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 | 论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及其世界意义
任平◆文
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回顾伟大的五四运动百年史、新中国建立70年历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历史，我们将发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即是对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探索。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成为新中国70年历史聚焦的主题。作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深刻的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指引着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既超越了西方资本经典现代性道路，也超越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性道路，以中国方案开辟了人类新文明路向。
——任平
一、新现代性历史开篇的思想前提：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跨越40年。这三大事件成为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史的三大里程碑。今天，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史，我们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走出了一条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沿着这一道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
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科学解答“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的最重要成果。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所呈现的循序递进的两大事件及其相互关系一直令人深思：其一，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危亡之际，五四运动将对“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提升到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高度，成为现代性思想自觉的伟大里程碑。自鸦片战争近180年来的历史，就是传统中国迅速衰亡、现代中国重新崛起的过程。贯穿于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或者说走一条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性道路来改造中国、实现救亡图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中许多仁人志士的解答从“坚船利炮”的物质器皿层到制度层和变法层，大多处在盲目或半盲目的状态而未达到民族的文化与思想自觉。伟大的五四运动是现代性启蒙意义上的伟大文化觉醒和思想自觉，将发端于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对现代性思想的个别呼唤发展为席卷全民族的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洪流，高扬“民主、科学”的现代性思想，坚定地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先导和文化开端。
其二，在倡导思想自觉、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思想，发生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重大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成为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的思想主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和解答了中国现代性道路之问，她超越了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道路，开辟了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更在实践上催生引领中国现代性道路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张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新”就新在用唯物史观重新揭示世界历史性趋势和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批判和超越了西方资本经典现代性道路。在中国现代性道路选择的问题上，一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重大历史事实是：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并非如同孙中山“革命进化论”与严复、康有为等“改良进化论”关系一样，两者具有所谓“逻辑同构性”和“理论共通性”，仿佛唯物史观仅仅表现为进化论在同向上的更激进、更彻底的产物；恰好相反，两者本质上是对立的和异质性的世界观。在改造中国的现代性道路选择上，进化论世界观本质上是西方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思维和文化的中国表达，而唯物史观中国化则是超越这一西方现代性模式、开辟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指导思想。因此，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绝不是一脉相承、“逻辑同构”和“理论共通”的思想延展，而是对设计现代性道路的指导思想完全不同的两种世界观和历史观。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是现代性道路选择重大转变的思想表达。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思想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在中国场域中为了维新变法的需要转变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一是主张社会变迁以图强，二是将社会变迁进化的根源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以来，国人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后尘并没有因为屡试屡败而驻足不前，相反，由此逼迫国人从盲目跟从转向思想自觉之路。自郭嵩焘提出“不仅要关心西方制度、更有必要关心西方思想”这一著名主张之后，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主张用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进化论来教育国民、改造中国，作为中国的自强保种之道。康有为的“两极进化论”、梁启超的“群力进化论”和“新民说”、谭嗣同“心力”进化论、到孙中山主张的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通过暴力革命而达成的“突驾(飞跃)进化论”，甚至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所公然主张和宣传的判定“中西古今”之论的标准，都是以西学为本的进化论。无论是改良版的进化论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还是革命版的进化论者(孙中山等)，他们所宣扬的进化论主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与西方近代以来启蒙现代性的自然法则一脉相承，是对西方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道路的中国化思想表达。西方经典现代性哲学本质上就是私利至上、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资本逻辑的思想再现。而这一进化论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最终在五四运动中被抛弃而为唯物史观所必然取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通过进化论所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历史实践中必然导致重大分裂和崩溃，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分暴露，因而教育和警醒了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在170年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对资本现代性逻辑的内在深刻矛盾与必然灭亡的结局作了历史性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占有殖民地的战争。战争撕去了西方资本现代性文明的一切伪装，将一个贪婪、侵略、剥削和霸权的丑恶的资本面貌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正如一战后原初进化论倡言者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代表西方文明价值观“自由放任主义”“科学万能”的西洋镜被戳穿，阶级对抗、帝国主义和科学破产等使西方现代性文明形象轰然崩塌。至此，必然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中国不能效法欧洲”，进而，进化论价值观大厦也必然随之而垮塌。
其次，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目标的进化论在指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上屡遭失败，实践证明此路不通，警醒国人必须改旗易帜。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史就是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史、奴役史以及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富强而奋起的反抗史。中华民族吃尽了西方现代性强加于中华民族之身的苦头，因而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失败的结局迫使中国人要跟在西方列强身后做学徒，通过学习西方经典现代性的思想、制度和技术以自强；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具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憎恨，因此向西方学习仅仅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抵御和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实现民族复兴。这一矛盾心态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的弊端暴露无遗，尤其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罔顾中国利益的丑恶行径激怒了国人，因此，中华民族将埋藏于心底数十年的屈辱瞬间爆发为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革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的彻底决裂。
其三，在进化论价值观破产崩溃、国人再一次陷入精神彷徨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走另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道路的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的希望。对于中国人而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让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化，更在于在落后国家用苏维埃政权力量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唯物史观成为新现代性道路的思想旗帜。这极大地启迪和鼓舞了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现实场域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辟中国新现代性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中号召中国人民向十月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以唯物史观为指引，开辟新的道路。
因此，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是中国现代性道路客观逻辑演进的必然表现，是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性道路选择的重大转轨，从以往亦步亦趋的西方现代性道路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
二、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马克思之问”的中国解答
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之“新”还在于科学解答“马克思之问”，超越西欧资本现代性逻辑的历史单线论，从而创制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路。在现代性意义上的“马克思之问”，就是指是否存在着超越或不同于西欧资本逻辑主导(规制)的现代性进程？正是在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与教条主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撞击。历史表明：唯有唯物史观才能成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思想引领。但是，历史同样表明：唯物史观唯有中国化，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而不是将马克思“仅限于西欧的结论”或曰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简单地照搬于中国、教条主义地跨界平移，才能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在现代生产意义上对资本逻辑现代性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资本逻辑是造成第一个现代社会样态的基础、本质、核心和决定性因素。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资本现代性逻辑表现为西欧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铁的必然性”当然首先是指世界历史意义上，资本主义作为前此以往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取代传统社会的必然趋势，或曰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道路的世界历史性趋势。其次，它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导致资本逻辑的必然灭亡。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现代社会仅限于资本现代性社会，更反对把这一“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即“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之问”正在于：他始终追问“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道路”的现实可能性。这一追问起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而在晚年回答《祖国纪事》编辑查苏利奇提出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经典现代性的峡谷而直接抵达社会主义彼岸的问题时，进一步明确化为一个选择：“俄国公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所谓“瓦解逻辑”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关于“西欧的铁的必然性”逻辑，即资本现代性逻辑，而“直接过渡”逻辑却是指示着一种异于西欧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逻辑。马克思的回答是：“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证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被后人称之为著名的“东方道路”思想，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东方化的道路想象，更是对现代性东方道路的科学预见。超越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作为教条化、单线论的理解，正是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地发展、不断开辟现代性的东方道路的关键。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正是通过深刻批判教条主义将“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因而阐发了关于现代性东方道路思想。列宁正是通过破除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主张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教条而发动十月革命，破除了资本逻辑现代性一统天下的原初格局，开辟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是通过深刻批判陈独秀、王明以及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著名论战中将西欧资本单线论逻辑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任曙、严灵峰等教条派思想，在中国的场域中深刻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创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开辟了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跨越半个世纪的三大批判其锋芒所指竟然是同一个思想对象：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当作简单跨界平移教条主义圭臬，或者说将资本现代性道路当作唯一的历史必然性的单线论，将现代性等于西方资本逻辑。同样，三大批判在破除教条的同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创新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就不能产生相应的三大成果：马克思的东方道路思想，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辟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破除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教条化和单线论的束缚，创制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三位一体的。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就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和思想引领；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现实根据和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正是在中国的场域中破除将唯物史观西欧逻辑教条化的束缚、创造性地解答“马克思之问”、探索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进程中出场的。
照搬照抄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教条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特征：第一，抽象的统治。将“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无条件地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之局部当作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的世界历史逻辑。第二，康德式的外部反思性。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将西欧社会演化分期逻辑当作先验的必然形式生搬硬套地用来剪裁中国社会现实，否定旧中国社会是一个独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第三，单线论历史观。将资本现代性的西欧逻辑呈现的“历史必然性”作为唯一道路和唯一摹本，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因而将中国道路错误地纳入西方道路的轨道，据此幻想用所谓“包治百病”的西方药方治中国社会之病。陈独秀从西欧经典现代性逻辑出发，认为民主革命属于资本经典现代性范畴，前途是资本现代性国家，那么，这一革命的领导权当然应归属于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国民党。王明基于同样的逻辑，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具有领导权的前提，就是必须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潜台词就是民主革命主导权不属于无产阶级。两者对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误判，导致了中国革命的两次大失败。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论战双方都是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更迭、社会分期论述为根据的。论战的实质，就是究竟对来自西方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分期理论采取教条化的照抄照搬态度、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让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任曙、严灵峰等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照搬照抄于中国社会分析，将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逻辑，否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勾结以及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打压，否认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因而拒斥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而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在中国大地的出场，必须在上述三点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第一，反对脱离本国实际的抽象的普遍性，反对对中国社会分析作康德式的外部反思，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转化为中国逻辑。在革命时期，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主旨在于把握中国革命的逻辑。为此需要解决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解决了一个立场转变和理论根基问题，指明了一切真知都是从亲身实践的直接经验中发源的，唯物史观必须从民族的历史的具体实际出发穿透中国现实，把握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脉络，重新出场成为中国逻辑，才能成为中国道路的科学指导思想。《矛盾论》解决了一个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主张思维的辩证逻辑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矛盾普遍性规定上，只有在分析矛盾的个性、特殊性之后才能抵达现实化和具体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因此，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绝不是打开中国现代性道路的万能钥匙。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也绝不是唯物史观西欧逻辑在中国的无条件的平移和简单复制，而是需要在中国场域中重新出场。
第二，批判教条主义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革命方略作康德式的外部反思，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科学判定中国社会性质，进而揭示中国革命道路、革命逻辑这一最大的“中国实际”。这既是选择现代性道路的关键依据，更是建立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首要议程。资本全球化造就了“中心—边缘”全球分裂格局，进而造就了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必须分别面对的西方中心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完全不同的场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边缘化中国，在更加特殊的国情场域中，如何通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目标，就成为唯物史观中国逻辑探索的历史使命。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就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道路、演化规律的理论，就是关于在中国社会场域中革命的必然性、革命对象、性质、主体、领导阶级、道路和未来目标的阐释理论。总结两次大革命失败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反帝反半封建的新现代性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国新现代性革命道路之“新”，在于它没有按照西方现代性的历史逻辑亦步亦趋地走下去，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场域中实现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而成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方案。它既超越了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教条逻辑，也摆脱了照搬照抄“以俄为师”洋教条崇拜，走出了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初步实现了从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向中国逻辑的关键转变。
第三，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要揭示中国革命的逻辑。毛泽东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使命就是揭示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革命逻辑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革命表达，也是其实现方式。处在全球边缘化的中国革命必然以边缘化的革命理论(注重矛盾的特殊性)、采取边缘化的革命策略和方式(从“到敌人统治薄弱地方去”、走建立“红色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走边缘化的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创造边缘化的革命战略战术(如将“游击战”上升为“战略问题”等军事思想的形成)。人们能深切地从中体悟到边缘化革命理论和策略怎样适应了边缘化国家的革命需要。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逻辑。
最后，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必须揭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完整进程。以改变世界为旨要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改变世界的时代主题变化而变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揭示的主题包括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全过程，因而所展示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包括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发展道路。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完成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初步开启，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三、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与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
贯穿新中国70年的一个伟大主题，就是在走完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之后，探索和创制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探索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新现代性的历史使命所规定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摧毁了一个旧中国，但是不能用同样的革命手段造就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新中国。革命虽然初步实现了中华人民“站起来”的目标，为中国新现代性的完整实现廓清了地平，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还有赖“富起来”和“强起来”。而“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实现，必须依赖发展，依赖创制和开拓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
其次，是因为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与革命道路是性质上既相衔接又根本不同的两个阶段。这一不同，是因为两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同，因而解决矛盾的方式、实践主题和探索的道路也根本不同。随着三座大山被推翻、人民站立起来，革命目标已基本实现，原初的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冲突和阶级对抗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让位于人民内部矛盾，其核心是要解决人民富裕、社会发展、文化昌盛和国家富强的强烈需要与“一穷二白”、不发达状况与发展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就要从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转变为通过系统的建设、改革、发展和治理来实现。
与此相应，作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所聚焦的对象、主要使命从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让位于对如何“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发展道路探索，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重心相应地就从聚焦革命逻辑转向建构发展逻辑。
因此，70年新中国的历史，就是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史和开辟史。70年新中国唯物史观的逻辑，就是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探索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成为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的新使命，两者之间展现为时代实践与哲学表达历史的共进线。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是唯物史观发展逻辑的聚焦对象、实践主题和主体内容，那么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则是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的哲学表达和思想形态。如果说，在新现代性革命道路中我们超越了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的“西教条”和苏联十月革命的“东教条”，以及超越以往中国经典现代性的改良主义和虚假革命的传统教条，那么，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探索更是在不断超越“东教条”和“西教条”基础上创造中国方案的积极成果，是探索和建构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的实践产物。
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不是革命道路的简单延伸，发展逻辑不是革命逻辑照抄摹本，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化条件下重新探索，把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时代化。这一认识，是我们在新中国70年探索中付出很大代价、总结历史教训而得来的宝贵经验。我们曾经一度混淆了革命道路与发展道路、革命逻辑与发展逻辑，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希望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继续用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推动发展，因而遭致大挫折。但是，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同样表明：发展不等于简单增长，在推进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进程中，我们依然需要不断变革不适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主义也是经常改革的社会，现代性需要社会转型，就其最终结果来说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这一革命的性质和方式与历史不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有自己的独特规定。
探索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建构唯物史观的中国发展逻辑必须要摆脱“东教条”，科学回答现代性意义上的“列宁之问”。“列宁之问”原初来自他在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现代社会”概念时曾在著名的《哲学笔记》中这样反问：“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照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继而在十月革命中与考茨基发生的一场著名的争论中提出了关于如何在十月革命后，用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开辟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然而，后继的苏联实践却在这一道路探索中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将现代性片面理解为“技术发展程度”，而没有全面深刻理解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公式中在“苏维埃政权+”之后几乎是当时全部的世界现代性成果总和，包括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银行制度和铁路制度等等，而且强调的是这一切的“总和”。因而，一个片面追求技术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必然在制度和体制上僵化保守，因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不导致发展的停滞。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设计的教条化，这体现在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系列的著作之中。建国初期，我们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加之帝国主义封锁，我们采取“一边倒”地全盘学习苏联经验，当然“东教条”就渗透于我国对于发展道路的初期探索的各个方面之中。对于“东教条”，当年毛泽东是有所察觉和警惕的。在杭州读书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他根据初期的中国发展实践，撰写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名篇。直至今天，上述著述依然对于探索唯物史观的中国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有着重大指导意义。然而，就全局而言，正视和去除“东教条”带来的弊端，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才真正拉开序幕。改革的全面推进和全面深化，是对“东教条”的技术主义现代性思绪的重大突破，更是对僵化教条体制的重大突破。今天，我们“五位一体”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是超越“东教条”经典的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而对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目标的明确界定。
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也是对于“西教条”即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进一步超越。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一条重大经验就是重新审视资本对于低于当代全球发展水准的国家而言依然具有推动世界历史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应当充分加以利用，但是要对其消极作用加以合法性限定，为最终消灭资本创造条件。因此，在与狼共舞中要努力消弭资本逻辑现代性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全球关系的三大冲突和三大崩溃。新现代性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来抵御以资本逻辑为中心而造就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和全面冲突；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来抵御资本逻辑造就的人的自然基础的崩溃和人与自然的全面对立；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来抵御资本逻辑造就的全球霸权格局和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是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新”之所在。
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哲学表达和思想凝练就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发展逻辑，建构具有新现代性意蕴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发展逻辑需要思想自觉。一种道路，只有转化为哲学才能真正达到思想的自觉；一种思想，只有转变为道路的探索才能真正达到实践的自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探索中面对新场域和新问题，从事新设计和新实践，形成新经验和新思想，永远是建构中国发展逻辑的必要条件。
建构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逻辑需要用新的发展观科学解答中国为何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等的根本问题。发展观就是关于发展问题上的世界观。唯物史观的中国发展逻辑就是揭示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存在根据、本质、趋势和未来结局等根本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发展逻辑，为何发展的深刻根据就源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源于饱受百余年屈辱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追求和国家富强的愿景。发展什么的选择就必然凝聚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新现代性目标；而怎样发展的中国方案必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通过“五位一体”的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逻辑必然呈现新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中国必须在世界历史的多元复杂现代性的场域中选择自己的新现代性发展道路，既不能重蹈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的覆辙，也不能走所谓片面的后现代之路，更不能跟着西方曾经发生的前现代、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线性历史亦步亦趋，而是根据中国实际需要，将历史没有完成的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新现代任务综合起来，构成一个中国新现代性发展纲领和较为完备的发展体系，它表现为一系列“新”：用信息化、智能化来引导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通过“产城结合”、城乡一体、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来推动现代性的空间重组的“新型城镇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新发展理念；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场域、基本经济制度为主体打造中国特色的新型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体系；用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民主政治；用协商和谐来打造差异性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以及“文明互鉴”为原则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积极促使以平等交往、和平发展、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体系取代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旧全球化体系，等等。它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内在样态，展现了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中的生产、经济、空间、政治、文化和环境等领域总体变革过程，构成一个十分系统地解答世界现代性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是新现代性中国发展道路的完备纲领，更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具体展现。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世界角色正在转变，从韬光养晦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影响全球进程的世界级负责任的大国。因此，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逻辑，不仅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价值，更具有世界维度和世界意义。与资本逻辑规制下经典现代性道路造就的全球分裂、对抗和“修昔底德陷阱”不同，中国倡导的新现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是建立在世界普遍交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这一道路是前无古人的，因而在创制着人类新文明的样式。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8期
文章作者：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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