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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究竟可以从何种维度再透视，其与网络社会、粉丝文化以及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厘清？请看下文：
作者：曾昕 沙垚
来源《当代传播》2 023年第4期
摘要
“饭圈”是近年来饱受争议的青年文化现象，各类粉丝组织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甚至战斗力，各种反转行为在网络中被不断发酵和热议。本文聚焦于饭圈行动如何由娱乐议题引发公共探讨，以及在行动过程中其组织性力量的变化及与主流文化的互动方式。研究发现，粉丝在维护偶像的行动中不断介入公共领域，甚至借助公权力来实现行动目的，与主流文化的传统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粉丝行动已突破了娱乐文化表达的领域，具备了形成自组织的能力，有潜力形成一种社会动员的民间机制。行动过程中一方面突破娱乐话语权，以正义为名介入公共领域，建构公共意义；另一方面，其行为动因和手段并不足以支撑其名义的公共性，又导致行动过程中公共性的消解与自我反噬。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粉丝文化；饭圈行动；社会融合；公共参与
近年来，粉丝行动成为备受关注的青年文化现象之一。伴随饭圈普遍化及其粉丝力量的不断增长，粉丝亚文化的路径也发生了一定转变；偶像与粉丝双向交互、建立情感链接，合力构建出情感共同体的“爱豆偶像模式”①。粉丝们也从个体追星族演变为具有群体认同、组织动员功能的饭圈，具备集体行动能力。饭圈公开化且极具组织性的行动深刻地改变了当代文化政治的某些形态，在舆论中常代表一种强大有凝聚力的网络组织②，一种具备行动力和影响力的互联网社团，与当下诸多社会问题捆绑，不断刷新社会及学界对于粉丝文化的理解。③伴随网生代青年参与力量的凸显，其组织模式、参与行为、行动规则都将影响到网络生态乃至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路径。④ 在这种情况 下，饭圈行动时而疯狂盲目、时而充满正能量的不稳定性，频频引发争论——这种偶像崇拜笼罩下的集体行动，是娱乐至死时代的政治狂欢，还是假借正义之名的娱乐诉求？ 在参与社会议题的同时，粉丝力量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衍生出什么新的可能？ 这种力量未来将走向何方？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是回溯作为一种青年力量的亚文化在不同发展时期的主要特征及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二是以“2·27”等粉丝行动为例，探讨作为亚文化的饭圈行为呈现出何种青年力量的新型特质，如何介入公共议题； 三是分析这种力量与特质在公共议题参与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变化与走向； 基于上述讨论，探讨当下公共事件中，粉丝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所呈现出的新型互动关系。
青年力量的回归：从异托邦文化到政治力量的重现
（一）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粉丝文化
西方亚文化起源于流民研究，历经了上世纪 20 年代到 1960 年代芝加哥学派研究，1960-1970 年代伯明翰学派研究，以及 1980 年后至今的后亚文化研究几个阶段。芝加哥学派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涉及移民、种族等问题，认为亚文化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社会情况构成了功能性单位的组合体，对社会个体成员产生了一种整合性的影响。⑤伯明翰学派强调亚文化的抵抗性。霍尔等学者认为，亚文化是一种阶级文化；费斯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亚文化的风格性、抵抗性和边缘性；⑥布雷克认为，这是下属阶级企图解决矛盾的一种尝试。⑦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超越了压制抵抗、精英-民粹的简单二元对立，被看作支配和反支配力量之间的谈判，斗争和妥协的场所——也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场所，强调了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⑧
传媒业的迅速发展、消费主义话语的流行，导致与阶级身份没有明确关系的新社会运动，生活方式的政治、认同的政治出现，⑨粉丝文化研究在对消费者创造性（或反抗性）使用文本的高超技术欢呼中粉墨登场。⑩德赛都和费斯克开始倾向于用偷猎、盗用、为我所用等游击战术语描述消费者创造性（反抗性）的消费。德赛都认为，对艺术符号的消费是“第二生产”；要分析受众的符号消费行为，就需要研究文化消费者利用这些符号做了什么，如何用它们来创造消费者自己的意义。收编-抵抗的范式核心是权力，而奇观表演范式突出身份概念，关注受众在复杂语境中变化不定的身份建构。
如果把偶像视为一种文化产品，消费策略是“从属阶级躲避或逃离制度性控制的方式”（产生自己的权力机制）；是一种周旋的艺术，消费者的策略是灵活的，千变万化的，与“异己”的力量进行周旋，使文本变成可以居住的空间，像一个出租的公寓，过客暂时居住，其活动和记忆修饰了这个公寓，使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让其成为充满自己欲望和目的的场所，构成了“承租人”的艺术。粉丝与文化工业之间并非简单的对抗或合谋关系；粉丝将符号转化为可在群体中进行传播的符号生产，创造一种拥有自己生产流通体系的粉丝文化。���������
当下青年亚文化活跃于各种场景，体现出后亚文化虚拟社群身份、消费主义弥漫下抵抗意识的消解，演变出无关政治的流动身份和身份政治的自恋表演。近年来的粉丝文化研究，长期被放置于收编/抵抗或者奇观/表演研究范式中，把权力、阶级问题置于了边缘位置。 为回应该问题，本文试图探讨亚文化视域下的粉丝行为，聚焦在行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权力使用； 通过观察饭圈行动的发展进程，呈现当下技术与资本环境给青年亚文化提供的网络话语空间中饭圈青年对话语权力的把握与争夺过程。
（二）当下资本环境中的饭圈力量
饭圈文化和粉丝经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种种现象，是由资本操控、平台助推、“饭圈”的组织异化与粉丝个体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媒体的社交特点让饭圈和其他亚文化群体的链接、交流和碰撞成为可能，能够使其集结开展有广泛群体参与性的政治和社会性活动。 同时，网络大数据使粉丝行为的可见度大幅度提升，相关产业也相继采用不同策略来引导和利用粉丝行动，将粉丝行动裹挟入偶像工业的产业链当中，引导粉丝通过做数据、宣传、消费等方式付出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偶像事业，有组织地、无偿地进行情感劳动。 由此，资本对粉丝的收编包含了情感、金钱、劳动等多个环节。
“流量造星”的神话导致粉丝组织之间的竞争更加剧烈，饭圈功能性也逐渐加强。 饭圈行动作为一种操演性的、反规训的，具有一定创意性和创造力的公共交流形式，在特定时间和事件中，在情绪释放的同时，体现出超强组织行动能力和策略性考量——“打投、反黑，轮博”等系列饭圈日常行动，都需要统一的组织实践，才能达到目标效果。 由此，饭圈加深了组织化程度，形成网络矩阵层次丰富、分工明确、核心紧密、外围广泛的组织，并逐渐“功能化”——承担着经营推广者、行动组织者等多重功能。 粉丝组织从松散走向严密，塑造了有序、高效的行动机制。 同时，高度的组织性和一致性也预埋了粉丝组织在行动中可能出现的集体非理性状态。 强烈的情感带入导致了不同圈子之间时常交战，“网络骂战”成为粉丝生活的常态，这使粉丝们日益加强自我组织，团结而形成集体性的力量。 ���������
这种力量曾长期被社会舆论视为负面影响力，主流媒体也对其持反面态度。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曾指出，粉丝操演、控评行为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多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然而，伴随饭圈行动中出现了符合主流文化需求的、具有爱国色彩的讨伐力量，并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官方话语也出现了反转。 2016年帝吧出征“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引发学者关注，粉丝民族主义也逐渐得到官方认可，饭圈“去政治化的、政治无意识的”公共形象消解了二元对立，呈现出群体意识、媒介素养、政治知识和组织能力。类 似案例还包括 2019年港独抹黑中国的论坛，被化身“祖国唯粉”的饭圈成员在脸书、推特等网站刷帖五万有余，“战斗在墙内外每一个需要控评的地方”； 《人民日报》官方公号发文《守护最好的阿中（中国）！ 饭圈女孩出征开撕香港示威者》，对饭圈力量进行表扬。 有学者指出，从青年亚文化的角度看，饭圈文化的正能量是饭圈作为一种组织力量的体现，其中青年参与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感召力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路径。 ���������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主文化-亚文化对立关系之外，当饭圈突破文化圈层和壁垒主动介入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此类的政治参与方式也可以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甚至鼓励。 认识到粉丝的强大行动力和流量价值，商业文化乃至主文化对亚文化“收编”的策略也逐渐转向“共谋”——将粉丝亚文化编入到新的文化与资本结构之中——如官方媒体将网红丁真收编成为当地文化宣传代言人，将李子柒打造为中式质朴田园生活的宣传者，借助官方加持，使偶像与官方、资本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彼此互相需要，编织到大的资本结构中，得到粉丝-资本-官方的共赢。 然而，当饭圈出现畸形运营时，主流文化也会迅速表现出异于征用粉丝力量践行平台化治理的探索心态，以官方媒体严厉斥责饭圈恶劣生态，或行政权力直打网站平台与粉丝社群的方式，显现公权力对资本不良扩张的警惕与饭圈监管的态度。 ���������
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变化和后亚文化的种种现象已经超越了青年的问题，而指向人们如何看待现代个体与新兴社群的关系、如何理解通过网络联动而兴起的青年运动。 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通过“2·27事件”等具有代表性的饭圈行动案例，探讨在公共事件中，粉丝参与呈现出的新现象、新问题及其作为一种新型力量，在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过程中与主流文化互动协商的张力。
如何回归：融合与行动
（一）饭圈力量的社会融合
社会力量的聚合与行动在网络空间中并非新现象。在世界多国的网络运动中，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都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原本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群通过社交平台及时发布、分享线下活动信息，与同盟者建立联系，开启了社会运动数字化的篇章。
过去，青年粉丝文化主要集中在泛娱乐领域，比如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都出现了比较典型的青年趣群化聚集，从而产生了各自的圈层文化。早期，这些领域和现实社会的连接性较弱，较少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非娱乐领域，在边缘中经历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互联网全面普及后，粉丝们走向了线上线下融合式参与，饭圈行动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大众视野。
从小众文化的“圈地自萌”到街谈巷议的社会行动，饭圈与社会议题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粉丝行动主义唤醒了青年权力意识与参与动机，以趣缘为桥梁，将小团体链接到社会语境。早年Trim 兄弟为“星球大战”系列的推广，在世界科幻文学展上连续站台，通过各种线上、线下的联合方式影响演员和制作者人选，提高作品的知名度和收视率，挽救面临撤换的冷门创作。近年来，粉丝行动已经超越了对作品的宣传或维护，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中也能看到粉丝的身影。如“小粉红”的出现，让个人化娱乐动机转化为对政治大叙事的建构，由私人动机转向社会政治参与。���������
饭圈与社会融合的第二种方式，是由议题引爆导致话题蔓延，使小众文化与社会事件衔接，进入大众讨论。作为一种“新势力”，粉丝行动往往经由特定事件或话题触发，启动“破圈”，进入社会讨论，引起扩散。如“2·27 事件”中，《下坠》由人物角色设定而引起的小范围争议作为导火索，被粉丝大肆举报引发话题进入热搜，事件从饭圈冲突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公共议题。大众议题、政治事件的融合，让青年亚文化不再是一种边缘性的另类文化现象；参与者也获得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组成各种带有“共享观念”性质的亚文化群体。饭圈在行动中体现出的“力量感”成为当代青年亚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由此而来的逐步壮大的自信，改变了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和行动方式。他们屡屡在流行娱乐与社会议题的交界处，体现了话语与行动的权力——饭圈成员深谙社交媒体传播特点和流量计算方式，遇到特定事件，可以由粉丝变为社会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能“水到渠成”；长此以往，青年群体被置于文化生产的前端，在不同的网络圈层中进行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频繁“出圈”向线下延伸，在某些文化领域中占据主力地位，甚至会在某种力量的促动下极大地影响政治角逐。由此，越来越多的网络行动实践给饭圈这一亚文化行动赋予了政治光谱。
粉丝力量与社会融合的第三种方式是粉丝话题与社会话题的转化——粉丝力量参与社会话语甚至行动。粉丝们通过话题设定与转化，接合社会热点、将社会争议进一步扩大与深化。在“2·27”事件的举报过程中，肖战粉发现“自家爱豆受到侵犯”不能引起社会重视，于是将议题标签转向“维护未成年人的上网环境”；被波及的圈子也逐渐偏离了肖战议题，高举捍卫“创作自由”大旗大肆开展行动。可见，饭圈行动集合了娱乐消费与严肃政治，粉丝通过介入两者的边界处行动，为公共讨论拓展了意想不到的话题空间。议题融合的过程也常常导致饭圈语言/符号被接合到大众话语。在美国大选期间，Diana Mutz 的研究表明，哈利·波特迷反对特朗普的比例极高，对选举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粉丝行动的延伸将饭圈符号转化为政治符号，将饭圈行为接合政治权力，粉丝文化成为了政治文化、大众文化中的一道风景。
融合的第四个特征是饭圈与其他群体乃至主流文化的互融。系列的参与、交汇、协商、角逐，导致了饭圈与其他文化圈的互嵌，也进一步触发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社会逻辑之间的互动。过去亚文化被主流文化收编的方式，主要分为商品化和意识形态化。前者意指将亚文化符号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后者指代统治机构对于亚文化的越轨行为进行负面的“标签化”处理和重新界定。而当下，主流文化对亚文化进行打压、异化的现象已逐渐消弭，呈现出交融共生的趋势。青年亚文化的主流化诉求与官方宣传的大众化需求的融合形塑了一个富有潜力的市场，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关系更多体现为征用与治理。���������
作为一种异质性文化，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持续性、规模化、一致性构成显著不同的多样性、非连续性、非整体的零散化特征，解构了抵抗与收编的归宿。 首先，青年文化逐渐成为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活动、与其他文化形态形成对话的有效途径。 这种途径对社会总体文化起到了修补作用； 它的存在拓宽了社会总体文化的外沿。 后亚文化理论在批判伯明翰学派的阶级视角和抵抗-收编模式之外，提出亚文化并不排斥商业化。 即使被收编，也可以是非对抗性的，亚文化青年“半推半就的”融入并以此实现商业变现。 其次，相比“收编”，融合性的青年亚文化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大量青年文化出现在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断层中，弥合了两者之间的空白地带，软化了两者之间的排斥和敌视。 甚至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主流文化的重塑再生——在消解主流文化符号的同时，亚文化源源不断地给社会主流文化输送大量的再生性文化符号，并在表征自我的同时，也为社会总体文化提供灵感、意义和文化资本。 ���������
相比之前泾渭分明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态度开始从收编逐渐转向融合——将亚文化元素为己所用，或直接将某些亚文化收入髦下——因为亚文化采用主流文化无法表达的形式，表达出很多主流文化无法表达的内容和情绪，可以作为主流文化的补充和助力。 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中，饭圈女孩称呼祖国“阿中哥哥”的超话，掀起了一场将微信头像设为带有国旗图案的全民网络爱国表达。 大量民众及政府官员都将微信头像加入国旗标志。 “小团体”社群掀起广大网民参与是饭圈文化在议题和行动影响群体中的双重突破。 青年亚文化中的反叛性元素逐渐让位于青年主体性的积极表达，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激进抵抗”到后来的“自娱自乐”，再转变为“共情融合”，消融了政治运动、追星、游戏、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饭圈键政、饭圈公共参与、“粉丝民族主义”等诸多现象以全新面貌出现， 主流媒体也在寻求与亚文化对话的可能，出现了双向破壁的趋势。 对于追求话语权的参与者而言，粉丝行动也在融入公共话语空间、对话主流文化的同时，逐步试探自身的合法性和行动路径。
（二）从娱乐参与到公共行动
作为进入社会话语的“另一种力量”，粉丝参与在青年政治意识养成的关键时期，弥补了社会对青年政治教育的缺陷，促进其依靠同理心参与社会变革。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的潜在力量，亚文化群体一方面体现出其作为推动青年人社会参与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存在具有破坏性和失范性社会群体行为的风险。 如今的粉丝自我意识更强，主人翁意识、维权意识更为明显，且与商业合作更加紧密。 在“流量变现”的产业链路中，造星团队与官方后援会保持密切的沟通，借由粉头引领“数据组”“打投组”“安利组”“控评组”“反黑组”等功能化的团队，对社群进行持续性的动员和规训。 在组织性力量汇集、形成组织结构后，粉丝按照如下几个步骤组织开展行动。
首先，策划行动，集结“火力”。 发现偶像形象被侵犯后，肖战粉丝排兵布阵，讲究打法，在饭圈内先挑选出极具煽动力的铁杆粉丝作为“排头兵”来“打响第一炮”。 之后，大粉头有规模、有纪律地引导“散粉”举报平台，手把手教学，把“火力”递进每位“士兵”手里。
其次，“出圈巡逻”，即在其他亚文化圈地毯式搜索涉及自身所属亚文化圈层的信息，并对负面评价加以抨击。 在这个过程中，粉丝往往将自身在饭圈中的角色定位延伸到其他亚文化圈层。 “出圈巡逻”导致亚文化圈之间以往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稳定局面被打破，加剧网络亚文化圈层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巡逻”过程中，肖战粉丝发现了凤凰网对行动的批判，于是试图占领凤凰网“超话”，让肖战饭圈与媒体的对话变成一场对抗。 一般情况下，饭圈并不是官方媒体关注的话题，但“2·27”事件突破了文艺评论和社会争论的界限，激发了更广大路人群体对失控粉丝的“同仇敌忾”。 “粉丝行为是否需要偶像买单”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公共问题，触发官方媒体纷纷发声，凤凰网“十问肖战粉丝”，《检察日报》从同人文的法律地位、粉丝行为的合法性、偶像失格等方面对此次事件进行评说，不仅显示出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将话题引向更深刻更理性的法律层面，引导人们开始思考我国同人文缺少发展平台和法治环境的问题。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发表视频《饭圈文化的哲学省思》等，系列主流媒体的抨击导致肖战人气和商业价值迅速下滑。
再次，“跨圈围攻”利用公权力发声，扩大社会影响力，争取舆论支持。 在“2·27事件”中，肖战唯粉不断声明立场，强调对《下坠》一文的举报并不只是为肖战粉丝团体夺取利益，而是为了广大被写进同人文的受害艺人发声； 之后，几位粉丝假扮家长身份在网络中不断呼吁，《下坠》内容对自己的孩子有不良影响，将保护未成年人的话题不断扩大。
最后，“越界扩张”，通过集结圈外力量，进行合圈行动与圈层混战。 肖战粉丝的大规模举动引起了圈层爆炸，攻击 B 站、晋江等原创平台，更多无关此事的用户被波及，引起了疯狂反弹。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肖战粉丝还是对手方，都在通过不断改变话术争取同盟，联合外力“合圈行动”，争取与不同亚文化圈层成员或路人抱团，由此集结了一群身份各异的个体。 饭圈长期以来便是饱受争议的存在，而在“2·27”事件中生发出的各种新锐议题，导致社会各界力量更大范围的讨伐，也吸引了无数营销号、职黑和喜欢其他明星的粉丝加入。 许多其他力量被裹挟带入行动，包括大量网文原创平台、新媒体运营公司、网络大 V、推手、广告商及有组织的水军。 有些是为喜欢的偶像站队； 有些出于反感而讨伐饭圈； 有些人为了从中获利； 有些则是被事件引发的社会话题吸引……���������
在饭圈公共参与之中，传统观念经常将粉丝视为道德上的低等层级，因为他们的利益诉求很少有公共利益的根基——粉丝活动一般着眼于偶像/作品处境，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具有广泛和深刻的政治意义。 然而 Andrew Slack 提出文化针灸（cultural acupuncture）的概念，一种以流行文化联系社会议题的策略。 粉丝组织可以发现虚构世界的公众参与基础（public en⁃gagement keystone）， 这种基础有助于行动组织识别和聚集志趣同道者，以及在行动主义之间形成有利的纽带，通过请愿等方式影响公共政策。 以哈利波特粉丝为例，他们引起粉丝和其他阅读者对现实世界议题的关注，在行动过程中形成公众，展开线上线下行动，最终令自身的公众主体性得到维护。 这种行动模式构成批判既有秩序的文化资源，也是对陈腐政治修辞的改写； “文化针灸”构成的粉丝行动主义，成为公民参与的一种新形式。 ���������
“文化针灸”视角下的粉丝行动使微观生活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实体政治之间得以衔接。 这种策略以大量粉丝技术汇集大众注意力，形成对话和动员。 粉丝行动主义让我们重新理解疯狂粉丝和理性公民的二分法，“迎来一个充满乐趣、富有想象力的行动主义时代。 ”粉丝行动主义彰显了参与者的公民想象、激励对真实世界的整治行动，然而饭圈行动是否能胜任这种“以流行文化联系社会议题”的政治行动期待？
另类力量：自我建构与自我消解
（一）理想的建构与力量的漂移
在西方粉丝文化形成的同期，我国文化氛围处于高度政治化的一元意识形态，青少年与成人的理想与信仰显现出同质化特点。20世纪70年代后，青年文化开始抛弃政治膜拜，由盲目走向主体性和个性化。从收音机到电视、直至网络的转变，明星生产体系的变迁让粉丝文化快速发展，在脱离了日常叙事架构的基础上为受众制造出了乌托邦世界。粉丝旁观者身份渐渐减弱，而参与感渐增。2005年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揭开了电视节目娱乐化转型的序幕，也意味着粉丝文化由弱项的娱乐性质开始走向强化。
由于现实生活突破自我、突破阶层的困境，当代青年越发需要在亚文化参与和“突破”中获得某种卓尔不群的优越感以及权力体验。新媒体所提供的粉丝行动让青少年找到自由发声的途径和方式，激发了他们组织行动的自觉性，是青少年主体意识和能力的全面“觉醒”，带有后物质时代重视自主性、理想型、个人价值观等文化表征。粉丝亚文化在实现个体叛逆之外，让青少年找到一个可以安置理想与疯狂的集体路径，在主流文化之外形成一种“自组织”，一种自我的逃逸和解放，一种权力的争夺和目标的实现。他们应援、狂欢，举办大型公益活动，求得脱离世俗生活之外的释放、仪式感和成就感；他们通过追寻偶像而汇集、行动、影响社会，成为当代社会政治活力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解放滋长了当代社会的青年力量。
正如詹金斯在粉丝行动研究中指出，粉丝文化对青年力量可能形成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观和行为方式。比如哈利·波特的故事，即为青少年——也是未来的社会活动家——进行了一种政治教育：粉丝们深爱的故事主角能够在至暗时刻联合同学、朋友组建邓布利多军，战胜邪恶；魔法世界中的年轻人，可以不受现实政治规则的束缚，坚持实现自己对世界的想象，无论这构想在一开始显得多么天马行空。
粉丝行动的权力想象，也恰恰迎合了当代青年的理想诉求。当下青年正处于“后理想主义”时期——一个不再理想主义的时代，年轻群体渴求理想，但不再相信理想的实有。他们在价值观上没有绝对的认同，而是类似加缪的西西弗斯精神，即追求过程中所获取的意义。因此，当现实的理想过于遥远，他们就需要去建造理想、想象理想，或者让别人帮自己实现理想。他们的政治梦已经从引领现代社会政治变革和社会政治理想的“新人”，逐渐转型为引领物质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的“时尚达人”。对他们而言，饭圈是一种抱团取暖、以理想为中心形成的情感关系，形成了“梦想的共同体”，尽管这样的理想主义汇集在一个政治边缘的娱乐性领域。
在这样的梦想笼罩下，粉丝们为了偶像到处掀起“网络骂战”，其行动往往高举理想旗帜，定义为维护正义、保护网络环境，“维护的不是自我，是我的三观”，刻意提升事件的高度，给行动冠以公共性的名义，也加持自身合法的砝码。粉丝往往由于趣缘而加入饭圈，依照价值观与审美聚集；但在后期行动中则可能按事件和热点聚集，又因不同的观点分散为不同的阵营。如果其中的正义感不是建立在社会共识、而是一己私欲的立场上，这种组织的力量就是多译性的、不稳定的、容易被煽动和诱导的。但比起传统意义上的“乌合之众”，当其情感诉求、集群行动与爱国主义、公益行为相连接，当粉丝自觉强调自我的公民责任，就构建起集群行为的合情性和合法性，甚至具有了一定的贡献公共利益的能力。由此，粉丝力量的走向因不稳定性而具有多重生发逻辑和可能性走向。
（二）公众大义名分与暴力流量逻辑
粉丝群体在表现出强大组织行动力的同时，其疯狂程度也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他们把持有不同于自己看法的人当作异端，通过人身攻击、人肉搜索、恶意举报等方式党同伐异，导致持有不同看法的人集体失声。“2·27”事件的重点是“有人利用公权力量，出于自私的原因，为了剔除一个生态里灰色（哪怕它就是黑色）的部分，把整个生态全都端掉了。”网络举报是公民以帮助国家监督网络环境，抵制不良信息为目的的一个强有力武器，然而却被饭圈多方力量反复借以利用来消除异己。于是，这场集体抵制成为网络暴力与反暴力循环，或言之是一场在线“以暴制暴”，各方粉丝力量人为地将群体事件定义为公共事件，以不同公共名义“揭竿而起”，导致饭圈内部斗争不断升级，用标签不断篡改事件的性质。“文化针灸”的本意在于通过娱乐来发现社会问题，而通过娱乐斗争的合法化和公共化定性，则导致粉丝行动从娱乐内斗走向公共冲突。这种冲突对于亚文化新部落而言是“部落争夺”，也是两败俱伤, 部落文化之间撞击、伤害乃至消解——AO3 作为一个创作平台，有着明确的便签分类且极其自由，举报让平台创作变得拘束，写作局限于思考会不会被封，而带来了极其的不便。肖战粉举报行为借以公权力的滥用，导致许多优秀的文章因为害怕被封而不再面世。
粉丝把应援、黑粉等诸多维护爱豆的行为运用到了公共事件的组织和行动中，形成社会集结的力量，扩张至公共议题进行参与表达，以向公权力靠拢实现反黑升级与扩大化，体现出驾驭舆论、把握政治力量对媒体进行操弄的套路的能力。在饭圈文化到公共文化的实践中，这种行动又延续了高度的亚文化特征——包括情绪化、非理性，甚至出现了早期亚文化的强抗争特质。粉丝不注重根据是非道义作为价值准则，而是以如何更“讨喜”“煽动”或者拉起小圈子的认同度作为评判标准。当下，“粉丝暴力”靡然成风，暴力原因从“单纯不喜”到“连坐关系”，暴力范围也从“饭圈内部”扩散到“饭圈外部”；将饭圈规则强行运用到公共领域，要求圈外群体遵守饭圈价值观，否则就以各种手段打击报复。
亚文化经历了抗争性的消解，由阶级抵抗转向娱乐话语，以“2·27”事件为代表的一些粉丝行动却表现出抗争性的恢复和权力争夺态势的回归。借由公共议题，从娱乐话语权的争夺重返社会结构的抗争。甚至在类似事件中，所谓“参与的胜利”还带有反公平、反公共的结果。
（三）公共性侵蚀与力量消解
公共事件中针对亚文化力量走向的相关研究通常聚焦于外部力量（如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等）对其的影响；而“2·27”事件显示出饭圈在公共参与过程中，自身内部出现诸多消耗的可能，导致力量的削弱。
首先，当本处于同一阵营的饭圈发生焦灼的内斗，破坏饭圈的内部团结。“2·27事件”中的对抗力量并非分为绝对的肖战粉/非肖战粉两大阵营，而是在“肖战粉”内部细分为唯粉、CP粉等多个阵营。《下坠》把影射肖战与王一博的角色设立为情侣CP，得到了肖/王CP粉的喜爱与大力支持，而在唯粉眼中，这是对肖战的污蔑。由此，唯粉与 CP粉分为了两股对抗力量，由于双方都十分强大，可以分庭抗礼，导致双方都受到了较大的损伤；于是，广义“肖战粉”在内斗期间的消耗已经消解了肖战饭圈VS其他圈战斗的部分“火力”。
此外，在粉丝策略性的行动中，“去卒保帅”等行为导致了群体的切割与分化，被“遗弃”的个体/群体“黑化”反攻，化为敌对力量。当肖战粉丝们意识到自己的过激行为已经导致他们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甚至连累了自家偶像的声望与前途，便通过将行动牵头人和行动策划主力@巴南区小兔赞比逐出饭圈，在微博表明“要求@巴南区小兔赞比向各大平台使用者公开道歉，管理团队立即取消权限，引咎销号”，试图为民怨找到出口，以保全饭圈和肖战。尽管巴南区小兔赞比被迫道歉，但随即在微博中放出“我没有错”的表情包，不真诚的道歉激起了更大的网络民愤；同时，“粉头”和“冲锋手”的境遇变化也使得圈内力量进一步分化消解。
再者，粉丝利用流量暴力可能事与愿违，起到相反的效果。如“2·27”事件后，肖战即将上映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在豆瓣上被网友们约定“预定一星”反肖战群体在评论区为其拼命刷低分，尽管肖战影视作品的评分因此下降，但由于参与人数过多，导致流量过大，肖战反而上了热搜。这种一边建构一边消解的张力，充满了矛盾的角逐力量和变幻莫测的走向。粉丝力量是流量明星的资本，也会成为潜在风险，一旦粉丝行为引发争议，流量明星下降的不仅是名望，商业价值也会迅速消散。总之，行动中的任何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阵营的变化，甚至可能造成不同趣缘圈和路人的集结，形成新的群体和力量。
消解之后：另类力量的再想象
饭圈的“迷之力量”与青春文化紧密相连。当下，小圈文化成为青年的聚集领地与精神家园。在MV、时尚杂志、网游动漫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接受纯度的、自以为是的唯美毫无障碍。为了缔造所谓的完美与纯度，就要把异己的、理性的部分消除。而唯美冲动、理想主义、情感至上作为青春的典型特征，与理性化的公共参与有天然的隔阂。饭圈参与的基础是趣缘, 无关传统意义上的“公众”；无论从组织起源还是内部架构，其高度理想型、封建的层级制，尽管承载了这种参与诉求，却也注定不是帕特南所倡导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组织。���������
“2·27”事件之后，官方再度对粉丝行动乱象引起高度警惕，对饭圈走向频繁整治。事实上，“2·27”并非个案，其中诸多手法与问题，诸如控评、联合举报、无差别攻击等行为，都能从过去一些饭圈行动中见到缩影。值得关注的是，系列饭圈事件映射出当代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存在与一个高度娱乐化的地带，他们的表达欲望、权力想象体现在一个狭隘（尽管不一定是个人私欲）的场域。能获取青年共鸣的行动方式需要娱乐性与参与性，这正是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话语氛围缺失的。于是，抱团取暖的理想与热血指向了娱乐狂欢与政治权力混杂的地带，“非主流”却极具影响力，且不断吸纳、依靠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游击”为自己加持，具备影响公共价值的潜质。
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在流量文化加持下的饭圈对其行动所定义和宣传的社会价值是一个幌子，情感表达与快感才是原动力。这种公共性与抗争性并存的新型文化政治景观融合了不同时期的亚文化特征。行动中，出现了公/私议题的并存，战略战术的迂回，力量的集结与分散，公共性的凸显与异化等特征。如果缺乏外力制约，这股带着青春冲动的、既非理性又变化多端的力量极易被流量文化反噬恶果。
和早年赤裸裸的叛逆性抗争相比，当下饭圈的手段更加灵活多变，但同时体现出更强的依附性。“2·27”事件中，粉丝“声东击西”的借力与征用证明，这是一种可以被诱导的力量，也善于利用各种手段建构和壮大自身。而借用国家权威为自己的行动正名与加持，正揭露了饭圈对主流文化和官方话语的依附性。主流文化和资本在征用亚文化符号和流量的同时，粉丝也在借用主流意识形态和公权力。与其说，这是“破壁融合”，不如说是寻求庇护，因为融合只是“策略”，为我所用才是其实质。
网络传播中主流媒体议程设置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性的“打压”“贴标签”难以彻底完成，面对“身段柔软”的饭圈，下沉、融合、对话型的“软收编”才是舆论引导的方向。“文化针灸”在单向度由粉丝行动汇集大众注意力、形成对话和动员，触发社会政治议题的过程中，虽声势浩大却不能保障在社会维度产生积极的意义，更难以反馈到社会深层问题。
面对复杂多变的亚文化力量，主流文化的主流媒体、官方话语“适时而入”，将事件升维、深化，指向公共意义——以热点事件作为切口占据流量高地，凭借自身权威性和影响力，触发学理、法制、人文层面的社会讨论。由此，“文化针灸”并非单向地呈现由小众到大众、民间到官方的单向度发展；官方话语“反向”切入主流媒体的议题导流，给饭圈力量对公共话语的影响带来更多液态的想象空间。
研究结论与启示
无论是在政治信仰高涨的理想主义年代，还是在娱乐至上的消费社会，热血青年从未离开。“粉丝行动”表达了青年围绕理想而聚集的膜拜，是一种政治热情和政治理想的转型，在娱乐中生发出的一个热忱情感的出口，以及团结、聚集的可能。这显示出粉丝作为“另一种力量”成为一个被视为有公共行动能力的政治性群体，凸显出现阶段社会中，在传统政治的边缘地带出现社会组织的可能性。
粉丝行动在具有强大组织性和公共性潜力的同时，具有对公共空间的破坏性和对自我公共性的消解甚至反噬性。在瞄定社会问题，通过自我正义化叙事“文化针灸”，动机并不是策略性地以娱乐的手段和方式回应社会问题，而是以娱乐、小团体或个体利益为实质，进行泄愤甚至报复性行动。粉丝尝试以正义为名介入公共领域，而其自身特征和文化动因并不足以支撑其名义的公共性。
饭圈作为一种植根于复杂情境的社会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饭圈、主流文化、媒体平台之间的权界，形成了多元赋权主体。作为一种源于社会问题的“问题性学术”，如果我们仅仅把饭圈行动作为一个热点现象或症候，可能依然难以真正跳脱出以往的青年亚文化视角，也可能很快失去它的社会关注度，淹没在新一波众声喧哗之中。这股娱乐生发的社会力量未来将何去何从，需要容纳更加多元的参与力量进行考量。如何能让这种青春性的亚文化形成具有公共性意义的“另一种力量”，不仅关联着平台、资本、媒体，更与社会政治生态和多方权力主体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需要超越既往越轨青年、迷文化或收编治理的研究模式，纳入社会共建等新的视角，才能深度发掘“另类力量”在社会话语中的作用和潜质。
*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文。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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