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Wen H, Zhong Q, Lee C C. Digitalization, competition strateg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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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中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前列，然而中国制造业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正经历着传统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的危机。数字化转型正从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越来越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那么，数字化是否有助于制造业突破技术锁定，实现跨越式创新发展？因此，该篇文章基于中国经验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该研究的边际贡献有两点：（1）研究从产业、企业、产品三个维度对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的技术革命进行了理论阐述。在产业层面，数字经济或数字转型的发展改变了制造业的技术范式，为实现跨越式创新、打破技术低端锁定提供了机遇。在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协同创新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创造了一个互联、分散、智能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在产品层面，数字技术的渗透彻底改变了生产流程，使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制造创新成为可能。（2）以企业成本竞争战略、差异化竞争战略为切入点，研究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生存能力企业发展策略选择，以及对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从企业生存能力的角度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0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文章从产品价值链、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和产业技术范式三个维度阐述了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决策。根据革命、理论、机理、效应的结构安排，研究的理论影响机制框架如图2所示。
产品价值链包括研发、产品设计、制造、营销和售后服务。数字技术的嵌入可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进而鼓励对流程创新的投资。此外，在产品信息集中的基础上，制造业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分析产品的特性，并制定提高产品质量的解决方案。流程创新和开发解决方案都要求企业对创新进行投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与产品相关的组织或个人建立各种合作关系而形成的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服务创新网络，满足多样化、复杂化的客户需求，实现价值共创。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创新生态系统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提高了合作效率。数字化转型也改变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模式。多主体协调和创新信息流通均能提高创新效率，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制造行业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衍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技术范式，各国在新技术路径上处于同一起点。因此，数字化转型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公平的机会。
数字化对市场结构和竞争战略产生影响。数字化引发的产业技术革命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就要求制造业企业积极推动产品创新。根据产品价值链理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个性化，使制造业企业采用质量竞争或差异化竞争战略成为可能。此外，创新生态系统的数字化使企业能够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设计新产品，也为制造业企业采取差异化竞争战略提供了施行条件。因此，本文分别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对制造业的创新投入。
假说2：制造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
03
变量测算与模型设计
企业创新投资为被解释变量，文章以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代理变量。数字化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从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测度。Dig-ind通过数字产品的总消费系数加以测量，该系数表示输入—输出表中数字设备和服务的总投入与总中间投入的比值。数字设备和服务的定义参照OECD和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以及其他国家统计机构。Dig-firm采用数字索引乘以公司年度报告中数字转型一词的出现频率加以衡量。企业生存能力为调节变量，采用下式加以测度：
其中，Yit代表企业i在t年的收入，LMit代表企业的员工人数，GDP代表c市在t年的GDP，Lit代表c市的员工人数。生存能力是一个负指标，生存能力越大，企业i违背本地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就越低，从而无法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
模型一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Dig表示制造业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水平，控制变量包含企业规模、托宾Q、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总资产收益率、企业年龄、所有制性质、现金流、行业竞争度等，并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及随机误差项。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生存能力Viability的交乘项，一是考察企业生存能力对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调节效应，此时Z表示企业创新投资。二是研究企业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的战略选择倾向，此时Z表示企业采取的成本/差异化竞争战略。
04
实证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
基线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由表1可知，在1%水平下，Dig-in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业数字化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投入。（4）至（6）列以Dig-firm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显著增加了创新投入。以上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创新投资，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
（2）稳健性检验
文章分别采用更换变量测算方式，调整回归样本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取研发投入加1的对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第二，排除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样本；第三，更换解释变量测算方式为ICT资本和服务的直接消费系数。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结果稳健。
（3）异质性分析
在模型中引入了生存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Dig×Viability）。为了探究所有权的潜在异质性，根据企业所有制属性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根据LP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样本分为低TFP组和高TFP组。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在全样本下，Dig×Viability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高生存能力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此外，生存能力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生存能力对创新投资有正向影响。观察第（2）、（3）列结果可知，民营企业样本中的Dig×Viability系数高于国有企业样本。比较第（4）、（5）列的回归结果，制造业数字化的创新激励效应在低生产率、强生存能力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可能违背了我们的直觉，但可以解释为，本研究中的TFP是基于收入的生产率，受政府调控的影响很大。换言之，全要素生产率高可能是由于垄断或缺乏竞争。
数字化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但小微企业面临融资成本、创新资源等制约，导致创新活动失败。为探讨生存力对不同规模的异质企业的调节机制，研究将样本按总资产的三分位数分为中小、大型企业。表6结果表明，在高生存能力的小企业中，创新激励效应要比其他企业更为显著。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微型和小型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技术含量较低，但数字经济为它们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创新和打破技术低端锁定的机会。表6的（4）至（6）列根据企业生命周期重新划分样本为衰退、成熟和成长三个样本。根据Dig×Viability估计系数的差异可以得出，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企业生存能力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而对于衰退期和成熟期企业而言，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较弱或不显著。
（4）机制检验
考虑到市场竞争在创新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表7给出了竞争战略中介机制的实证结果。文章使用两个代理变量来反映竞争战略的选择。Cost是成本竞争策略，采用总资产周转率衡量，Diff是差异化竞争策略，采用期间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第（1）列中Dig×Viability的系数显著正，在第（2）列中显著为负，表明制造业数字化与生存能力之间的交互项对成本竞争战略（差异化竞争战略）具有显著的正（负）影响。企业的生存能力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的选择，这意味着生存能力是制造业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潜在机制之一。而具有较高生存能力的制造业企业更能适应数字化转型，更倾向于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在第（4）-（6）列中，Dig×Cost的系数为显著负或不显著，表明实施成本竞争战略可能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行为。在数字经济时代，采用成本竞争战略的企业将失去原有的规模、设备、经验、技术等成本优势，导致创新效率下降。Dig×Diff的系数显著正，说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制造业企业需要产品或服务创新来实现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战略，进而增加了创新投入。
从动态角度看，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采用不同的竞争战略，从而对数字化与创新的关系产生异质影响。表8估计结果表明，成本竞争战略的创新抑制效应是在经济衰退和成长期形成的，而不是在成熟期形成的。通过比较第（4）至（6）列结果，可以确定在成熟阶段，差异化竞争战略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成熟的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专业的创新团队和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因此，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对于制造业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取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5
结论
文章从竞争战略的角度研究了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本研究以2007-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显著增加。生存能力越强的制造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适应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此外，制造业数字化对生存能力较强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成长期企业的生存能力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而对衰退期和成熟期企业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制造业企业需要产品或服务创新来实现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战略，进而增加创新投入。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permeating from the service sector to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actor in enterprise operating decisions. Based on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hi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nexus between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employing a series of robust analyses to overcome endogene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so has an indirect effect 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arket competition strategy. Manufacturing digitaliz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while inhibi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ost-competitive strateg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viability are more adaptable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end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Hence, 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effect is greater for high-viability enterprises, regardless of the scale of operation, the ownership, or productivit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usefu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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