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东非肯尼亚迈洛奎出土的最古老石器计算，人类已有大约330万年的历史，其中史前期占了99%以上的时段。由于各地人群使用文字的时间相差很大，因此史前期在全球结束的时间是不同的。西亚和埃及大约在5000年前，中国的成文史始于3600年前晚商的殷墟，但是世界其他地方要晚得多。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结束了美洲的史前阶段，而澳大利亚要晚至1788年。
纵观全球的史前史，最重要的就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三次重大事件，这是史前考古学的三大基石。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将后两次事件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分别称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
从人类的起源到族群的分化与交融，从文化和技术的发明、传播到融合，从文明的起源到民族国家的诞生，这些发展过程是史前考古学的主要课题。史前研究不仅能增进我们对自身过去的了解，而且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也能提供实在的镜鉴。
人类的起源与扩散
人类600万年前从某种非洲猿类祖先演化而来，人猿分道扬镳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在人类演化初期，非洲有十几种南猿平行进化。最早的旧石器文化以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工业为代表，特点是简单打制的石核与石片工具。这种文化与大约8种古人类共存，包括能人和直立人。150万年前从奥杜威文化发展出手斧，被认为是匠人的创造。匠人从能人演化而来，是直立人的进步类型，他们一起平行进化了10万年后，能人消失。
匠人出现后不久就走出了非洲，到了欧亚大陆。西班牙阿塔普埃卡发现了5500件先驱人遗骸，被归入海德堡人。后者得名于德国海德堡出土的一具50万年前直立人下颌骨，但现在被指称为直立人一条进步分支，并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智人的共祖。
北京人和爪哇人是直立人在亚洲的分支，与其祖先非洲匠人相比，颅骨穹顶要低，骨壁较厚，眉脊更加粗壮。20世纪初发现时它们被认为是人和猿之间的缺环，但现在知道他们是晚期直立人，北京人年代在60万—40万年前。直立人粗壮的颅骨一度被认为是原始的猿类特征，但是古今猿类都没有这种厚骨，应该是人类进化的特化适应，而亚洲直立人这种厚骨特征尤为明显。
河北泥河湾小长梁遗址年代为136万年前，2006年发掘的黑土沟遗址出土了近两万件石制品，年代大约在195万—177万年前。这个年代早于直立人诞生和走出非洲的时间，是否有更早的能人从东非来到东亚？这个难以想象的可能性出现在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遗址，那里发现有五具头骨及1000多件石制品，古地磁断代距今177万年。四具头骨为匠人，而一具头骨很像能人，脸部扁平，脑量只有600毫升（北京人1059毫升）。
现代人起源有两种解释，一是走出非洲说，二是多地区起源说。遗传学证据支持前者，我国不少学者支持后者，认为现代中国人直接从北京人进化而来。但是，2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直立人与170万年前的非洲匠人相比，原始特征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比50万年前的北京人更显粗硕，颅骨更厚，而且脑量也变小（1025毫升）。这表明，东亚直立人的发展并非进化而是特化，因此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印尼直立人一直生存到5万年前，特化成身高只有一米的弗洛勒斯人。在和县西南约50公里的巢县银山出土了一块早期智人枕骨，测年为31万—20万年。营口金牛山早期智人化石年代为20万年前。这表明，和县直立人与巢县和金牛山早期智人的年代存在重叠。这很像尼安德特人与晚期智人在西亚的共存，而与直线进化的模式不合。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莫维斯提出了旧石器文化的“莫氏线”，将欧亚的旧石器文化分为手斧和砍斫器两大传统。之后，我国和韩国的一些地方发现了形似欧洲阿舍利文化的手斧，因此被视为欧亚旧石器文化存在交流的证据。但是，打制石器趋同的可能性较大。中国的手斧缺乏更精致的软锤技术，因此很难排除独立发明的可能。
旧石器时代存在跨大陆文化交流比较确凿的证据是石叶技术，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有类似欧洲的勒瓦娄哇和石叶技术。贵州观音洞和云南富源大河遗址旧石器晚期组合中也存在勒瓦娄哇技术的痕迹。而细石叶技术则广布于我国的华北和东北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初的遗址中。细石叶技术最早出现在俄罗斯阿尔泰山南部，年代约3.5万年前。之后向华北、蒙古高原、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北亚扩散，于12600年前抵达北美的阿拉斯加。这种技术的携带者是以狩猎为生的游群，他们在极地附近追逐猎物，穿越当时出露的白令陆桥到达了美洲。然而，他们并非最早的美洲人。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明，有一批更早的古印第安人祖先，大约在2.3万年前与西伯利亚的祖先分离，并在2万年前穿越白令陆桥进入新大陆。
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 图源：CFP
农业起源与食物全球化
世界史前史第二件重大事件就是基于驯化动植物的食物生产。虽然人类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都会操纵动植物的繁殖，但是就现代世界主食类型而言，世界农业起源主要中心有西亚、中国、非洲和中南美。西亚种植小麦、大麦、燕麦、豌豆、鹰嘴豆等作物，驯化了牛和羊；东亚种植水稻、粟、黍与大豆等，驯化了猪和鸡；非洲种植小米和高粱；中美和南美种植了玉米、豆、南瓜和马铃薯。
一旦农业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接触就会增加，交换也随之发展起来，社会就变得不平等，因此农业是文明起源的基础。历史上发生过两次意义深远的食物全球化过程，第一次是史前期的跨大陆交流，第二次是被称为“哥伦布交换”的跨大洋交流。后者不仅是美洲史前期结束的标志，而且是全球经济和文化大融合的肇始。
跨大陆的史前大交换约始于7000年前，止于约3500年前。西亚的大麦、小麦传到了东亚，中国的小米和黍传至西欧，水稻从长江中下游传到南亚和东南亚。北非的高粱和非洲小米到达了印度河流域。大麦约2900年前出现在新疆四道沟遗址和约3830—3643年前的甘肃黑水沟遗址。山东年代最早的大麦约在2800—2700年前。然而意外的是，我国出土最早大麦和小麦的遗址不是在西部，而是在东部。比如，福建黄瓜山遗址出土大麦的年代为距今6000年，而山东赵家庄遗址发现的小麦校正后碳14年代约在4512—4160年前。这不得不使学者们考虑史前期存在海上交换通道的可能。东西方谷物交流互鉴的例子见于天山西侧的柏伽什遗址。在一个游牧者墓地中同时存在西亚的小麦和东亚的黍，年代约在4500—4200年前。15世纪开始的跨大洋交换将小麦带到了美洲，把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等带到了欧洲。
除了主食的谷物外，家畜也见证了史前期大交流。中国的六畜除了猪和狗为本土驯化、家鸡起源地仍有争议外，牛、羊和马都来自西亚和中亚。黄牛最早于1万年前在西南亚被驯化。距今约7500年，巴基斯坦也出现了黄牛，可能是驯化的另一个中心。黄牛于7500—4500年前向西扩散到爱尔兰，约4500年前向东到达我国西南地区。我国最早的黄牛发现在云南洱海的银梭岛遗址，距今5000—2000年。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遗址和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均见有黄牛遗骸，年代在4500—4000年前。因此，黄牛进入中国可能也有两条路线。
绵羊和山羊1万年前在西亚和中亚被驯化后，约在5600—4000年前进入我国西北地区。早期羊类遗骸主要见于甘青地区5600—48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早期遗址和陕西5500—5000年前的仰韶晚期遗址中，到4000—2000年前，家羊已经极为普遍。家马约5500年前在中亚哈萨克斯坦被驯化后，便向欧亚大陆东西两侧扩散。于4000—3600年前进入我国甘青地区，3300—2000年前已经广布新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区。马作为乘骑和役畜的驯化和传播，对世界文明的进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农业起源和食物全球化，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于农业起源的动因，目前有几种比较流行的理论。一是人口压力说，认为更新世晚期，人口的增加和野生资源的减少，触发了人类的粮食危机，在世界各地几乎同步开始了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二是竞争宴飨说，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驯化动植物在缓减饥荒中作用不大，而有的驯化物种与果腹无关。所以，许多重要作物的驯化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为扩大食物品种、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三是自然发生说，即为了应对降水和野生资源的季节性波动，狩猎采集者会对某些偏好的物种进行干预，以备不时之需。刻意加大对某些物种的依赖并操纵它们的繁殖，会导致某些物种发生遗传变异，进而造成一种偏差放大的过程，这就是驯化的开始。这个理论由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对墨西哥瓦哈卡河谷圭拉那魁兹洞穴的发掘而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食物全球化也可以从农业起源理论得到某种启发，这就是在跨大陆交流中，不同食物的采纳和扩散存在不同的动力机制。而史前期交流的原因可以从第二次“哥伦布交换”的过程得到启发。与农业起源相比，一种食物扩散的机制类似宴飨模式，源于以富人享受为主导的采纳和推广；另一种机制类似人口压力模式，为解决贫民的饥馑问题而驱动。
公元前8—前3世纪的欧洲文献记载了对待食物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强调富有、享乐、精致而多样的生活，另一种崇尚简朴。社会也存在两个极端，一面是富人崇尚美食，另一面是穷人食不果腹。在食物全球化过程中，明显可以看见这两种不同驱动力的迹象。早期欧洲富人只吃小麦面包。1694年法国马赛从埃及进口的大米是分给穷人的口粮。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穷人分发大米和小米粉面包。18世纪，大米、小米、荞麦和玉米这些外来物种是欧洲穷人果腹的主食，在西非，玉米最初是作为黄金海岸矿工的口粮而推广的。爱尔兰贫苦农民主要种植土豆。
小麦虽然约在3500年前进入中原地区，但主要还是分布在周边地区，是河西走廊先民的主食。中原地区的居民仍以粟和黍为食。16世纪玉米和土豆引入中国时，最先是作为长江上游穷人的主食，一直到18世纪长江下游的水稻达到土地载能时，人们才开始在丘陵地带种植高粱和玉米。同时，官方劝说北方农民大规模种植红薯以应对饥荒。
对于文化传播，我们需要了解外来文化被拒绝、采纳或滞后的原因。从食物全球化的过程来看，许多高产谷物是被作为应付饥馑或人口压力而采纳的。而且，由于本土文化传统的品味和偏好，在对外来食物的采纳过程中会出现滞后，或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和推广。而且，社会的贫富阶层也会出现主食品种的明显反差。
文明起源与冶金术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铸造的礼器和兵器堪称中华文明的象征。早期中国的冶金术可能从西亚传播而来，在这一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学者们较多讨论的是冶炼的技术和产品，较少深究冶金术传播背后的社会背景与超自然因素。
由于天然铜在自然界的存量要比黄金多一百倍，所以很早就被史前先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石料加工和利用。西亚在一万年前就开始使用天然铜，北美大湖区印第安人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大量开采天然铜。铜矿的冶炼最初可能从烧造陶器中发现，虽然技术相对简单，但是制作的产品极不实用。青铜坚硬而不易断裂，但是涉及砷和锡的添加比例，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控制。两河流域和埃及缺乏锡，前者要到4100年前的乌尔第三王朝，后者要到4000—3700年前的中王国时期才进入青铜时代。
陕西姜寨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铜片和铜管，山东三里河遗址也见有4000年前龙山时期的铜管，但是缺乏冶炼证据。目前我国最早的青铜器见于西北地区。最早的青铜冶铸遗址是约4100—3700年前的张掖西城驿。西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都是实用器。河南二里头除了刀、锥和镞外，以鼎、爵、盉和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礼器最为醒目。代表成熟冶炼技术的三、四期年代，距今约3600—3500年。
人类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来解决生存需求的实用技术，另一类是为了炫耀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显赫技术。制约前者的基本因素是其功效和性能，而后者需要剩余产品的积累和资源劳力的巨大投入。显赫技术是复杂社会用来维持等级的基础，没有它们，国家社会就无法运转。从人类生存的“最省力”原则来看，史前先民也像今天的经济规划者一样，在解决生存的问题上会力求降低成本，并使回报最大化。但是复杂社会的显赫消费是权力的物质表现，是为了非实用目的而消耗能量。巨大劳力投入的纪念性建筑和各种奢侈品完全与最省力原则相悖，成为不惜代价展示权力的基本方式。
从显赫技术看待冶金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管窥青铜技术传播背后的社会动力。冶金术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时，遇到的是一种环境贫瘠的农牧社会。由于这种经济无法积累财富，因此很难向复杂的等级社会发展。这种以亲属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缺乏显赫技术发展的需求或动力。
然而，中原高产的农业社会能很快积累财富，于是地位分化和等级世袭出现。为了维持这种世袭制，必然会求助超自然神祇。舶来品和显赫物品的神秘性能被用来作为贵族世系超自然来源的象征，以便向民众传递权力神授和地位不可复制的印象。所以，冶金术在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晚至汉代一直用来制作实用品和饰件。但是一旦引进中原被三代的统治者掌握，马上就被用来生产礼器和兵器，成为显赫消费的最佳形式。正是这些展示地位和权力的青铜器，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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