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郭梓林，科瑞集团副董事长，曾任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4期（总第58辑）。
拉动内需：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在持续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生产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其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就是生产过剩，以及生产对出口的高度信赖。在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市场需求锐减、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贸易背景下，中国大陆业已经被解放出来的强劲生产力，受到了直接而严重的冲击。
而作为“三驾马车”的另一驾马车——投资，也因前些年四万亿国家投资的逐步到位，加大投资力度的可能已经很有限。如果还想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只能依靠拉动内需。
按照目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来推测，未来的经济政策也好，经济走势也好，似乎没有更多悬念了。
但是，关于拉动内需，至少有三个问题或许被人们忽略了——
第一个问题是：内需在哪里？也就是到底要拉动哪一部份人的需求？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不妨先把创造内需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穷人，一种是富人。
如果内需指的是让有钱人把钱拿出来换成物品，那么，一般的消费品对他们来说，已经基本饱和，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包括奢侈品和超豪华别墅在内，他们什么也不缺——新的购房政策也已经剥夺了他们继续买房的资格。让他们来承担扩大内需的任务似乎不太现实。
如果内需指的是鼓励穷人增加购买力（如同“家电下乡”这类把工厂库存转移到穷人家里，造成市场假象，使工厂继续生产出下一批库存的方式已经不可延用），重要的是，穷人的钱从何而来呢？显然，通过一般劳动获取基本收入的这些穷人，实际上并没有强劲的购买力来推动内需。近些年来，广大工薪阶层年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大大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富人和穷人都消费有限，那么，就剩下所谓的“中产阶层”了，然而，这些人当中的多数已经被房价的高速增长吓成了“房奴”，没有成“房奴”的多半也成了“车奴”，他们实际上都在为银行打工，每个月的收入中，可自由支配的部份其实并不多。想让“中产阶层”来完成扩大内需的艰巨任务，似乎也不大现实。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在财政收入增长大大高于公民收入增长的前提下，拉动内需的主体缺乏应有的力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好的税收制度，国民的消费是畸形的，而畸形的消费，难以改变由外贸生产向内需生产转型时期的过剩局面，这绝不是依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内需是什么？也就是人的内需到底包括什么？难道只是物质层面的需要吗？
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的理论家们，一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当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反面教材。但是，在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产生矛盾冲突时，这个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显得无能为力。
解放生产力，其实就是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当这种能力反映在物质生产时，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的实现，既可能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最终也需要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惊险一跳，否则，产品以及生产产品的能力都将是一种社会浪费：即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也不能产生任何正收益。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其本质就是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
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目前的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完全可以说是“极大的丰富”。而与其对应的是，我们忽略了社会需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文化需求，这里说的文化需求，是指人文精神和道德自律以至信仰方面的需求。
这种需求有赖于通过教育尤其是国民的终身教育来实现的一种投入与产出。物欲横流和功利主义，或许能够推动一个国家的GDP增长，但在经济增长之后，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文化是人性的真正觉醒，是和平时期人类进步自然而然的一种积淀。中国大陆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和平发展了三十多年，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时候，提出文化大发展的战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文化大发展所创造的内需，是在物质需求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一个巨大的需求。相对于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的消耗是很小的，是真正的低碳经济和可循环经济。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是：把内需完全理解为物质的增长，是一个巨大的误会。无论是经济后面的政治，还是政治推动的经济，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就无从形成稳定的三角机制，物质的繁荣以及社会的稳定，既不能长久，也难以为继。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三十多年之后，扩大内需的出路之一，就在于引导社会从单一的物质欲望，转向增加对文化的需求。相对于物质的享受，精神的享受即是生命品质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节约资源的途径。面对后物欲横流的时代，文化的繁荣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健康文明和进步，从而真正达到增进人们幸福指数的终极目标。
第三个问题是：扩大内需如果是GDP增长的需要，那么，在GDP增长的背后，我究竟想要什么？
如果前两个问题还属于显性问题的话，那么，第三个问题，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思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讨论GDP的增长率时，似乎总是有一个不言自喻的预设前提：如果发展速度降下来，就业率就会下降；就业率下降，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于是，保增长就是保稳定——这就使得一项经济政策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发展问题成为了一个被政治维稳所绑架的经济问题，不再与社会、文化的进步相关，而且没有任何文化上的意义。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脱离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短期内或许不会出问题，但人们却普遍失去方向——我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例如，当我们的某些地方政府看到10000吨地沟油流入市场的时候，还在想着地方经济的增长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涉及食品安全的严重犯罪事件，一直要等到中央采取强力措施之后，局面才有所收敛；当我们知道市面上的10000吨地沟油后面，是更大一个数目的餐桌食物浪费时，又有多少消费者会想到从节约餐桌食物开始，避免地沟油的回流呢？进而，当我们知道所谓的超前消费热后面，是资源的严重浪费时，我们对普遍浪费带来的GDP，以及GDP后面的就业，又应该抱以什么样的态度呢？
对于第三个问题，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是：扩大内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如果GDP的增长只是解决就业压力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想象：还有一些途径，并不需要增加那些无谓的GDP，也能解决就业；还有一些途径，并不需要增加那些无谓的就业，也能给人民带来幸福。
内需不应该仅仅理解为物质的消耗，而应该理解为人们的文化享受和心灵解脱。这种文化和心灵上的需求，虽然不会直接体现在GDP指标上，但一个追求精神文化品味的社会，其成员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相对应的幸福指数必定更高。
最后，关于经济发展与人类幸福的关系，我们需要解答如下问题：
人的一辈子究竟需要占用和消费多少物质财富才算是幸福的？地球尽其所能究竟能有多少可供人类持续使用的资源？科学技术如果只是能够让地球资源达到更高效率的使用，而不能创造新的资源的话，那么，为子孙后代计，何种方式才能让资源用得更长久，而不是疯狂地加快枯竭？
转自：“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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