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藏地三部曲”起，范稳努力发现历史中被忽略和被遮蔽的东西，并从历史长河里打捞出珍贵的精神遗产，通过重述历史重构起小说的宏大叙事。他以精神信仰作为重构之核，以文化交融作为重构之途，从而使历史得到重新的讲述。他的宏大叙事是与他的现实精神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宏大叙事 精神信仰 文化交融 现实精神
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沈阳110034）。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2期P39—P46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范稳就开始了小说写作，但真正引起文坛热烈关注的是他在200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这部小说写的西藏历史，是范稳过去从未接触过的题材。他因为参加了一次“走进西藏”的文化活动而被西藏文化的神奇所吸引，于是满腔热情投入到西藏文化的浩瀚海洋之中。从此范稳的写作视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的写作才华也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喷发口。
范稳自《水乳大地》后，又接连写出反映西藏历史的《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这三部小说共同组成了“藏地三部曲”；之后，他陆续写作了《碧色寨》《吾血吾土》《重庆之眼》《太阳转身》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既有写历史的，也有写现实的，其中主要与云南本土有关，只有《重庆之眼》是写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大轰炸。尽管这些小说涉及不同题材，也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我发现范稳在这些小说创作中一直在做着同一件工作，就是重构小说的宏大叙事。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叙述和叙事虽然含义有所不同，但在一般性地谈论小说叙述时，二者有时候可以混用）。我认为，当代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了解构宏大叙述的命题，这固然带来了当代文学的多元发展，但由此也形成了新的问题，作家们在解构的潮流中，逐渐淡化了文学的精神担当。然而，文学的精神担当就是最根本的宏大叙述。从这个角度说，当我们的文学解构了以往的宏大叙述后，必然要建构起新的宏大叙述，这应该就像河水九曲百回终归要流向大海一样。我就是出于这一认知，提出了重构宏大叙述的观点。事实上，这些年来，有不少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在做重构宏大叙事的工作。范稳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从进入藏地选择了西藏历史作为小说题材起，就基本上确定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思路，宏大叙事使他的小说创作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此，他以宏大叙事建构起自己的小说世界。
重构之核：精神信仰
在范稳的小说中，精神信仰是构成宏大叙事的核心。这一点，在他开始“藏地三部曲”的写作时就奠定了。这也是他首次研究西藏历史文化时最大的收获。范稳接受采访时就谈起过他是怎样从西藏人民身上体会到精神信仰的重要性的，他说：“当我们看着雪山时，想的是征服，而藏族人看着雪山时，想的是神，是父亲，是母亲，甚至是情人。这是不可征服的，需要跪下去祈祷的。一个湖泊，在藏族人心中是如此神秘，不可能去游泳，这就玷污了湖泊。我们期待这样的差异，这样的差异让我们找到写作的灵感。”范稳由此意识到，精神信仰在藏族人民心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他也就能够理解藏族人身上种种不一样的地方，他认为，这种不一样恰巧体现出他们强大的精神信仰的力量。他的“藏地三部曲”基本上都是围绕藏族的精神信仰来写的，当然，每一部小说又有所侧重，《水乳大地》侧重于写不同民族的宗教和信仰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是如何碰撞和交融的，《悲悯大地》侧重于从一个藏人的成佛史来表现藏族人执着的信仰精神，《大地雅歌》则是通过一场凄美的爱情来展示信仰的力量。
我注意到，范稳是在21世纪之初开始进入藏地进行调研并准备写《水乳大地》的，在这段时期的当代文学中，“信仰”这个词语如同灰姑娘一般并不受作家们的喜欢。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中国曾经有一段信仰狂热化和异质化的经历，其后果便是一段时间内弥漫起了一种信仰破灭的情绪，躲避崇高、英雄隐退、道德沦丧，都成为了社会的弊病；加上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助长了人们的欲望扩张，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流行新写实，偏重于写物质和欲望，基本避开了精神和信仰。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范稳明确地以精神信仰作为《水乳大地》的主题，通过一个地区的变迁来表现精神信仰对人性和人心的无可比拟的作用，非常坚定地表达了一位作家对信仰的敬意，范稳的写作虽然说不上是遗音绝唱，但肯定也是“曲高和寡”。
《水乳大地》让我们感受到滇西北地区一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这里是藏族、纳西族杂居的地方，一百多年前，西方的传教士从这里进入西藏，因此这里存在着藏传佛教、东巴教和天主教多种宗教，宗教的争斗造成了冲突、流血和死伤，人们处在敌对、仇恨乃至杀戮的恐惧之中。范稳真实地描述了这一严酷的境遇，但他更要表现的是，人们因为有了精神信仰的鼓舞，即使在这严酷的境遇中，也能奇迹般地延续着民族的命脉。范稳能够从精神信仰的角度去理解这里各民族文化的神秘性和神灵意识。比如他写到野贡土司凭着强大的武力抢夺了纳西人的盐田和村庄，但强悍的土司终于遭到大自然的无穷惩罚，一场滂沱大雨带来澜沧江的大洪水，一下子将野贡土司的盐田洗劫一空。而纳西人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村庄，但他们在族长和万祥的带领下，在澜沧江边的六百尺悬崖上开垦出了自己新的家园。野贡土司看上去一代比一代贪婪、一代比一代狂妄，他们连神灵都敢亵渎，就因为他们的肆无忌惮，招致了灾祸，从此整条峡谷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曾有评论家认为，范稳的《水乳大地》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话并没错，我们从范稳对神秘性和神灵意识的书写中确实能看出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因为二者都重视对文化神秘性材料的处理。但范稳所不同的是，他将这种神秘性看成人们的精神信仰在生活中的折射，他是要通过对这种神秘性的描写去揭示出精神信仰是如何以一种妙不可言的方式干预着人们的生活的。研究拉美文学的学者赵德明就认为不能把范稳的小说简单地看成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他认为，《水乳大地》是对《百年孤独》的“一次漂亮的超越”。他的理由之一也是强调了范稳对于精神信仰的书写，他认为，范稳特别写出了信仰与环境的关系，“信仰和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书中的人物说道：‘没有信仰我们就没法活下去。’”
《水乳大地》所写的地区是多种宗教互相争夺势力的地方，既有教义的冲突，也有利益的冲突，但范稳基本忽略了宗教的具体内涵，他是要揭示出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宗教是如何在凝聚人们的精神信仰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因此他对于来世现世、此岸彼岸，以及天堂地狱均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人们因为有了一种信仰，就有了生活的原则，就有了对生命的关爱。他在塑造沙利士神父、让迥活佛、凯瑟琳修女这些人物时，与其说是把他们当成虔诚的宗教信徒来对待，不如说是要将他们塑造成洞见人生哲理的智者，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在拯救人的灵魂。比如让迥活佛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在医治人的灵魂，当他被人赶出了寺庙后，他只好去当藏医，为人们看病，后来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扎西门巴（门巴即藏语的医生）。当政治劫难过去后，他拿出行医多年的积蓄，买了木料、水泥和砖，要在噶丹寺的废墟上重建寺庙，他说：“治病只能救人一世，而医治人的灵魂，却能救人生生世世。”
《悲悯大地》对于精神信仰的主题挖掘更为深入，小说写一位普通藏民阿拉西的成佛史，他剃度为僧，在全家的陪同下磕长头去拉萨朝圣。在他成佛的路上，发生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都在告诉我们，藏族人民把精神享受看得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他们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因此他们的生活才变得异常丰富。小说中有一个寻找“藏三宝”的情节，“藏三宝”是指宝马、快刀和好枪，这些都与物质和欲望相联，阿拉西在成佛的过程中告诉人们，真正的三宝应该是“佛、法、僧”，这三宝宣讲都是仁慈、悲悯和爱等与精神信仰有关的内容。
《大地雅歌》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格桑多吉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强盗首领，他爱上了央金玛，为了追求爱情，他放弃了当强盗首领，走进了教堂，因为他的恋人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当他经历各种磨难终于和自己的恋人生活在一起时，恋人的丈夫在被宣布死亡30余年后突然归来了，此刻，格桑多吉便以自己的死来成全恋人。这个爱情故事正如范稳自己所说的，“写信仰对一场凄美爱情的拯救，以及信仰对人生命运的改变，还想讴歌爱情的守望与坚韧”。
尽管我说范稳在书写时忽略了宗教的具体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范稳对精神信仰的内涵缺乏明确的认知。他看重爱、善、慈悲等人类共有的良知和精神价值，认为宗教也是因为教义中含有的这些精神价值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思路里，这些人类的精神价值终将流向革命信仰。因此在《悲悯大地》中，范稳便对“藏三宝”的情节有这样的设计。先是从传统的 “宝马、快刀、好枪” 物质和欲望的“藏三宝”，转向阿拉西“仁慈、悲悯、爱”的精神性的“藏三宝”，当“红汉人”来到西藏这片土地上时，他们带来了“翻身、自由和土地”的“新藏三宝”。这个“新藏三宝”显然是范稳对于精神性“藏三宝”的现实性诠释。在《水乳大地》中，还有这样的情节，红军从这里经过，年轻的政委对沙利士神父说：“我们不信仰天主。但是我们信仰一个比你们的耶稣更伟大的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尽管红军在这里待的时间很短暂，但绛边益西活佛已经发现这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红军在这里播撒的革命信仰的种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结出灿烂的果子。范稳专门写了一位共产党员木学文，他不仅有坚定的革命信仰，而且他也懂得，党的宗教政策就是要有效发挥宗教对于人们精神疗伤的作用。他把让迥活佛请回到寺庙，他对让迥活佛说：“藏族人的精神信仰是毁不了的。活佛，我们已经在拨乱反正了，医治人的心灵，比医治人的病痛更重要”。范稳的“藏地三部曲”基本上都将故事延伸到当代，他就是要通过当代的革命史来证明，革命信仰因为在科学的理论烛照之下，因而对人生的观照更为深邃。
重构之途：文化交融
范稳写“藏地三部曲”所接触的地区是一个多种宗教文化交织的地区，文化的冲突和交融非常突出。范稳抓住了这一点，他通过文化冲突和交融的叙述去表现精神信仰是如何生成的，又会遭遇怎样的挫败，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获得新生，又是如何改变了人的命运。总之，他为自己的重构小说的宏大叙事，找到了一条极佳的途径。
“藏地三部曲”完成之后，范稳写了《碧色寨》，这是讲述20世纪初在云南修建滇越铁路的故事。碧色寨是滇越铁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车站，这里曾是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人们仍处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然而一条携带着现代文明的铁路突然从这里穿行而过，一种文化上的激烈冲突和碰撞在所难免。范稳便是从这一角度来写这段历史往事的。范稳所选择的碧色寨，具有非常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这里的人们本来沿袭传统过着贫困却又平静的生活，但修建铁路一下子完全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节奏。可以说，这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一个缩影。中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霸权的强行干预下被迫开始自身的现代化的。铁路与火车就像现代化的一个显性符号，法国殖民者看上了云南这块肥沃的土地，因此他们要在这里修建铁路。于是曾经非常传统的碧色寨也被迫在现代化的推进下发生了巨大改变。碧色寨建起了一个漂亮的火车站，火车将现代的物质和生活方式运送了过来，洋人们打开了香槟酒庆祝他们的胜利，从此碧色寨俨然就像巴黎式的乐园。但越是这样，文化的冲突越激烈。小说写了一位彝族智者毕摩独鲁，他敏锐地感受到铁路所具有的侵略性，他一直都在抵抗修建铁路，一直都在与铁路作战，但是，铁路所带来的新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毕摩独鲁的战斗越来越孤独。法国的殖民者们自然会从修建铁路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尽管他们一开始遇到强大的阻力，但他们相信靠手棍和手枪说话就能解决问题。但弗朗索瓦后来发现：“我们依靠强大的文明，很容易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很难征服他们的灵魂”。他为了征服彝族人的灵魂，便将毕摩独鲁的儿子阿凸培养成为火车上的一位列车长。弗朗索瓦看上去是成功了，但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文化的反抗有多猛烈。毕摩独鲁将弗朗索瓦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他能夺走儿子的灵魂，于是他亲手杀死了弗朗索瓦。一方面是现代文明带来的变化和希望，另一方面是原有的传统被彻底瓦解，造成精神的失落。碧色寨之所以存在着如此激烈的文化冲突，是因为在碧色寨的刀耕火种式的自然生活与铁路带来的现代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落差。铁路刚刚修好时，碧色寨的人都睡不了一个好觉，每当他们要进入梦乡时，远处驶来的火车就将他们从梦乡里赶出来，他们将火车视为地上的恶龙。但是，文化冲突往往是为文化融合作铺垫的，即使文化落差很大，这种融合迟早要来到。范稳在这部小说中充分写出了这种文化融合的艰巨性和缓慢性。最先改变了对这条恶龙态度的应该是彝族的土司普田虎，因为火车带他进入现代商业的渠道，他尝到了资本增殖的甜头。而那些怀着文化优越感的法国人，在这个青山绿水的碧色寨，与淳朴的彝族人交往，他们的灵魂在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但是，碧色寨的文化落差毕竟太大，几年后，这条铁路也就荒芜下去了，成为一次被湮没的现代化。范稳将这段历史发掘出来，从文化冲突和交融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文化交融也成了范稳的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他在最初进入藏地时，大概还不曾准备以一种文化交融的目光去观察西藏。如果他只是匆匆地走过，那么他很可能就像很多外来者一样去书写西藏，无论是赞叹还是好奇，也不过是隔靴搔痒式的他者书写。范稳是抱着认真的态度和诸多的疑问去到西藏的，当他接触到西藏的文化后，逐渐融入其中，他的主体身份也逐渐发生了转换，藏族文化成为他分析事物的主体，他能够准确表达出藏族文化的内涵。据说，范稳在写作“藏地三部曲”时，每一部都请藏族的学者和朋友审读，而审读反馈回来的讯息总能让范稳心情得到安慰。当然，在书写过程中，范稳的汉族主体身份并没有丧失，关键是当他融入藏族文化之中时，其主体身份便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我们在阅读范稳的小说时，能够体会到潜藏在叙述背后的文化对话。这种文化对话的叙述使得范稳的宏大叙事更具有亲和力和说服力。范稳在《碧色寨》里同样也是以文化对话的姿态去理解彝族文化的。从文明形态上看，当时彝族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而铁路和火车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终究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范稳并不因此就完全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认识彝族的文明形态，因为他明白，发生在20世纪初的这场修建铁路的事件，并不是中国现代化的自然结果，而是外来者强加的现代化，这种强加的现代化包含着殖民的色彩。因此他必须以文化对话的姿态去面对彝族文化。于是他在整部小说里采用了彝族的纪年作为小说的章节。彝族纪年是一种循环性的时间观，完全相悖于现代性的时间观。现代性的时间观也是一种进步观，相信时间带来的是进步和发展，淘汰的是落后与愚昧。法国人把火车开进碧色寨时，坚定地相信这一点，但是时间更像是一个魔术师，它使得“碧色寨的季节被打乱，时间被腰斩，人间的爱情结出错误的果实”，然后又让“大地重新归于宁静，万物依然按季节轮替、莺飞草长、春华秋实，错乱的时间重新归于有序”。范稳从时间观入手，发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他通过碧色寨的一段被湮没的铁路，就是要告诉人们，不要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其实在现代化进程中，时间有循环，有扭曲，也有停顿，但它永远不会让我们回到从前。
重构之实：重述历史
范稳的重构宏大叙事最终主要落在对历史的重述上。
从“藏地三部曲”起，范稳基本上是从历史中选取小说的题材，而且他往往是要从历史中发现那些被遮蔽了的内容。他为《吾血吾土》所写的后记，干脆就以“拒绝遗忘”为题，拒绝遗忘是他面对历史的态度，这也就决定了他的重构宏大叙事就是要通过重述历史来实现的。
中国远征军当年抗击日本侵略军，在云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范稳最初并没有打算为中国远征军写小说，但相继遇到的几件事让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有一次在滇西参加笔会，来自外地的作家听了当地人讲述中国远征军在这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后竟大为惊讶，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云南在抗日战争期间是一个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的大后方。这使范稳意识到，原来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抗日战争中还有一支中国远征军！“拒绝遗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他也由此决定了要将被人们遗忘的远征军的故事写成小说。为此，他采访了20多位老兵，搜集整理了50多个老兵的人生档案，“一段段曾经被刻意隐匿的历史，一个个英气勃发的人物，慢慢向我们走来”，他怀着肃穆之心，用泣血的文字写出了《吾血吾土》。
《吾血吾土》以几个远征军战士的遭遇为主要内容，从抗日的战场延伸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数十年来的历史风云，通过他们的命运遭际对遗忘历史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诘问。主人公赵广陵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老师闻一多的感召下，投笔从戎成为了中国远征军的一名战士，在松山战役中建立奇功。抗战胜利后，他随军队开赴北方，但他拒绝内战，便当了逃兵。回到云南后，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监狱，出狱后组建起进步剧社。新中国成立后，赵广陵以为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活动之中了，未曾想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让他感到了生存危机，他不得不隐姓埋名，苟且偷生。尽管如此，他仍然遭遇了种种厄运。范稳说，遗忘历史有两种，一种是被迫性遗忘，一种是自然性遗忘。小说写到了恢复历史真相的艰难，赵广陵为了恢复远征军的那段历史，到处搜集当年的遗物和资料，当他来到保山档案馆时，发现抗战时期的档案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送到造纸厂变为纸浆了。虽然这只是写在小说里的细节，但它确实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遗忘历史的严重程度。
赵广陵本来是一名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却在“遗忘历史”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受害者。但范稳的书写并没有至此止步，他进一步将赵广陵塑造成一个“拒绝遗忘”的勇士。这样范稳的重述历史就更为完整了。因为当我们遗忘历史时，战争的另一方——日本侵略军正在极力通过歪曲历史从而将自己美化为正义之师。当年在松山战役中赵广陵的手下败将、日本老兵秋吉夫三不仅撰写了日军松山联队史，还要返回云南将战死的日军遗骸送回日本让人瞻仰。小说写到赵广陵与秋吉夫三在战后40年再次见面，范稳是将这次见面当成抗日战争的延续来写的，只是战场由硝烟弥漫的前线移到了装修华丽的宾馆。后来赵广陵干脆把家搬到松山脚下，为牺牲的战友守灵，也提防日本人以旅游者的名义来盗墓。范稳在塑造赵广陵这一形象时始终强调精神信仰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忠诚于革命信念、不改初衷的英雄形象。在范稳的重构宏大叙事版图中，有着众多的闪耀着精神信仰光芒的人物形象，赵广陵是第一位具有明确革命信仰的英雄形象，他又具有知识分子身份，其人生命运充分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过程。这也构成了范稳重述历史的重要部分。
《重庆之眼》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大轰炸，范稳在这部作品里从另一角度进行重述历史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成为了国民政府所在地，因此也就成为日军实施空中轰炸的主要目的地，他们对重庆进行反复的大轰炸，造成巨大的战争灾难。范稳非常真实地再现了重庆大轰炸的惨景，还原了那段悲惨的历史。但范稳并没有满足于对历史的还原。当然，即使只有这种历史的还原也非常有价值，历史的还原能有效揭露和控诉侵略者的战争罪行，警示人们勿忘历史。而且范稳还着重书写了在重庆大轰炸中普通民众的遭遇和情感，洋溢着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但范稳仍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之上考虑如何拓展视野，将重述历史引向纵深的层面。范稳于是便从还原历史的这条线索中引申出另一条线索，即一条关于战争赔偿的线索。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遭遇重庆大轰炸的受难者发起了向日本政府起诉战争赔偿的诉讼。这条线索实际上就直接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如果说范稳在《吾血吾土》中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因为遗忘历史而带来的惨痛教训，那么，在《重庆之眼》里，范稳便将目光投向国际，看到世界上会有一种势力要采取选择性遗忘，试图歪曲或无视中国曾经的悲惨历史。小说中的日本律师梅泽一郎出于和平主义立场，愿意为重庆大轰炸的起诉担任辩护律师，于是他与中国律师赵铁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合作看上去十分顺利，但当他们真正接触到怎么评价这场战争时，两人的立场和矛盾就显露出来了。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正是这部小说的立意所在，即战争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梅泽一郎以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来掩饰自己的国家立场，但当他听到赵铁要结合重庆大轰炸这段史实在大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时，脸色马上阴沉起来。梅泽一郎有着复杂的内心活动，他对中国律师的爱国主义立场非常敏感，但他又是真心要帮助中国人与自己的政府打官司，他希望中国人能够赢得官司，但他又不愿意看到中国人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感。当他在法庭上听到宣判中国的受难者败诉时，他很懊丧，随后走到法庭中间，向中国人鞠躬、致歉。对于梅泽一郎这样的心怀善意的外国人，显然不只是有了历史真相就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的，只有真正确立起建立在人类正义基础之上的历史观，才能使他们能够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在历史迷雾中辨明是非曲直。《重庆之眼》充分体现出范稳的国际化视野和现代性的思想高度，这使得他的重述历史更为厚重。
结语：永远的现实精神
《太阳转身》是范稳2021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新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把这部作品放在结语里谈，是因为这部作品为结语所要表达的意思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从“藏地三部曲”起，范稳主要沉潜在历史的长河里，去发现历史中被忽略和被遮蔽的东西，并从历史长河里打捞出珍贵的精神遗产，通过重述历史重构起小说的宏大叙事。但是这一次的《太阳转身》完全是一个反映现实的题材，小说是以云南乡村脱贫扶贫为故事背景的。许多评论家注意到范稳这次是从历史题材转向了现实题材，因而称这是他在写作上的一次华丽转身，感慨范稳终于也关注现实生活了。我以为，说范稳这次写现实题材是一次华丽转身也许不是太准确，这似乎是说范稳过去在写作中缺乏现实精神。其实范稳一直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他以前的小说虽然是以讲述历史为主，但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从历史延伸到现实，即使没有写到现实，他也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去观照历史的，他把历史看成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历史长出的枝丫总会嵌入现实之中。“藏地三部曲”的书写便带有强烈的现实动机。范稳在一篇创作谈中就说到，他是因为感到“我们的生活有问题”，为了“逃避都市生活的单调枯燥和不可遏制的颓废萎靡”才选择了去西藏大地的“行走”。
范稳曾承认过，他一直以历史题材写作为主，是因为他觉得现实题材不好把握。的确，今天的现实节奏越来越快，瞬息万变，一切在不确定之中。但他并没有因为写历史题材就忘掉了现实，强烈的现实精神一直是他进行创作的精神坐标之一。而《太阳转身》的写作不仅证实了他处理现实的能力，而且也让我们发现，由于多年对历史的思考，他在书写现实生活时强化了历史感。《太阳转身》并不是单纯写脱贫扶贫是怎么开展的，他还要追问乡村贫困的缘由和贫困造成的危害。故事就是从一次孩子的被拐而开始的。侬建光和韦小香夫妇的女儿侬阳阳遭到了绑架，从而才引出了卓世民与兰高荣千里迢迢来到南方边境破案的故事。在南山村，不仅贫穷是人们的日常，而且拐卖人口也几乎成为了人们的日常。很多人都曾参与过拐卖人口的活动，这次绑架侬阳阳的曹前贵就曾经因为拐卖人口被惩罚过。在这个地方，拐卖人口都形成了产业链，铺开了一张联络网，势力竟然扩展到境外。令人震惊的是，拐卖人口的总头目“五孃”就是一个拐卖人口的受害者，他小时候在漂泊途中被人拐卖了，长大后他又成为拐卖人口的头目。在范稳笔下，无论是曹前贵，还是曹利群、杨翠华夫妇，他们并非从本性上说就是恶的，他们因为在贫穷的煎熬中守不住良心的底线而走上拐卖人口的邪路。他们知道这是一种犯罪，甚至连杨翠华都想通过交出侬阳阳以赎回自己拐卖人口犯下的罪行。他们去犯罪，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能摆脱贫穷的唯一方式。贫穷与拐卖人口相伴相生，这绝不仅仅是南山村的个别现象，应该是贫困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范稳勇敢地将这一现象揭示出来，同时这也传递出范稳对扶贫脱贫更深刻的思考。做好扶贫脱贫工作，也就是在做彻底阻止拐卖人口的工作。拐卖人口是社会的毒瘤，贫穷则是让这个毒瘤存活下来的温床。扶贫脱贫最直接的目的自然是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但扶贫脱贫也是在彻底拆卸掉让拐卖人口泛滥的温床。范稳通过这一故事将扶贫脱贫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揭示得更加深刻。
范稳强烈的现实精神在《太阳转身》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同时也在向人们证实，现实精神是重构小说宏大叙事的重要元素。范稳在谈到《太阳转身》的创作体会时说：“我们不能把个体的命运和宏大的历史割裂开来看，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都是鲜活的人物，而我们的责任是用文学的真实呈现历史的真相。”历史和现实都进入了范稳的视野，我期待范稳在接下来的宏大叙事里为我们展现更为壮阔的景色。
（本文注释内容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