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读博”，除了现实层面的获得学位外，应该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读书的心境，一是读书的技术。
“东西拿到了”
十六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
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
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
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
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
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
也不是我特立独行，那时北大压根儿就没有此类穿袍戴帽拨丝带的仪式。
前有“破除形式主义”的正面教育，后有“早请示晚汇报”的反面文章。
对于各种华丽表演，学者们大都没有好感，以为真实且深刻的个人感受，不必借助仪式，也能永远铭刻在心。
只是随着教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渐西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纱照、酒吧街、生日派对、博士典礼等方才大行其时。
到了这个时候，像我这样既没拍过婚纱照，也没戴过博士帽的，一下就显得很土。
话说回来，以平常心看待博士学位，也不无好处。
对于国家来说，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乃学术独立的标志，是天大的喜事；
至于个人，读书做学问须持之以恒，“博士”云云，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
念及此，我辈对于博士帽的过分简慢，也不算太离谱。
只是每回清点“过去的生命”，拿不出一张冠冕堂皇的博士照，还是感觉有点遗憾。
什么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粉墨登场，补拍一张，还没想好。
“读博”，纯属因缘凑合
我之所以不是特别看重这博士头衔，其实与自己的专业方向有关。
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
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
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
正是这一差异，使得北大最早授予的，是理学博士，而不是像我这样的文学博士。
说起来，我之“读博”，纯属因缘凑合。
1984年夏天，我完成硕士学业，希望到北京工作。
由于王瑶先生的大力推荐，北大中文系准备破例接纳我这中山大学的毕业生。
可到了学校这一关，被卡下来，理由是：
既然好，何不让他考博？
于是，我有幸成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此前，北大中文系诸多名教授，虽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或因本人谦虚（“我都不是博士，让我怎么带博士生”），或因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弟子，一直悬着。
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总共招收了两名博士生。
除了原本就是北大教师的温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
那时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开始我和学国际政治、学有机化学的同住，后又改为与治中国史、治法国史的为伍。
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学科”。
比起日后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互相提携，合作无间，我们那一届博士生，因同一领域人烟稀少，普遍养成与其他学科对话的习惯。
记得1985年秋冬，我和钱理群、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系列文章发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北大研究生会曾专门组织讨论，与会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还有理科的朋友。
这种对新事物保持强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园地外，也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在触类旁通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与今日博士生教育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形成鲜明对比。
以我有限的观察，那一届博士生普遍读书认真，视野开阔，但学术训练相对薄弱。
这一局面的形成，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无联系，也与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太健全有关。
举个例子，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完，正准备举行答辩，忽然下来一个新规定：
必须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而后才能正式进入论文写作。
我们苦笑一声，只好便宜行事，两步并做一步走。
制度不太健全，对于博士生来说，有好也有坏：
学术训练不足，这是缺点；
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大，则很值得怀念。
那一代人的擅长独立思考，保持开阔的胸襟与视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说到“启蒙期”学术特点时，有这么一段话：
“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
80年代的中国学术，包括创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作如是观。
读博的潇洒，非今日可比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
我读博士，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上过专业课。
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思考，每周与导师王瑶先生进行一次学术对话，还有就是访问校内外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
1989年岁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写《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其中有一段话广为传诵：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
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
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
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
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这段描写并非“写意”，而是“写实”。
我的“读博”之所以如此潇洒，既取决于王先生的个人风格，也与其时博士制度刚刚建立，尚无各种硬性指标有关。
制度不太严格，外在束缚很少，既稀见奖励，也难得惩罚。
如此缺少竞争，是否会降低学术水准，我看不一定。
并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赶，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发挥，这种自由自在的读书状态，更接近古人所说的含英咀华、沉潜把玩。
读书做学问，需要心平气和、优游从容。
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大学课程太多，不适合于从事高深研究。
在梅先生看来，对于读书人来说，“闲暇”十分重要：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
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
对于志向远大并潜心于学者，“余裕”的重要性，起码不下于常被提及的“压力”。
在讲求规则严格管理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读书”辩护，或许不无必要。
即便在争分夺秒的“读博”阶段，也不该时时刻刻念叨着那借以获取学位的毕业论文。
王先生的“戒律”
王瑶先生的指导博士生，有几点明显与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来讨论。
第一，不鼓励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理由是：
不垒高坝，提不高水位；随处发泄，做不成大学问。
这还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时可能揣摩风气，投其所好；或者发表后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第二，不给学生出任何题目，只负责首肯或否定你的选题。
理由是：
所有好的学术选题，都内在于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别人取代不了。
更何况，对于学者来说，此举生死攸关，正是研究生教学的重点。
第三，硕士论文不要超过三万字，博士论文不要超过十万字。
理由是：
学位论文必须凸显作者的眼光、训练与表达能力，不能弄成臃肿芜杂的史料长编。
你可以有很多附录，但正文部分必须干净利落、严谨简洁。
王先生的这一“戒律”，日后有所松动，但基本思路没变，即学位论文并非“以长为美”。
王先生指导研究生的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给学生出题这一招，在我看来，实含至理。
今日中国学界，不管是理工医农，还是人文社科，名气越大的博士生导师，越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或“老板”，将众多研究生编入自己的课题组，分派题目，合作攻关。
这种工科教授得心应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处是学生上路快，而且旱涝保收；
缺点则是可能限制学生才华的发挥，就好像是孙悟空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清代大学者戴震说过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
为什么？
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
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
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
刚博士毕业那阵子，偶有争议，常被人讥笑：
还博士呢，连这都不懂！
其实，这是将西方追求专精的学术精神，与传统中国的博雅趣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相混淆。
同样名为“博士”，作为学位的Ph.D.或Litt.D.，与古代中国学官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现在的官场上，高学历成了晋升的重要条件）；
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专精某一门特殊技艺的（如茶博士）。
一定要比，只能说是后两者的综合。
当然，那是指理想的状态。
我所理解的“读博”
我所理解的“读博”，除了现实层面的获得学位外，应该还有另外两重意义：
一是读书的心境，一是读书的技术。
这里所说的“读书”，包括阅读、思考、探究、写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学”。
晋人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人多以为是自嘲；
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读书境界。
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显示其读书之乐。
不强作解人，不过度诠释，不为了职称而著述。
这样的读书，方才能得其三昧。
今人则相反，未曾耕耘，先问收获，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便是“不读书，好求甚解”。
如何兼及博雅与专精，既保留读书之乐趣，又希望对学术有所推进。
我想，最佳状态是：“好读书，求甚解。”
后者指向职业，前者指向志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里，读书与职业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
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变成单纯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可惜。
理想的博士生训练，不只是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包括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这也是我对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来源：作者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原文刊载于《压在纸背的心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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