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过去四十多年，对外开放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两轮”之一，有力推动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经济复苏和中长期质与量相统一的发展，迫切要求以高水平开放增添发展新动能，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确保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一，高质量发展需要外循环提供更多资源和市场，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
当前，我国已发展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今后发展依然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我国一些重要能源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长期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但在经济总量较小时国内供需压力尚不明显。当前，我国经济体量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左右，而油气资源、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等分别仅占全球的3%—7%。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总量还将在今后持续扩张，这些短板将更为凸显。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开发替代资源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等战略部署，提升国内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要继续力争从海外引进必要能源资源。不同类型能源的经济性、便利性和普适性有所差别，不同产业对能源类型的需求不同，对价格的敏感度也不同，不适宜的匹配将带来额外成本。实现多样化能源资源供给，会对国内产业发展带来更为有利的条件。经济学原理表明，当各种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率相等时，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如果要素结构不匹配，资源配置就无法达到最佳状况，产业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虽然使用外部能源资源会存在国际环境或双边关系变化的供给风险，但若由于能源供给结构缺乏竞争力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甚至大批撤离，同样也会带来营商条件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风险。因此，依时而动，比较权衡把握好“度”是战略选项。当国际环境允许时，一些重要能源资源的适量进口可以保障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效率提升。
国际市场对于转型升级中的国内产业同样重要。进入新赛道就意味着开辟一个新市场，只依靠容量有限的国内市场，不能充分发挥投入带来的增长潜力。技术类产品开发往往需要较多投入，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规模愈大，带来的收益也愈多。例如，新能源汽车是近年来我国产业开辟的一个重要新赛道。经过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十多年的努力，我国新能源汽车占全球产能及产量的比重均超过60%。又如，光伏也是我国产业开辟的一个新赛道，特别是在电池、单晶硅、风机和光伏组件四大类产品上都有很强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接近80%。可见，“两个市场”能使新赛道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因此要尽可能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让“两个市场”同步发力，从而为经济增长作出更显著的贡献。
第二，高质量发展需要参与高水平全球分工体系，为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
2023年5月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要求“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同时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这是对有些偏颇认识的及时纠正和坚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明确导向。
中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地位的提升，必然引致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位置的调整变化。由于比较优势的改变，一些中低端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分工链和价值链中向中高端延伸，这是产业升级发展的必然路径。国内企业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在那里生产和出口，也有利于回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限制和打压。一些国内高耗能企业去能源富裕而成本相对低廉的国家投资生产，则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提高投资收益率。
随着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必将从垂直分工模式的中低端向水平分工模式的中高端转变。一是最近十多年来，在我国资本品、消费品和中间品三类出口商品中，中间品出口增长最快，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从1990年的不到30%升至目前的超过45%。而中间品比重上升是一国参与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典型表现，表明我国有日益增多的出口产品进入全球分工体系。二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水平型贸易快速发展，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产业占比从21世纪初的15%左右升至2021年的45%左右，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较低水平的垂直分工模式向高水平的水平分工模式转变，这既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也必将带动制造业水平的继续提升。
第三，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新动能。
多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力推动了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这些产业在较高技术水平上从事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目前，我国产业技术总体水平已进入各类技术并存、较为先进和先进技术不断增多的状态。例如，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出口商品中的比例持续提高，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正在持续增加。一个产业引进技术的规模，与其自身研发投入的规模呈正相关。我国的整体数据表明，较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与国内相对较高的研发水平可以并行不悖。2022年，中国研发（R&D）经费规模达到30870亿元，占GDP比重升至2.55%，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水平大体持平。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两条腿”协同迈进，有利于持续快速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为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一国拥有的先进技术愈多，也愈有利于引进国外更为先进的技术。外资企业目前引进的技术大多是全球最先进的。例如，巴斯夫在广东湛江建设的新型一体化基地，是其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项目，采用了全世界第一台用绿电驱动的电加热蒸汽裂解炉，可使碳排放量降低90%。
我国当前的国际科技合作已由单向引进向引进和输出双向流动转变。2014年以来，我国技术出口增长强劲，进口增速平稳，技术进口与出口规模差距明显缩小，技术贸易逆差大幅收窄。2023年2月，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和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宣布在美国合作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所有设备、技术、管理都来自宁德时代，这是中国高水平技术带来“外向”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甚至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已从工业机器人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相信今后我国的“外向型国际技术合作”还将持续增加。
当然，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也至关重要。少数尖端技术领域由于国外寡头甚至独家垄断，从维系自身利益角度不愿转让和合作，这种商业利益驱动的“无法引进”将持续存在。同时，我国还面临许多严峻的非经济障碍和不合理打压，“限制输出”也将持续存在。因此，我国要在一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中攻关，确保极端情况下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稳定。
第四，高质量发展需要参考对标高标准经贸协议，为深化国内改革提供新动能。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这表明我们要继续坚持以开放推动改革和发展。
现在，中国已经或者正在申请加入多个高标准贸易体系，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CPTPP、DEPA等，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绿色生产、劳工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许多与我国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基本一致，是要明确推进的重要改革事项。因此，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助于推动国内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竞争行为向更高水平、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方向推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开放型营商环境。例如，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从环保、产品质量、公平竞争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准入管理，大幅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并提高必要补贴的透明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都是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又面临许多挑战。中国的崛起显著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在各方调整适应这种变化的同时，各种力量的博弈在所难免。但是，开放会给中国和世界各国带来诸多发展新机遇，推动开放的理由和力量同样强大而泛在，突破障碍积极进取者必会因之受益。我们要深刻理解这种大局和大势，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最高阶目标，不因干扰和困难而退缩，努力寻求公平合作的新机遇，以高水平开放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新动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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