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指对与中心问题有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和综合，尤其对年轻学者而言，这部分往往是研究中最难而且最耗时间的部分。现在国际一流杂志的文章，动辄数十篇甚至上百篇引文，但并非所有引文都与中心问题或中心假设（命题）有关，有时大多是用来引述历史背景（如统计年鉴类），讨论控制变量或技术细节。这类辅助性引文应与核心文献区别对待。下面讨论的文献综述系指核心文献。
文献综述有三个公用：
澄清贡献，提供理论框架，提出理论缘由
▎功用一：澄清贡献。
经验研究是事实性的，因此应该具有基类型。从哲学意义上讲，所有科学知识都来自经验观察，但并不是所有经验研究都要从零开始。我们不必每项研究都做出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姿态。文献综述能够勾勒出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哪些事新观点、新理论或新资料，哪些是现有的，哪些是我们的新贡献。不同于道德哲学需要天天讲、月月讲（因为永远不能证实），科学发现仅仅需要被提出、证实（或证伪）、验核，之后更多的验证就是重复了，只有教学功用。社会科学当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验证的次数多一些。因此，社科科学研究也需要证明自己有新贡献，不管是新理论还是新数据。如果学术刊物没有这样的基本要求，要么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要么是人人都在“重新发明轮子”。
与著名理论或学说“攀关系”很重要，与前人研究“划清界线”更重要。找出现有文献的空白点或缺陷是一种常见的澄清贡献的途径，但作者必须熟读文献。类似“现有研究都忽略了······”这样的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的断言，说说容易，证明很难，往往站不住脚。但如果有根有据，也不失为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比如，古德（Gould，1991）认为集体行动的文献越来越重视社会网络因素，但由于网络分析都采用个人层面指标，因而不能对网络结构进行操作化。基于此，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为例，从网络结构操作化入手，分析起义者的地域网络如何影响不同市区国民自卫军的参与度，从而加速起义的蔓延，有力地推进了相关研究。再如，英格拉姆、罗伯茨（Ingram & Roberts，2000）认为，尽管许多研究认识到正式的组织关系对组织行为和业绩的影响，比如连锁董事会、企业与企业间的合资关系、供货关系等，但没有人关注跨组织的私人关系对组织之间互动的作用。他们则籍分析悉尼酒店经理之间的朋友关系网，发现即便是竞争对手之间的私人友谊也有益于酒店盈利，从而拓展了组织关系对组织行为和业绩的影响的研究视野。
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理论到底有多少积累性，很难说得清楚。经济学好一些，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制度主义和信息经济学，继承和积累关系比较清楚。相比之下，社会学的实质理论经常是循环和跟风的，反映出社会学上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范式来推动中层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社会学还处在“前范式”阶段，还在摸索统一范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都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范式，但都并未成功。理性选择理论很有前途，但距离被普遍接受尚“路漫漫其修远兮”。缺少统一的理论范式说明社会学还不是以“拼图填空白”为主的规范科学。但话说回来，多种“范式”共存未必是缺陷，也许反映学科的本质特点。对社会学来说，积累方式主要是对前人学术传统的承袭，比如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到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从韦伯的权威分类到本迪克斯（R.Bendix）对传统与现代权威的分析，从马克思的阶级论到赖特（E.Wright）的阶级分析，等等。
▎功用二：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科学知识的增长依赖理论的构建和经验证据的积累。没有好的理论，我们积累的只是资料而不是知识。彭加勒（Poincare，1952/1905：141）曾形象地比喻：“科学是由事实组成的，就像凡物是石头砌成的；但是事实的积累并不等于科学，就像一推石头不等于房屋一样”。
社会科学研究者时常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不知如何入手。寻找理论视角是文献综述最重要的功用。理论有时候能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事实产生新视角，加深对理所当然事件的理解，令人耳目一新。即使研究者面对的是从未观察过的新现象，比如一个新部落社会，理论依然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观察视角。
△例1：魏昂德（Walder，1995a）运用新阶级理论（New Class Theory）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与官僚之间德冲突。他发现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具有不同的筛选标准，享有不同的特权。虽然这个结论对中国许哲来说既不新鲜，也不令人兴奋，但魏昂德将其置于新阶级理论的框架之下，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的理解。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独有，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例2：笔者对中国宗族网络与私营企业关系的分析，理论框架既可以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的整合（Peng，2004），也可以说源于韦伯关于科层化、形式理性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关系（Penguins，2005）。所以，同一经验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论框架。
当然，研究人员也可以创造字自己的理论框架，不必囿于现有理论。本文强调理论框架的重要性，并不倡导对现有理论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有时用现有理论来解释具体个案会有隔靴挠痒、不着边际之感。但是，即使研究者决定发展新理论，仍然应该对文献认真综述，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回顾。通过澄清与现有理论的渊源和区别，研究者才能说明自己的创新之处。关于理论创新，容稍后详述。
▎功用三：提供理论缘由。
如果能做到以上两点，理论缘由也就水到渠成了。如果研究者能够在文献中形成自己的问题，并将自己的研究与重要理论联系起来，那么已经证明了研究的意义。
什么是好的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反映研究者对所研究领域文献的掌握程度和理论思维能力。评价文献综述并没有硬性标准，就像评价艺术品只有指导性原则而没有硬指标一样。笔者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些“软指标”供参考。
▎前沿性。文献综述应该关注学术的最新发展，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防遗漏。
▎覆盖性。一个好的综述应该涵盖所有重要文献，围绕研究的中心问题，探索方方面面的答案，包括自己不同意的答案。对与自己的假设或发现不一致的文献或理论，尤其不能忽略。首先，只有站在对立面上，才能真正深思熟虑地斟酌自己的观点。其次，如果你能驳倒某个主流的观点或有影响力的理论，那么你的研究将更有分量。再次，对立面的存在至少说明你的结论并非显而易见，琐碎无聊。
▎相关性。在坚持“全面”的基础上，我们又不能对所有文献不加选择地包揽。我们只需要回顾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或至少间接相关的文献，避免讨论不相关文献。
▎分析而不是堆砌文献。罗列文献是初级水平，成熟的文献综述要有分析。最重要的分析技巧包括辨识有重要理论贡献的关键文献，依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将文献进行归类，比较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和逻辑联系，并且批判性地评估各种观点的理论价值和经验证据。
▎连贯性。好的研究综述应该是自始至终围绕一条主线，为作者的思路服务，一步一步推演出研究假设。年轻的学者容易被繁琐的文献牵着鼻子走，偏离主题。
理论创新
学术贡献有两种方式：理论创新或新证据。就是说，研究者不一定非要创造新理论来对知识积累做出贡献。如果新的经验证据涉及重要而又未被解决的理论争议，那么经验证据本身就十分重要。例如，笔者（Peng，2001）曾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比较解释中国集体乡镇企业为何充公的三种理论：非正式私有化、地方国家公司主义，以及市场监督（预算约束）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来自倪志伟（Nee，1992）、魏昂德（Walder，1995b）和林毅夫等（1997）经济学家，并且都没有经过严格经验证明。而笔者此文的贡献就在于为裁判这三种理论提供了比较严格的经验证据。
理论创新优胜于简单地综述、解释、拓展他人的理论。真正的理论创新有赖大脑的创造力和对相关文献的深刻理解。但不幸的是，很多“创新”只反映作者的学术自大情结，或者作者对相关文献的无知。
理论创新包括创新理论或新概念，也包括有创意地应用一般理论，扩展或整合现有的理论。概念纯粹是人脑的构造，不存在“真实的”概念。概念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只能根据其解释力来评判其是否有用。定义一个有用的概念需要天才与灵感，更重要的是，需要学术界的认同。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以及黄宗智的“商业化的农业内卷”概念因为觉有解释力而得到广泛的使用。创造新概念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大家都去创造新概念、新术语，那么，最后的后果是谁都不知道自己的同行在说什么。
科学的理论或假设常常表述的是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比如社会网络与规范控制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而历史学家关注个案的分类和描述，例如黄宗智（Huang，2008）对传统中国国家整体的“简约集权”描述。
根据波普尔和默顿（Robert Merton）的定义，理论有两种类型：（A）能够被经验资料证实或证伪的科学理论或中层理论，以及（B）不能活无需用经验资料检验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宏大理论如帕森斯的AGIL模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周易八卦理论。随着宏大理论也是基于对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的观察，但与经验研究联系不大。它们不受时空限制，具有普遍适用性。宏大理论本来就不打算接受经验资料的检验，而是根据效用来评判：能否充分而简洁地解释经验现象。
无论与经验研究联系密切与否，理论创新不可能从零开始，它经常以批判地总结前人学术成果为基础，从现有的或普世性理论中获取灵感。用一句套话说，后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理论创新既包括创造新理论、新概念，也包括有创意地应用一般理论，扩展或整合现有理论。
△例1：理论创新泰斗之头衔，非科斯莫属。科斯《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一文是在批判继承庇古（Arhur C. Pigou）关于外部不经济和税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一些个案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外部性问题能通过市场交易自动解决；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外部性问题要靠合理的产权配置或政府税收来解决。
△例2：黄宗智（Huang，2008）受迈克尔·曼关于低基础能力和高专制能力的国家类型的启发，提出“简约集权”的概念。简约集权指一个世袭皇权（高度专制），凌驾于一个简约的官僚机器（的基础能力）之上。这一概念发展补充了韦伯提出的“世袭官僚制”概念。韦伯认识到中国古代国家既有封建世袭的特点，又有理性官僚制的特点，是二者的混合体；而黄宗智则更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混合体的结构和存在条件。
△例3：魏昂德（Walder，1995a）曾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从理论上重构科尔奈“公有制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的命题。科尔奈据匈牙利的经验认为，软预算约束是公有制无法解决的弊病，因而在共有制体制内国有企业改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魏昂德指出，中国集体所有乡镇企业却是一个例外，它们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且发展胜过国有企业。他提出地方国家公司主义的概念，将一个地区（村、镇、市）的公有企业视为集团公司，地方政府视为公司的董事会，认为分析公有产权应该考虑整个“公司”的组织特征。村、镇政府较城市政府管辖的“集团公司”规模小，（财政收入）利益更直接，因而有更强的激励的能力来监督维护其产权。
来源：摘录自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转自：“陨石论文指导”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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