自然和社会的界限，资本必然趋向于把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结合起来。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维系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资本一方面致力于扩大既有需要满足上的消费量，另一方面则力图创造新的需要、新的消费领域，从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和社会财富。在后一种情况下，为吸收伴随生产力提高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资本总是不断创造出“ 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12]，结果是形成了人的日益丰富的需要。二是由于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总是通过建立需要更多直接劳动的新生产部门，不断缓解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断扩大生产部门和使用价值的范畴，从而“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13]。
第二，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在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需要的提质增量；因此，资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为了追逐价值增殖，资本驱使生产不断超出人的自然需要的界限。马克思指出，“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14]于是，资本在客观效应上为人的需要的不断丰富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客观上为个性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提供了更全面的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15]。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16]。
第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在客观上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需要和属性。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创造出剩余劳动在构建起了普遍的产业的基础上，也构建起了一个满足人的需要的体系、“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17]，从而培养了主体的一切需要和属性。最终，社会的人逐渐成为：（1）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2）具有尽可能丰富属性的人；（3）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18]。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19]的前提条件。
第四，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通过扩大人的交往需要而培养着全面发展的人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交往不断普遍化。这为个人的全面联系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个性和全面性的发展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后者不断扩大人的交往需要，从而“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0]。因此，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产物。
由此可见，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社会的人的需要范围，进而培养出社会的人日益广泛的知觉、素质和属性。在积极的意义上，资本在特定历史阶段以人的需要的构建为中介，为社会的人的属性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马克思并非资本主义的歌颂者，而是批判者。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清晰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恰恰建立于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之上[21]。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带来了不同阶级主体之间财富占有量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也由此带来了不同阶级主体之间需要满足上的不均衡。换言之，尽管资本主义在客观上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多元化需要的满足提供了物质基础，为人的属性的培养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丰富的需要的满足范围仅仅能惠及少数资本家和食利者。更重要的是，需要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与社会的分配方式、收入水平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消费力息息相关。后者受制于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需要的满足往往是以商品消费的形式进行的。按照马克思
的科学分析，资本积累过程所形成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消费力不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22]
于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大多数人无法全面享受、消费资本所驱动的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需要不断扩大却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此而来的社会消费力不足和生产力过剩，必将导致资本体系本身的崩溃，即“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23]。这种对抗性的状态终将在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扬弃，资本所推动的财富生产和需要范围的扩大，终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超出资本形式的界限。在此界限上：
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24]
也就是说，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社会关系将容纳不下既有的生产力，后者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为新生产关系的形成创造条件。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发挥完历史积极作用后，终因其内在矛盾的发展而走向终点。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建设必须按照新的发展逻辑，在创造和丰富人的需要的同时，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的创造与满足形式的狭隘基础，改革社会生产与消费环节，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扩大和满足，从而在生产和消费环节自觉“ 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这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
三、改革供给侧、管理需求侧：推动需要的创造与满足的新时代方案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超越，这在推动需要的创造与满足的方式上亦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恰恰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需要理论的创新性理解与实践，它充分将需要的范畴理解为历史和经济的范畴，进而在社会经济结构层面切实解决既有形式中需要的创造与满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现代经济学。后者往往将需要作为主体范畴和自然范畴，进而试图在主观效用上理解需要的问题，由此也引发了以此为指导的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失败性经济实践。相反，马克思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出发，一方面关注由生产供给侧的发展所带动的需要的创造，另一方面则关注由消费需求侧的发展所带动的需要的满足。后者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
在第一个方面，马克思指认了需要的满足以物质生产所推动的使用价值体系即财富体系的扩大为前提。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人的全面发展建基于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需要满足范围的不断扩大，因为后者在客观上培养着人的知觉、素质乃至一切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生产不但创造着物质财富，而且在扩大需要范围的过程中“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进而也创造着文明。对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吸收既有社会的优秀成果，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
在第二个方面，马克思深刻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的满足问题涉及人的消费力问题。马克思指出，“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25]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消费力受制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致使日益丰富的人的需要范围未能惠及广大人民，从而不断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深入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领域，统筹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消费力的问题。
在对待消费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优势。由于现代经济在结构上具有其内在矛盾，产能过剩往往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对此，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通过意识形态的运作，将产能过剩归因于需要不足或消费不足，将消费不足又归因于消费欲望不足。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方案，从而构建出“景观社会”“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等形态，通过广告等现代媒介工具将文化全面纳入经济领域。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恰恰掩盖了现代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消费不足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并不是因为欲望不足，而是因为社会生产、个人收入以及社会保障的结构性问题。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着眼社会生产、个人收入和社会保障领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在经济建设实践中表现为两个重点。
第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对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而言，物质生产的供给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对新的经济问题，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26]在学理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正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中国化成果，在实践上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影响着当下的供给体系，而且塑造着未来的供给体系。这在主体效应上，起到了积极推动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的升级，培养着人的更高属性。这一点恰恰从两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调配资源的短视性，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注重的，不仅是现有资源的配置，而且是未来资源范畴的构建。前者可以交付市场决定，后者更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进而从供给侧发力，优化供给结构，促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需要全面升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范围的扩大，是资本追逐价值增殖过程的附生品。这一过程既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具有对抗性，它致使人们“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27]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自觉推动供给侧的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提升供给体系的品质，进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全面发展。这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于资本主义之处。
第二，注重需求侧管理。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社会形式下，人的需要的满足既依赖于生产，也依赖于消费，后者又反作用于生产，因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28]于是，人们需要的满足涉及人的消费和消费力问题，后者受制于社会的分配关系等社会经济结构性特质。消费和消费力属于需求侧问题。对此，习近平在谈到经济建设时，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注重需求侧管理[29]。当前，需求侧管理的重要一点是扩大消费；不过，扩大消费的路径不等于消费主义路线。这一点恰恰继承和延伸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消费理论。事实上，消费问题所涉及的远不止是消费欲望和文化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因而“不是搞刺激政策和需求扩张”[30]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科学地将消费环节放置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整体之中，并充分兼顾社会保障领域，从而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31]，从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此逻辑下，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简言之，解决消费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是解决“有钱可消费”和“有钱敢消费”两个维度的问题，进而让全体人民具有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费能力。在前一个维度上，重点在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扩大人民投资渠道，从而切实提高人民收入，让人民“有钱可消费”；在后一个维度上，重点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合理增加公共服务支出，解决人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人民“有钱敢消费”。
在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上是以更自觉、更务实、更以人民为中心的形式提升供给侧，管理需求侧，完善供给体系，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让社会财富的效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自觉扩大提升人的需要范围，进而在需要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同时也推进共同文明。
四、结论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特定社会关系下的物质生产推动着人的需要范围的扩大提升，从而“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以价值增殖为驱动，不断扩大生产领域，进而间接扩大了需要的创造与满足范围，为主体属性的培养奠定物质基础；然而它却是以对抗性的形式进行的，从而使得社会较低的消费力无法承载人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其结果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不均，另一方面则是由此而来的主体素质提升空间的不均，此结果必然激化社会内在矛盾。与之相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人民为中心，自觉推动供给和需求两侧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从而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兼顾效率与公平，扩大收入渠道、调整收入分配、提高社会保障，确保不断提质增量的供给体系能够惠及全体人民，自觉扩大提升人的需要范围，在需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 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在哲学维度，区别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认知主体、意义主体的强调，马克思更深刻地深入物质生产过程，科学揭示了需要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既是需要的生产者、创造者，也是需要的消费者、满足者。一方面，“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32]，从而塑造出消费者的属性；另一方面，“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32]。因此，培养人的更高属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将目光停留于平面化的认知、文化和话语层面，尽管这些层面也具有一定价值。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中，物质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推动着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不断提升，进而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使得人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不断全面发展。在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恰恰具有高于其他社会形式的品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进一步自觉将供给体系的提升和人民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的提高，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路径，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在发展财富体系和扩大需要范围的同时，确保二者的效能普及全体人民，在推进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也推进人民共同文明、共同全面发展。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89 页。
[2] 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重要方针，为解决当下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有效指引。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4 页。
[3] 对此，习近平在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5 页。
[4]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主体生活的异化状态时指出：“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5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第531-532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3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3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4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87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47 页。
[11]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鲍德里亚，“虚假需要”范畴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消费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支点。然而，他们的分析往往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强调消费社会中需要的虚假性与被建构性。这背离了马克思从社会历史视角出发分析需要的历史变迁的路径。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89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第173 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86 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86 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47 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89-390 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89 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89 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112 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480 页。
[22] 《资本论》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3 页。
[23] 《资本论》第3 卷，第273 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86 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7 页。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252 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541 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3 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9 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9 页。
[31]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求是》2021 年第2 期。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3 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34 页。
（原文刊载于《思想理论战线》2023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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