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既是哲学和文学运动，也是教育运动。浪漫主义兴盛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浪漫主义教育不仅在当时成为教育改革的先锋派，对后世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现代种种教育改革方案，大多都可以视为浪漫主义教育纲领的现代回响。遗憾的是，现代教育虽长期受惠于浪漫主义教育思想，从浪漫主义那里汲取教育改革的灵感，却对浪漫主义缺乏研究。
一、浪漫主义教育的发展线索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Schlegel，也称施勒格尔）与其兄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Schlegel）被普遍视为浪漫主义的“奠基人”，两人一起并称“施莱格尔兄弟”。前者被称为小施莱格尔，后者被称为大施莱格尔。马克思在波恩求学时，是大施莱格尔的学生，选修了他的两门课。
大施莱格尔引领了弟弟的成长，对于小施莱格尔来说，“比他年长四岁的哥哥是一个集兄长、父亲、朋友、教育者于一身的人。”小施莱格尔后来居上，他在哲学思考方面胜过大施莱格尔。大施莱格尔的影响主要限于文学教育领域（尤其是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独特的生活方式与讲课风格。
在哲学领域，浪漫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是费希特（J.Fichte）。费希特上承康德哲学和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思想，下启浪漫主义运动、黑格尔现象学和胡塞尔现象学。费希特哲学也直接影响了谢林（F.Schelling）和施莱格尔兄弟。谢林和小施莱格尔都听过费希特的课，也长期对费希特执弟子礼。
歌德（J.Goethe）、席勒（J.Schiller）、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等人在浪漫主义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人将赫尔德视为“浪漫主义运动在学术上的始祖”。另一个对浪漫主义运动发生影响的是荷尔德林（F.Holderlin）。荷尔德林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同学，“三个天才同住一室”。
歌德和席勒两人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施莱格尔兄弟多次拜访歌德，最初得到歌德的赏识，后来歌德刻意与他们保持了距离。施莱格尔兄弟曾想接近席勒，但席勒不喜欢他们，把他们视为“纨绔子弟”。后来小施莱格尔公开批评席勒的作品，席勒被激怒，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据说施莱格尔兄弟与席勒交恶，主要因为卡洛琳不喜欢席勒作品和他的为人。她既嘲弄席勒的诗作，也看不惯席勒“摆老资格”的做派。席勒则经常把卡洛琳称为“恶魔夫人”。
谢林后来与费希特出现分歧，后来两人发展到相互攻击的程度。具有“花岗岩”气质的谢林似乎与当时的浪漫主义哲学更接近。谢林本人直接参与了施莱格尔等人的聚会。
谢林的“同一哲学”更符合浪漫主义的“主观”与“客观”同一的审美追求。正是在“同一哲学”的问题上，谢林认为黑格尔“剽窃了他的思想”。浪漫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其实都分享了谢林的“同一哲学”。黑格尔之所以攻击施莱格尔等人的浪漫哲学，主要是因为黑格尔认为浪漫哲学过于强调“主观性”。
后来的爱默生（R.Emerson）、柏格森（H.Bergson）、尼采（F.Nietzsche）、叔本华（A.Schopenhauer）、海德格尔（M.Heidegger）等人则属于浪漫派的晚辈。有人把海德格尔称为“德国最后一个浪漫派”。
二、女性诗人与浪漫主义教育
谢林的妻子卡洛琳（Caroline）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是声名显赫的东方学专家“米教授”的女儿。这位“米教授”与当时的德国社会名流洪堡、莱辛（G.Lessing）以及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B.Franklin）都有交往。德法战争中法国人占领哥廷根时，“法国政府下达特别命令，派驻守士兵保卫米教授的家”。
卡洛琳一度成为整个浪漫派团体的中心人物。当费希特与谢林的关系出现紧张时，卡洛琳坚定地站在谢林这边。她虽然承认费希特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她认为费希特身上只有光而没有热，也没有诗，而谢林身上不仅有光，而且有热，有诗。她热情地参与浪漫派的多种活动，她主办沙龙、写稿、改稿、发表匿名评论。
德国浪漫哲学很快蔓延到法英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浪漫哲学的蔓延过程中，出生于瑞士的斯塔尔夫人（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el-Holstein）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与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大施莱格尔等人素有交往。“她是一个沙龙和一所深宅大院的主妇，她在那儿聚集了一群名士。”
斯塔尔夫人“曾经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她将德国浪漫派介绍到法国和英美。斯塔尔夫人对浪漫派的“美化”引起海涅（H.Heine）等人的不满。不过，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反倒引起了人们对浪漫派的关注。这似乎印证了海涅的著名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的这诗句因恩格斯的引用而著名。
在当时的法国，夏多布里昂（F.Chateaubriand）虽然是斯塔尔夫人的对立面，但“二者的诗歌观念和文学趣味实则相去并不太远”。
在英国，卡莱尔（T.Carlyle）等人借助斯塔尔夫人的介绍，将德国形而上学引入英国诗歌。英国的布莱克（W.Blake）、华兹华斯（W.Wordsworth）、柯勒律治（S.Coleridge）、拜伦（G.Byron）、雪莱（P.Shelley）、玛丽·雪莱（Mary W.Shelley，雪莱的第二任妻子）、济慈（J.Keats）等浪漫主义诗人与德国浪漫哲学遥相呼应并后来居上。
三、浪漫主义教育的基本纲领
浪漫主义哲学或文学虽然没有公认的共同纲领，但它比较一致地重视下述三个主题：审美主义、情感主义和自然主义。从这几个特点来看，卢梭在18世纪早期已经预示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
有人认为卢梭是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首要人物”。也有人认为浪漫主义的激情来自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在这本书中，卢梭第一次把个人情感凌驾于荣誉和义务之上，把炽烈的、未经修饰的纯洁爱情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新爱洛伊丝》，卢梭的《忏悔录》和《漫步遐思录》所显示出来的忧郁、孤独和自然美色以及“略带伤感的散文风格”，一起影响了后来的浪漫主义。
卢梭被视为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首要人物。据说，“浪漫”这个词第一次作为有影响的法语，出现于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白璧德批评浪漫主义时，卢梭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
（一）审美主义
浪漫主义重视审美教育，浪漫主义的右派尤其看重审美中的壮美（区别于浪漫主义左派的优美）。可怕的悬崖、无路的森林、大雷雨、海上风暴、凶猛爆裂的东西、幽灵鬼怪、凋零的古堡、异术法师、残忍的海盗、没落的暴君等等，这些特别的审美主题成为浪漫主义关注的焦点。现代电影中的僵尸、幽灵等恐怖灵异故事可以视为浪漫主义哲学的复兴。他们追求艺术化生存和审美游戏，其讲课风格也与众不同。
据海涅记载，大施莱格尔上课时，浑身上下穿戴着巴黎最新式的时装。他从头到脚散发着上等社会和法国香水的气味。他是华丽和美观的化身。他说到英国首相时，总要冠以“我的朋友”。他的仆人站在他身边，穿着男爵施莱格尔家府的号衣。在这位异人面前的讲坛上放着一支银质灯架和一杯糖水，银质灯架上点着蜡烛。仆人不时上去剪去蜡烛的灯芯。也有人认为此前的卢梭（J.Rousseau）已经开启了浪漫主义之旅。另有人则将诺瓦利斯（Novalis）视为“浪漫主义之帝”。
与审美主义相关，浪漫主义特别重视诗化哲学或反讽艺术，尤其重视文学式的反讽。反讽虽然早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成为重要的方法，但苏格拉底只是用反讽来佯装自己无知而使对方陷入自我矛盾。而施莱格尔等人进一步将反讽改造为集批判、否定、悖论、讽刺为一体的诗化哲学方法。比如，“人们在议论某些君主时说：作为个人此人本来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只是不适于当国王。《圣经》的境遇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本书难道不是一部非常可爱的书，只不过不应当被奉为圭臬吗？”
在这里，反讽几乎等同于记录灵感的断片（以此对抗黑格尔式的体系）或机智。“机智”频繁地出现于施莱格尔的“断片”之中。施莱格尔等人用“断片”“机智”和“悖论”的方式对抗黑格尔式的哲学思辨，也因此招来黑格尔的攻击。
黑格尔对浪漫哲学的攻击，类似柏拉图当年对智者的攻击。作为被柏拉图和黑格尔批评的对象，智者哲学和浪漫哲学倒是的确有大量一致的地方，比如，他们都重视反讽并因此而遭人厌恶，他们都反对体系而重视辩论的技巧和“机智”，等等。
（二）情感主义
有人认为，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强调情感高于理性，重视个性、自由、主观性、激情。“浪漫主义作家早于尼采，已经触摸到了希腊文化这种狄俄尼索斯的潜流。”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主义首先显示为对婚姻模式的调整。
施莱格尔推崇情感主义和爱情至上主义。其母亲曾抱怨说：“他一点也不懂得节制，他太喜好感官享受，喜欢大手大脚，即便希望一个接一个破灭了，他还是满怀希望，我担心他什么事都可能碰上。”
施莱格尔兄弟颠覆了传统的婚姻模式。谢林、施莱尔马赫、雪莱、拜伦等人的婚姻与施莱格尔兄弟的婚姻模式大体类似，都对传统婚姻制度和婚姻道德构成激烈的冲击。在这点上，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一书中有关家庭法的讨论，似乎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大施莱格尔和小施莱格尔都追求卡洛琳，后来卡洛琳嫁给了大施莱格尔。7年后卡洛琳和大施莱格尔解除婚约，成为谢林的妻子。大施莱格尔则成为斯塔尔夫人的秘书、参谋和旅行伴侣。
小施莱格尔的妻子多罗苔娅（Dorothea）是哲学家门德尔松（M.Mendelssohn）的女儿。多罗西亚先嫁给一位银行家，后来改嫁比自己小8岁的小施莱格尔。大施莱格尔把他们的生活写成小说《卢琴德》。这本小说使小施莱格尔和多罗苔娅的故事风行一时。施莱尔马赫本人一度为男女关系问题困扰，追求有夫之妇。也因此，他曾极力促成小施莱格尔和多罗苔娅的婚姻。他厌恶传统的婚姻制度。
在古希腊智者那里，“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在浪漫主义这里，“女人是万物的尺度”。女性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雪莱（Mary W.Shelley）、斯塔尔夫人、卡洛琳和多罗苔娅等人直接参与了浪漫主义运动。萨弗兰斯基在《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一书中还介绍了参与浪漫主义运动的拉吉(Rahel Vamhagen)与亨丽埃特（Henriette Herz）。
斯塔尔夫人、大施莱格尔的妻子卡洛琳和小施莱格尔的妻子多罗苔娅等女性学者直接参与了浪漫主义运动。他们成为引领早期浪漫主义的重要诗人。多罗苔娅和卡洛琳最初相互欣赏，后来成为仇敌。
如果放宽视野，也可以将此前的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和此后的穆勒夫人哈丽雅特（Harriet）视为浪漫派中的重要人物。
（三）自然主义
浪漫主义的倡导者一致反对理性主义所信奉的机械论或目的论，也反对信奉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启蒙哲学家攻击传统的基督教，提倡“自然神论”或理性宗教，实际上是把上帝看成一个机械师。浪漫派则反其道而行之，陶醉于各种神秘事物。夏多布里昂说，没有什么比神秘事物更让人开心的了。
正因为信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者往往亲近自然村庄，亲近农村和农民，同情苦难者并由此而反抗强权政治。他们从社会的最上层阶级转向了最下层阶级，从贵族转向了农民。浪漫主义一致地提出“重返自然”的口号。
据说，诺瓦利斯愿意扎根于地下，与植物一起生活。惠特曼则愿意与动物共处。卢梭被认为有“嗜动物癖”，他将自己的五个孩子送给孤儿院，而“他对自己的狗却有无法言喻的爱”。浪漫主义式的典型诗句是：“我爱人，但我更爱自然。”或者：“每天的教师就是树林和溪流。”正因为浪漫主义以自然主义为其核心精神，白璧德将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一起视为人文主义的死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浪漫主义都主张平民主义政治。由于浪漫主义与法国革命在时间上重合，大多数浪漫主义者都主动或被动地与之发生牵连。最初，大多数浪漫主义者“欣喜若狂地欢迎革命”。当他们发现革命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为苦难者带来解放而使人陷入新的强权政治的统治时，部分浪漫主义者转向反对革命。华兹华斯最初为法国大革命欢呼，但后来感到失望并与柯勒律治和骚塞（R.Southey）等人一同隐居于湖区，赞美自然的湖光山色，被称为“湖畔诗人”。他们拒绝诗歌的社会作用，倾向唯灵主义、神秘主义，主张道法自然、“听天由命”。与之相反，部分浪漫主义者如拜伦和雪莱等人坚持政治革命，并对“湖畔诗人”提出激烈的批评。
总之，浪漫主义教育的核心追求是审美主义、情感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些追求既代表未来教育和未来学校的基本方向，也提示了古典教育的基本内核。它是现代教育向古典教育的回顾与回返。古典教育不仅顺应和亲近自然，而且专注审美游戏生活和情感教育。
这样看来，浪漫主义教育貌似不切实际，其实只是返回简单与朴素的教育始基。未来教育即便不能展开完整的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与自然教育，至少，在已经接近发达的地区、发达的学校和发达的家庭，浪漫主义教育将会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途径。
唯有充分的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自然教育，才称得上未来教育和未来学校。唯有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自然教育，才接近哲人当年所憧憬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美好状态：“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注：本文刊发于《新课程评论》2023/07-08「名家」栏目。本文摘要、关键词与参考文献等详情见纸刊。
文 | 刘良华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转自：“新课程评论”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