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百年修辞与《修辞学发凡》百年
■ 本文作者：祝克懿（复旦大学中文系）
■ 内容来源：《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4期
一、引言
2017年，为纪念复旦中文学科创立100周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出版学科建设丛书，我们担任“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修辞学卷《启林有声》的编写工作，得以回望修辞学科百年创立发展史。
202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五卷本《剑桥修辞史》，我们担任第五卷中“中国修辞”专题的撰写工作，得以回望1900年-2020年中国修辞纵向发展史。
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中国语言学年鉴2021》，我们担任“修辞学研究”专题部分的编写工作，得以从历史横断面回望当代修辞学断代史。
2022年，是修辞学界重大事件交汇的一年：陈望道诞辰130周年；陈望道的现代修辞学奠基作《修辞学发凡》(下称《发凡》)问世90周年；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我国首部白话作文法专著问世100周年；……我们重读经典，开展系列纪念活动，追溯陈望道先生建构的现代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历史，探寻《发凡》的历史功绩与当代意义。
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我们再次担任“修辞学研究”专题部分的编写工作。
正是这些研习写作活动，使我们获得踵武前贤和致敬经典的契机!获得梳理修辞学繁荣兴盛百年发展历史的契机!
收获之一是梳理出现代修辞学两条百年历史发展轨迹：一为复旦修辞教育创始人马相伯所引领、1905年开始至今的修辞学科百年演进史；一为以《发凡》为代表的修辞理论百年建构史。两条轨迹互动共生、交织前行，谱写了现代修辞学创立与发展的百年辉煌篇章，成就了复旦修辞学科与《发凡》遵循语言发展规律、建构修辞知识体系的历史功绩。
二、复旦百年修辞
在《启林有声：复旦百年修辞》(祝克懿2017b)的专题讨论中，我们用“启林有声：复旦百年修辞”作为核心命题，描述和阐释在“适者生存”学术生态环境中，复旦修辞学逾百年砥砺前行的历史轨迹。
“启林”源自成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指上启马相伯、李登辉、陈望道、刘大杰、郭绍虞、赵景深、张世禄、郑业建诸前辈学者举办修辞教育，筚路蓝缕，开启现代修辞学科“山林”；“有声”则谓由复旦语言学科邓明以、胡裕树、宗廷虎、陈光磊、李熙宗等几代学人传承学术薪火、青蓝相继、砥砺奋进、守正创新发展学科的历程。
综观学科历时生态，提取复旦修辞学百年之历的理据。
一个显然的史实是：复旦学人所进行的修辞教学与研究活动跨越了从19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三个世纪。
学科理据一(祝克懿 2017b)：1898年，马建忠汇通汉语传统和拉丁语语法撰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新纪元。其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校长也是撰写者之一。1996年朱维铮的《马相伯集》(见高万云 2010) 明确指出，马相伯参与了《马氏文通》内容的修改和体系建构的具体工作。由于《马氏文通》结合修辞来讲语法，因此为中国修辞学接受西方语言学的现代理念起到了引航导路的作用，确立了现代修辞学暨复旦修辞学的历史起点。吕叔湘( 1983) 在《重印〈马氏文通〉序》中也评论到：“作者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语法和修辞是邻近的学科。把语法和修辞分开，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把语法和修辞打通，有利于作文的教学。后者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也是晚近许多学者所倡导。在这件事情上，《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启后之功。”据高万云(2010)进一步考证1903年—1905年创办复旦大学之初，马相伯即启动修辞教育，继承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将修辞学与逻辑学结合的西方修辞传统，推行论辩修辞，故1905年制定教学体制时把“演说规则”写进了《复旦公学章程》。宗廷虎、陈光磊(1999)也曾考证，马相伯、李登辉两位校长都积极推动修辞教育，并亲临课堂，执教修辞学课程。
学科理据二(祝克懿 2017b)：复旦大学百年修辞不仅表现为修辞教育先行，学科理论建构也逐渐发展成为复旦修辞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
*修辞学逐渐独立，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自然的界线。(《发凡》1997：280)
*1920年陈望道入复旦大学讲授修辞学，开始撰写《修辞学发凡》讲义。
*1921年发表《文章的美质》一文，开白话修辞之先河。
*1932年出版现代修辞学经典《修辞学发凡》，奠定了现代修辞学科之基业90余年来引领了中国修辞学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1952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书，陈望道担任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55年陈望道亲手创建复旦大学“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1981年更名为“语法修辞研究室”)，全力培育、扶持修辞学科的发展。此后，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学术演讲，望老均着力于系统科学地阐释修辞学的新理论，推动发展新思维，直至1977年逝世。
由于陈望道的学术影响和身体力行，复旦修辞学形成了文学与语言学科交融、古今中西学术贯通的独特传统。前辈学者举办修辞教育，或潜修、或博及，恪勤为学，开启现代修辞学“山林”；历代后学尊崇学科传统，发扬光大修辞学术业绩，在修辞研究领域潜心向学、勉力耕耘，使复旦修辞学生机勃发，创新成果迭出，至今已逐步建设成为复旦中文的传统学科和全国修辞学的研究基地。
三、《修辞学发凡》百年
《修辞学发凡》百年确为一个真实的命题。我们从“历时百年”“影响百年”两个维度切入，考察修辞学独立为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学科百年发展史和以《发凡》为核心的现代修辞学理论体系百年建构史。
1.历时百年
修辞学科历时百年的主要标志为：陈望道先生1920年即入复旦开展修辞学教学与研究，1923年起即通过系列著书立说的活动与学界同仁志士拓展修辞领域、确立研究范式、创建修辞学理论体系。望老前后共编写五个版本的《修辞学发凡》讲义用于试教与印证原理，为贡献现代修辞学经典《发凡》做好了理论准备。
在《发凡》1932年7月15日的《初版后记》中，望老自述道：“一、本书共分十二篇，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十第十二等五篇是这次的新稿，其余七篇是由旧稿整理修改而成。二、旧稿是我才来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时写的。曾蒙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诸先生拿去试教，又曾蒙许多国文教员拿去印证。邵力子先生又常有精当的批评。”可知，望老明确交代的“旧稿”1920年前后即写就，1923年后以油印本的形式发放给复旦大学和沪上其他大学、中学部分师生作为教学讲义。霍四通、陈光磊(2016)考证了《发凡》在大江书铺出版前一些版本的使用情况：“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油印本(1930年版)在沪上被首次发现；这个油印本真实可信，已是一部成熟的学术著述”，并引文进一步论证：“据乐嗣炳教授回忆，《发凡》最早的油印本，问世于一九二三年。开始写作则是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即邵力子邀请他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职任教时。”“我先后收到他五次油印稿本，最后又发了一次油印通信，征求意见。”可见，油印本前后有五版。1930年“这个油印本在当时已经多有流传，颇有影响了。这一点可以通过其他材料得到证实。如1928年10月28日的《申报》就预告了《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消息，并对该书作了重点介绍”。而霍四通、陈光磊所言所见1930年版的油印本为上海藏书家余晞慕的父亲余德普在复旦实验中学(商科)读书时所用教材。通过史料考证推断为油印本的最后一版，即第五版。
无论从物理时间还是心理时间看，《发凡》作为物质产品的面世和现代修辞学理论体系作为精神产品的问世都已历时百年。大量的史实和系列的研究成果也支持我们“两个百年”的推论，而且陈望道先生不仅仅创立了修辞学说，还不断完善修辞学术思想。池昌海主编的《陈望道全集》(第一卷)(2011：237-379)“修辞论”选录望老的37篇文章、讲话、报告，其中渗透并体现了望老于1921至1965年期间对修辞思想发展的多维思考与学术关切。可以说这些成果与《发凡》一起作为学科纲领，引领了修辞学现代化传承、创新发展的百年历史进程。
2．影响百年
学科的理论范式往往反映着学科的理论纲领、研究框架和核心主题。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2003：21)从方法论视角将范式界定为“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并认为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特性的学术共同体和常规科学这两种科学的基本成就构成“范式”。我们认为，望老作为学科带头人，带领复旦学术共同体积极创建学科模式，开疆辟壤，创建了现代修辞学的理论范式。百年来，“学人”“学问”交相辉映，在修辞学发展史上的历时成就正好印证了作为现代修辞学常规科学的范式特征。
祝克懿(2013，2014)用“开端作”与“奠基作”两个概念解析《发凡》确立为常规科学获取的范式地位，阐释《发凡》的学科地位与学术影响力：
开端作：作为学科的开端，第一次明确了研究对象，第一次构拟了学科的理论体系，并创立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和范畴体系，设立了基本研究框架的著述。
奠基作：作为一个首创的理论体系，它的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示范性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持续性的影响，其理论被公认为学科最重要的、核心的理论基础。自此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科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可以不断更新，与时俱进，但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任务始终是在最初拟定的理论框架内来拓展、深化的。
《发凡》首次创建现代修辞学的学科范式，是当之无愧的开端作。而之所以被誉为奠基作，是因为百年来的修辞学研究大体上都是以调整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在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框架内发展演进。尽管20世纪80年代始，修辞学界突破辞格中心论的藩篱，在宏观、动态、多元分析、引进西方现代修辞学理念等方面有着大量拓展性的研究，但《发凡》创立的基础理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其整体性、科学性、创新性、示范性的范式特征，毫无疑义奠定了现代修辞学的学科基础，并使其确立为常规科学，成为开端作与奠基作合而为一、影响学科发展愈百年的学术精品典籍。
*从学科的认识论角度看，《发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以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辩证观指导修辞研究，视修辞为一个动态过程，确认修辞意义的实现以适应题旨情境为最高原则标准。
*从学科的理论纲领看，《发凡》接受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理念，确定“以语言为本位”的基本原则：以结构功能标准确定修辞学为语言学下位学科的属性，明确修辞学与文学、文章学的学科区分，采用科学研究方法，考察修辞结构各体各类的结构语义关系。
*从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看，《发凡》创建的研究范式既体现出现代修辞科学原理的普遍意义，又秉持“古今中外法”，强调其特具的现代性、科学性与国际化视野。支持当代修辞学借鉴外来新知，结合汉语实际，突破现代修辞学“两大分野”的理论框架，打破地域、学科、流派的局限，以新的思维路径形成了下位学科分立，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互动共生，中西对话交流多元并举的当代修辞学理论格局。
四、修辞学科知识体系建构
1.系统整体知识体系建构
《发凡》孕育于20世纪初叶风起云涌的时代语境，其问世标志着修辞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研究范式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整合东西方修辞学的核心思想，拓展中西修辞学对话交流的互动空间，赋予源自传统修辞学、日本修辞学概念术语新的理论内涵，确立以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为理论框架的研究范式，建构起具有整体观、互动观的修辞学知识体系。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随着东西方文化的涌入和“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学界自觉接受现代语言学的洗礼，修辞学科也逐渐接受外来新知，拓展了修辞研究领域。考察修辞文化交流史，可以发现，中国修辞、日本修辞、西方修辞理论间的互通共鉴，确实推动形成了独特的修辞知识结构体系。这种发展首先体现为中国修辞知识结构体系对日本修辞长期的、显性的影响；而日本修辞在明治维新(1868—1889)后自觉学习西方修辞，将中日、中西修辞的影响关系转换成一种逆向的、特定时期的、隐性的影响关系——中国修辞直接接受日本修辞的影响，间接接受西方修辞的影响。郑子瑜在《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研究》(1988)中，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时间节点解析了这种影响关系：“日本的一切学术，在明治维新以前，大都学自中国，可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转而学自西方，却也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传授给中国，或为中国所取法。修辞便是这其中的一种学问。”“至于明治以后直至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日本的修辞学研究，竟逐渐式微，而至于几乎成绝学了。”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2012：6-7)也介绍道：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引进西方修辞学成果的一个高潮时期；据日本学者速水博司的《近代日本修辞学史：西洋修辞学的导入和挫折》记载，“日本有影响的修辞学著作几乎都是在陈望道赴日前后几年印行的，而后就戛然而止，沉寂至今。”又据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1984：494)、《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研究》(1988)与霍四通(2012)的研究，其时，影响中国修辞的日本修辞著述主要有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和早稻田大学四位修辞学家的专著：高田早苗的《美辞学》、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坪内逍遥《美辞论稿》等。而中国修辞的发展则运行良好，接受了东西方的学术资源，修辞知识结构经过历代的更迭累积逐渐系统化，从文学、历史、哲学、语文学、文章学中分离出来，独立为语言文字运用的学科——“修辞学”，建立起交际主体为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选择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对言语进行加工、修饰和调整，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的修辞结构知识体系。
作为学界共识，中国修辞最早显示修辞学科形态的著述当为1905年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和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卷》。两书都为借鉴日本和欧美修辞学、结合汉语实际的研究成果。前者作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系统独立的现代修辞学著作，代表着现代修辞学体系化建设的先期探索，其以“体制”和“构想”为纲，围绕文章作法、风格论，初拟修辞学理论框架；后者讨论了修辞学的定义、性质、范围及任务，设专题研究句、段、篇章修辞与文体修辞。两书均反映了修辞学内涵意义从传统向现代的逐渐演进。
郭绍虞的《修辞剖析》(1983：89-106)评析了这个时期修辞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方式与学科意义：1)古人虽有如元代王构《修辞鉴衡》一类诗文评，但“修辞”内涵和现代人所谓修辞学，不妨有些区别。2)“修辞学名称之建立自现代开始，溯其来源，大抵有二。一派来自西洋或东洋，总之都重在辞格，其开始于唐钺之《修辞格》。”“另一派则是杨树达氏的《中国修辞学》。其《自序》谓‘语言之构造，无中外大都一致，故其词品不能尽与他族殊异，治文法者乃不能不因。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族性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郭绍虞在此不仅介绍了杨树达关于中外语言学交流的认知基础——词汇语法规律的同质性，还专门讨论了中外修辞学由于民族文化不同形成的区分——审美追求方式手段的异质性。
至1932年，陈望道将修辞学科意识转换为学科自觉，借鉴日本和欧美修辞学前沿的理论方法，以具备系统整体知识结构的奠基作《修辞学发凡》建构了真正具备现代语言学意义、有科学体系的“修辞学”，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2.范畴知识理论形态
古代的修辞知识形态，多散见于文史哲的各类典籍中，相对成型的范畴理论形态主要为“词、句、篇修辞”“修辞格”“作家作品风格”“文体修辞”等。20世纪20、30年代，修辞学家传承古代修辞论，接纳东西方修辞学的理论，类型日见丰富，探讨日益深入。至修辞学经典《发凡》，范畴知识理论形态已增益为拥有多元布局，建构修辞学的概念体系和相互关联的下位体系，包括：“古今中外说”“两大分野说”“调整语辞说”“语辞三境界说”“题旨情境说”“谋篇布局说”“修辞过程说”等理论范畴和“辞格”“辞趣”“文体”“风格”“篇章”“修辞学史”等知识形态，极大丰富了修辞学系统整体知识体系。
系统整体知识体系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结构整体。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下，修辞知识体系是关于修辞传统、结构功能分析和研究实践的总体性认知。从《发凡》的写作框架看，全书十二篇，逻辑严密的内容安排体现了陈望道先生整体修辞观与范畴知识体系的布局：
1)修辞原理概说
第一篇引言
第二篇说语辞的梗概：修辞与语言文字的关系
2)修辞核心理论
第三篇修辞的两大分野
第四篇消极修辞
第五至第九篇积极修辞——辞格、辞趣
3)指导思想
第十篇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
4)文体、语体、风格理论
第十一篇文体或辞体
5)修辞学史
第十二篇结语第一、二、三节
6)修辞守正创新的发展规律
第十二篇结语第四节
为了更好地解读《发凡》的知识结构体系，我们参照古今修辞论中关于范畴的划分，试将《发凡》的知识体系分析为：“指导思想”“研究对象与理论来源”“核心修辞理论”“文体、语体、风格理论”“语篇理论”“修辞学史”六大理论范畴类型——都为望老在后来著述、讲话中反复强调，需要强化与深耕细作的领域，也是学界不断深化、拓展的研究领域。我们以《发凡》和《陈望道全集》(第一卷)中“修辞论”的论述作为理论依据，以领悟六大理论范畴的格局设置和修辞知识不断拓展演变的规律。
范畴一指导思想
《发凡》第十篇“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作为指导思想和全书纲要，充分体现了陈望道运用科学发展观考察修辞现象所提升的哲学方法论意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考察修辞现象，是《发凡》自始至终的指导思想，也是其后修辞研究承继的思想基础与学科传统。
在《谈谈修辞学的研究》中，望老强调：
写这本书是有目的的。我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解决修辞上的问题(1962．11．19)。
发展变化的观点对于修辞研究非常重要(1961．3．18)。
这种辩证发展观在《发凡》(1997：283)的“结语”中也阐发明示：
我又以为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视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成事成例的自身既已进展，则归纳成事成例而成的修辞学说，自然也不能不随着进展。
《发凡》(1997：242-255)分节阐释了对修辞现象的考察为什么必须遵循客观决定主观的规律：
1)格局无定；
2)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
3)修辞现象常有上落；
4)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
5)适应更是形形色色；
6)变化的统一。
范畴二研究对象与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的指导下，望老数十年间始终葆有古今中外理论视野，坚守内容决定形式、理论与实践结合、古今中西结合的理念，对修辞现象展开全方位的研讨，而不是有些人囿于一隅、执于一端的所谓“辞格中心论”。望老在《修辞研究要有发展变化的观点》(1961．11．7)中介绍到：
我研究修辞是涉及修辞学全部领域的，不仅讲辞格，还讲理论，讲了运用，又讲原理原则。我还阐明了修辞必须依据题旨和情境，因为形式是根据内容来的。我既把修辞提到原则高度来分析，同时还追溯修辞研究的历史。
基于“修辞的国际界限很少。所以有两个特点，变动性、国际性”的认知，陈望道先生修辞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拘于从传统修辞学中吸取精华，而是“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1997：283)，认为“外国的东西要化为自己的东西。学术上闭关自守不求新知是行不通的，而盲目崇洋媚外也是不行的。……我们讲语言学研究的中国化，就是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1965．9．20)。毋庸置疑，望老关于修辞的知识储备兼容了语言学和跨学科、古今中外的百科知识：
我过去是学物理的，后来学政治法律，是法学士。那时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文低一等，为了出一口气，我就研究修辞和文法(1962．11．29)。
我还学过心理学、美学、逻辑学、哲学等，这些学问对我帮助很大(1965．9．20)。
我写《发凡》的“本钱”，一是学过一些外国修辞书。二是小时候读过四书五经，受老师的影响很大(1962．11．29)。
当时我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索绪尔的语言学说(1965．9．20)。
正因为此，望老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学科方向的确定、还是著书立说、阐述观点，都注重博取跨学科、跨领域的理论资源，以丰富的学科内涵与外延，创立富于中国特色，又立于世界学科之林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理论体系。
范畴三核心修辞
在《发凡》中，陈望道用图示的方法呈现了全书的知识架构与理论体系：
图1 修辞知识架构与理论体系
望老以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为理论核心展开本体研究，设置修辞研究的基本面和以修辞结构与修辞功能为目标的理论平台。分述之则为：
1)积极修辞
在修辞学的两大分野中，积极修辞研究，特别是辞格研究是汉语修辞学传统研究的重要部门，而且无论中西古今，都是历久弥新、学脉相传的研究领域。《发凡》中“积极修辞”也是望老建构最力，对修辞理论体系建构贡献最大的理论范畴。
《发凡》以修辞格为重心研讨积极修辞，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修辞结构与修辞功能的探索。值得关注的是，《发凡》也专题研讨了与“辞格”对应的“辞趣”修辞，应该是注意到其研究价值：1)注重体现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功能；2)区别于“辞格”修辞结构类型化的稳定意义，“辞趣”具有修辞结构初始性、非标准化、非类型化与修辞意义的不稳定性、潜在性等特征。
“辞趣”概念作为传统修辞学的核心术语，追根溯源，可上溯至魏晋刘勰《文心雕龙》的“明诗”篇：“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此“辞趣”所言“文辞旨趣”为袁宏、孙绰之后的诗人通过诗体结构和敷陈辞采的描写所表现的情致旨趣。1905年龙伯纯的《文字发凡》(霍四通 2019：127-130) 也用“语彩”概念讨论了辞趣现象。龙著参考日本修辞学家岛村抱月的《新美辞学》第三卷“修辞学”的理念构拟了“修辞现象”体系图：先分为外形上的语彩和内容上的语彩，认为“语彩者，言语上之彩色”；然后根据“消极者，修辞最低之标准，准备上必要者也。积极者，修辞最高之准备也”的理念，又下分为“消极的语彩”和“积极的语彩”两大类。在“积极的语彩”中讨论了“语趣”和“音调”这两种与刘勰“辞趣”的“言辞旨趣”内涵意义接近的类型。1923年，区别此前局限于个别字词的附着风致的零星描写，《发凡》油印本(霍四通 2019：260)继承传统，于第四篇立题研讨“辞趣”范畴，该部分包括：“辞趣论纲领”“辞的风味”“辞的风味续”“文辞的声调”“文辞的形体”，属于修辞界说四部分中与“传达论”“体式论”“格局论”并列的“表现论”，主要“论在文章上用有力量、有光彩、有趣味的语言表现自己底方法”。1932年在大江书铺出版的《发凡》以逻辑严密且可识解的“辞趣”范畴从理论上、实践上完成了现代修辞学“辞趣”修辞的系统建构。但近百年来，辞格修辞研究成果丰硕，而有着丰厚理论资源的“辞趣”修辞却缺乏科学的描写与阐释，更未系统解读其作为分析工具高效传达“意”和“情”的修辞功能，以至形成修辞知识体系建构的极度不平衡。为此，吴士文《修辞格论析》(1986)、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1992)、胡习之《核心修辞学》(2014)先后沿着《发凡》的范畴体例，系统解析了“辞趣”的修辞结构与功能；祝克懿也在《“辞趣”修辞的学科建设意义与社会文化功能》(2022)中专题研究“辞趣”现象，尝试通过考察积极修辞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发展，在《发凡》意趣、音趣、形趣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分析“辞趣”修辞当代多模态类型的生成识解机制与交际动因，以丰富“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互动共生的理论体系，探索“辞趣”修辞的学科建设意义与在新传媒语境下实现的多元文化功能。
2)消极修辞
“消极修辞”是与“积极修辞”相对待的部门，陈望道先生极为重视。在《发凡》第一篇与第四篇中用了与积极修辞同等的篇幅讨论消极修辞；后在《谈修辞学是边缘科学及其他》(1963．4．10)中特别强调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括的手法，用得较为普遍”。认为“在平时的语文运用中，还是消极修辞所占的比例大。讲修辞，首先要去掉‘不通’。语文要讲纯洁性。消极修辞讲通顺明白、纯洁性。写作《发凡》时，我没有采用‘纯洁’这个词，而是用‘平匀’来代替了。”善用消极修辞手法的人“叫清真派，不大用好看的字眼”，“清真派大半讲究文章清通，也就是提倡消极修辞。我把消极修辞看得很重，称之为修辞的基础”。
尽管望老如此高度重视与大力倡导，可能由于消极修辞缺少鲜明结构形式表征的原因，复旦大学《当代修辞学》编辑部第九届“望道修辞学论坛”以“消极修辞的现代认知”为会议议题专题研讨，组织了数个专栏的文章发表，也未形成热效应。目前，仍属于亟待深化拓展的研究领域。
3)零度修辞
为了解释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范畴之间不能完全覆盖的修辞现象，望老在《发凡》(1997：70)中提出“零度”修辞概念。在消极修辞到积极修辞范畴之间设置“中介”这种“零度”区域，“中介上”相当于“零度以上”。于此建立起修辞研究范式从消极修辞到零度修辞再到积极修辞范畴的连续统。
语言文字的固有意义，原是概念的、抽象的，倘若只要传达概念的抽象的意义，此外全任情境来补衬，那大抵只要平实地运用它就是，偶然有概念上不大明白分明的，也只要消极地加以限定或说明，便可以奏效。故那努力，完全是消极的。只是零度对于零度以下的努力。而要使人感受，却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
1964年《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中又进一步修订概念，阐释内涵意义：
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有区别。假如把通顺明白看作“零点”，那么消极修辞就是研究零点和零点以下的东西，所谓零点以下的东西就是不通的，消极修辞就是要讲求通顺明白；积极修辞则要研究零点以上的东西。它们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零点和零点以下是消极修辞，零点以上是积极修辞。
望老“零度”修辞观念的挖掘极有学术价值，扩展了研究空间，而且“零度”修辞范畴的设置也给予修辞研究诸多启示：
1)物理学概念“零度/零点”通过隐喻方式引入修辞学，恰切用于反映修辞语义的一种界限、规范、标准、常规状态、平衡状态、中性领域等。以此为基准，区分特定的、两端的语义范畴：生动感人的积极修辞语义范畴与明白准确的消极修辞语义范畴。
2)“零度”概念反映了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与普遍联系。“零度”中间区域客观上破除了两大分野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形成了符合辩证逻辑序列的零下—零度—零上范畴层级关系连续统，揭示了“修辞方式范畴”理论建设的规律性。
3)运用“零度”范畴的辩证思维，可提取所关涉的系统整体理念与动态发展理念，了解语言复杂性、语义模糊性存在的必然性，关注语体的交叉渗透、歧义等现象，解决显性与隐性等诸多语言学难题。
范畴四文体、语体、风格修辞
《发凡》的第十一篇“文体或辞体”以“语文体式”概念为核心，简要描写了文体、语体、风格的上下位类型及结构表征。
《发凡》(1997：256-276)认为：文体或辞体就是语文的体式。语文的体式很多，也有很多的分类。约举起来，可以有八种分类(括号中的类型为本文作者所注)：
1)民族的分类(文字符号类型)
如汉文体、藏文体……之类。
2)时代的分类(文体，属下位的诗体类型)
如《沧浪诗话》所举的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之类。
3)对象或方式上的分类(语体类型)
旧的如《文心雕龙》分为骚、赋、颂赞、祝盟……等等；
新的如《作文法》分为描记、叙述、诠释、评议等等。
4)目的任务上的分类(语体类型)
如：实用体、艺术体；公文体、政论体、科学体、文艺体等。
5)语言的成色特征上的分类(语体类型)
如：语录体、口头语体、文言体……
6)语文的排列声律上的分类(语体类型)
7)表现上的分类(体性、风格类型)
如：简约、繁丰、刚健、柔婉、平淡、绚烂、谨严、疏放。
8)写说者个人的分类(风格类型，属下位的个人风格类型)
如：《沧浪诗话》所举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庚体……
韩昌黎体、柳子厚体……
《发凡》全书有十一篇，从量上来看，该篇核心论题是“文体或辞体”，但关于文体、语体、风格理论建构仅一页的篇幅，具体论证部分都落实为第七种“体性”的四组八种表现风格专题讨论；从质上看，文体、语体、风格三类概念的内涵外延未做精细区分，故文体、语体结构类型与风格表现特征论证分析有时呈边界模糊性。基于此，我们试做推论：
1)望道先生尽管只用一篇来讨论文体、语体、风格现象，但从研究对象、目的、任务等内容出发，已为系统整体知识体系的建构全面布局：设置文体、语体、风格理论维度以研讨下位的范畴知识体系。
2)文体、语体、风格知识体系的建构仅一页的篇幅，其余20页集中论证表现风格的“体性”，这是因为风格研究于古今中外都为显著范畴、热点领域，故在第十一篇“文体或辞体”的知识体系中占了较大的比例。
3)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系统的语体学，更没有逻辑严密、“文体”“语体”严格区分的概念系统。即使如宋代陈骙《文则》、元朝王构《修辞鉴衡》有文体专论；20世纪龙伯纯《文字发凡·修辞卷》有专节讨论“体制”；《发凡》1930年的油印本(霍四通 2019：260) 第五章列“类别文章的体制风格”，第一节“文体概说”、第二节“目的上的分类——实用文与艺术文”、第三节“体性上的分类”分别讨论文体、语体、风格范畴；1932年的《发凡》也列专章来讨论“文体与辞体”，这种研究所呈现的众说纷纭现象，应该是因为注意到修辞结构研讨属于修辞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当时又无科学的分体理论支撑。在《发凡》中，望老的分析策略是视形态各异的“体制”都为“语文体式”形式，将其包容并统筹于这个大范畴里。所以，基于时代的局限性，尽管望老在《谈修辞学是边缘学科及其他》(1963．4．10)的讲话中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分体意识，但下位类型“文体”“语体”“风格”间还是没有科学明晰的区分：
文体有时也叫辞体。“辞”包括口语和文章。有人把“文体”称为“语体”，……文体一般可从两个方面去探索，一是体裁(也称体类)，一是体致(也有人叫“文致”)。体裁可有小说、诗歌、戏剧等分法；体致就是风致、风格。……语言研究中，文体较难捉摸，因为它是积极修辞、消极修辞手法的综合表现。……对体裁的分类，一般流行公文、政论、文艺、科技的四分法。……也可把体裁分为评议、描记、叙述、阐释等四类。
之所以形成这种修辞生态，是由于20世纪前中国修辞适应释经问学目的形成的民族化语文特征；20世纪初叶修辞学科逐渐独立，但受认知的时代性的影响，学科的分体研究还未科学化展开；“文体”作为文章体裁、格局的概念意义，“语体”作为功能分化形成的语言特点体系的概念意义，“风格”作为语言运用形成的总体格调气氛的概念意义，是当代修辞学才赋予并规范的新解读、新的内涵意义。
在陈望道先生的理念中，“体裁”范畴与“风格”范畴在对象范围、理论资源、方式路径等方面的区分是大体清晰与准确的：
我国研究风格，包括语文“体裁”和表现“体性”，是很早的。(1965．9．20)
我国古代关于风格的研究材料，是我们丰富的修辞学遗产当中一宗宝贵的财富。(1965．9．20)
《修辞学发凡》中没有深入地谈到风格。(1961．11．7)
讲风格，要从篇章着眼，风格是修辞特点的综合表现。(1963．4．10)
现在翻译出版了一本苏联语言风格学讨论的文集(即高名凯领衔翻译的《语言风格与风格学论文选译》—作者注)，使我们了解到苏联对风格学研究的一些情况。(1965．9．20)
对于在《发凡》中没能深入地研究风格、语体，望老极为惋惜：“因为那时我被反动派借了各种名义从学校里赶了出来，不能不很快地出版这本书，来不及再进一步研究风格。到底怎样研究风格，大家可以考虑考虑。现在的公文和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公文讲‘等因奉此’，现在没有了。过去的小说常用‘却说’开头，现在也不用了。”(1961．11．17)并且数次敦促他的研究生、复旦大学李熙宗教授专注于风格、语体的研究。李熙宗没有辜负导师对他的期望，数十年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以《现代汉语公文语体论略》(1983)、《现代汉语科技语体述要》(1983)、《语言风格研究》(1988)、《文体与语体分类的关系》(1994)、《关于语体的定义问题》(2005)等重要著述向望老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加之一大批学者遵循《发凡》修辞思想发展的系列重要成果，如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华东修辞学分会、复旦大学语文所《语体论》(1987)，程祥徽、黎运汉《语言风格论集》(1994)，袁晖、李熙宗《汉语语体概论》(2005)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凡》风格、语体研究领域的缺失，推动了修辞学理论体系化、科学化的进程。
范畴五语篇理论
中国传统的语篇修辞研究源远流长。甲骨文中结构完整的卜辞语篇包括四个部分：前辞(占卜日期、占卜者名)、问辞(要问的事)、占辞(结论)、验辞(应验)，其完整的逻辑语义链条已经具备谋篇布局的意识。魏晋时刘勰的《文心雕龙》也较关注“谋篇布局”的语篇结构与“起承转合”语篇语义流动形成的整体性、连接性。《发凡》(1997：242)秉承传统的语篇思想，在“第十篇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中开篇就用“格局无定”讨论语篇研究中的宏观结构“布格”或“布局”，并根据传统的起、承、转、合语义结构介绍传统“三准四法说”“六法说”规则，评价其以衔接连贯为特征的组篇功能。
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见《文心雕龙·熔裁》。
四法：“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见范椁《诗法》)。
六法：“起、承、铺、叙、过、结六法”(见陈绎曾《文筌》)。
在《陈望道全集》的“修辞论”中，望老也专门谈及修辞研究与语篇研究的关系：
古代的书往往把文法修辞结合在一起讲，它们谈篇章的篇幅较多。例如讲照应。讲伏笔，讲波澜起伏，在风格上追求典雅，在技巧上谈论先抑后扬等，其实这些已经是修辞的内容了。(1963．4．10)
张涤华等传承《发凡》的修辞理念编著《语法修辞辞典》(1988：307)，也特别指出谋篇布局、语义连贯是语篇修辞最重要的方法论：
篇章修辞以文章的篇章结构为研究对象的修辞。人们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特别是在读和写的书面语言交际中，总是以篇章为对象，用篇章作单位的。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人们总是着眼于全篇，立足于整体的。所以篇章结构的研究，是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文章的篇章结构的规律虽然不像语法规律那样具体、细致，但还是有一些原则可循的。篇章修辞应遵循的原则是：第一，适应题旨，首先是组段成篇必须紧扣题旨，受题旨统摄；其次是前后必须互相照应，防止顾此失彼；再次是段落分明，要做到层次清楚，条理性强。第二，适应情境，就是表现形式要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千篇一律。第三，适应语体风格，文章的语体风格不同，修辞上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两者必须相适应。
还有王德春《修辞学探索》(1983：102)在论修辞方法时列举了四种方法：择语、调音、设格、谋篇。其中，“谋篇”方法用了较多篇幅解读其基本原则：“组织和谋划段落篇章，以便更完整、更有条理有层次地表达思想。……在交际过程中，一般需要把许多句子，围绕一个中心意思，组织成段落篇章，才能表达连贯的完整的思想。所以，谋篇(如篇章布局、安排层次、贯通脉络、照顾首尾等)就成了重要的修辞方法。”
现在学界所言的语篇修辞研究，不仅仅指《发凡》及以下著述秉承传统导向的语篇修辞研究，也指以欧美功能修辞学、语篇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作为重要理论资源，基于传统，拓展内涵外延，发展出宏观、动态、多元语篇生态的修辞研究范式。如以修辞结构和修辞意义为研究宗旨的广义修辞、互文语篇修辞等。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各种理论渊源的语篇理论进入中国，与传统的语篇思想发生碰撞、磨合、交融，触发了诸多语篇修辞广泛接受的新理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篇研究的多维范式。这些维度的研究成果，给语篇修辞研究带来了丰富的理论滋养和分析实践。主要有：
1)语篇理论建构
以语篇理论的建构为准则、目标的研究。主要指学界关于“语篇语言学”“语篇修辞学”“语篇衔接理论”“宏观结构理论”“修辞结构理论”“批评话语分析”“评价理论”等范畴的研究。廖秋忠是将语篇语言学引入国内的首批学者之一。学者们关于语篇研究和相关文献的大量译介给中国语言学界打开了一扇新视窗，让学者迅速接受了新的论域——语篇分析。
2)语篇语义研究
英国学者韩礼德(M.A.K. Halliday)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确定“把篇章而不是句子作为描写对象”，解释以整体性、关联性为特征的语篇语义，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的语篇修辞思想协同一致。该类研究通过以胡壮麟学术团队为核心的高校研究中心、学会组织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语义思想中国化，获得学界普遍认同，被广泛用为中国修辞的理论工具。
3)语篇语法研究
1998年，屈承熹(Chauncey C. Chu) 出版《汉语篇章语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与语篇研究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姜望琪在《语篇语言学研究》(2011)中则对篇章语法的理论原则、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包括英国、美国、俄罗斯、欧洲大陆语言学家中西视角的理论认知。沈家煊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在接受西方的影响对汉语的句法分析有了一番认真的实践之后，我们期待在汉语语篇研究方面会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并且为世界范围内的语篇研究做出我们应该做出的贡献来。”沈家煊所期待的汉语语篇研究是该书已经开始进行的实践，也是汉语语篇修辞研究一直努力去开展的实践。
区别于只关注抽象语言结构与功能共性的语言研究，陈望道《发凡》提出修辞活动的最高原则：“修辞是适应题旨情境的种种努力”“修辞主要是为着意和情”。殊途同归，中西语篇修辞除了研究对象有大小之分(西方语篇修辞俗称“大语篇修辞”，包括跨学科、跨领域的诸多内容；不仅关注篇内研究，还包括篇际研究)，在研究目的和方法论的一般原则方面也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为随着中西传统与现代“功能修辞学”“语篇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深度交融，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开始重视从语篇角度探索修辞结构与修辞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使语篇修辞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修辞研究的重要维度。
范畴六修辞学史
当一门学科的发展有了相当的积累，学科的体制建构、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其本质属性和发展趋势也已相当明确清晰，学术传承与发展史的总结意识就会自然产生。
《发凡》在前十一篇中着力建构修辞理论体系，第十二篇的“结语”总结全文。先总结了修辞发展的三个阶段等修辞史研究的相关问题，示范了以问题为导向、“史”“论”结合的写作路径：
第一阶段修辞学术萌芽时期因“向来并未将修辞当作一种专科学术来研究”，故未形成有价值的修辞论；
第二阶段修辞文法混淆，学术界限不清；
第三阶段修辞学渐渐独立，中外修辞学说形成竞争。“新探”派：以唐钺的《修辞格》为代表，“想用国外的修辞学说来解说中国的修辞现象”；“复古”派：以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为代表，“想用中国的修辞古说来规律今后的修辞”。
对上述竞争，望老首先充分肯定前者“对于修辞学最有贡献”，“因找例很勤，说述也颇得当，又是科学的修辞论的先声”(1997：280-281)。接着，望老阐释了修辞学史研究的学科意义，也赋予了修辞学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责任与动力!
有许多地方，看了前人的脚迹，实可省却我们自辟蹊径的烦劳。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成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而且鸟瞰一下整个的修辞景象，也可以增加我们相当的知识和能力。(1997：283)
遵循《发凡》于史实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路径，修辞学人开始了中国修辞史与中国修辞学史的“史”“论”结合的研究：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1984)、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1998)、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2000)、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2001)等的通史、断代史研究；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1983)、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2012)、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辞格审美史》(五卷本)(2019)等的专论，都为鸟瞰整个修辞景象，增加学界的知识和能力做出了杰出贡献。
望老有生之年一直在为修辞学知识体系科学化“提出新例证，指出新条理”，希望“能够开拓新境界”。上述从“指导思想”“研究对象与理论来源”“修辞理论”“文体、语体、风格理论”“语篇理论”“修辞学史”等基本知识范畴切入的考察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结语
如果用关键词来提炼总结，可以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复旦修辞学”这三个关键词贯穿了修辞学的百年历史轨迹，谱写了现代修辞学创立与发展的百年辉煌篇章，成就了复旦修辞学科与《发凡》遵循语言发展规律、建构修辞知识体系的历史功绩。
从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看，一方面，修辞研究始终以望老建构的现代修辞学理论为核心；一方面，历经数十年的理论积累与实践分析，当代修辞学借鉴外来新知，结合汉语实际，突破现代修辞学“两大分野”的理论框架，打破地域、学科、流派的局限，以新的思维路径形成了下位学科分立、跨学科研究互动共生、中西对话交流多元并举的理论格局。最初研究较为薄弱的“消极修辞”“风格修辞”“语体修辞”“语篇修辞”“论辩修辞”“零度修辞”“辞趣修辞”等范畴已有如火如荼之势；新兴的“跨学科/跨领域修辞”“多模态修辞”“网络修辞”正在强势崛起；“西方修辞学”“中西修辞理论比较”“广义修辞”“语体语法”“修辞构式”“新言语行为分析”“互文修辞”等理论范式也逐渐成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修辞学适应时代需求进行体系性拓展，并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途径，已经建设成为包容多层级、新范式，与国际接轨的修辞学理论体系。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4期， 第33-48页，本期推文为节选摘录，略有删减和编辑）
转自：“复旦新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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