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复旦智能评价与治理 ，作者FD智能评价与治理
807期 | 2023.08.18
为探索科学落地的学术评价体系，推动新时代学术评价的改革和实践，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与复旦新学术共同开设“新评价”栏目，以“知评价”“谈评价”“践评价”等话题聚焦、共议当代学者共同关心的学术学科评价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良性发展与繁荣、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贡献绵薄之力。
摘要：本文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探讨了英国高等教育中研究评估的未来。近年来的政策变化（如REF2014）表明，人文学科的研究越来越需要通过可量化或商业化的结果体现其价值，研究评估标准中的“影响力”评估日益占据重要地位。本文追溯了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政策制定历程，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了“影响力”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挑战。首先，本文回顾了公共文化机构（如博物馆和艺术馆）受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政策影响而成为经济化和社会问责的对象。其次，本文讨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意产业对知识生产的影响。最后，本文总结指出，使用纯经济学方法和拒绝问责都不能为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科学中有大量探讨评估方法和评估文化的研究，但人文学科中的相关研究仍十分缺乏。本文将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人文学科学者迫切需要参与这场新兴和重要的争论，因为这关乎人文学科研究评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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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迄今为止，对于研究评估机制的分析及其对人文学科的影响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Ochsner等详细介绍了SSH研究人员如何使用访谈、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来应对在评估框架内捕捉人文学科价值的挑战，指出“指标与人文学者的质量概念之间缺乏联系”并确定了“自下而上的过程”。他们认为，加强与特定学科需求的接触能够更好地解决评估者与被评估者之间的错位。强调要“用自己的方法评估SSH研究，而不是使用和调整为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开发的方法”。
作为对这项研究的回应，本文试图完善Ochsner等学者提出的“自下而上”方法，从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原则开始，把握人文学科研究评估的未来。为此，本文遵循牛津大学Helen教授的观点：“人文学科重视定性而非定量推理；更相信解释而不是实证思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分支不同，人文学科没有公认的方法论，许多真理和主张无法验证；因此，人文学者们往往不信任程序主义并且重视思想的独立性……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个体反应的特殊性(内容和风格)饶有兴趣。”因此，本文将使用“定性”推理和“个体反应的特殊性”等人文方法来展示“影响力”在当代英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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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背景：
英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
在英国，2010~2014年可被视为高等教育价值评估的重要分水岭。其中有两个重大政策变化：Browne Report的发布以及在REF2014中引入“影响力”部分。
REF2014将学术工作中的影响力解释为“与商业、工业以及公共和志愿部门的需求直接相关；创意、图像、表演、手工制品(包括设计)的发明和产生”。在这种背景下，影响力被定义为对社会即刻有用的知识。Gibbons等在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一文中也提出了高等教育价值评估的类似变化。他们提出了研究的“模式2”概念，包括评估“效率或实用性的标准，这种效率或实用性是指对跨学科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所做的贡献”。尽管他们的文章主要侧重于自然科学研究，但其观点也适用于人文学科。
REF中的影响力标准重视产出的形式，而不是研究的学术质量，被明确排除在REF影响力范围外发生的活动不被视为影响力的结果。有相关研究针对这一问题讨论了“影响力”的具体定义、被排除对象及其对英国人文学科的影响，指出这种研究评估机制不足以衡量文化、创意或人文工作的价值。
本文将对人文学科评估的讨论映射到更广泛的文化政策历史上。基于相关文化历史，本文认为，当前的评估标准是非常有限的，需要自下而上的研究来更好地衡量人文学科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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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经济：
文化价值评估的历史基础
对文化价值进行评估源自于撒切尔政府的决策，撒切尔政府大幅削减对文化机构的补贴，使得文化机构的价值被经济化。Myerscough研究认为艺术的价值最好用经济术语来表达，并提供了以下公式来计算文化在社会中的价值：
根据该公式，如果博物馆赚的钱比付给员工的工资多，而且展览本身也有维护的需求，那么博物馆就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一公式未将文化机构可能提供的其他价值考虑在内，这种逻辑对文化机构产生了长期影响。John坚持认为，这种“对工具性影响和结果”的关注使得当今的文化机构产生了“组织和体系上的扭曲”。文化机构被迫投入大量时间来证明其影响力和价值的合理性，而不是专注于创造可能产生影响和价值的作品。文化机构内的问责制与英国当前在高等教育机构评估方面的变化非常相似。Robert抗议道“为REF撰写方案的人似乎都没有受到过人文学科方面的培训。”REF的影响力标准明确了研究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Hewison认为，REF设立的影响力标准标志着人文研究被进一步工具化，因为研究评估活动“低估长期的努力，看重短期的收益”。Slaughter和Rhoades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学术资本主义将机构视为营销者，把知识视为一种需要开采和提取的关键原材料，然后在市场上出售以获取利润。在这种观点下，知识会在其转移到市场的过程中变得有价值，一些无法估量的价值则会被忽视。因此，难以用统计术语计算的价值在估值模型中会受到不利影响。迄今为止，影响力的结果呈现主要以经济学术语表达。REF2014对高等教育机构和管理机构来说都是一个成本高昂且耗时的过程。REF被描述为：“自上而下的、国家强推的计划、中央集权和大量官僚主义……对人文学科的范畴、雄心、原创性和独立性产生了不良影响，特别是对于年轻学者。”有研究探讨了人文研究与作为评估标准的影响力的兴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资助机构实施的机制主导了意识形态。因此，必须明确影响力的产生机制和衡量方法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影响，以及这将如何影响人文研究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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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时代下
进行内部论证的困难
创意产业在2000年代后期得到鼓励。“创意产业”一词源自政策文件《艺术、媒体、设计和数字内容相关行业的新政策》。因此，从一开始，“创意产业”一词就是政策制定者的发明，旨在帮助进行治理。尽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创意产业”发展的态势有所减弱，但这一概念在英国政策制定者中仍然很受欢迎。创意产业被定义为“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能，并具有促进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利用其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潜力”的产业。因此，创意产业总是根据其经济潜力来描述其文化价值。在整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创意产业被用作代表工业时代英国成功的象征。
创意产业中，文化活动的价值表现于它可能产生的经济利益以及作为一种货币或商品来进行可衡量的交换，其中文化知识的价值与他人对其商业价值的兴趣程度息息相关。
在媒体研究、文化研究和人文学科中，批判文化被商品化的历史由来已久。Terry认为，创意产业是“一种‘特洛伊木马’，它使得新自由主义侵入该领域”，从而“颠覆文化研究和相关人文学科领域的核心使命”。但这种质疑通常并不会被高校考虑。兰德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提出：“尽管许多艺术倡导者认为内在价值是最重要的，但他们不愿意将其引入政策讨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想法难以得到大多数立法者和决策者的支持。”Belfiore认为，创意产业中经济学术语已被广泛采用：“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有力的价值表述和随之而来的融资理由，关键是它能够赢得在削减公共支出背景下的财政批准。”
但这样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最终会导致“价值崩溃，形成以货币形式表达的影响力”。政府文化部门的相关言论表明，影响力标准的流行“根植于对正当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在文化部门目前的评估背景下出现的，它体现出公共问责制与文化价值经济化之间的协同。
将文化工作描述为创意产业的一部分，进而对其进行经济估价，直接影响了当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评估。经济学术语被认为是与政府对话的最有说服力的工具。Steve Smith(当时的英国大学校长)承认，“我们量身定制了一个故事，不是基于大学本身思考什么可能对他们有好处，而是基于经济去思考，特别是为了确保未来经济增长的最佳战略而开始思考”。这种观点导致将所有学位视为就业手段，将所有证书视为国家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一部分，人文学科的内在价值则被忽视。国家博物馆馆长委员会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明确地阐述了“以工具衡量内在价值”思维的局限性：“试图将艺术和文化的所有价值与货币估价联系起来是毫无益处的”，它“无助于证明艺术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应采用独特的标准衡量”。
事实表明研究者需要从学科内部出发，进一步考虑人文学科知识的价值。SSH的现有文献主要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随着人文学科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监督，学者们将被要求使用他们的学科工具来证明其工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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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价值评估中的
替代标准
本文阐述了在经济需求为主导的背景下，呈现无法量化的文化价值所面临的困难。本节对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可能路径进行展望。
Bennett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政治辩论的工具价值，并提醒我们艺术与人文学科参与有关其价值的辩论的方法很重要，应“不断地、公开地询问什么才是真正的最佳”。这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方法，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完善关于价值归因机制的社会和历史评估。在当下，值得思考的是“对文化价值的探寻如何成为文化政策的驱动力”。
解决这一困境的责任似乎是双重的。诚然，最终决策者需要转变价值观，但首先，人文学者要用他们自己的研究分析来解决这些争论。如果重要的事项还没有被衡量，而且没有被考虑进当前的价值衡量标准，那么它就不会存在于公共话语中。
市场化和经济主导的过程被认为引导着高等教育的治理。然而，正如Schlesinger所说，“我们应该与影响我们研究的潜在条件保持距离”。人文学者有责任追求多样的价值观和理解，努力对人文学科进行积极评价，而不是负面评价。
我们应通过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来回应对学术影响力的需求，人文学者可以创造产生影响力的途径，在市场化时代进一步考虑更广泛的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向REF提交单位材料。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Palgrave Communications2017年第3期，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9-017-0002-7，本期推文为节选摘编，略有删减和编辑）
转自：“复旦新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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