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邱东，曾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现为江西财经大学讲席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4期（总第92辑）。
从“定义域”视角看GDP论争的生发
先从手机里借来些许“颜色”赚赚眼球。有一个女人在微信上写到：我家老公昨天和别人家的老婆出去旅游，迄今未归。我则被人家老公折腾一夜，好累哦！这消息一出，居然获点赞一片，评论无数。 她老公在下面评论到：你奶奶的，我只不过陪女儿去毕业旅行，你负责在家留守，照顾三岁儿子，要不要写的这么刺激啊，不装你会死啊！ —— 对评论的评论：在这个信息泛滥的社会，你所听到和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
有趣的在于，这位女人说的并没啥错，只是没有老实交代人物关系的发生“时态”，她和老公的女儿将来大概率会是“别人家的老婆”，儿子也大概率会是“人家老公”，然而，这种人物关系太过平常，照实写上去，并不是网民所期望看到的，自然没法奔着“网红”冲击。戏剧，往往台上台下共谋而成，这位女人“恶搞”人物关系的“穿越”，才会得到“点赞”一片，不刺激就无法博眼球，就没有点击量。
这个段子没介绍网民的评论内容，但能够引起热烈的评论，显然网上对女人所言仅仅做了字面上的理解，压根儿没想到老公所揭露的事实。段子嘛，不过博人一笑，笑过了也就过去了。不过对本文来说，它正好是支撑论点的一个典型例子。
大俗或通大雅，放松过后，我们跨越到“一本正经”。从数学里借用一个基本概念 ——“定义域（domain of definition）”，自变量的取值范围。这名字的三个字太棒了，不应该仅由数学私用。
人类的思考和交流都离不开“概念”，而如何定义概念，则是“社会认知”的出发点。一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多维地系统地加以理解：深度、广度、厚度、高度、曲度、透明度等等，不一而足，都应该在“定义域”里面。在抽象世界里，维度可以约化到数量，而在现实世界（“事理空间”）里，仅仅考虑自变量的取值范围远远不够，必须把概念的“定义域”搞得更为通透，“社会认知”于是进步。
像上面这个段子，发微信的女人故意把“未来时态”藏匿起来，读微信的人却只当是“现在时态”的人物关系，读者与作者的“定义域”错位，夫妻家务的分工演变成了意象中的互相劈腿，老婆萌萌地卖关子，老公汹汹地“纠偏”，鸡同鸭讲的喜剧效果就出来了。
百姓生活是社会的底色。在我们的现实中，这种“定义域”不同乃至错位的事例可是太多了，概念倡导者的意向与概念使用者的解读，差别比较大，认同感往往出于各执一端的错觉。有时看似激烈的矛盾也可能纯属子虚乌有，恰如这个段子所描述的夫妻关系。
像到处被引用的“人人生而平等”，光从字面看，多么高尚的理念！然而容易被忽略的是，文献中的“人人”其实有其作者的专门定义，是被人家的“定义域”限定的。
骨感的现实远离丰满的理想，漫长岁月中美国女性并不在“人人”之列，她们到1920才取得法定选举权，此时《独立宣言》已经发表了145年，而且其间经历了多少激烈的抗争。
倒是美国黑人搭了便车 —— 南方奴隶主集团与北方工商业资本集团争夺国会话语权，早在1787年就得到了选举权，然而也有不然，生命个体惨遭割裂，五个人只有三票选举权，还得由奴隶主代行其权。难道这样的“人人生而平等”货真价实？
西方不是把选举权看得比什么其他人权都重要吗，不是将其视为民主国家的第一标志吗？面对所信奉理念与其行为的冲突，怎么自圆其说？可见，历史需要认真解读，概念的“定义域”需要细究。发展中国家如果以为这个理念具有普适性，真以为富国政客那么在意穷国的平等权益，恐怕是自作多情。
曾记否，奥巴马先生当美国总统不久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他上台伊始，就公然宣称不能让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日子。这位精英本身逆袭而出，不过并不在意直接违背“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信条，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人的“定义域”与穷国大众的理解并不相同。
欧洲文明似乎比美国显得善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往往更崇尚希腊文明，羡慕“雅典公民”的地位。然而，好多局外人不知道的是，“雅典公民”也有其“定义域”，从数量来看仅仅是城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身为公民的优雅需要一个阶层基础：大量外邦人和奴隶的存在。而且，公民资格的获取就不平等：优越地位需要一定的财产门栏；不过也有其制衡之处：做公民就得为本城邦做贡献：自备武装服兵役。
从百姓生活到社会公务，视野的格局搭好，经济统计的理解就便于深入了，这里的种种指标都需要“定义域”的辨明，并非一目了然。
对多数人来说，个人利益与国运紧密相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竞争又如此激烈，于是，人们尤其关注本国国力的大小。有关大国竞争的种种论争，往往得用GDP作为数据基础，从而国力论争有时转变成为指标之争。GDP被多数人当作国力的代理指标，虽然知道其存在种种问题，也还是离不开它。
在GDP的种种论争中，不少因对其的“定义域”不同而引发。一个总量指标，无非是加减乘除，能有多复杂呢？难就难在：社会经济意义的“可加性”与“可比性”能否得到满足？现实操作中测度陷阱立体化存在，任何办法都是利弊杂陈。严格而论，里面隐含着不少“百年争论”—— “人类共同面临的测度难题”，谁也没有圆满的答案。诸位数据用户应该心知肚明的是，GDP的“定义域”并没有搞清楚，在终极意义上也搞不清楚，长期以来，人们不过是姑妄算之、姑妄用之。
本文就来剖析GDP的一个反常识特性，其曰：不同国家处于全球生产链的不同“链位（chain position）”上，细究起来，其GDP并不可比。
第一，同样数量的GDP质量不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GDP质量可能并不相同。
有的人非常同意这个说法，不过在认知方向恐怕存在问题。例如网上有人豪迈地说，中国GDP主要是制造业，实实在在；美国GDP主要是服务业，很虚。
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自豪、自信当然好，可惜其中包含了一个错觉：我们往往习惯把服务业当作家常生活的生活服务，甚至脑子里的印象就是地摊和街边店，这样就有了一种服务业等而下之的感觉，这与其现代化发展的方向颇有出入。
与传统服务业的定义域不同，现代化服务业更主要在于为制造业的服务。而美国服务业中恰恰有相当部分在为全球制造业“服务”，实际上是制造业的高端设计等，为美国赢得了高额利润，就是通常所说“微笑曲线”中左边的高端部分。当我们看到国内好多企业处于“微笑曲线”低端时，同时就应该想到其左右两个高端，处于优势地位的是哪些国家的企业。
国家发改委产业司的前司长年勇先生指出，在占其GDP 81% 的美国服务业中，60% 以上为制造业服务，这些年占美国经济总量约 48%、49%、50%。加上制造业本身的11% ，就超过了60%。所以说，美国其实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美国从来也没有放弃制造业，直到今天。读者诸君请看，对制造业“定义域”的不同划分，对产业态势的认知就可能发生根本性逆转。
还有人说美国GDP中的金融服务业比重高，所以国力比较虚。这些人恐怕忘了，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是全世界为其埋单，引发危机的当然是美国金融业，可为美国输出危机的也正是美国金融业。别忘了，金融业可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右端高位，嘴角咧得很开呢。至于金融业的增加值究竟应该怎么算，国际统计界确实是有争论，不同学者所推荐的金融业增加值“定义域”不同。不过跨国金融交易中，通过现代金融手段把别国财富据为己有，那可是真金白银，一点也不虚。
网上有段话颇有道理：不仅要看GDP，还要看背后的产业结构，英国GDP背后是工业经济结构，大清国GDP背后是农业经济结构，这两者无法同日而语。如果按照GDP的总量来计算的话，那么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大清帝国的GDP是大英帝国的6倍。历史车轮飞快，殷鉴其实不远。
所论问题对经济统计来说是致命的，如果GDP不同部分的质量不同，那么彼此之间就不可相加了，从增加值到GDP，加法公式里的∑就放不上去了。满足不了“可加性”和“可比性”，严格而论，GDP的总值就无法成立，至少其数值隐含着水分。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水分并不是虚报和瞒报造成的，而是指标“定义域”的差异所致，是内在的测度陷阱。GDP统计形式上似乎只是小学算术，然而在经济统计中，“加法”作业并不容易做，切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处于全球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国家，其产出总量中的“中间消耗（intermediate consumption）”含量很可能不同。
说了经济统计的加法之难，再说说它的反面——减法之难。用“生产法”（或“增加值法”）计算GDP，看上去很简单，说穿了就是个减法，把“总产出（output）”中的中间消耗扣除掉，剩下是就是“增加值（value added）”。
增加值 = 总产出- 中间消耗
既然GDP是“增加值”之和， GDP数值当然越大越好。GDP越多，国力越强。理直气壮不假，不过得先看看“理”到底有多直。这种认知驱动着对GDP的追逐，却隐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总产出”中的“中间消耗”必须扣除干净。如果没扣干净，那么所给出的“增加值”数值就虚了，就包含了部分本该扣除的“中间消耗”，并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增加值”。这么说，并不是废话，现实测度操作非常残酷，严格而论，“中间消耗”其实扣不干净，只能尽力而为。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笑话搞GDP统计的，这么简单的减法还做不好啊？居然连“中间消耗”都扣不干净？！ 是的，老实坦白，其中藏着的猫腻儿可多了，库兹涅茨先生早就给经济统计这个行当定性了 —— tricky business。
首先得知道“中间消耗”的“定义域”，可它并不那么确定。先看一个明显的反例，如今人们都喜欢“人力资本”的说法，却忽略了它与SNA的根本性矛盾。如果“人力”真算作“资本”，那么我们吃穿用等等就不再是什么“最终消费”了，那只能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中间消耗”。这个“定义域”一变，原来的核算规则地动山摇。
此外，扣除“中间消耗”在现实操作上非常繁琐，并不是想扣就能扣掉的，起码有一个条件还大有问题 —— 我们还缺乏扎实的产业统计基础。这里倒是可以用“你行你上”的流行语，打个豪赌，质疑GDP算法者，或看笑话者，自己亲自上手，照样算不准。
回想一下，中美贸易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从技术上看，就是争论一个外贸统计的指标 —— 中美进出口差额。美国说一个数值，中国说一个数值，两个数值竟然差别上千亿美元。同样是减法，进口项与出口项互相抵消，怎么会差了这么多？
归结起来，关键就在于这个“中间消耗”，双方对“进出口”项目的“定义域”并不一样，实践中的测度能力也不同，论争就起来了，就成了美国政客打压中国的借口，“中间消耗”成了南美的那只蝴蝶，翅膀稍微一动，居然发起了北美偌大的风暴。
第三，如果中间消耗扣除不力，GDP就存在从增加值沦为“流转额”的可能。
投入产出表大家都熟悉，单从数学角度看，这种计算非常简单，似乎不上档次，但编制工作却十分繁琐。中国最早的表编制于上个世纪，虽然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该表的分类还比发达国家粗略很多，才100多个部门，美国日本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却是500多个部门，据说，美国的内部工作用表可以达到上千个部门。
部门分类不同，对中间消耗的扣除力度就不同，说起来，投入产出表的真正意义恰恰通过分类详尽而实现，粗略的投入产出表仅仅是形式化的动作，距该表功能的真正实现相去甚远。
编制投入产出表，与编制高质量投入产出表，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谓“软实力”的差距，看似无形若无，对提升、深化和拓展社会发展却往往是关键性的缺陷。新兴国家在硬件上看似可能超出了老牌发达国家，然而如果着眼于软实力，所欠的无形工作债却比较多。编制分类详尽的投入产出表就是一个突出例证，首先需要在现实数据中把产品和部门的“定义域”划定好。
经济统计一个看家的工作就是分类，很多人瞧不起分类。其实，“瞧不起分类”这种行为很外行，一种很“土豪”的举动。须知，分类其实就是“定义域”的初步划定，虽然属于基础性工作，却是指标或变量计算的前提 —— 对数据结果具有颠覆性。
不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了么，是不是问题自动得到解决了？不然，问题反而突显出来：大数据分析首先需要“数据清洗”，这就得先把数据分类，就某种分析目的（ 这是划分的前提！）而言，识别哪些数据是噪声，需要剔除其影响；哪些是有用的信息，分门别类地保存起来待用，两方面都是数据的“定义域”问题。所以，基础性问题也可以是前沿问题，二者并不矛盾，需要我们理直气壮地加以重视。
指标定义又与国势判断相联系。不少人说中国是“经济大国”，这其实是从总量角度定义的粗略说法。再准确一点，则应该说中国是“经济总量大国”。然而还可以更准确一些，如果“中间消耗”扣除不力，那么增加值有可能沦为“流转额”，这样一来，“经济流转总量大国”才是对当今中国增长状态更为准确的定义。
因此，我们对GDP总量数值并不能那么放心，不能将其与发达国家的GDP直接对比，因为其中混杂更多的“中间消耗”。至于究竟混杂了多少，正是中国经济统计工作者需要努力搞清楚的。
转自：“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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