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到都市社会*
——原文选自《都市革命 》
列斐伏尔
* 列斐伏尔对城市和都市概念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他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对ville和urbain做过详细的区分，参看《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城邑与都市”一章。在此书中，ville翻译为“城邑”，主要有三个特征：其一，它是一种空间性的东西，处于一定的场所和位置；其二，它是近端秩序和远端秩序之间的中介，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场所；其三，它是通过建筑物、公民等各个方面组织和塑造起来的一种“作品”。而urbain翻译为“都市”,它是一个反映社会实践矛盾的“构成性中心”，是列斐伏尔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理论概念。
本书依然沿用一般的译法，把ville翻译为“城市”，把urbain翻译为“都市的”或“都市”，理由如下：一方面与另一个容易混滑的词cite“城邦”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从古汉语来讲，“城”与“都”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列斐伏尔的应有之意。清代知名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城”的解释是：“以盛民也。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也就是说，“城”首先是一种“器皿”，是人所处的空间和场所，而“盛民”中做动词的“盛”，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君民”之间独特的统治关系。而“有先君之旧宗廟曰都”,“都”是存有已故君王的旧宗庙的城邑。“虽小而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也就是说，“都”不是以空间、大小为最终判断依据的，而是看它是否为社会关系的“构成性中心”，列斐伏尔所说的都市urbain,也是在这种反映社会关系“中心化”的抽象意义上来使用的，因此，列斐伏尔认为“没有中心，就不会有都市的存在”，构成性中心有其特殊的、自我构成和瓦解的辩证的运动(参看《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第50页)。——中译者注
让我们从社会的完全都市化①这一假设出发。该假设自有其论据和证据来支撑，它包含了一个定义：我们所说的“都市社会”，是社会被完全都市化的结果，它在目前是潜在的(virtuelle)，但在未来却是现实的(réelle)。
以上定义排除了我们所使用的术语的含糊性。事实上，人们经常用“都市社会”来指称任何城市或城邦(cité):希腊城邦、东方或中世纪的城市、商业城市或工业城市、小城市或大都会(mégalopolis)。在极度混淆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忘记或忽略了那些把各种都市类型联结起来的诸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这些所谓的“都市社会”本来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人们却非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这就为一些隐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方便之门，如有机论(organicisme)(每一个“都市社会”单独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连续论(continuisme)(“都市社会”有其历史连续性或持久性意义)，以及进化论(évolutionnisme)(“都市社会”的不同时期、社会关系之间的转变日渐模糊或消失)。
在这里，我们保留的“都市社会”这一术语，用来专指在工业化进程中诞生的社会，它通过工业化进程本身对农业生产的支配和吸收而建立起来。只有在那些继承了非连续的(discontinues)转变的、旧的都市形式发生爆裂(éclatent)之后，这种都市社会才孕育出来。对于这一理论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能够根据连续性来确定非连续性，反之亦然。如果没有一种隐蔽的连续性，没有载体和内在的过程，怎么会有诸种绝对的非连续性呢？相反地，如果没有危机，没有新的因素或关系出现，怎么会有连续性呢？
各门专业科学(也就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等)提出了为数众多的名称来描述“我们的”社会，描述现实与各种深远的趋势，描述现实性与潜在性：如“工业社会”，以及更晚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丰裕社会”“休闲社会”以及“消费社会”等。每一个名称都包含了一部分经验或概念真相，也包括一部分夸张和推论。我这里不使用后工业社会这样的术语——也就是那个诞生于工业化及其之后的社会，我宁愿用都市社会一词来指认各种趋势、方向和潜在性，而不是指任何既定的现实。当然，这一概念绝不妨碍对当代现实的某种批判性考察，如它不妨碍对“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的分析。
这里涉及科学思想是否有权力提出理论假设，并以此作为出发点的问题。该程序不仅在科学中是通用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理论假设便没有科学。我们从现在开始强调，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假设，是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构思结合在一起的。认识不一定是对已经(déjà)现存对象的摹本或反映、幻象或拟真。相反，它也不必以理论的名义来构造它的对象，关于对象或“模型”的理论是先于认识而存在的。对我们这里而言，对象包含在假设之中，而假设容纳着对象。即使“对象”已经超出了(经验的)事实，它也不会是虚构的。我们假定的潜在的对象，都市社会，也就是可能的对象，我们可以借此来描述都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使其与一种进程和一种实践(实践活动)联系起来。
无须多言，这个假设需要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我们要不断重申和检验这一点。不能缺少其所需的理由和证据，无论是最简单的还是最复杂的。
难道我们不需要一直强调，农业生产在主要的工业国家、作为全球经济的构成部分已经完全丧失自主权了吗？难道不需要强调，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甚至不再是一个具有其特征的部门(除非它还处于不发达状态)了吗？即使从农业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以来，其地方和区域特征还没有消失，由此产生的差异还在扩大，也不可否认，农业生产已经转变为工业生产的部门，服从于后者的命令和控制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成为最重要的原因和理由，并在各个领土、区域、国家和大陆上全面扩大影响。结果，传统的适于农民生活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农村(village)正发生着变化，被更大的单位吸收或征用，被融入工业及其产品的消费中。人口的集中伴随着生产方式的集中。都市组织(tissu urbain)正在增生、扩张和侵蚀着农业生活的残余。“都市组织”并不仅仅是指城市中的建筑领域，而且指城市对乡村(campagne)实现统治的全部症状。在此意义上，一栋别墅、一条高速公路、一个乡村里的超级市场，都属于都市组织的一部分。它有着不同的密度、浓度和活性，只有那些被划归为“自然”的、死气沉沉的区域才免受牵连。农业生产者也就是“农民”，将要面对日渐消失的旧农村，也就是农庄(agroville)。赫鲁晓夫③向苏维埃农民承诺，农庄将会在世界各地出现。在美国，除了在某些南部地区，农民逐渐消失，他们只能待在都市贫困区之外的农村贫困区。随着全球范围这一形态(工业化与/或都市化)的一步步展开，大城市的激增带来了中间产物——郊区、住宅区或工业区、卫星城(bourgades satellites),卫星城又与都市化的城镇(bourgs urbanisés)不大一样。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成为大都市(métropole)的附属和半殖民地。因此，我们的假设既可以作为既有认知的总结，也可以充当一种新的研究和计划的出发点：完全的都市化。假设被提前了，它延长了当下的基本趋势。都市社会通过“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已经在其内部开始酝酿。
一些消极的论据和荒谬的证据是：其他任何假设都是不合适的，其他任何假设都不能囊括所有问题。那么问题是：工业化之后将发生什么？休闲社会？这只解答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限制了我们对“基础结构”(équipements)的趋势和潜在性的检验，这种现实的态度并不会妨碍这一定义的哗众取宠；大众消费的无限增长？这只能让人满足于测量现在的指标并以此类推(extrapoler),因而有一种把现实性和各种潜在性简化(réduire)为它们诸多方面的一个单一体的危险。
“都市社会”这一表达则响应了一种理论的需要。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或教育方法，也不仅仅是既有知识的某种形式，而且是一种设计、一种探索，乃至一种思想的构成。这种思想的运动接近于某种具体，乃至接近于那个具体现实，它是自我概括和自我明晰的。假如得以确证，这种运动将走向一种实践——都市实践(pratique urbaine),从而被人们把握或重新把握。毫无疑问，在进入具体现实之前，也就是在进入那个通过理论方式把握的社会实践之前，需要跨过一道门槛。但这并不意味着去寻找一种能够制作出都市现实这一产品的经验方法。难道这些是我们从“都市规划”(I'urbanisme)④那里乞求得到的东西吗？抑或是那些“都市规划者”反复许诺的东西？这一理论，对立于以观察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对立于轻率的类推法，最终对立于为了便于理解而碎片化的知识，这是一种从理论假设出发的自我证明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探索和设计是与有条不紊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在探索一个潜在的对象时，为了能够从开始设计时就对它进行定义并认识清楚，这种探索必先确定好它的名称。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和程序，也就是不同于演绎法和归纳法，这里的方法是传导法(transduction)[对可能存在(possible)的对象的反思]。上述“都市社会”的概念意味着它既是一个假设，也是一个定义。
同理，我们接下来所使用的“都市革命”，指的是划分当代社会阶段的那些转变，从以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模型、计划、规划)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到都市问题决定性地成为主导的时期，对都市社会的解决方法和适合形态的探索将成为首要计划。在这些转变中，有些是突然的，有些是逐步的、有计划的和商议的结果。到底是哪种？这需要我们对这一合法性问题做出回答。这里不能预先保证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在思想上让人满意或毫不含糊的。“都市革命”从根本上说并非是指暴力的行为，但也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外。我们怎么可能事先对通过暴力行为而达到的结果和通过理性行为而产生的结果做出判断呢？暴力的本质难道不是自我爆发吗？思想的本质难道不是通过解开我们思想的束缚，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吗？
关于都市规划，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长年以来人们已经把都市规划看作一种社会实践，其在本质上是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在此情况下，理论反思应当有能力而且有责任把这种实践提升到概念水平，更准确地说，提升到认识论水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并没有这样一种都市规划的认识论。我们需要填补这一空缺吗?不。事实上，这一空缺有它的道理。难道这不是因为所谓的都市规划的科学特征在新的秩序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其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特征所取代了吗?假如这一过程可以自我展开，而且对它的认知总是要经过认识论，那么当代都市规划似乎难以为继。必须要知道都市规划的问题和内容到底是什么。
第二，正如它所表现的那样，都市规划作为一种政策(具有制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内涵)受到了两方面的批判：从右的方面的批判以及从左的方面的批判。
右翼的批判(la critique de droite):我们都注意到，右翼的批判通常是怀旧的和人文主义的。它直接或间接地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为所谓的“自由事业”而辩护。它开拓了资本主义及其资本的所有“私人的”能动性渠道。
左翼的批判(la critique de gauche):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左翼的批判并非与那些所谓的“左翼”组织、俱乐部、党派、机构和空想理论家们联系在一起。它试图开辟一条通向可能的道路，探索和勾勒出一片不仅仅属于“现实”,而且属于那些被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占有的现实的领域。因此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批判，它与“现实”保持距离，却不放弃现实的视角。
“
针对以上所述，我们可通过画一条轴线来表示：
这条轴线从左边的毫无都市化(“纯自然”、被放逐到“自然力”之中的土地),直到右边的都市化进程完成。这条轴线表示我们所指的对象——都市(都市现实)，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空间的，是因为这一进程在空间中展开，它改造了空间；时间的，是因为它在时间中发展，它一开始只是作为次要的方面，但后来成为实践和历史的主导。这个图示只反映了这段历史的一个方面，对时间的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和武断的，是为进一步的操作(周期化)创造条件，它没有绝对的特权，而是与其他划分一样，是一种平等的(相互的)必要性。
这里为“都市现象”(都市)研究这一路径确立一些标志。首先，这里面有什么？人种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口。在最初的阶段，第一批人类组织(采摘者、渔人、猎人，也许还有牧羊人)在空间上打下烙印并为之命名，他们在留下痕迹的同时开拓了空间。他们指出了地名，即最基本的地方单位。这是后来定居于土地上的农民不断完善和有条不紊地精确化的地志学和空间网。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所有有历史的地方，城市都是伴随着或跟随着农村出现的。耕地、农村以及农村文化慢慢分泌出都市的现实，这种表象反映了它与一种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它是在罗马帝国解体、中世纪城市重建期间的欧洲产生的。然而这种表象也可以用来支持相反的观点。农业并不优于采摘业，它只有在都市中心的推动(专制)下才能建立起来，占领着该都市中心的通常是精明能干的征服者，他们逐渐变成保护者、开拓者和统治者，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其雏形的管理者和奠基者。政治城市(ville politique)紧紧地伴随着或跟随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农业以及农村的建立而来。
当然，这一论题对于一种源远流长的、艰苦的、流动的农业——半游牧生活的广阔空间而言毫无意义。这明显要依靠“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同时缔造了都市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⑤)相关的分析和文献的支持。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的普遍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大胆地把政治城市放到上述时空轴线的起点上。谁负责治理这种政治城市？教士、军人、君主、“贵族”、军事首领，也有管理者和文员。没有文字就没有政治城市的形成——文书、命令、账单、赋税。它完全归属于秩序、法令和权力。尽管如此，政治城市同样意味着交换的存在，这可以获得谋求战争和权力所必需的物质基础(金属、皮革等)。因此，它还需要手工业者和工人。政治城市通常开发、保护和管理一片广阔的区域。它指导着大规模农业工程的建设：排水、灌溉、筑堤、开垦等。它统治着一定数量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成为君主的至高权力，象征着秩序和效力。不过，农民和共同体可以通过赋税来保留其有效的使用权。
在这种条件下，不可或缺的交换和贸易必然得到了扩张。起初被界定为可疑分子的“外来人”在功能上变得强大起来。交换和贸易的场所一开始就打上了异位空间(hétérotopie)的烙印。就像它们的管理者和占有者那样，那些场所——驿站、集市、城郊等——起先被排除在政治城邦之外。市场和商品(人与物)的整合过程一直持续了数百年。交换和贸易对于生活的延续不可或缺，并带来了财富和流动。政治城市感受并认识到了市场、商品、商人及其所有权的形式(货币，按照它的规定而流动的所有权)带来的威胁，并利用所有力量和凝聚力进行抵制。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雅典由于靠近商业城市比雷埃夫斯⑥，因此用于政治讨论的、自由的空间中摆放商品的行为在古希腊广场屡禁不止。耶稣把商人驱逐出圣殿⑦，同样也是一种禁止，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商人长期是都市的下层阶级，被排挤到“特殊的”的地区(异位性)。事实上，只有在中世纪结束后的西欧，商品、市场和商人才成功地渗透到城市之中。我们可以设想在此之前，流动的商人中有一部分是军人，一部分是掠夺者，他们有意地选择待在古代(古罗马)城市的遗址上，与领主开展武装斗争。基于这种假设，这种改造后的政治城市将以自我改造为行动目标。在这场反对领主、所有者以及其统治者的(阶级)斗争中，它充满生命力地在西方创造了其整个历史本身，市场成为中心之地。它接替和取代了集会(古希腊广场、古罗马广场)地位。市场周边的地方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汇聚了教堂和市政厅(由商业寡头势力所控制)以及象征着自由的钟塔或钟楼。建筑遵循和阐释了这座城市新的理念。都市空间成为物和人汇集的地方，成为交换的场所。它以这种被征服的自由为标志，就像那个大写的自由(Liberté)一样是一种宏大而可笑的斗争。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给予法国西南部的“城堡”一种象征性的价值，它们是第一批在市场周围建立起来的城市。历史充满了反讽。商品拜物教随着商品的统治、逻辑、意识形态、语言以及它的世界而出现。在14世纪，人们相信只要在中心之地周围建立市场和商店、通道和长廊就可以吸引商人和买家。因此，他们(领主和资产阶级)在荒芜的、几乎是沙漠的地方建立商业城市，牧群和半游牧部落还时常从中经过。这些法国西南部城市虽然赢得了一些伟大而繁荣的大城市(巴塞罗那、博洛尼亚、普莱桑斯、佛罗伦萨、格林纳达等)的声誉，却都以失败告终。无论如何，商业城市(ville marchande)总是在政治城市之后才形成的。当时(大概在14世纪的西欧),商业交换成为一种都市的功能，它以一种形态(或多种形态：建筑的和/或都市的)出现，这就给予了都市空间一种新的结构。巴黎的改造反映了三个方面以及三个基本概念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即功能、形态和结构。起先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城镇和郊区波布(Beaubourg)、圣安东尼(Saint-Antoine)、圣奥诺雷(Saint-Honoré)⑧逐渐成为中心，与政治权力(体制)争夺影响力、声誉和空间，迫使它们做出妥协并与之共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都市统一体。
在西欧，某个时刻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城市在社会整体中的重要性，使社会整体本身发生了动摇。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后者的地位依然是首要的：地产资源、土地收益、分配到领地的人群(领主或贵族)。与乡村相比，城市保留了一种异位空间的特征，以城墙和郊区的变迁为标志。在某个时刻，这些关系颠倒了，情况变得完全相反。应当在我们的轴线上记下这种反转，这种异位空间颠倒的时刻。从那时起，城市不再显现或表现为在乡村这一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不再表现为与农村或乡村的本质相对立的矛盾、怪物、地狱或天堂。城市作为众多术语之一进入了人们的意识和认识，与乡村一样构成了“城市—乡村”这一对立式的一部分。乡村是什么?它不过是城市的“环境”、范围、边界。农村人呢?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再是为领主而劳动，而是为城市、为都市贸易而进行生产。即使他们知道小麦商人或木材商人剥削了他们，他们也认为这是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
到底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发生了什么？深思熟虑的人并没有看到自己处于自然之中，处于那个受神秘力量所折磨的阴暗的世界之中。在他们与自然之间，在他们的家园(极重要的思想即存在)和世界之间，有着一个基本的中介——都市现实。从那个时候起，社会不再等同于乡村。国家居于它们之上，使它们在其领导下联合起来，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然而对当时的人而言，君主还隐藏在他的面纱之下。理性(Raison)是什么的附属？王权？神权？个人？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城邦的理性，在希腊和罗马没落之后，在它们最重要的成果——逻辑和法律变得暗淡之后，重新建立起来。逻各斯(Logos)重生了，但人们不是把它归因于都市的再生，而是归因于一种超验的理性。理性主义随着笛卡尔而达到顶点，伴随它的是农村的优先权被都市的优先权取代。不过农民并不这样认为。然而，在这一期间，城市的形象(l'image de la ville)诞生了。城市掌握了文字，它深谙文字的秘密和权力。它已经把城市性(urbanité)(文化的)对立于粗野性(rusticité)(天真的、粗鲁的)。从某个时刻开始，城市有了它自己的写作方式——地图(plan)。地图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指规划(planification)——它还在酝酿之中——而是指平面几何学(planimétrie)。在16世纪和17世纪，在城市和乡村的意义发生颠倒的那个时期，欧洲出现了城市的地图，特别是巴黎的第一批地图。它们还不是抽象的地图，还不是都市空间在几何学坐标上的反映。它们是视觉和理念、艺术作品和科学作品的混合，通过高低远近、透视法来展现城市，同时也是几何学的绘画、描绘和描述。这种透视作为思想与权力的透视，既是理想的又是真实的，它处于认识和理性之中的一个垂直的维度上，去掌握和建立一个总体性——城市。这种通向城市的社会现实的颠倒，这种(相对的)非连续性完全可以在上述时空轴线上表示，轴线的连续性正好能够标记(相对的)分界。只要画一条从零到终点数字(假设为100)的中心线就足够了。
这种意义的颠倒离不开商品贸易以及市场的存在。只有使用嫁接在政治城市之上并发挥自身优势的商业城市，才能对此做出解释。紧随其后的是工业资本以及工业城市(ville industrielle)的出现。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解释。工业与城市是结合在一起的吗？毋宁说它是与非城市(non-ville)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在都市现实不在场或断裂的地方。我们知道工业起先是建立在能量资源(煤、水)、原始材料资源(金属、纺织)以及劳动力资源附近的。当工业走进城市的时候，它为了寻找资本和资本家、市场以及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工业随处可建，但它早晚要进入已有的城市，或者建立新的城市，一旦有新的利益出现，它也准备好随时离开。就像很久以前政治城邦抵抗来自于商业、交换和货币的半和平、半暴力的入侵一样，政治和商业城市也抵抗来自于新生工业、工业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入侵。用什么方法？通过社团主义(corporatisme)来固定相互的关系。历史连续论和进化论都掩盖了这种影响和断裂。这种奇怪却很奇妙的运动使辩证思想得到了更新：非城市和反城市(anti-ville)征服了城市，渗透到城市之中并使之爆裂，因此使它无限地展开而走向社会的都市化，形成一个能够囊括所有前工业的城市剩余物的都市组织。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之所以不为我们所注意，而只是被人们碎片化地描述，是因为意识形态希望消除辩证思想以利于逻辑思想，也就是对一致性的确证，仅此而已。不断扩张和爆裂的都市现实，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它携带的从前时代的特征：组织的总体性、附属、令人振奋的想象以及被伟大的荣耀所掌握和支配的空间。它在都市性的解体中充满了都市的符号，它成为规章和统治的秩序，以信号、流通(路线)法则和定位为标志。它有时看起来像草稿，有时像权威的公文。它多多少少是专横的。但这些描述性术语都没有完全考虑到内爆—外爆(implosion-explosion)(借用核物理学的比喻),也就是在都市现实中的一种非同寻常的集中化(人、活动、财富、物质以及对象、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及一种广泛的爆裂，各式各样的碎片的反映(市郊、郊区、二手房、卫星城等)。
工业城市[通常是一个未成形的城市、一个勉强算得上都市的城区、一个企业集团、一个“集合城市”(conurbation),就像鲁尔区]预示了关键领域(zone critique)的到来。这时候，内爆—外爆已经显示出它们的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与商业贸易齐头并进。它从物物交换一直发展到世界市场，从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换发展到商品、作品、思想以及人类本身的交换。买与卖、商品与市场、货币与资本之间似乎被扫清了障碍。在这种扩大化的时期，这一进程的影响——也就是都市现实——既是原因，也是目的。被引发者成为支配者(引发者)。都市总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摆在了世界的面前。都市现实能否把自己看作是位于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简单结果？与生产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边缘的现实？不!都市现实改变了生产关系，但并不足以改造整个生产关系。它像科学一样成为生产力。空间和空间政治“表现”了社会关系，但也反过来影响了它们。显然，如果都市现实能够自我显现和自我证明它的支配地位，那么它只能通过都市总问题式。怎么做？如何建立一些城市或“事物”去取代往昔的城市？如何思考都市现象？如何表达、归类、分级来解决这些数不清的问题，从而更容易地把它们提上我们的议程？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哪些决定性进展，能够让意识达到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现实的、可能的高度？
我们把这一进程勾勒如下：
在关键时期(phase critique，英文critical phase)发生了什么？本书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把都市总问题式放到整体过程中去解决。画一条轴线，指出一个有方向的时间，通过思想来跨越批判空间而达到彼岸，这种理论假设能否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可以。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假设。由于没有反面证据，我们可以假设第二次翻转，也就是第二次意义和状况的颠倒正在发生。工业化作为一种统治性和强制性的力量，在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下成为现实，以产生巨大的混淆为代价，过去的和可能的、最好的和最坏的变得混乱不清。
这种理论假设涉及可能存在的与实际存在(“现实”)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忘记，都市社会的开端和都市化的形态取决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特征(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或高科技的飞速发展)。都市社会开端之间的不同以及其意义和结果之间的差异，也是思考都市现象或都市总问题式的一部分。这些术语都比“城市”准确，因为用“城市”似乎指明了一个被定义的、明确的对象(objet)，它是科学赋予的、与行动直接相关的客观的对象，因此在理论方法上一开始就需要对这一“对象”进行批判，需要一个更复杂的观念来表示潜在的或可能的对象。换句话说，在这一角度看来，并没有一种城市科学(都市社会学、都市经济学等)，而只有对整体过程(du processus global)逐渐成熟的认识(connaissance)，它的术语(目的和意义)也是如此。
都市(“都市社会”的缩写)因此不是被定义为完成的、在时间上落后于当下的现实，而是一条地平线，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潜在性。它是一种可能性，它被确定在一个方向之上，直到最终实现。为此，我们需要绕过或消灭那些使它在目前不可能(impossible)存在的障碍。理论认识可以把这种潜在的对象、行动的目标当作一种抽象吗？不能。它只有在科学的，也就是合法的意义上，才是抽象的。理论认识能够而且应当表明自身立足的基础：一种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以及正在形成的都市实践，不管要面对怎样的困难。这种实践在目前是隐蔽的、分散的，它在今天只拥有现实的一些碎片和一门未来的科学，这就是关键时期的一个角度。我们要在这一方向上找到出口以及解决目前这一总问题式的方案。总之，潜在的对象只是对全球社会和“世界城市”的另一种称谓，它们在现实和思想中发生的世界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彼岸，在农业还占支配地位并且商业和工业生产增长过程还被保留下来的旧世界的彼岸。尽管如此，都市总问题式并不能囊括所有问题。虽然都市现实改变了农业和工业的面貌，但它们还保留着自身的问题。此外，都市总问题式并不允许思想肆无忌惮地探索它的可能性。对它的分析重新回到对都市化类型的描述和辨别之中，去解释都市的形态、功能和结构，是如何从古代城市的爆裂和普遍的都市化中发展出来的。目前，关键时期还处在一个“黑匣子”之中。我们知道它从哪里来，有时也会察觉到它到哪里去，却不太清楚到底在其中发生了什么。这就导致传统的预测和反映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它们基于现状而进行推论，也就是一种实证的方法。反映和预测只有在一门具体的科学中才能找到它的基础，比如人口学或政治经济学。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客观意义上”的总体性。
为了描述这一危机的深度，以及伴随着“关键时期”而来的不确定性和迷惑性，我们可以致力于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是不是要找出不同的类型？是，但还需要更进一步。这里列出一些论据——关于街道和纪念碑的利与弊。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些利与弊的争论：自然、城市、都市规划、都市中心……
街道之利(pour la rue)。它不仅仅是一个过渡和交通的地方。汽车的入侵以及汽车工业[也就是汽车集团(lobby)]带来的压力，使汽车成为至关重要的东西，使停车成为烦恼，使交通成为首要目标，对整个社会和都市生活造成了破坏。总有一天我们必须要限制汽车的权利和影响，还要面对一定的困难和损失。那么，街道是什么？它是人们相遇的场所[托邦(topie)],如果没有街道人们就不能在其他指定的场所相聚(咖啡厅、剧院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场所)。这些特殊的地方使街道充满活力并为这种活力服务，否则它们将不复存在。街道就像一个自发的剧院，我成为景观观众，有时候也是演员。这里充满了运动和交融，没有这些就没有都市生活，而只有分散和凝固不动的隔离。当我们取消了街道的时候[始于勒·柯布西耶⑨，发生在“新联合”(nouveaux ensembles)⑩之中]，我们看到了后果：整体生活衰退，“城市”退化为宿舍，存在被荒谬地功能化了。柯布西耶忽略了街道所具有的功能——信息功能、象征功能以及游戏功能。街道是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街道是杂乱无章的。都市生活的所有元素，在别处固定的、冗余的秩序中被凝固的东西，在街道中或通过街道解放出来，流向它们的中心。它们在那里相遇，脱离原来固定的场所。这种杂乱无章是有生命的。它带来了信息，让我们吃惊。此外它还建立了一种最高的秩序。简·雅各布斯⑪的研究表明，在美国，街道(热闹的、繁忙的)为应对刑事暴力(盗窃、强奸、袭击)提供了唯一的、尽可能的安全之地。没有街道的地方，犯罪就会滋生。在街道中以及通过这一空间，一种组织(城市本身)开始呈现出来并把这些地方据为己有(s'approprie),以获取一种自身的时空。这种挪用表明了使用和使用价值能够支配交换和交换价值。革命事件往往发生在街道上。难道这不同样表明这种杂乱无章酝酿着另一种秩序吗？街道的都市空间难道不是这种话语产生的地方吗？难道它不是一片能把话语转换为文字的宝地？难道不是这些词句和符号像事物一样被交换的地方吗？街道变成了这样的地方，人们为逃避规则与制度，而把演讲变成“涂鸦”刻在墙壁上。
街道之弊(contre la rue)。街道是人们汇聚的场所吗？也许吧，但这只是肤浅的相遇。在街道上，我们不是相遇，而是在随波逐流。这里的“我们”才是关键。街道不允许建立组织或“主体”，却聚集了一帮不知所向的人。商品世界在街道上展开。那种无法跻身于特殊场所、市场(广场、大厅)、商业世界已经入侵到整个城市之中。在古代，街道只是具有转换功能的寺庙、运动场、广场、花园等核心场所的附属。中世纪，手工艺者占领了街道，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卖家。随后，纯粹的商人成为街道的主人，街道成为商店之间的橱窗和过道，商品成为(挑逗的、诱人的)景观，同时把人们也变成景观并循环往复。尤其在这里，交换和交换价值超越了使用，直到把它化为一种剩余物。因此，对街道的批判应当更进一步：街道成为核心场所的一种压迫，并尽可能地通过这里形成的关系的“现实”特征表现出来，它是脆弱的、被异化的。街道上的移动(passage)、交流的空间，是强制的(obligatoire)和受压抑的(réprimé)。在面临威胁时，行使权力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在街道上逗留和聚集。即使街道曾经是人们相遇的场所，它已经而且也只能失去这种意义，通过必要的自我化，把自身分裂成(被围捕的)行人和(受到优待的)汽车的通道。街道转变成有组织的网，它为消费服务并通过消费而组织起来。行人行动的速度虽然能够被容忍，但它是以能否察觉到橱窗和购买展览的商品来决定和衡量的。时间成为“商品时间”(买和卖的时间、被购买和被贩卖的时间)。街道在劳动时间之外控制着时间：它使劳动服从于自身的系统，服从于产出和利润。它只是存在于强制劳动、有计划的休闲活动和作为消费场所的住宅之间的必要过渡。
消费的新资本主义结构在街道中展现了它的力量，它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或者是实施压迫的权力(公开的或隐蔽的)。街道、橱窗、展览的商品，显示了商品的逻辑如何夹杂了一种(被动的)沉思而形成一种美学和伦理学。商品的积累伴随着人口和资本的积累，变成一种隐藏在可读性和可见性特征之下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似乎不证自明。因此我们也可以讨论都市空间的一种殖民化(colonisation),通过图像、广告等物质外观而在街道上形成，也就是通过“物体系”来制造象征和景观。背景的单一化和老街的现代化，为(商业)物品保留了颜色鲜艳的效果和诱人的形式。在权力允许的情况下举行的街道游行、化装舞会和民族节日等，表现了一种漫画般的、对空间进行取用和再取用的外观。而那种真正的取用，实际的“示威游行”，则被镇压的力量制止，要求人们沉默和遗忘。
纪念碑之弊(contre le monument)。纪念碑在本质上是镇压性的。它是一个制度(教会、国家、大学)的中心。在它周围构建一个空间是为了对它进行移植和压制。伟大的纪念碑被看作征服者和当权者的荣光。极少数是为了纪念死者和美人(如泰姬陵等),这些是宫殿和陵墓。建筑的不幸在于它试图建立纪念碑，而“栖居”(l'habiter)⑫要么在脑海中已经有了那个纪念碑的形象，要么对此漠不关心。纪念性空间向栖居的扩张总是灾难性的，并且隐藏在它的接受者的眼睛之下。因此，纪念碑的光辉是表面上的。尽管纪念碑充满了象征意义，但当这些象征呈现在社会意识和(被动的)沉思面前时，已经过时和失去它们的意义了，就像凯旋门所代表的革命象征一样。
纪念碑之利(pour le monument)。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构思和想象集体(社会)生活的地方。它控制人们是为了让他们相互团结。美和不朽是联合在一起的。伟大的纪念碑是跨功能的(教堂)甚至是跨文化的(陵墓),它们伦理的和美的力量正是来源于此。纪念碑把一种世界观投射到地面上，而城市则是把社会生活(整体性)继续投射到地面上。在它们最本质的意义上，有时候正是在那个使社会特征变得可辨认的普通空间里，纪念碑铭刻了一种超验性、一个远方(ailleurs)。它们永远是乌托邦的。它们从高度和深度上表明了一种都市进程之外的维度，即义务、权利、知识、幸福、希望……
注释
① 法文原版(包括英译版)中多有斜体字，中译本悉从中文习惯改为黑体表示，以示重点，全书同。——中译者注
② 本书根据该书法文原版(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Gallimard,1970)译出，并参考了该书英译版(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foreword by Neil Smith,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中译者注
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Hикитa Cepreeвич Xpyшëв,1894—1971),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等重要职务，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译者注
④ l'urbanisme(英文urbanism)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在本书中我们统一译作“都市规划”。城市规划既是学科范畴又是专业范畴，包括城市现象研究、城市化运动和城市及其辖区的组织。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是城市设计家。按照科学院的传统，这一学科时而与建筑学，时而与地理学联系在一起，根据所涉及的角度，时而与城市参与，时而与理论研究联系在一起。在法国，此领域的大学教育和科研属于国家大学委员会的指定院系。——中译者注
⑤ 这方面的文献目前相对可观，这一问题自从一篇题为Asiaticus的著名文章(Rinascita,Rome,1963)发表后重新得到重视。参看J.Chesneaux的文章(La Pénsee,第114和122期);M.Godelier(Les Temps modernes,1965年5月号)。其研究基础来自于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K.A.Wittfogel,Wir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Leipzig,1931)(K.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英译者注),这本书1964年被译成法文(Le Despotisme oriental)。参看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的文本。——原注
⑥ 比雷埃夫斯位于希腊雅典西南8公里萨罗尼科斯湾畔，是雅典的外港。——中译者注
⑦ 《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13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中译者注
⑧ 三个地方皆为巴黎地名，位于塞纳河右岸。——中译者注
⑨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是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他在《光辉城市》一书中，认为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我们的街道已经不管用了。甚至街道本身都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了。街道作为一种事物，理应遭到抛弃，我们必须用新的事物来取代它"。(参看金秋野、王又佳译：《光辉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中译者注
⑩ 指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比利牛斯山脉朗德省出现的石油联合企业。一座新的城市穆朗在石油区附近建立起来，而它距离列斐伏尔居住的小城镇纳瓦朗只有几公里，因此，列斐伏尔对这一都市化进程有着非常切身的体会。对他而言，在纳瓦朗里，街道是“漫步、闲谈和生活的地方……听着工匠和他的锤子的声音、木匠刨木发出的刺耳声、孩子的喊叫和母亲的责骂声”。然而，这些事物都随着都市化而逐渐消失。而列斐伏尔更担心穆朗的情况。在穆朗，每一件事物都只为自己的功能服务，“穆朗至今还没有足够的红绿灯。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地方不过是一个红绿灯而已：令则行，禁则止"。(参见Henri Lefebvre,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translated by John Moore,Verso,1995,pp.116—119.)——中译者注
⑪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美国杰出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她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的发展。——中译者注
⑫ 根据此书的英译者的解释(参见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foreword by Neil Smith,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p.189—190),l'habiter是一个不常用的动词不定式。列斐伏尔征引这个动词不定词l'habier作为一个名词来使用。这是一个明显违背正确语法的用法，在法语中也是如此。虽然列斐伏尔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原因，但该词取自海德格尔的德语动词wohnen,来自对该词的动词化名词构成形式Das Wohnen。这个词在英语中则被译作dwelling(这是一个动词状形容词，而不是与“房子”或“住所”同义的名词)。英译者声称他之所以把法语原文中的栖居l'habiter译作habiting,其潜在原因就是本书作者频繁地将l'habiter与法语habitat并列使用。而在英语中与之相对应的是habiting与habitat。此外，to habit与法语中的habiter均来自于拉丁语的不定式habitare。关于habiting用法的一点补充性论证对于读者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一个动名词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来使用)。
我们不妨通过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一文中的观点来说明何谓筑造与栖居以及列变伏尔本人所理解的栖居的重要性；在古高地德语中，筑造buan即意味着栖居。后者表示持留与逗留。动词筑造即栖居的真正意义对我们而言已经失落了。说到栖居我们通常以为是一种行为，是人类在其他许多行为之外也在做的一种行为。我们无所事事，我们还从事职业活动，我们经商旅行等，在途中居住，一会儿在此处一会儿在别处。筑造原始地意味着栖居。筑造在古德语中即buan,bhu,beo,也就是我们现代德语的动词bin,即存在或是。由此来看，我是、你是即意味着我居住、你居住。所谓人存在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意思就是居住。海德格尔最终引出这样的结论，即筑造乃是真正的栖居。栖居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作为栖居的筑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长的筑造与形成建筑物的筑造([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4—156页)。而在《都市革命》这本书中列斐伏尔显然在其所理解的一部从潜在到现实的都市历史观中把第一个关键时期理解为“农业从属于工业化”,第二个关键时期则分为(a)“工业化从属于都市化”、(b)“整体性从属于都市的和都市从属于栖居的”“一直被认为并不重要的层次(即栖居),现在变成本质性的了”。(参见Henri Lefebvre,La Réo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1970,p.135,122.)——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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