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Algan, Yann, Elizabeth Beasley, Sylvana Côté, Jungwee Park, Richard E. Tremblay, and Frank Vitaro. 2022."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ocial Skills and Self-Control Training on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 (8): 2553-79.
01
引言
从小培养孩子的社会技能和自我控制能力会影响他的一生吗？
通过使用行政纳税申报单的数据和随机实验，本文估计了加拿大蒙特利尔一项针对高危男孩的社会技能和自我控制力干预对其劳动力市场和非经济结果的长期影响。
蒙特利尔纵向实验研究（MLES）
02
1.实验设计
图1展示了MLES研究的时间轴，包括实验、数据收集和与加拿大统计局行政数据的匹配。
1984学年末，加拿大蒙特利尔53所低社会经济地位（SES）地区的幼儿园教师被要求使用社会行为问卷对其男生的行为进行评分。几乎所有（87%）的教师都为总共1161名男孩提供了评分。为实现均质抽样，在这项纵向研究中只考虑父母是加拿大人、出生时以法语为第一语言且受教育年限在教育14年及以下的参与者，符合条件的共1037名男孩。进一步，采用社会行为问卷的破坏性量表来识别高危男孩。该量表测量了身体攻击、对立行为和过度活跃行为的频率，幼儿园儿童干扰性量表得分超过70百分位的男孩被认为是高危男孩，共 250 人；得分低于70百分位的男孩被认为是“非破坏性的”，并在本文中被用作参考组。“破坏性”组的250名男孩被随机分配到一个实验组（69名男孩）和一个对照组（181名男孩）。实验组的男孩受邀参与一个为期两年的社会技能和自我控制培训项目并接受相关指导，包括如何邀请其他孩子一起玩、如何问“为什么”以及生气时该做什么。对照组的男孩不能参与这一项目，但是仍可以获得蒙特利尔公立学校的常规项目和资源。
2.干预项目
干预项目实施了两年，从参与者7岁到9岁（2年级和3年级）。干预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社交技能和自我控制方面的直接培训。培训课程在学校（教室外）进行，每四到七名儿童一组，其中一到两名是实验组参与者，其余的是被他们的老师认定为高度亲社会的参考组男孩，可以为实验组参与者提供积极的榜样且可以防止污蔑实验组参与者。这些课程每周举行一次，共计45分钟，在午餐期间或放学后举行。实验也包括教师培训部分和家长部分，但这些因素不太可能是造成干预影响的主要原因。第一年提供9次社会行为培训，包括如何邀请一个旁观者来玩，如何问“为什么”，如何给予赞美，以及如何提供帮助等主题。二年包括10次自我控制策略的培训，提供一些刺激场景，如如何反应戏弄，在愤怒时如何反应，以及如果其他孩子拒绝和你一起玩该怎么办。对于每一种情况，孩子们都需要定义问题、确定他人意图、分析自身在这个角色中的感受，提出不同的行动计划来解决问题并预期后果，选择一个行动计划，并在最后为自己的工作给予积极的强化。
培训使用口头指导、训练、建模、行为演练和积极的（语言和材料的）强化等方式。鼓励孩子们在下一次培训前使用他们新学到的技能，并在之后祝贺他们使用了新技能。老师和父母通过信件获知每次培训孩子们学习了哪些新技能，并在孩子们使用新技能时鼓励他们。两名受过大学培训的全职儿童保育员（一个是心理学家，另一个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培训和支持活动。
3.数据
青少年数据是在10-17岁时期不同技能的测量数据。作者将这一时期分为青少年早期（10至13岁，或1988年至1991年）和晚期(14至17岁， 或1992年至1995年)，并分析了这两个时期的数据。
本文识别了与自我控制相关的两项技能：攻击控制，即控制对人或财产的攻击性行为（如战斗、欺凌和破坏物体），以及控制在要求完成的任务中的冲动行为（安静坐着，继续完成任务，集中注意力）。本文也识别了另外四种技能：信任、友好、利他主义和自尊。信任衡量的是广义信任，包括受试者是信任他人、陌生人、警察和老师，还是最好不信任任何人（自我报告）。友好衡量的是与家人和朋友的密切关系。利他主义衡量的是自愿的利他行为和同情行为。自尊衡量的是价值感和自我价值感。认知技能和学校表现方面的数据包括受试者在13岁左右时的语言智商测试数据，数学和法语的年度成绩数据，以及是否留级或被分配到一个特殊教育课程。
青壮年数据是参与者年龄在23岁和28岁左右（2001年和2006年）时，MLES进行的包含详细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问卷调查数据。此外，本文还使用来自魁北克的行政数据，包括每个参与者在24岁左右时是否已获得了中学学位，以及警察记录来确定每个受试者的记录中的刑事犯罪数量来用于成本效益分析。
成年数据是通过与加拿大统计局合作，将纵向数据与1998年至2017年的纳税申报单数据联系起来获取的。纳税申报单包含有关个人就业收入的信息，包括自营职业收入、社会转移（以及非零就业收入或非零转移的年数）、就业保险福利、对专业组织的捐款、婚姻和家庭构成、对慈善机构的捐款、残疾、住房所有权和其他措施。
4.有效性
表1展示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随机化前测量的几个关键变量的基线值。其中有三个变量在统计上差异显著：初始焦虑测量、受试者出生时父亲的年龄和母亲的就业声望，但联合显著性检验均不显著。这并不意味着随机化是无效的，而且本文在稳健型检验中也控制了这些变量。
03
干预项目的影响
1.设定
在表2-5中，使用简单的均值比较来估计该项目的影响：第 1列为对照组的平均值；第 2列为治疗组的平均值；第3列为参考组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原始差异；第4列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原始差异（治疗意向）；第5列使用单边t检验给出的最小可检测效应；第6列给出了使用排列（随机化）检验的T-C差异的p值；第7列是控制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基线差异后并采用稳健标准误的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结果；第8列给出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数。
2.对青少年期和青壮年期的影响
表2展示了项目干预对青少年期早期的影响，表 3展示了对青少年期晚期的影响。表4提供了青年期对自我报告问卷数据和管理数据影响的估计。
可以发现干预对培训项目所针对的两种主要非认知技能（“自我控制”技能和“亲社会”技能）有很大影响，但对其他非认知技能，如自尊、利他主义或友好性都没有影响。此外，干预对语言智商没有影响，对成绩或学校成绩也没有短期影响。然而，在青少年后期，试验组学生的成绩有所提高、减少了留级，并减少了特殊教育课程的分配，这表明最初的非认知技能提升对孩子的学校的表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使用来自青壮年期（20岁和24岁）的自我报告调查数据，研究者还发现实验组更有可能报告自己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这与在青少年期社交技能的提高是一致的。
3.成人税务数据：20-39岁
与加拿大统计局合作，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与其20-39岁的纳税申报单进行匹配，进一步研究了这一干预对于长期劳动力市场及非经济结果（婚姻，家庭组成，组成员身份，慈善捐款，学费支出）影响。
表5显示了干预措施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到，实验组在20岁至39岁期间每年增加5708加元的年收入，相当于20%的增长。图3表明就业收入的增加并不完全是由参与驱动的。本文还发现实验组社会转移的减少：平均而言，对照组在20年期间受益于某种形式的社会转移为3.9年，而实验组平均接受了2.8年的社会转移（对照组的年均转移金额为2436加元，实验组为1507加元)。此外，这一干预对婚姻、就业保险金、职业团体以及学业完成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且这些结果对几种不同的定义都是稳健的。
成本收益分析
04
通过使用本文对经济结果的研究结果以及对学校完成率和犯罪行为的估计，本文估算了该项目的收益与成本的金额，并估计了项目的内部回报率（IRR）。通过表 7，可以发现每1美元的项目投资可以获得在39岁时约11美元的福利，内部收益率为17%。进一步，通过图 4 面板 A可以看到直到成年早期，收益主要来自减少犯罪和教育支出。通过图 4 面板 B可以看到即使排除收入影响，只考虑减少纳税人支出（减少犯罪、增加教育支出和成年后的社会转移），当个人到25岁左右时该项目的收益等于其成本。
04
结论
通过使用与行政税收记录相匹配的独特数据集，本文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在蒙特利尔的低社会经济社区开展的一个针对破坏性男孩的只专注于非认知技能的项目可以使得项目参与者的整个生命过程得到改善，包括成年期的经济情况(就业、工资和社会支出)和非经济情况（婚姻和社会团体成员资格）。为了解这一干预对成年期结果的影响程度，本文评估了该项目对青少年和青壮期间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影响。研究发现，这种干预显著提高了青少年早期的自我控制和信任，这些影响持续存在并会使得在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早期的教育和社会情况得到提升。这些发现对现有文献有重要贡献。
这一项目的实施不仅对破坏性儿童自身的生命轨迹有巨大的积极影响，而且从严格的效率视角来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Abstract
A childhood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the social skills and self-control of at-risk kindergarten boys in the 1980s had positive impacts over the life course:higher trust and self-control as adolescents; increased social group membership, education, and reduced criminality as young adults; and increased marriage and employment as adult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we find this intervention increased average yearly employment income by about 20 percent and decreased average yearly social transfers by almost 40 percent. We estimate that $1 invested in this program around age 8 yields about $11 in benefits by age 39, with an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of around 17 percent.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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