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8期P68—P69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系，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2期，武雪彬摘
历史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源泉，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与历史研究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标志着历史研究开启了真正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我国的历史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长期的学术探索和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确立起了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绩。在此，本文主要想以先秦时期的三个历史问题为例，谈谈如何准确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研究历史，正确认识历史，得出科学结论的问题。
（一）地主阶级的产生和封建社会的形成
封建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地主阶级是如何产生的？长期以来，不少历史教科书讲道：春秋战国以来，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再也适应不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奴隶大批怠工、反抗、起义，旧的生产关系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于是，奴隶主不得不采取新的剥削方式。以此而言，最初的地主来自奴隶主。但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反动阶级都不会自动放下武器，退出历史舞台。看来，地主阶级是由奴隶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这很难站得住脚。
那么，最初的地主到底从何而来？应该说，它来自“编户齐民”。春秋战国以来，随着铁制生产工具的产生和牛耕的推广，个体小农的生产发展能力大增，于是纷纷从村社束缚中解放出来，既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同时又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和生产单位，成为“编户齐民”。
但是，小农经济是一种富于分化性的经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编户齐民”迅速分化，一部分沦为贫者，另一部分则成为社会上的富者。在这种情况下，“编户齐民”中的“富者”必然要剥削“贫者”，但在法律上他们又都同是一等齐民，不能采取“抑良为贱”的方式，而只能通过富者将土地出租给贫者这种经济关系实现其剥削，于是便产生了租佃制，产生了地主制经济。
地主制经济下，地主和佃农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所谓地客，即系良民”，“租户自系良民”，二者“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拥有土地者不再与国家政治特权挂钩，失去土地者也不再与国家规定的低等级身份相关，多数佃户逐渐获得迁徙自由，有权提出解除契约退佃，能自购田产成为主户等。由此可以看出，租佃制主要是一种契约经济关系。
（二）“农商并重”时代的形成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先秦时期，古人却长期既重农又重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农商并重”时代。
为什么会形成“农商并重”时代，许多学者的解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交换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没有商业交换，社会再生产便无法正常进行。虽然生产决定交换，但交换又反作用于生产。这解释得通吗？显然不能。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是基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理论概括。在先秦那样简单的、不发达的商品生产条件下，情况究竟如何呢？
事实上，商业交换的功能及作用在历史上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商业交换规模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交换的主要功能和作用，与其说是影响生产发展，还不如说是弥补了生产的某种局限，从而使人们在生产力有限的条件下更大程度上得到了消费方面的满足。从《史记·货殖列传》等史书的记载来看，在简单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并不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而是交换是生产的延伸和补充，它延伸了生产能力，克服了生产的局限性。所以，在当时的人看来，交换与生产同等重要。
（三）黄金为货币的性质
先秦时期，有大量关于黄金为货币的记载。对此，历来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此时黄金不可能是货币。另一种观点认为黄金是贵金属货币。
两种观点各有不足。黄金货币论无法圆满地说明，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如此低下的商品经济基础上，黄金为什么会成为货币，并恰好在商品经济发展达到高峰的西汉中叶时又突然消失。黄金非币论最难以解释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出现的大量关于黄金使用的记载，特别是对秦统一全国货币的令文，始终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阐述。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资本论》的学习，我认为，这时的黄金是货币，但不是贵金属意义上的货币，而是实物货币。黄金是一种贵金属，据此，人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认识，即黄金作为货币，一定是一种贵金属意义上的货币。这种前提性的错误致使黄金货币论者始终难以回答非币论者的质问。其实，贵金属黄金作为货币，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贵金属意义上的货币。在人类社会商品交换发展的初期，它是作为一种实物货币的形式出现的，与同时充当货币的海贝、布帛、珠玉等商品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正因为黄金是一种实物货币，它比之于金属铸币铜钱更为落后。所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一定要让位于更为先进的铜钱。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至西汉中叶，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空前繁荣，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在这种情况下，黄金这种实物货币再也适应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于是便被铜钱所排挤而退出了流通领域。关于这一点，五铢钱制度的确立和黄金使用的消失同时发生于这一时期，本身即说明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西汉中叶以后黄金使用的突然消失，并不意味着黄金不是货币。它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黄金是一种实物货币。
通过上述先秦三个历史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时，还是会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不准确的问题，存在理论指导与具体问题分析的结合不科学的问题。对此，我们需引起注意，切实解决好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由我国史学研究长期实践检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历史学的科学性得以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硕果。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在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在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功夫。我们既要立足于人类历史大视野，又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深入学习和理解。首先，要立足“两个结合”深入学习和理解，切实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在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中全面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要抓好学习理解运用的系统性。要将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体认识，系统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所在和本质要求。最后，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根据新的时代要求，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只是机械照搬或理解马克思主义，那难免会出现问题。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上，一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切忌生搬硬套和寻章摘句，那样只会削足适履，最终歪曲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能以简单的线性思维对待历史。历史是复杂多变的。正因为复杂多变，历史丰富多彩；正因为复杂多变，历史充满智慧和启迪。前述关于先秦黄金货币性质的判定，长期以来就充斥着简单线性思维的惯式。我们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避免将不同阶段的问题简单看待，始终洞悉历史的本质，让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不断揭示和呈现最真实的历史。这正是历史研究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所在。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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