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廖圣清
廖圣清，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主要社会兼职为：国家201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符号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党报党刊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数据新闻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云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广播电视局科学技术委员会特邀委员、云南省媒体融合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受众与传播效果、计算传播（开设国内首个博士专业方向）；主讲传播学概论（上海市精品课程）、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精确新闻报道等课程；出版专著《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传播与中国受众》等，发表论文《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大学生的媒介使用、社会接触和国家印象：以刻板印象为研究视角》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网络意见表达中的社会思潮与群体极化》、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传播秩序视野下的网络强国战略研究》等课题；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高校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上海市育才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奖项；上海市“浦江人才”荣誉称号。
摘要
随着移动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媒介使用形态，媒介多任务使用受到研究者关注。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以上海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从媒介功能视角，整合已有研究中需求动机的类型，探究需求动机和使用情境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及其差异，丰富了使用与满足理论视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研究。研究发现：（1）大学生最主要的媒介多任务使用都与手机有关，并呈现普遍性、碎片化使用的趋势；（2）学习、信息、娱乐、社交和习惯需求会带来不同类型的媒介多任务使用；（3）学习与工作、休闲与日常、碎片化情境会带来不同类型的媒介多任务使用；（4）相比于情境，需求能够带来更多的媒介多任务使用。
关键词
媒介多任务使用；使用与满足理论；需求；情境
正文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信息传播技术及其行业的持续高速发展，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新媒介，媒介融合成为重要的现实话题和理论议题。一方面，媒介融合使得受众的媒介使用形态改变；另一方面，媒介融合使得媒介对人与社会产生影响的程度、机制发生变化。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重要领域，媒介使用研究亟需加强：一是改进媒介使用的测量。媒介融合环境下，孤立地测量单一媒介的使用频率、时长，已越来越难。二是在传统的媒介使用概念基础上，发展出适合当下媒介环境的新概念。
媒介多任务使用（Media Multitasking），是媒介使用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新概念，用以测量同时使用多种媒介。国际研究表明，媒介多任务使用已成为媒介使用的常态，并成为深化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发展传播理论的重要概念，因为它能够更加准确地测量媒介暴露。国内媒介多任务使用研究的内容相对局限，且数量较少，多聚焦于个体的人格特质、信息处理模式等方面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
媒介多任务使用是一种受众行为。作为受众研究的经典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为测量、解释受众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及其动机，提供有力的理论框架。本文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以上海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当下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基本状况以及需求和情境因素的影响。相较于成年人，大学生群体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更加频繁；因此，对其媒介多任务使用的考察，能够更好地把握媒介多任务使用的新变化。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青少年与媒介多任务使用
多任务（Multitasking）一词，原本用于描述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现指人类尝试同时完成更多事情的能力。媒介多任务使用，是多任务在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接触和使用上的反映，指受众同时对多个媒介任务或媒介＋非媒介任务做出处理和反应，受众有意识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并不停在各个媒介相关任务之间切换注意力。它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受众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媒介终端，称为多媒介使用；二是受众在使用媒介时同步进行非媒介任务，称为媒介与非媒介多任务使用；三是受众在使用单一媒介时同步进行多重非媒介任务，称为单媒介多任务使用。大量研究从传播效果理论视角，对不同受众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及其影响展开讨论。
在人类不同的生命周期中，媒体对个体造成的影响及其程度存在差异。媒介世代（media generations）成为媒介多任务研究中区分受众群体的重要概念之一。该概念通常以网络技术使用程度为划分依据，将年纪较长、非网络时代成长的群体当作旧的媒介世代；将年纪较小、出生于互联网普及之后，或在很小年龄就开始接触、使用网络媒体的群体称为新的媒介世代，即数字世代（digital generation）或社交媒体世代（social media generation）。
相比而言，国外研究者更加关注青少年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研究重点是学习生活中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媒介多任务使用与注意力问题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青少年群体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更为普及和流行；另一方面，青少年群体正处在注意力、认知能力、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等方面的发育期，这些能力与媒介多任务使用的频率、程度等息息相关。
现有研究认为，媒介多任务使用是一种对首要任务（primary task）的信息超载；并且，媒介多任务使用会给个体尤其是青少年的信息处理、认知、注意力集中等带来长久且深远的负面影响，例如降低受众的记忆力、理解效率和任务处理表现等。本研究同样聚焦于青少年群体，选取上海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情况，并提出研究问题一：
研究问题一：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频率、时长如何？
（二）媒介多任务使用与需求、情境：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
当新的媒介技术或媒介现象出现时，使用与满足理论常作为研究新媒介形式与功能的重要理论框架，以探究受众使用新媒介的具体行为与动机。新媒介的出现拓展了受众选择、使用媒介的范围；而且，人们的需求动机及其满足，对于探索新媒介的选择、接触来说，至关重要。
1. 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内生动机：需求
同样地，研究者也希望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更好地理解媒介多任务使用背后的心理动因，并提出了不同动机。Wang研究发现，仅有情感需求和习惯需求可以正向预测受众媒介多任务使用。Lin研究发现，连接需求与使用智能手机相关的多任务使用相关，娱乐动机与使用台式或笔记本电脑相关的多任务使用相关；Kononova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了控制、娱乐、社交、提升效率和成瘾五类需求，发现其中获取控制感、娱乐、社交和成瘾等四类需求影响受众媒介多任务使用。
现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需求分类；关于需求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也未达成共识。事实上，研究者可以从媒介满足受众需求的功能理论视角出发，划分需求的类型。本研究在拉斯韦尔与赖特等学者提出的媒介四功能说，拉扎斯菲尔德与莫顿等学者提出的媒介三功能说，以及卡茨进一步提出的媒介联系功能的基础上，将社交媒体功能整合为监视环境与解释功能、社会化与传承功能、联系功能、娱乐功能和麻醉功能，进而整合现有研究的需求类型，在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较为全面地探索需求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受到哪些需求的影响？
在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个体的心理需求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为了追求满足特定的心理需求，受众会主动选择并使用不同媒介，即工具性媒介使用。工具性媒介使用往往与仪式性媒介使用相对应，强调受众将媒体作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
在互联网媒体使用中，受众的使用目的，首先突出体现于主动搜寻特定信息上；他们将媒介作为搜寻信息的工具，以满足认知层面的需求，这对应媒体的监视环境与解释功能。这种认知需求，被视为媒介多任务使用的直接驱动力。认知需求“与增加信息、知识和理解有关”。研究显示，作为数字原住民，青少年群体被搜集信息的需求驱动，进行互联网＋另一种媒介的多任务使用；他们认为这能够帮助自己更好地获取信息，以提升自身工作和行动的效率。青少年更倾向于将做家庭作业、吃饭以及与朋友互动等不产生额外认知需求的活动，与音频媒介而不是满足认知需求的互联网媒介相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与获取知识、加强理解有关的认知需求，还会表现为学习需求，这对应媒体的社会化与传承功能；而且，信息需求和学习需求驱动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会造成不同的后果。由此，本研究将大学生的认知需求区分为信息需求和学习需求，并提出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
H1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受到信息需求的影响。
H2：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受到学习需求的影响。
社交需求强调个体与世界保持联系、回复他人信息的意愿和冲动，这对应媒体的联系功能。研究显示，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是受众进行媒介多任务使用的重要动机之一。神经质（neuroticism）弱的人群，社交需求更加强烈，需要媒介多任务使用来满足社交需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社交需求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别，Kononova与Chiang考察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文化背景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发现无论在哪种文化背景中，社交需求都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媒介多任务使用。
由此，本研究认为，社交需求是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动机之一，并提出研究假设3：
H3：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受到社交需求的影响。
在媒介使用研究中，娱乐需求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这对应媒体的娱乐功能，即为了满足提高审美、获得愉悦等情感体验需求，受众使用媒介。研究显示，高感觉刺激需求者（high sensation seekers），为了追求刺激和新鲜感，更容易出现与电视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娱乐需求能够显著预测其双屏幕的媒介使用，他们渴望通过多重媒介刺激获得更多的娱乐体验，并且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娱乐和放松，会促使后续进行更多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4：
H4：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受到娱乐需求的影响。
除了工具性使用之外，部分受众的媒介使用，是一种习惯性、由日常生活驱使的仪式性使用。这种习惯性或仪式性媒介使用，在数字原住民中尤为常见；而且，他们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也成为一种习惯性行为。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以单一媒介为主的媒介使用习惯，也让数字原住民习惯于频繁切换移动终端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在习惯的驱使下，受众将过去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经验予以整合、累积，在不断重复和强化中，产生更多媒介多任务使用的渴望和需求，进而强化受众媒介多任务使用的习惯性延续。然而，长期的习惯性使用可能导致受众强迫性、甚至成瘾性使用媒体，这对应媒体的麻醉功能。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5：
H5：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受到习惯需求的影响。
2．媒介多任务使用的社会环境：情境
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多聚焦于探讨受众需求然而，卡茨同时强调了情境的作用，认为受众的媒介使用决策，是由心理需求、社会因素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情境行为（situated action）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是情境化的，在行为塑造过程中，情境与其他因素共同发挥决定作用；个体拥有良好的情境意识，能够更好地做出行动选择。
传统的受众媒介使用研究对情境维度的分析并不充分；因为，当时的受众主要在固定、有限的物理空间中使用媒介。随着移动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受众随时随地都暴露于移动媒介之中，获取所需的信息或服务；受众得以摆脱空间限制，他们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自由转移。由此，许多与互联网传播技术相关的媒介使用讨论，开始在特定的文化或社会情境中展开。研究显示，日常休闲情境的媒介使用模式，与工作学习情境存在差异：在日常休闲情境中，所有媒介的使用频率都大大增加；而且，电视媒介的使用频率最高。
现有研究虽然未系统讨论媒介多任务使用与情境的关系，但是已显示出关照情境因素的趋势。例如，研究发现，学校或工作场所最能够预测与网络媒体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在学校的相关情境（教室、自习室等）中，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呈现出以7天为周期的规律变化，这意味着，固定的情境组合或变化，很大程度影响了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
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首先形成媒介多任务使用情境的两种基本分类：学习工作情境与日常休闲情境。同时，已有研究显示，移动终端扩展了使用各种媒介内容的物理情境，受众迎来更多自主选择媒介使用情境的可能性，也让其迎来了碎片化的媒介使用。由此，本研究将关注受众在时间上不连续、空间上不固定地使用多种媒介或内容的媒介碎片化使用行为，将这种流动使用的情境称为碎片化情境，并作为第三种类型的情境进行考察。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在学习工作情境、日常休闲情境和碎片化情境中，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是否呈现出差异？
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以受众为中心。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使用行为相互影响，受众的生活日程安排和使用情境（如使用时段等）成为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由此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媒介使用情况。新媒体受众的自主性提升，更能基于需求主动使用媒介，被定义为积极受众（active audience）；这与传统媒体环境下，被情境限制媒体使用的消极受众（passive audience）形成对立。
现有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研究，尚未充分讨论或控制使用情境；并且，这可能是造成需求与媒介多任务使用之间关系或方向结论不统一的重要原因。常见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研究，只要求研究对象汇报媒介多任务使用及其动机，并未考虑使用媒介的具体情境如何；由此，不同情境下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差异在统计上被忽略，媒介多任务使用到底更受需求还是情境影响，也无法被辨明。
已有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强调个体需求而忽视情境作用，并偏向于认为受众是积极的。新媒体环境下，已有研究证实，作为外部因素，情境对媒介使用具有影响；这揭示了受众的媒介使用不仅受需求主动驱动，也可能由情境被动触发。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试图比较需求与情境对媒介多任务使用影响的差异，以讨论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受众媒介使用的积极程度。由此，本研究提出第四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四：需求和情境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三）媒介多任务使用与人口统计学变量
受众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因素普遍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证实，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均可以预测受众的媒介多任务使用。
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受众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也存在差异。相比于其他新加坡居民，华裔更多受他人影响而进行媒介多任务使用；相较于中国台湾居民，美国居民更多进行媒介多任务使用。
媒介多任务使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现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项针对天津居民媒介多任务使用的研究发现，只有当媒介多任务使用是“看电视＋非媒介行为”时，才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女性参与上述媒介多任务使用的频率高于男性。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在与观看视频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中，男性参与的频率和时长要高于女性。
由此，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实际情况，将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和生活消费水平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提出研究问题五：
研究问题五：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是否受到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生活消费水平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法，将上海高校分为“985”、“211”和一般本科三类，抽取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16所高校的1200名大学生，发放纸质问卷，成功访问1148人，在95％置信水平下，数据估计误差为±1．48％。问卷发放时间为2017年5月。
样本基本构成如下男性41.0％女性59.0％；大一25.1％，大二55.7％，大三14.9％，大四4.3％；文科56.6％，理科20.3％，工科16.9％，医科6.2％；城市生源地72.6％，农村生源地27.4％。
（二）测量
1．媒介多任务使用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测量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频率，询问受访者“您平时在同一时间使用以下多种媒介的频率是？”多种媒介组合包括广播＋电视、广播＋平板电脑、广播＋台式电脑、广播＋笔记本电脑、电视＋平板电脑、电视＋杂志、电视＋台式电脑、电视＋笔记本电脑、电视＋手机、平板电脑＋台式电脑、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答案选项分别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
本研究测量大学生的常见媒介多任务使用的时长，询问受访者“您一天同时使用以下多种媒介的时间长度是？”媒介组合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电视＋平板电脑。
2．媒介使用
本研究测量了八种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和手机）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测量使用频率的问题是“您平时接触以下媒介的频率是？”答案选项分别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测量使用时长的问题是“您一天大约花费多少分钟使用以下媒介？”
3．受众需求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测量了五种受众需求（信息、学习、社交、娱乐和习惯），具体问题是“您使用以下媒介完成各项需求的频率是？”答案选项分别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
4．使用情境
本研究测量受访者媒介使用情境的具体问题是“您通常会在什么情境下使用媒介？”情境包括起床后、吃饭、上课、自习、工作、闲暇时、路途上、洗手间和入睡前；其中，闲暇时、起床后和入睡前归纳为日常与休闲情境类别，上课、工作、自习归纳为学习与工作情境类别，路途上、吃饭、洗手间归纳为碎片化使用情境类别。
5．人口统计学变量
本研究涉及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和月均消费水平。
四、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需求以及情境的描述统计
如表1所示，大学生最常使用的四种媒介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电视，他们最经常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是以下三种形式：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手机＋电视。
大学生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的平均时长为103.71分钟，他们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平均时长为86.95分钟。这意味着，多数大学生仅仅在使用手机时使用笔记本电脑，独立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可能性较低。他们使用电视和平板电脑的情况与使用笔记本电脑相似（47.15＜57.50分钟；44.59＜62.63分钟），独立使用的可能性较低。只有手机独立使用的可能性强，他们使用手机的平均时间（124.48分钟）高于任何一种与手机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
如表2所示，不同情境下，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比例都在84％以上。这意味着，大学生在不同情境下都进行媒介多任务使用。即使在学习与工作情境（上课、自习）中，绝大多数大学生仍进行媒介多任务使用，占比达到89％；大学生最常在休闲与日常情境下进行媒介多任务使用，占比超过97％；碎片化情境中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低于其它情境，但占比仍超过80％。从需求类型来看，学习和社交需求带来的媒介多任务使用较少均值分别为3.05和3.03；信息需求和习惯需求带来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相对多，均值分别为3.12和3.24；娱乐需求较其它需求稍强，成为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最主要的需求类型（均值为3.37）。
（二）需求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
本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以受众需求、使用情境为自变量，以三种主要媒介多任务使用的频率、时长为因变量，构建OLS分层回归模型，考察受众需求、使用情境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
大学生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电视的媒介多任务使用频率，均和信息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即大学生的信息需求越强，他们的手机＋笔记本电脑（b＝0.167，p＜0.05）、手机＋电视（b＝0.282，p＜0.01）多任务使用频率越高；而手机＋平板电脑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时长和频率、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电视的多任务使用时长均与信息需求没有显著关系。由此，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
学习需求同时影响大学生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的媒介多任务使用频率。其中，学习需求越强烈，大学生手机＋笔记本电脑（b＝0.146，p＜0.05）、手机＋平板电脑（b＝0.198，p＜0.05）的使用频率越高，手机＋电视的多任务使用频率越低（b＝－2.67，p＜0.01）；学习需求与大学生三种组合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时长均无显著关系。由此，假设2得到部分支持。
社交需求主要影响大学生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社交需求越强烈，他们手机＋笔记本电脑的使用频率越低（b＝－0.157，p＜0.05），手机＋平板电脑的使用时长越短（b＝－13.501，p＜0.05）。社交需求并不影响大学生手机＋电视的多任务使用频率和时长。由此，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
大学生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的使用均受娱乐需求的影响。手机＋笔记本电脑的使用频率（b＝0.188，p＜0.01）、时长（b＝7.420，p＜0.05）均与娱乐需求呈正相关关系，手机＋电视的使用频率与娱乐需求呈正相关关系（b＝0.229，p＜0.05）；手机＋平板电脑的使用频率与娱乐需求呈负相关关系（b＝－0.167，p＜0.05），三种媒介多任务使用的时长与娱乐需求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由此，假设4得到部分支持。
习惯需求主要影响大学生手机＋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的媒介多任务使用频率与时长。习惯需求越强烈，大学生使用手机＋电视的频率（b＝0.295，p＜0.01）和时长（b＝21.267，p＜0.001）、手机＋平板电脑的频率（b＝0.398，p＜0.001）和时长（b＝14.234，p＜0.05）均越高，然而，习惯需求并不影响大学生手机＋笔记本电脑的多任务使用。由此，假设5得到部分支持。
（三）情境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
学习与工作情境对大学生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电视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与手机＋笔记本电脑的使用呈正相关关系（b＝0.119，p＜0.01），与手机＋电视的使用呈负相关关系（b＝－0.078，p＜0.05），即在学习与工作情境中，大学生更倾向于同时使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而非同时使用手机和电视。
休闲与日常情境同样对大学生手机＋笔记本电脑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具有显著影响（b＝0.208，p＜0.001），即在休闲与日常情境中，大学生同时使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频率更高。
碎片化使用情境对大学生手机＋电视（b＝0.133，p＜0.01）、手机＋平板电脑（b＝6.156，p＜0.05）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具有显著影响，即在路途上、吃饭和洗手间等情境中，大学生更倾向于同时使用手机和电视、手机和平板电脑。
（四）需求与情境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影响的差异
在回归模型中，仅加入需求变量时，模型拟合度指标并不理想（R2＝0.098），当再将情境变量加入后，手机＋笔记本电脑使用频率模型的拟合度更优（R2＝0.133）。这说明，当同时考虑需求和情境两个变量时，可以解释因变量（手机＋笔记本电脑使用频率）13.3％的总变差。同时，比较回归模型中需求变量群和情境变量群的R2变化量发现，当加入需求变量群时，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电视、手机＋平板电脑三种多任务使用频率、时长的R2变化量（R2变化量＝0.077／0.017／0.097／0.032／0.108／0.026），均比加入情境变量群时的R2变化量大（R2变化量＝0.035／0.003／0.016／0.004／0.003／0.006）。
（五）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如表3所示。大多数情况下，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和月均消费等因素，对上述三种主要媒介多任务使用的频率、时长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多数情况下，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不因性别、年龄、专业等特征而呈现差异。
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手机＋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时长（b＝－16.608，p＜0.05）以及手机＋电视的使用频率（b＝2.816，p＜0.01）上，男生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的时长更长，女生更频繁地使用手机＋电视；相较于大一学生，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手机＋笔记本电脑的使用频率更低（b＝－0.182／－0.247／－0.363，p＜0.05），大二学生比大一学生手机＋电视的使用频率更高（b＝0.183，p＜0.05）；医科学生较文科学生，手机＋平板电脑的使用时长更长（b＝40.909，p＜0.05）；城市生源地与农村生源地学生在手机＋平板电脑的使用频率上存在差异，城市生源地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的频率更高（b＝－0.267，p＜0.01）；月均消费越高的学生，手机＋平板电脑的使用频率（b＝0.131，p＜0.05）更高、时长（b＝9.666，p＜0.05）更长。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本研究通过对15种媒介多任务使用的测量，揭示了上海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基本情况，考察了受众需求和使用情境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信息、学习、社交、娱乐和习惯需求，会促成不同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学习与工作、休闲与日常和碎片化使用情境同样会影响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需求相较于情境更能驱动媒介多任务使用。
（一）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趋向普遍性、碎片化使用
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具有普遍性，其中与手机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手机使用的时长也决定了媒介多任务使用时长的上限。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的手机普及率与使用率持续提升，2021年45.8％的大学生日均手机使用时长达到3至6小时，33.7％的大学生日均使用时长超过6小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手机在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中的关键地位。
研究发现，大学生对手机媒介依赖程度较深；同时，起床后、入睡前、吃饭等碎片化情境，亦能积极预测大学生与手机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这些情境的影响却被已有研究所忽视。这意味着，随着手机等移动媒介终端的普及，受众能够接触、使用媒介的情境更加丰富多元，与手机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也以碎片化使用的方式，嵌入到受众日常生活的各种物理空间与生活中。
（二）需求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
研究发现，信息、学习、社交、娱乐和习惯等需求，都会影响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并且，特定的需求会带来特定类型的媒介多任务使用。这意味着，已有研究未能就各种需求与媒介多任务使用之间关系达成一致，主要原因是未能考虑到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差异性。
已有研究认为，提升认知效率的需求与媒介多任务行为并不相关。本研究将认知需求细化为信息需求和学习需求后发现，二者都会影响大学生特定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并且，与信息需求相比，学习需求能够预测大学生更多种类型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一方面，这证实了本研究将大学生的认知需求划分为学习需求、信息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还澄清了二者的具体差异，即学习需求会显著减少大学生关于电视的媒介多任务使用，而信息需求则不会。
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反，本研究发现社交需求会减少媒介多任务使用。智能手机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会分散受众的注意力，也更容易带给他们使用的沉浸感，从而“忘记时间”。这意味着，大学生的社交需求一旦触发了手机使用，便会让其沉浸于利用手机社交，而停止其他媒介的使用。由此推论，当社交需求出现时，受众会减少或中断当前的媒介多任务使用，而一心沉浸在能够满足其社交需求的单一媒介（如手机等）的使用中。
本研究发现，在所有需求中，只有娱乐需求能够同时正向预测手机＋笔记本电脑的使用频率与时长；也就是说，娱乐需求最能催生手机＋笔记本电脑的多任务使用。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即娱乐需求最能预测与电视相关多任务使用的结论不同；这或许与大学生群体的生活环境有关，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的发展，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普及率和使用率极大增长；另一方面，在学校尤其是宿舍里的日常娱乐生活中，大学生并不能频繁接触到电视媒介。不同媒介的易得性和可及性不同，使得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而非电视媒介来满足娱乐需求。
已有研究证实，习惯需求会影响媒介多任务行为。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习惯需求最能正向预测手机＋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在家庭中，电视常作为背景媒介（background television），即人们将电视信息处理作为媒介多任务使用中的次要任务。随着互联网和媒介终端的多元发展，在家庭中可供使用的媒介类型更加丰富，电视更可能作为媒介多任务使用中的伴随性媒介。由此，本研究推论，在家庭环境中，大学生更有可能基于习惯需求，同时使用手机和电视媒介。在学校环境中，大学生不能频繁接触电视，而平板电脑能够替代性地成为背景媒介（例如，使用平板电脑观看电视节目等），由此催生更多手机＋平板电脑的使用。
（三）情境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情境会催生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并且，不同情境下，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组合不同。这一研究发现，提示除了需求之外，使用情境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这弥补了已有媒介多任务使用研究的不足。
手机＋笔记本电脑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更常伴随学习工作和日常休闲情境出现。这说明，在学习和休闲情境下，大学生都倾向于同时使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校园无线互联网的普及，让学生能够更方便地在图书馆、教室、自习室等情境中，进行与手机、电脑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然而，尽管许多研究证明，与课堂相关的媒介多任务使用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并未减少学习情境中的媒介多任务使用。
手机＋电视的媒介使用，与学习工作情境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电视媒介的不可获得性、需求满足的矛盾相关；一方面，在学习和工作情境下，大学生常常无法接触、使用电视媒介；另一方面，相比学习和工作需求，电视媒介更能满足与娱乐而非学习和工作相关的需求。
在碎片化使用情境中，大学生更倾向于同时使用手机和电视媒介。碎片化使用包含了吃饭等具体情境，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食堂，都能为大学生提供观看电视的机会。同时，碎片化使用情境，还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手机＋平板电脑的多任务使用。因为，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媒介，为大学生在流动空间的媒介碎片化使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上述发现，可以解释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周期性变化：一方面，媒介使用情境随课程表安排而周期性改变；另一方面，不同情境催生了不同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组合。后续使用与满足研究，除了继续关注受众需求之外，更应该将社会情境作为不可忽视的变量纳入研究，方能更深入阐释新世代受众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形成机制。
（四）需求与情境对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影响的差异
已有研究分别讨论了需求和情境对媒介使用的影响，本研究将二者综合考量，讨论它们对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影响及其差异。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是需求和情境共同催生的结果；而且，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更多是因为需求积极产生，而非更多由情境被动触发。也就是说，一方面，媒介多任务使用是一种积极受众的使用策略，而非被情境所主导的消极行为；另一方面，媒介多任务使用中的受众既非仅为需求驱动的“积极受众”，也不全然是被情境限制的“消极受众”。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本研究讨论需求与情境如何共同作用于媒介多任务使用。首先，本研究完善了需求与媒介多任务使用关系的讨论，从媒介功能的理论视角整合现有需求分类，并验证了提升认知效率、社交需求、娱乐与习惯的影响，进一步发现了各种需求与不同类型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具体关系，并讨论了与前人结论不同之处，即社交需求与媒介多任务行为呈负相关关系的可能原因。其次，本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情境变量纳入分析，发现不同情境导致不同的媒介多任务使用，并丰富了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的研究维度。最后，本研究将需求和情境的影响进行比较发现，一方面，相比于情境，需求更可能影响媒介多任务使用，证实了媒介多任务使用中受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媒介多任务使用也会被情境被动触发，揭示出媒介多任务使用中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即无法用积极或消极的简单二分来描述进行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受众。
本研究重点探索中国大学生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状况。受限于测量的多元、复杂，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媒介多任务使用中的多媒介使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其它类型媒介多任务使用，以及需求动机、媒介多任务使用和需求满足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一步完善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的媒介多任务使用研究。
（本文原刊于2023年第5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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