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枫：译名与命名

以下文章来源于当代外语研究 ，作者杨枫

学术的科学化进程开启了一个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对象化世界，学者大都执泥于工具性的理论关系，听命于技术性的述学规范，以西方理论的概念框架、问题意识、逻辑分析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大家仿佛是活在汉语里的异乡人，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行走在西方的“行话”或“黑话”中。然而，这一串串暴力入侵的“译名”，承载着西方的社会实践，反映了西方的历史文化，不但表达不了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和实践，还让汉语带上枷锁，播下的本不是什么龙种，收获的也不过就是跳蚤了。大量来自西方文化的“译名”就这样构成了学术论文的“西服”。

基于此，我们必须考首先考察“译名”的来龙去脉，确定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所指”与“能指”，然后再判断这些外来概念是否能够有效参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我们承认，这些来自西方的学术“译名”，丰富了中文的学术语言，但是，这些从西方的科技哲学中产生出来的理论概念，仅凭浮光掠影的非实践性认识，很难真正理解、阐释和应用，又由于母语承载着一个人的认知结构，光靠西方语言文化修养也无法彻底洞察西方的理论本质。况且，所谓的理论或概念本质上都是一种假设，需要波普尔所说的实践“证伪”，它们不过是“探照灯”，而不是“试金石”。理论的意义在于唤醒心灵对事物的本身认知，在于从内心出发对事物的本质命名。根据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论断，不同的语言实际上编织着不同的家园，一种语言是一种言说事物的方式，语言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一性，每种语言都以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描述着人类经历的事物和所在的世界。所以只有深深地扎根母语，基于中国当下时代的社会实践，在汉语的文化体验中寻找学术问题和言说对象，勇于对现实世界进行思考、分析，恢复汉语表达生存真相和价值目的活力和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以西方的历史文化思维理解西方的理论概念系统；一方面以汉语的认知框架考察中国的文化实践；最后，以思想对话和批判性思维，合理使用西方理论概念，并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实验、检验、修正，进而提出契合中国实际的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概念。

学术的概念化应该是社会实践的语言结构化，学术写作应该回到母语反映的生活中，让词与物彼此诉说，相互灼照，每一个词汇，都来自生活的体验和实践。“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播撒在讨论的土壤上的新种子”（维特根斯坦 2020:7），“思想有时也在未成熟之前就从树上掉落下来”（维特根斯坦 2020：61），而不是被动地把事物模式化、抽象化。

林语堂（2007：219）说：“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是时候让学术汉语走进存在之野，解甲归田，开沟犁地，按着事物的本质去关照、理解和命名事物，让言说对象如其所是、摇曳多姿地展开思想的翅膀。

参考文献

见《当代外语研究》2023｜3

转自：“有闲的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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