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之声”编者按】复旦哲系代代“才人出”，先有声称要找回被恩格斯“遮蔽”了的“真正马克思”的俞吾金、吴晓明之流，后有沉迷用西方哲学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刘放桐，皆可视作受雇于外国商行贩卖“西马”货物的中国小贩。现在，2016年第64期《财经》杂志刊登的以“《财经》杂志记者马国川”署名的文章《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里，又钻出一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傅德（Fred E. Schrader）”，也宣称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一个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不同于传说中的那个“真实的马克思”。
“史傅德”毕竟是前面那几个大湿的同道中人，故而在“史傅德”的这篇访谈文中，那些对马克思理论的随意误解、对马克思主义整体形象的拆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可耻修正的行径也比比皆是。
《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炮制出来后，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受到不少人的吹捧。对此，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张光明教授在其好友王炼利女士的“邀请”之下，于2016年11月21日写了近四十多条批注；随后王炼利女士对其进行了整理、修改和基本的定稿，最终这篇批注式的反驳文章得以问世。本文发表于王炼利女士的博客，我们认为，“这篇东西不仅能够纠正知识层面上的悖谬，还有助于读者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故向读者朋友们推送此文。
代绪言
炼利：
迫于你一再的“压力”，从昨晚开始，我又写了对2016年11月7日第64期《财经》杂志上这篇题为《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访谈文章的评论。因为该文实在水平太低，不值得作理论批评，但常识性错误几乎重重叠叠，俯拾皆是，所以，我仍然用了批注的方式。
起初我以为此文转述的是史傅德的观点。我不敢相信，一位据说参加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考证版工作的学者，水平居然差到如此丢人的地步。因此我一度以为这是个洋骗子，看中了中国市场广大，无知者甚多，有足够的地方施展骗术。
后经多方查证，确有史傅德其人，而且找到了一篇出自史傅德本人的不错的文字，可证史傅德作为学者还是合格的。因此现在我倾向于认为，问题是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至于这个中国人是谁，是采访者还是……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通过这篇东西，可以看出在谈论马克思时，人们是多么不认真，多么荒唐随意，思想是多么混乱，文字是多么不伦不类，而我们的观众又是多么容易轻信。
然而，既然此文是以史傅德的名义谈话，那也只好把这位假设的“史傅德”作为批评对象了。也正因此，以下所有出现这个名字的地方，都用了引号。
此外，由于我没有时间去仔细推敲，这篇东西只是给你提个线索，具体怎么处理，完全交由你决定。
张光明
【王炼利的说明】
张光明教授在《“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的署名栏上写上我的名字。我需要作一下说明。
自从见到《财经》杂志刊发的《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后，第一感觉是记者有意在对读者作误导。第二感觉是“史傅德”的谈论随心所欲太随便。2016年11月17日，我在微信上将此文转给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传》（中央党校版）的作者张光明教授，张光明教授当即转来他发给博士生的微信：1. “这根本不是什么观点，是伪造”，2. “这种造谣捣乱的东西不要转，不要帮造谣者的忙”，3. “这个人每一句对马克思的理解，都可以举出几十句马克思的话来驳倒他。”4. “关公斩秦琼的错误比比皆是，一派胡言。”
我当即回复张光明教授，请他写一篇驳史傅德的文章，我转发在我的博客上。张光明教授回应：“反驳这个史先生很容易，史文最弱的地方，即在基本事实上胡编乱造。他的错误大多是常识性的，根本不值得做学术批评，但让我一条条去驳他，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周一到周四，我天天有课。还要应付催稿，事情多得像在催命，和这样的胡编乱造较劲，真是顾不上，但我的确轻视这样的人，太没谱了。”这个回答，反倒坚定了我要“逼”张光明教授反驳“史傅德”的决心。我告诉张光明教授，现在是“没谱的”被捧成圭臬，而造成现在这种情况，你们“有谱的”有责任，因为“有谱的”没有与“没谱的”较真。我还以朋友的身份请张光明教授能考虑我的意见：关于马克思，来自“左”、右两边的胡说八道实在太多了。驳“史傅德”，你必须出马，不仅是你有学问见识上的资本，还因为你的职务职称能与“史傅德”相匹敌，这样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我的坚持下，张光明教授终于在11月21日写了近四十多条批注，发给我后说任由我处理。这个经过就是张光明教授所说的“迫于你一再的‘压力’”。我一看这四十多条批注就是个驳“史傅德”的主纲，骨架都在了，唯独还需作些观点补充和史料补充，这样便于让不熟悉马克思、不熟悉马克思时代的人们看得更明白。为了保证这份批注“张光明式”的原汁原味，我为批注做补充时凡涉及到观点的，就尽量使用张光明著的《马克思传》、《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演进》、《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等书中的语言。总而言之，我做的是一个完全辅助性质的工作，但张光明教授一定要在这份批注上署上我的名字。对此我与他争论过，然而张光明教授坚持要这样做，还将原批注中的“我”全部改成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将这份批注中的“我们”再改动为“我”。但我需要作个说明，此批注贯穿的是张光明教授的思路，使用的是张光明教授的语言。而张光明教授的观点我全部同意。我们在补充、整理、定稿的过程中，也经常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批注”的关键在于：不被“史傅德”的“观点”牵着鼻子走。我们与“史傅德”不是观点之争，不是讨论观点上的谁对谁错，而是对于基本史实的真伪之辩！
张光明教授在“代前言”中写道：“这篇东西不仅能够纠正知识层面上的悖谬，还有助于读者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内行大概更可以发现，其中阐述的一些观点是我们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批注”的成文过程中，我与张光明教授在一些观点上达成了共识，这些观点体现了“我们自己的独立见解”，我和张光明教授对“我们自己的独立见解”负责。
王炼利
2017.2.19
《“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一文批注
张光明 王炼利
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财经》杂志记者 马国川）
随着历史渐行渐远，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说，“最初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
【批注】“总部”的说法很怪异，据我们所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根本没有这么个名目。不知“史傅德”是用哪国文字表述的。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傅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傅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在上海巨鹿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史傅德先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他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认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
为什么1850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虽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是毕竟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9世纪的，但是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批注】什么叫“思想超前”？“脱节”又是指什么？如果说“思想超前”和“脱节”都是指马克思要解决19世纪以后的问题，这个马克思肯定不真实。因为马克思从来都认为每个时代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他从没有想过要脱离自己的时代，未卜先知地去解决20世纪的问题。他的思想如今还有重大的价值，是因为19世纪的许多问题，到了20世纪乃至今天依然存在，使得后人不能不一再提起马克思，并从他的研究方法中吸取智慧，仅此而已。“超前”和“脱节”这类怪异的说法，看来是要刻意把马克思弄得神秘莫测。
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行不通。
【批注】这里大概是想用恩格斯的“比较现实“来反衬马克思的 “思想超前”。只可惜，举的是什么例子啊！恩格斯“要解决19世纪社会民主党问题”？我们知道，19世纪最后30年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成立，大都奉马恩为思想导师。到底是哪一国的党出了怎样的问题，恩格斯要去“解决”而马克思说“行不通”？“解决”是指消灭呢，还是重组？这不是靠打马虎眼可以糊弄过去的。“史傅德”再举的例子是恩格斯要“解决‘银行国有化问题’”(这“解决”是什么意思?)，而马克思也说“行不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前的1848年就肯定了银行必须国有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首先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提出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1850年后”的1871年，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提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公社没有毫不犹豫地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的全部资产。因此，希望“史傅德”能举例说明马克思是如何认为银行国有化行不通的。
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批注】在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的大量经济学手稿中，确实有不少问题没有和恩格斯讨论过。但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暗示，马克思故意隐藏他认为恩格斯接受不了的问题，而只是讨论“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这就很奇怪了。他们两人是互相猜忌和彼此防范的关系吗？马克思为什么要“试探恩格斯呢”？这些竟全都在打马虎眼，没有一点实际内容。如果这是“史傅德“与《财经》记者的私下聊天内容，只要不在媒体发表公之于众，倒也罢了。但是，现在《财经》记者以“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为题，端出要做翻案文章的架势，那就不能说话不负责任。至于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的笔记却是“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那更是莫名其妙。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是谈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又是在谈什么？在马恩的大量通信里，经济学理论还讨论得少吗？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论还讨论得少吗？而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论不是“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史傅德”是真的，他会不明白吗？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批注】首先，这问话就是有问题的。“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谁在传说？“看来并非如此？”——《财经》记者这样问应该是诱导性的。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批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些差别，遇到具体问题时，两人也常常在信件中就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但此处“史傅德”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实在太过奇特。根据此说，1850年后两人已经难以沟通，但为了“感情”，在理论上勉强凑合着“求同存异”。我们还是那句老话：有证据吗？
我们所知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无论在1850年之前还是之后，所谓“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缺乏材料证明。反倒是文献显示，在一些重大事项上，是恩格斯先提出“想法”，马克思在“理解”了恩格斯的想法后，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与恩格斯进行进一步探讨。
例子一：1850年前的1843年到1844年，是恩格斯先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此文对马克思深有启发，马克思随后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终生研究。
例子二：1850年后，关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恩格斯在通信里先提出的。马克思在以后的文章中采取了恩格斯通信里的大量观点并予以发挥。
例子三：1870年普法战争中，马克思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序言，为了这篇宣言中对军事问题的论述需要，马克思向恩格斯求援，为伦敦一家日报写军事评论的恩格斯一如既往为马克思“救急”。
例子四：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是恩格斯正式提出基本思路在先（1875年），随后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提出了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
例子五：1876年，马克思认为收拾杜林“势在必行”，但他的身体和时间均不允许他亲自为之，就提议让恩格斯来做一次“对杜林的彻底批判”。恩格斯此时正在写他的《自然辩证法》，虽然“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让他不很情愿，但他最终还是放下手头工作，出来收拾了“无聊的杜林”， 《反杜林论》就是 这场“收拾”的结果。这一次是恩格斯在台前批判杜林，马克思“输送弹药”，他为恩格斯查找参考书、提供意见和建议，《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关于近代经济学说史的论述，还是马克思亲写的。此外，该书所有章节在发表前都读给马克思听过。
综上所述，很奇怪，怎么到了这篇访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起 “明显分开”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还想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两个思想“明显分开”的人，能够在“1850 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留下了好几百万字的通信，几乎每天写一封信，有时干脆一天两封吗？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的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批注】这段话是如此的不顾事实，绝对不应该出自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者之口。这话本身也非常费解。恩格斯为什么需要马克思？没有说明道理，只说他需要个“奇才”。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理由倒说了，说恩格斯是行动家，而“马克思不能付诸行动”（附带提一下，这样的中文也太差劲了吧？）“另外”，就是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财力支持，换成大白话，就是说马克思缺钱，只好为五斗米折腰。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在严肃地讨论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不如说是酒肆茶馆里的小市民式闲扯。
这里，想就我们所知，再谈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我们接触过的史料文献证实，马克思真心佩服恩格斯的才思敏捷知识广博，称恩格斯是“真正的百科全书” ，而自己则是“迟钝”的，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总是踩着你的脚印走”。恩格斯呢？他从来承认马克思的才能胜过自己，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为自己所不及。所以，这两位朋友是“互补”的。恩格斯的敏锐使他总能发现新的事物并迅速做出评论，马克思随后便能从各个方面对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刻思考和阐述；恩格斯总是揽下政论时评等应急工作，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去从事理论探索和研究。但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他们都交换了意见并彼此协调。因此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渗透了彼此的心血。例如马克思著作中大量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实际运行的材料、数据和计算，有许多是马克思反复请教恩格斯的结果，而恩格斯的文章和小册子又都是首先征得了马克思的同意才发表的。恩格斯公开表示，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自己不过是第二提琴手。这并不全是谦虚。
谈到马克思是否能“付诸行动”的问题，这里不谈别的了，只就第一国际时期摘几个例子。
例子一：1866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为会议起草了大量有关文件，譬如对工人状况进行调查的大纲、八小时工作日的奋斗目标等都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起草的文件中有许多主张被大会接受和贯彻——这难道不算“付诸行动”？
例子二：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多数通讯员去了法国，而恩格斯要为伦敦的日报写有关战争的军事评论，马克思就几乎独自一人担负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国际通讯工作，还应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请求，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二篇宣言，该宣言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迅速印成传单广泛传播——这难道也不算“付诸行动”？
例子三：1864到70年代，是马克思在事实上主导了国际工人协会即后来称为“第一国际”的欧美工人阶级国际组织。他大力把工人阶级引上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道路——这难道也不算“付诸行动”？
例子四：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的“通讯书记”中，马克思是德国和荷兰的“通讯书记”，恩格斯是比利时和西班牙的“通讯书记” ，马克思恩格斯都成了国际工人协会中独当一面的“通讯书记”，这还不算“付诸行动”？
例子五：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发表，这个纲领让马克思恩格斯共同震惊愤怒，恩格斯说“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马克思则写出了他对纲领的理论性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也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晚年时最主要的著作之一。这难道也不是“行动”的产物？
事实上，马克思一生多次参与政治活动并为此不惜放下自己理论著作的写作，这是凡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们不分立场派系，尽人皆知的事实。希望“史傅德”先生能提供马克思“不能付诸行动”的例子。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1850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批注】先提示一下：书名写错了，正确的应该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个提问简直是在说胡话，糊涂到连提问者自己也不知所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换言之，是在马克思还没真正转到“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的著作。难道说，还存在一个“转变之前的转变”吗？
现在，让我们谈谈这部在当今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手稿吧。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有一个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共产主义的阶段，抽象的伦理思想是他们在这个阶段的理论工具。“手稿”就是其代表作。在其中，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的角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它不符合人性的自由发展。这是尖锐的批判，但若从后来的马克思的观点看，却不够深刻，因为它具有一切理想主义者的固有弱点，即不是从历史作为“自然史”的实际发展中确定未来的方向，而是要历史的未来方向适应自己的理想。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他们不再从自己的理想出发，而是从对现实历史的具体考察出发了。这时他们坚信，只有切实地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才能真正确定人们的未来理想。于是，他们不再需要伦理主义，而只需要根据对历史自身发展的认识为社会主义作辩护；他们不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于是先前信奉的人道主义哲学便显得肤浅了。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早年思想是持批判态度的，晚年恩格斯就曾反省说，自己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表现出的抽象人道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胚胎发展的阶段”，“到处可见现代社会主义的祖先之一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同样，马克思本人对他的“1844年手稿”也从来没有要发表的打算。据此我们认为，把这部手稿说成是马克思的“最高成就”，是不会得到马克思本人的赞同的。
那么，这部手稿为什么在20世纪以来在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那里备受称赞，甚至被抬举到比《资本论》还高的地位呢？
我们认为，原因不在于“手稿”本身的思想更深刻，而在于历史造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偏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这么一种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尽管矛盾重重，工人阶级继续在不断地进行与资本的抗争，但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倒是资本主义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 在不断的自我调节中持续发展着。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地区，从俄国开始，在一系列国家里，由激进的列宁主义式政党为主导，举着马克思的旗帜发动了革命，并在往后的发展中，普遍走上了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历史的“错位”确实向马克思学说提出了重大的问题，要求得到解答。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困惑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足以解释新的历史了，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出路。“1844年手稿”就是适应了这种新的需要，于是，把早期的马克思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这样，当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暴露出严重的弊病，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和社会主义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认识受到沉重打击时，当十年文革使得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无数不把人当人的事例使得人们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哪里出了问题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流行。
应该承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抨击不合理不人道的世间现实的做法，都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这种现实合理性并不等于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真实理解。马克思学说不仅仅是批判，更要求合理的说明。我们还是确信，承认20世纪世界历史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之间的重大反差，以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它们加以解释，才是一条真正有效的探索之路。《财经》所谓1844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是不存在的。至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更是奇谈怪论。
史傅德：《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讲了对人类解放，所以非常有意义。
这本书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19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专政。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批注】不得不再纠正一下：这本书在1932年出版后就受到了关注，并不是“然后大家就忘了”。至于说“手稿”“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也是言不及义。“手稿”里确实大讲人的解放、自由、个人，但这都是马克思一生理论著述的主题，并非“手稿”所独有；然而，讲自由并不等同于讲自由主义，相反，在“手稿”里可以读到大量针对立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至于说后来“手稿”“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倒是真的。在西方，这标志着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19世纪马克思的那种深刻经济批判转向了20世纪较肤浅的文化批判；而在“现实社会主义”这里，更多的是满足了那些既对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不深，又不肯下苦功对现实状况从根本上加以解析的人们的需要。我们还是要说，用人道主义批判不人道的现实，的确是一种富有激情和号召力的做法，但可惜失去了马克思那种经济-社会-阶级分析的深刻力量。
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
【批注】据我们所知，1850年后，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清晰”的——继续谈暴力革命，直到去世。关于这点，随便可以找出百十条语录来证明。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事实，用不着为了迎合如今“告别革命”的风尚，就刻意替马克思“洗白”。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马克思一生都在谈暴力革命？很简单：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是不民主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一般总是遭到政府暴力的镇压，不以暴抗暴、不革命不行，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就是典型一例。马克思认为，革命不能制造，但社会矛盾一旦尖锐化到不可收拾，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进步了，要求以新的社会替代过时的旧社会，这是自然史的必然要求，但统治者出于私利总是要反对社会的进步，压制人们的要求，直至以屠杀对付人民的自卫，这逼迫着人民不能不起来革命。所以，革命是自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革命也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古今历史上多少次重大的社会变更，都经历了革命（请想想英法美吧）。如今大家一片声地咒骂革命，实在是一种蒙昧的见解。
但马克思并不是无条件的“革命狂”，他讲革命是有条件的。如果不具备条件，他甚至也会“反对革命”。例一，他不同意少数革命家凭借自己的同情、忠诚和英勇去“解放受苦大众”的密谋式革命，因为那随后建立的还是少数人的专制统治，而马克思追求的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例二，如果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建立了，马克思认为那时暴力革命就不需要了，因为人民可以凭借合法斗争、民主选举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那一时代具备这种条件的，只有英国、美国、瑞士等少数国度。
《财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会产生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转变？
史傅德：首先是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不但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金钱分两部分，10%进入个人消费领域，90%是债券、股票等资本运作。和过去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经济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出现。
【批注】句句站不住。政治革命，马克思始终放在首位。无论谁谈马克思，这都是没法改变的常识。至于“全球化”，在1847～1848年那场经济危机前马克思还谈得少吗？还用得着等到那场危机后马克思才“忽然认识到”？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不都大谈全球化吗（马克思称之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等）？而且，那讲的可绝不只是“经济全球化”，更是物质与精神的全球化。还有，1851年底（那可是刚过了1850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介绍了“金融贵族”——这些人“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也谈到了资本运作——“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更谈到“金融危机全球化”：法兰西银行 “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当法国工厂相继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的“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
抄完马克思如上的语录，忍不住又想请问一下，到底是“史傅德”没有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些“经典的经典”呢，还是从来不读马克思的采编者将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了史傅德？
其次，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是国家银行、重工业、信贷银行等。马克思原来认为，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过去的那些想法。
【批注】如果了解19世纪的法国历史，那么，就该知道 1848法国二月革命建立的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而1852年出现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是“建立”起来的，是“政变”出来的。这个政变震动了整个欧洲，马克思在政变后不久就写下了对政变的分析，即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这部书的结尾，马克确实预言“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到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它果然垮台了，路易·波拿巴也成了德军的战俘。这样的结果好像不与马克思的预料相反吧？至于说法国在50-60年代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随之迅速成长起来（就是这个阶级，在1871年和其他人民大众建立了巴黎公社），这都是马克思一再论述过的，既然如此，“震撼”从何说起？“反思”又从何说起？
马克思在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说自己这部书的任务是，研究“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恩格斯在1885年第三版序言中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政变使人惊异，但没有人能理解，是马克思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政变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马克思在这部书中展示出来的对于当代政治事件的分析能力，至今还为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称赞。这样的事实，“史傅德”怎么一无所知呢？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要深入思考。
【批注】越说越说越离奇了，居然如此解释引起马克思“反思”的原因？“和蒲鲁东（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回答蒲鲁东的理论”？我们又得澄清点基本事实了。马克思确实和“无政府主义之父”、法国人蒲鲁东有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但那是早在1850年之前就开始了的。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1847年，马克思“针锋相对”地用法文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与之论战。请注意，1847年是在1850年之前！“史傅德”先生怎么把这移到1850年之后去了，而且还是在马克思被出乎意料的“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的情况“震撼”了之后？
“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以研究“ 19世纪欧洲社会运动与政治体制”为业的“史傅德”实在不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蒲鲁东1865年就去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到1875年才由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而正式产生。蒲鲁东怎么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即使将1863年成立的拉萨尔派当成社会民主党前身，那么，蒲鲁东与拉萨尔派也没有关系吧？道理很简单，拉萨尔是国家社会主义派，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派，两者立场观点相差太远。
总之， “马克思在1850年后的转变”与马克思 “应对蒲鲁东的理论”这类话，听上去就好像是梦游时说出来的一样。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批注】不错，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经商的二十年间，确实是常常参加骑马、猎狐之类的活动，因为他是那里的企业家群中的一员，所以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但用这个证明“实干家”恩格斯与马克思全然不同，这却不能说服我们。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批注】马克思从40年代中期起就读大量经济学著作，并已经写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那都不是“真正进入研究”？1850年后发现什么东西是“和原来的结论完全不一样的”？“原来的结论”又是什么样的？“史傅德”能举例说明吗？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政治革命打碎的。
【批注】全是不着边际的话。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一贯认为，政治革命是新社会替代旧社会的必要一环，但它本身不能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社会的物质条件只能在旧的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发展中创造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革命确实不能达到目的，而只能“改朝换代”。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认为“革命行不通”。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认识到，革命后期他和恩格斯一度想要变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专制君主势力在镇压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不得不充当起“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促进资本主义的更大发展，因此，他们认为革命已经不可能在近期发生了。但如前所说，马克思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弃革命的主张。他们确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越是发展，革命就越是“行得通”。当然，后来的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的预期大为不同，但马克思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文献俱在，是不能改变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
【批注】这是什么话？简直看不懂。马克思认为，拿破仑皇帝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俾斯麦这个容克尽管马克思很厌恶，但还是承认他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实现了德国的民族统一，换言之，就是扫清了资本主义的障碍，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拿破仑和俾斯麦怎么都成了“市场的失败者”了？
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他非常辛辣地来嘲笑说，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
【批注】1. 不懂“史傅德”说的是什么；2. 不知道“史傅德”到底想说什么。无法想象，马克思会说出这样不搭调的话来。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批注】有意思，这类不知所云的“马克思的话”，被一个财经记者认为“特别精彩、特别重要”。“史傅德”传说的“马克思的话”与财经记者的“文字加工”有没有关系呢？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批注】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市场解决方法”？解决市场的什么事情？还是说马克思认为靠理性解决不了问题，一解决就变成乌托邦了呢？如此说来，马克思是个反理性主义者了？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语言，哪里像是有学术训练的人说出来的？不错，马克思反对凭个人的主观理性去构建未来社会，这在他看来的确是乌托邦。但马克思一点也不反对理性，恰好相反，他正是大力主张理性的，他主张人们运用理性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规律性，并顺应这种规律去行动，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也确信马克思不会认同后来苏联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历史也证明，那种计划会导致“倒过来的危机”。布哈林1929年在与斯大林争论时就曾委婉地指出，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没有正确地反映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这源于国家管理机关的“过分集中化”。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计划是依照领导者的意志制定出来的，而不是认真地研究了经济规律而制定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绝不是因为它太“理性”了，而是“太不理性了”！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批注】第一，从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出发，马克思确实不愿从头脑里去设计未来。但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对未来社会的方向还是有一个大致的预测的。他预测未来的社会将会是在资本主义物质与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由社会劳动成员普遍管理的社会，换句话说，是无市场的，有计划的，工人阶级自己管理的，无国家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这也是事实。把马克思说成是什么也不去想，社会跑到哪儿算哪儿，随它去，这不是荒唐透顶的说法吗？马克思费尽了一生，就是为了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吗？
第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自身演进”和“国家介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是一讲“社会自身演进”，国家就是多余的；一讲“国家介入”，就一定违反“社会自身演进”。马克思在不少著作里都谈到过国有化，他和恩格斯都认为国家是一种“祸害”，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个时期是很短暂的），这个“祸害”还是不可少的。为了尽早让它“消亡”，工人阶级的国家一开始就应该是像巴黎公社那样的普遍民主的、其职能由人民大众直接行使的，摆脱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职官僚国家机器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后来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分别称这样的国家为“泛国家”、“半国家”。但我们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的这种设想，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不现实的。20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国家对于调节经济生活是不可少的，而现代国家的职能是高度专业化的，复杂的，需要有一批专业性的人员来管理。因此，人们只能求助于用民主化来限制和监督国家，因此便需要有普选制，有真正的监督和罢免，总之，现代历史表明，国家和专门的管理者还是废除不了的，但最终权力必须由人民大众自己控制。这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做法。
第三，所以，问题不在绝对地反对国家，而在于国家不能是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不受人民控制的全能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始终搞不好，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原因就在于，它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而是以少数特权集团的绝对领导为核心，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去实行管理，由此产生的不是“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而是 “无社会的社会主义”。这个严重的问题成为20世纪以来一代代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所关注和批判的问题。其所以形成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苏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没有为社会主义创造出成熟的物质文化的和阶级的条件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它必然地不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既定成果为基础，以“独立性”和“自我意识”都高度发展了的工人阶级大众为基础，而是以政党的集权领导为基础。马克思虽然没有可能预测到这种情况，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这种情况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傅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18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批注】不错，马克思肯定私有制的历史积极意义，他甚至认为东方社会历史上长期停滞，原因就在于没有私有制的发展。西方的资本主义使得私有制充分发展了，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所必然完成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时代的另一进步是：破除了等级差别，实现了个人的政治上、法权上的平等。但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自由就不够了。把这种形式的自由扩大为实质的自由，将是历史的未来必然方向，因此，“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是把话说反了。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哪怕你是个自由的人，你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了，你就只能是个拿薪酬的工人。”这才是他着力证明的主要主张。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批注】这个说法太莫名其妙！难道不知道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才产生了私有制？这种混乱的语言，可能本意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自我扬弃”的观点的转述，但由于根本不懂也不会使用马克思的理论语言，于是闹出了这种笑话。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是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傅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批注】还是前面的那个老问题。马克思的确认为，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高度发展，必将导致自我否定。但这个过渡暂时还是需要”国家干预”。否则，马克思为什么说巴黎公社是工人的国家？马克思反对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但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工人大众民主的国家是过渡时期不可少的，随着这个时期过去，“国家”会消融在社会之中。所以，马克思并不像现在许多人所误解的那样，是个国家主义者，但他并不否认，国家在革命后的初期还是需要的，为此工人阶级就需要防范它，使之成为一开始就具有消亡趋势的“泛国家”。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1850年代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批注】又在演“关公战秦琼”的好戏了！与“史傅德”这里所讲的恰好相反，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他从一开始就不是“谨慎地参与”，而是积极地参与。恩格斯则是直到1870年才直接参与，因为此前他一直在曼彻斯特经商，连“谨慎地参与”都谈不上。到了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确实积极地参与了，而马克思连“谨慎地参与”也没有。为什么？就因为当第二国际成立时（1889年））他早已去世了（1883）。难道马克思又复活了，从海格特墓地出来起草第二国际的“纲领”了？最后，更有趣的是，这两个“国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纲领——“史傅德”能否拿出个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的纲领让大家开开眼？
《财经》：不过对于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批注】这么说来，马克思写这本书时，既没有事实，也没过脑子，就是一时冲动下的胡猜乱想？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十分关注公社的情况和时局的变化。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收集各方的材料。在1871年4月18日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提出，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此后他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先用英文写了初稿和二稿，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失败的两天后，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宣读了英文的《“法兰西内战》定稿，得到委员们的批准。
《法兰西内战》最初在伦敦印成三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很快售罄。不久又出了第二版、第三版，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
《法兰西内战》和前面提到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直接的思想联系。《雾月十八日》里批判了脱离社会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国家，《法兰西内战》则提出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主张。这句话广为人知，但一直被误解。我们认为，它的意思不是说，工人阶级在摆脱了旧的官僚国家机器后，还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官僚国家机器，而是说，应该“打碎旧的，不建新的”，确立人民大众自己的自我管理。常备军、警察、法庭……都应由普通人民自己组成，官员不是专职的，而是随时选举，随时罢免的，工资与普通人一样的。他认为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由无产阶级大众自我管理的政权，是已经一开始就已经在消亡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前面刚刚说过的，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被证明很难实现，但它是主张高度民主的，因而和后来苏联的党国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这还不够重要？据我们所知，在世界范围内，《法兰西内战》历来被视为马克思政治学说的核心著作，怎么到了“史傅德”这里，它成了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东西？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批注】怎样矛盾混乱的说法啊！为了将“反思”强加给马克思，前面的奇谈怪论比比皆是。到了最后，却只能无奈承认“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
“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一般人都知道，这是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它认为，国家只应该充当“守夜人”，让“看不见的手”去自发调节经济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这怎么成了马克思的主张了？难道说，马克思这辈子“反思”来“反思”去，最后皈依了曼彻斯特学派吗？
关于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前面已经说得够多了，不必要再赘述。这里只需再说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的主张是：社会劳动成员全体对经济的控制，它既不是自由放任主义，也不是国家主义。我们可以把这称做“工人阶级的政治”。“史傅德”看来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个基本主张是一无所知的。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和经济是绝对排斥的，他只知道自由放任和国家集权控制这两极，而他是主张回到前一极去的。这倒也罢了，可他偏偏要把自己的主张扣到马克思头上，这就只能让人发笑了。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批注】发问者似乎要挖空心思从“‘史傅德”这里诱导出“马克思思想里面”的“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
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批注】这段话里的笑话简直成堆了。先介绍一下基本的史实。人们都知道，在《资本论》三大卷里，《资本论》第一卷在形式上最为完美，思想上最为成熟。它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手稿定稿是马克思亲自从英国送过去的。德文第二版是1871年出版的，经过了马克思本人的修改。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又出版了《资本论》德文第三版（1883年），恩格斯写了序言，基本没有改动，只是参照已经出版的法文版，做了些补充。1890年，恩格斯又出版了第四版，这个版本再次参照了法文版并根据1887年的英文版，做了补充，并对其中一些小的疏忽做了修改。如今它是全世界通用的版本。
总之，第一卷是马克思生前出版的非常成熟的版本，恩格斯后来所作的只是少量的补充和修改，事实俱在，尽人皆知，谁也无法否认。迄今为止，没听说过这两个版本和马克思本人出版的第一卷在内容上“是冲突的”。“史傅德”关于“《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的说法，的确是世界历史迄今为止的一大发现！只是可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独家秘笈，可以拿出来支持这个惊人的发现。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
【批注】《资本论》第二卷倒是有“八个版本和草稿”，第三卷的情况更加复杂，马克思留下的只有篇幅巨大、思想庞杂、夹杂着多种文字、潦草难辨的手稿。马克思一生的写作习惯极为认真，几乎到了繁琐的地步，往往为了一本书写下好几稿，最后才定稿，因此在各个稿子之间，从观点到文字，会有大量的重复、省略、彼此不一致……《资本论》 后几卷也是如此。恩格斯把最后十几年的大半时间都用在编辑这些手稿上了。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由于手稿的复杂性，恩格斯确实做了许多编选、整理、补充的工作，有时还需要大段大段地加进自己的文字，否则就没有人读得懂了。这样一来，如今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陆续出版，关于恩格斯的编辑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没有理由认为，恩格斯的编辑完全改变了马克思的原意；也没有人敢于说，他比恩格斯更懂马克思。应该同意参加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学者们的如下意见：“事实上，在准备出版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恩格斯并没有任意妄为，因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决定”（雷金娜·罗特：《作者马克思与编者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3卷的不同观点》，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因此，“没有研究就不要对恩格斯的编辑改动妄加评论”（罗尔夫·黑克尔：《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情况》，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我们认为，这才是严肃的学者态度。
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批注】需要有怎样的轻浮大胆，才敢于写出这样的胡扯啊！第一，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必然是“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如果产品还没生产出来，请问拿什么去交换？第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如果根本就没有谈“生产、交换和剩余价值”，请告诉我们，马克思谈了些什么？第三，恩格斯编的版本要“消灭”生产，于是考茨基、列宁都“觉得特别好”’？难道恩格斯、考茨基、列宁都痴呆了，才会觉得这“消灭生产”的社会主义“特别好”，“消灭”了生产之后人类好去喝西北风？实在不能理解，我们的读者读到这样的胡说八道，怎么还会不辨真伪，一片声叫好呢？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的？
【批注】财经记者这样提问，好像要为马克思“洗地”啊？有这个必要吗？
史傅德：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
【批注】“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对这种杜撰，只提三条语录就够了：1. 1867年首次付印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2. 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3. 同样是在《法兰西内战》，马克思说：“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史傅德“说：“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这种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老实说，它根本不是诚实认真的学者语言，而是虚应故事的废话而已。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傅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批注】这一段话，虽然每个字大家都认识，但联成句子就根本看不懂。原因在于：它毫无逻辑，毫无思想，干脆就是颠三倒四的梦话，与马克思完全无关。“史傅德”先生能否给我们点拨一番：对这些一句不靠一句的“深奥思想”，该怎样理解？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批注】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研究的“主线”？说马克思兴趣极广不假，但他为什么兴趣如此之广，“研究”马克思的学者难道不知道么？这不仅是个人兴趣需要，更是马克思要掌握最新人类思想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体系的需要。怎么到了“史傅德”这里，马克思只是为了“想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名利之徒？更异想天开的，马克思研究历史是为了“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原来是要提供统治术，以便“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吗？这篇东西可真是充满喜感啊！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是怎么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批注】19世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中央银行、中央债券和信贷？真正无言了。还是举几个小例子吧。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成立，这是个国家银行。信贷银行早在17世纪就在阿姆斯特丹出现,英格兰银行1694年成立，一成立就作为“政府银行”起作用，并为1689～1697年的英法战争发行债券， “史傅德”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吗？将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说成只是马克思手稿里的“推断”而不是从十七世纪就开始发生的欧洲现实，看来这个声称读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史傅德”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三卷，因为第三卷里就对信用有“非常详细描述”，不过描述的是真实世界，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推断”。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的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批注】且不说这里文字的拙劣，只说“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结果还“自相矛盾”，请问这是在谈马克思吗？怎么听着像是在说康德吧？再者，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列宁这两派激烈对立的论敌等量齐观“一勺烩”，也有点奇特。当然，在一些不谙历史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左派和右派中都有）看来，这两派理论上其实都是一样的，此处不详谈了。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批注】“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在随意曲解马克思。马克思确实说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背景是这样的：19世纪70-80年代初，马克思的理论广为传播，许多青年人热心于唯物史观，但他们不懂得灵活运用它，却把它解释成了庸俗简单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这句话就是针对这种把他的学说庸俗化而讥讽地说出来的。一种思想一旦广泛流行，往往遇到同样的命运，后来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也说过“如果你们都是荣格主义者，那我本人不是”的话。在这里，荣格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在批评对自己的曲解，而不是自己背叛自己，成了“反荣格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估计没想到，就连这句反驳对自己的曲解的话，如今也遭到人们的曲解。命运真是捉摸人啊！
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里是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
【批注】不错，马克思的思想一般缺少理论修养的听众很难“明白”。后世的人们出于实际的需要，对马克思往往凭借片面的理解，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从中产生了大量误解和曲解，这也是事实。但现在如果人们不读马克思而信口开河，那就更是永远无法“明白”。我们要说的是：马克思的手稿在思想探索、以便弄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前后不一致，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理论自相矛盾；至于他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政治条件和不同的局势而提出的不同策略，更不能叫做自相矛盾。就好比我们在下雨时打伞，雨后收伞，能说我们“自相矛盾”吗？马克思始终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理论上追求高度自洽，真正读懂了马克思，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财经》：既然不是从事实践的政治家，所以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傅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 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8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
【批注】“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个看法还可以同意，但说“暴力革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则是不折不扣的胡说。请问傅里叶、圣西门、欧文这几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是主张“国家革命、暴力革命”的吗？1850年代以后马克思就“发生巨大改变”了，不再讲革命了吗？这种不顾史实的说法，源于如今一种广为流传但毫无理智的观念，它认为“暴力革命”仅仅是某几个思想狂人从头脑里想出来的、祸害社会的罪孽。这合理吗？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们都知道，革命是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近代以来，它也是资产阶级反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统治者的武器。马克思置身于19世纪阶级斗争尖锐的残酷环境里，主张工人阶级以暴力革命对付镇压的他们的暴力，这很难理解吗？最后，185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当这场“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之旅结束时，我们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我们是被两位导游领着，分不清东西南北地瞎跑了一通，最后被带进了泥潭里。如果说，这篇“访谈”是真实的，那么，这是两个大外行在对他们根本一窍不通的事情乱发议论，其场面之滑稽，只能让人想起金庸笔下那出武林外行演的“华山论剑”。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马列之声”，修订发布）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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