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刘学文，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4期（总第58辑）。
“国家资本主义”
和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过去十年，中国 GDP 年平均增长10.74%，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总额、钢产量、发电量、汽车销售量、高速公路、铁路里程等众多经济数据达都已经达到或超过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一扫“萎靡不振”的传统印象，一路凯歌。
数据表明，过去十年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空前向好，扶摇直上，甚至远远超出了民企和外企。事实上，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57家中国企业中基本都是国企，而且参与海外并购的大宗交易亦多为国企所为。
在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陷入金融危机，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异军突起就格外引起世人瞩目。全球思想界更是掀起了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和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孰优孰劣之辩。是应该强化“政府力量”还是应该继续依靠“市场调节” 的争论俨然已进入白热化。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认为，要对中国未来发展模式和改革路径作出真正理性的、富有建设性的讨论，我们首先必须回答如下本源性的问题：中国经济过去十年高增长的源动力是什么？国有企业暴富的根源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伴随目前我国相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金融体系弊端的凸现，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和国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动荡和恶化等等。全社会似乎也逐渐意识到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已经遇到瓶颈，必须改革。
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是否会拉美化？究竟如何改革？这些问题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也经常夹杂在一起。
本文将结合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以通俗的语言将上述问题放在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下加以探讨。
我们认为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结构可以抽象概括为垂直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更形象地说，上游为“国家”、而下游则为“资本主义”。即国有企业垄断控制上游产业，如能源、交通、矿产、电信、金融等等，这些上游产业为下游提供生产要素、中间产品和服务。
而下游产业则大都实现了市场化。比如在制造业、餐饮业等下游产业中都基本实行了自由竞争，并对民企和外企开放。在这种垂直的经济结构下，下游的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廉价劳动力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并且依靠外需大量出口。
在这个过程中，下游企业的扩张和繁荣同时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对上游产业所提供的生产要素、中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原材料，能源、电信、和金融服务等等这些恰恰是被上游国企垄断的，所以上游国企虽然大都没有直接参与出口但是却更为受益。
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拨开中国经济增长的迷雾：正是下游行业中的企业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的基础配置作用，进入了贸易全球化的轨道，所以那些真正符合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民营和外资企业才得以蓬勃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上游国企的暴利并非因为国企效率发生了奇迹般的大幅提高，打破了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
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国企的暴富正是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而导致的扭曲性结果：上游国企不断地从迅速壮大的下游民营产业中攫取垄断租金，更何况国企还在很多情况下都继续享受着比民企更加优惠的政策待遇和财政补贴。
若将中国过去十年的变化置放于一个更加宽阔的改革开放历史视野中，我们的逻辑链条则会变得更为清晰。让我们暂时撇开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至今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这段时间不谈。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8、1998-2000、2001-2007。
1992年后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一方面，对内极大地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全社会掀起了创业的热潮。经商、下海如火如荼，民企有了爆炸式的增长。甚至在当今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中有一波人被称为“九二派”。 另一方面对外强化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和外资引入在中国增长迅猛。在这个阶段，虽然中国总体经济突飞猛进，但国有企业却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究其原因，则是当下游的市场向民企和外企开放后，国企与这些私企短兵相接，由于国企外负沉重繁杂的各种社会性负担同时又内具公司治理结构的天然缺陷，因此国企在下游产业竞争中毫无悬念地丢城失地节节败退。在最困难的1998年，全国的国企亏损面达三分之二，全国的国企利润总和只有区区的几百亿。
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2000年。面对国企的困境，我国政府开始国企三年扭亏攻歼战役。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和策略就是“抓大放小”。这一策略实质是国企主动从下游竞争性行业中撤退，而继续集中强化对上游要素市场以及非贸易部门行业的垄断和控制。
第三阶段是2001年到2007年。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中国经济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三年改制，中国的国企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出了下游行业，这样下游行业主要是充满活力的民企和外企。当世贸大门打开时，中国的这些下游企业已经具备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它们利用中国富足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蓬勃发展。恰是从这时候开始，退守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业绩空前向好、利润率突飞猛进。
回顾1992年至今的20年，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主要是因为“市场力量”使然。在加入世贸的前十年，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是“倒逼式”地促使下游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迫退出和转制；因此当世贸大门打开后，中国下游企业才具备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能力。
而在最近的十年，市场的力量使我国进一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过程中造就了整体经济的空前繁荣。前一个十年，国企总体而言是市场化改革的受害者；而在最近十年，上游国企的兴旺恰恰是得益于先前下游的市场化改革。这就解释了国企业绩过去二十年的“V”字型变化。
自然的问题是：我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吗？上游国企会一直这样维持高利润么？
显然，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我国目前的这种“垂直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上游行业必须要改革。这是因为：
第一，随着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和外需的相对减少，我国企业要想继续保持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必须实现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但上游市场的垄断会遏制下游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第二，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减小。一方面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青壮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减少。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我们15-29岁的人口数量去年就已达峰值。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刘易斯拐点迟早甚至已经到来。这些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上涨。所以如果上游依旧由国企垄断，那么这些上游的要素和中间产品市场将继续被征收垄断价格，因此下游产业将很难继续保持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
第三, 国企上游垄断会加剧劳资分配不平衡。这将会直接导致国内消费内需不足，储蓄率过高， 从而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的内部和外部的失衡.
所以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对上游国企部门进行改革，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课题，需要另文专门加以讨论。但是有几点需要强调。
首先，我们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有些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而另有一些行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比如铁路运输。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某些产业的国有经营，甚至政府对其给予一定的补贴，可能更有益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第二，我们认为可以降低某些上游产业，尤其是对国家安全不太具有威胁性的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给予各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不歧视，不扼杀，最大程度地依靠市场原则，这或许是比较理想的改革路径。
但是，国企改革必然是一种“卡尔多”式的改革，是一个不同群体的利益再分配过程，必然充满各种阻力。
所以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制度条件和法律环境才能尽量地营造和实现这种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课题。
转自：“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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