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社会发展研究 ，作者陶宇
在当前深度改革的时代语境下，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及其生活其中的”单位人“如何处理过去的记忆和当前的生活现实？请看下文：
作者：陶宇
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
围绕社会变迁与单位转型所带来的社区治理议题，单位社区常被置于“治理的社区”“活化的社区”等话语体系中，与之相应，“单位人”的主体性亦常被忽略。然而，在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下，“单位人”凭借联结过往与再造认同的个体讲述、回溯生命与体验愉悦的文本书写、时空切换与情感在场的身心互嵌，有意识地 “寻找回来的世界”并“建构未来的世界”。他们将过往的社区生活重塑，以此编织出共同体的新形态。在此意义上，单位社区保存了时空维度、社会情境与体制内省，具有了记忆共同体的复合意涵，成为“单位人”的回忆之场，并蜕变为一种 “记忆社区”。它在诠释了记忆社区何以可能的同时，亦为当下的社区治理带来启示。
关键词
记忆社区 单位社区 社区记忆 “单位人” 口述历史
近年来对单位社区的研究多是基于其在地性这一层面展开的，而其非在地性的 一面鲜少受到关注。在现实中，单位社区并未因为制度转型和人员变动就此被遗忘， 反而以非在地性的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聚焦了人们的目光。将人们汇聚在非在 地性社区的是一种未因时空阻隔而中断的社会记忆以及彼此始终分享的共同价值。这种精神层面的力量既非悬浮于社区的表层，也不仅仅贮藏在人们的心里。它以在 地化社区为缘起，以社区生活记忆为前提，在多年的变迁后依旧能冲破物理条件的 限制，演化成负载着价值与情感的非在地化实践样态。这种分享共同岁月、共担情 感价值、安放人生回忆的记忆社区的形成，恰恰可以为我们探求当前社区治理中精 神乏力与情感不足之难题提供启发。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种具有复合意涵的记忆社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本文尝试以单位社区为例，在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 下，探寻已然分散在各地的 “单位人”心灵共同体的实践轨迹，并在其绘制的记忆 社区图景中拓展社区研究与社区治理的新思路。
记忆社区的浮现: 在社会记忆中拓展单位社区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东北在国家的强劲推动下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前沿阵地，被称为新中国工业文明与技术人才的摇篮。相应地，单位制以及单位社区也沉淀为几代“单位人”的共同记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位制进入演变与消解阶段，依托单位制而形成的单位社区在这场变迁中显现出命运浮沉的曲线。伴随单位制的消解与单位社区的巨变，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社会维度与空间维度的阐释。这些研究力图重构单位社区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秩序，从而得到对其进行重新改造的思路与方案。然而，这些物质改造及人文关怀尚未触及单位社区在精神形态上的变迁，基于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笔者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人们对于单位社区的记忆与情感并未因为体制变迁而中断，也并未因为时间与空间的阻隔而停滞，恰恰相反，这种非在地性的记忆社区始终延续，并强韧在场。
（一）既有研究路线：社会治理与空间改造
在相关单位社区发生转型的研究中，社会维度的研讨尝试从基层党建、社会管理、社区治理等方面入手，希求从不断分化的社会联结中寻求再整合的机制，以破解个体原子化的危机。这类研究的前提在于，单位制在演变的历程中，随着其所负载的社会性逐渐褪去，以往无所不包的单位共同体生活走向碎片化，单位社区的总体秩序从高度整合走向逐步分散，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田毅鹏、薛文龙（2015）认为，在后单位社会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逐渐消解，而新的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其中，不乏有一些单位社区成为“弃管小区”“老旧小区”，暴露出“社区组织能力弱化、社区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意识欠缺、社区自主治理能力不足”（曲延春，2022）、“居民有效参与有限”（任燕、任育瑶，2022）等问题。因此，面对单位制变迁与社区演变所带来的分散与疏离，“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转型”（唐文玉，2014）、“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尹广文、林秀梅，2015）与“社区情感治理实践”（朱志伟、孙菲，2020）以及“内生驱动良性发展”（叶原源、刘玉亭，2022）成为单位转型和社区治理的应对之策。
而从空间维度展开的对单位社区的研究则认为，单位社区的重构不仅是对人的社会生活的关照，也包含了对空间本身的改造。因此，这些研究尝试通过空间维度留住其背后的时间性，从而打造可以激活社区认同、满足居民需求的记忆之场与意义之所。无论是单位大院还是工人村，作为单位社区的一种载体，都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被改造的命运：或者是被现代化元素包装，凭借“标新”以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或者通过重现过往生活元素，凝聚共同体的要义。对于前者，这是将转型后的单位社区视为“问题域”来回应，如学者所认为，社区的空间品质亟待提升，其更新改造势在必行（吕飞、王悦，2020），故社区再造成为探索单位社区发展的焦点所在。对于后者，研究者是在承认社区转型中的文化延续与认同中展开的，如一些研究者提到，工厂单位社区兼备工业遗产与单位社区两大文化属性，是工业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白梅等，2021），因而，应集中更多社会力量来对其进行保护与开发，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发挥，让更多人深刻认识到工人村的重要性（刘欢，2013）。在新技术推动下，一些社区通过历史记忆触媒以点带面的催化效应，在空间改造提升的同时达到精神文明的有效建设以及经济的链式带动，通过让社区空间承载本地文化与历史记忆，形成完整、综合、系统的活化社区方法（赵逸靖、余灏深，2021）。
（二）社会记忆视野：心灵聚汇与主体实践
无论是社会层面的转型与治理，还是物理层面的再造与活化，学界研究共同指向了单位社区消解过程中的问题及回应，对应的是原有社区空间的社会秩序重构与物理形态重塑。在这些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单位制终结后，国家与社会对于单位社区的重新整合。而在这些构建中，始终闪现着人们对过往记忆的动用。一方面，社会层面的治理被记忆中社区的共同体意涵所建构，如友爱与互助、意义与归属等；另一方面，物理空间的改造也往往附着于昔日的记忆印痕与记忆要素。也即，人们对于单位社区的学术研究与重新构造实质上是在“单位人”的记忆脉络里展开的，这种社会记忆虽然依稀浮现但却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成为已有研究中的未竟议题。在这一脉络中，记忆主体并未全然退场，而是伴随记忆实践显现其中。在国家与社会强有力的推动中，他们的反应与回馈、记忆与讲述始终含而未露、隐而未发，有待于真正出场。由此，社会记忆作为联结着时间与空间、物质与人文，以及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的理论框架，为研究单位社区、探讨社区治理提供了新取向。
社会记忆理论有着漫长的演进历程。自古典社会理论时期起，社会记忆就得到讨论，后经过对现代社会思想的吸收而得到丰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被学者予以多向度的运用。在思想脉络里，社会记忆始终与社群、共同体及其认同有着天然的契合。回溯社会记忆理论之源流，涂尔干（1999：300）的“集体欢腾”即产生于社群互动的共识，且带给哈布瓦赫最直接的知识来源与理论启发；哈布瓦赫则努力以“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明显空白”（科瑟，2002：44），并赋予其“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哈布瓦赫，2002：91）；康纳顿（2000：1）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社会记忆”，这使得集体记忆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性不断强化。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的延展中，生动的群体生活始终与记忆紧密相联。这一点，也与早年间滕尼斯（2019：71）对社区的认识相合，他认为，社区是在家庭—宗族—血缘共同体里实现的，这种共同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其中，本质意志中的喜好、习惯与记忆、惯习以及记忆是其基本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因此，记忆在活跃着的社群生活中生成出来，亦进一步塑造社群生活所依托的空间。人与空间、社区与记忆也正是在天然的亲和性中展开的。置身于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开始发生分离，记忆与空间的关联机制也随之改变，诺拉将此过程概括为从“记忆的环境”到“记忆之场”之变（钱力成、张翮翾，2015）。在时间与空间的转变中，记忆主体通过多重方式实现记忆的留存与延续。回忆着的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巩固了认同，从而获得了神圣性（阿斯曼，2015：45—46）。通过时间的连续、空间的承载以及主体的建构，社会记忆得以发生；同时，在持久的共同生活中，人们对事物或者空间进行主观判断后选择性地忘却、延续、重构记忆，这些记忆构建了社区共同体的基础，与传统主义的社区相整合（潘泽泉、王姿懿，2019）。它塑造出一种基于过去和现在的精神共同体，将社区凝聚起来，包含了情感、习惯、记忆等传统主义要素（高亚芹，2013）。由此，记忆主体也实现了从在地性记忆到非在地性记忆的实践性转变，形成了新的记忆社群。
本文认为，社会记忆发轫于具体的时空条件，来源于社群的日常互动，再生产出情感与认同，不仅是作为有机体的社会的自身记忆，更是具有共同经历的群体对社会的记忆实践之总和。在样态的呈现上，社会记忆不仅包含业已形成的凝聚化形式，也包括形成的完整过程。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记忆突破了单纯的个体认知褊狭，突显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建构。也就是说，社会记忆既是社会事实，也是社会过程；既是当下的生产，也是传统的绵延；既是被建构的结果，也是建构性的力量。诚如那些拥有共同岁月或者同样经历的群体，他们被记忆所雕塑，同样在讲述中雕刻了时空以及记忆。而随着新的社会条件不断被生产出来，社会记忆逐渐突破了物理维度的限制，从在地性的依托中蜕变成为记忆社区，不断丰富了社会记忆理论。
（三）新的分析起点：记忆社区的想象力与解释力
作为一个充满想象意味的共同体，记忆社区绝非虚构，而是在与过往时空的联结中不断超越边界，并将社区记忆与记忆社区统合起来。如果说社区记忆克服了时间的局限，完成了从共时性互动到历时性记忆的心灵实践，那么记忆社区则在承接了这一传统的同时，吸收了“想象的共同体”对于空间条件的超越。安德森（2016：7）将“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的三者重合”视为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故记忆社区即是在社区生成、消解与重构的过程中，在社区生活的嵌入、脱嵌与再嵌的脉络里形成的。在此脉络中，作为新社区形态的记忆社区既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也完成了对空间的超越，达成了从在地性记忆到非在地性整合的意义再造。在此，社区记忆成为记忆社区得以形成的前提基础，时空的抽离与嵌合则成为记忆社区何以可能的必要条件，而基于共同岁月与共享价值的存留与提取、想象及演绎则是记忆社区真正实现超越的情感资源。
作为众多社区种类中的一种，转型中的单位社区成为被治理与改造的对象，始终被巨大的力量所推动。而这种分享共同岁月、共创情感价值，并可以安放人生回忆的记忆社区赋予社区研究一种新的阐释类型。对此，记忆理论与口述历史之间的互嵌，以及记忆主体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切换，为社区研究赋予不同的解释框架与话语体系，亦将作为亲历者的“单位人”带回。因此，本文聚焦的问题是，单位社区作为一种记忆社区的表征类型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诚如汤普逊（2000：323）曾写下的誓言般铿锵的文字：“除了声音，恐怕再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通过极其独特的、通常很简单的、精辟的和再现的方式把过去带入现在了。它不仅改变了历史的组织结构，也改变了历史的内容，并且把历史的焦点从法律、统计、管理和政府转向了人民……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在此意义上，本文基于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B社区“单位人”的口述历史，力图呈现“单位人”对过往单位社区的记忆实践，从而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延续中勾勒出“单位人”对社区共同体的重塑，并带来记忆社区生成的可能性探讨。
记忆社区的缘起：单位社区中的共同岁月与历史变迁
单位社区在我国具有独特的本土意涵。从时间上追溯，“一五”时期，我国沈阳、上海、哈尔滨、洛阳、太原、武汉等工业城市基于对苏联模式的仿效、参照，在修建工业区和厂房的同时配套建设了隶属于企业的居住单位，包括住宅楼、医院、幼儿园、学校、食堂、邮局、副食商场等，形成了生活居住区与工业区就近配套布置、自成体系的单位制工业社区（刘丽华，2015）。从空间上的界定而言，它不同于我们当下的社区边界，单位社区的划分往往以国营工厂作为界限，以此划分厂内与厂外。在国营工厂内部，单位社区是以国营企业为中心，囊括了居住、娱乐、休闲等在内的空间，呈现的是内容广泛、外延丰富的社区样态。因此，单位制社区是由职工家庭组织起来、以单位发展为核心的福利共同体。企业在一定区域内和社区是重合的，企业嵌入在社区当中，这种企业和社区相嵌合的现象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当中非常普遍（傅春晖、渠敬东，2015）。对于“单位人”而言，单位社区并非是单位和社区的简单加总，而是包含了历史意蕴、体制要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实践出的日常生活感。单位社区不仅具有社区的地域内涵与单位的体制含义，也具有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价值体验。
同东北老工业基地诸多国营单位一样，B厂也经历了单位制的形成、巩固、演变与消解等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单位社区在各时段呈现出差异化样态。在单位制的形成与巩固阶段，中国城市基本上形成了以生产空间为中心、覆盖生活社区的空间格局。B厂自建厂以来，职工住房也一直实行单位福利分房制度。由于住房基本上都是单位提供的，而单位住房在地理位置上通常紧挨生产空间且相对集中，所以其占据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典型的单位制社区，这也是体制改革前中国城市社会以单位为基础的条块分割的空间分异格局中的组成因素。在这一空间区域中，居住着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他们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一起上班、一起工作、一起下班、一起娱乐，互相认识、彼此熟悉，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朝夕相处，形成了相互影响和信任的互动关系（王美琴，2010）。同时，B厂通过宣传教育、知识竞赛、文体活动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使得B厂单位社区自然成为文化生活的开展空间，如工人文化宫、灯光篮球场、图书馆等都是宣传单位文化与实践精神生活的舞台。通过“职住一体化”的空间实践，“单位人”的生产与生活得到了整合，“单位人”之间也得以密切联结。与一般意义的生活社区相比，单位社区具有鲜明的单位组织化、福利化和价值化烙印。
在单位制演变与消解时期，单位逐渐由社会组织转变为市场企业，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和福利要素逐渐褪去。实质上，这一转变并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立即显现，而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到来才有了真正改变。尤其是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后，许多国企落实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完成了从单位福利分房到货币化、商品化住房的变动，因此，单位社区原有的结构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B厂以国企为中心、以工厂大院为基本生活半径的单位人际圈层被不断瓦解，一些“单位人”也离开熟悉的社区，展开新的生活，单位大院、筒子楼里的守望相助逐渐成为“单位人”的社会记忆。而选择仍然生活在此处的，或是生活比较困难的职工与家属，或是仍然对单位社区葆有情怀的退休工人，或是为减少租房成本的外来打工者，等等。对于B厂单位社区而言，地点还是那个地点，但其原有的物理空间在改变、人员结构在重组，曾经的单位性、福利性与价值感也随之褪色。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整体性发展脉络里，B厂单位社区经历了从无到有且不断繁盛壮大的朝阳时代，也逐渐走进不断衰落且日益消解的夕阳时期。与之对照，随着外部世界逐步打开，商业小区日渐兴盛，新的社区形态也全面进入人们的生活。而这些曾经活跃其中的“单位人”也有了更多个体化的人生际遇与生活安排。
然而，新的社区生活并非决然将过往社区记忆割裂与封存，而是在时空流转之间孕育着新的记忆社区。在人与空间的密切关系中，记忆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源，经由密切持久的日常互动及记忆的日积月累，空间才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承载情感、意象、观念与符号的所在，人对于空间的认同感、安全感随之建立，眷恋之情因之产生（杨雪云，2014）。在漫长的时间累积、一体化的空间聚集以及具有复合性的人际互动中，单位社区以及生活其中的人较之于其他生活圈层具有更持久而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是某段时光的陪伴、某次旅程的同行，也不仅是某套工序的协作、某个空间的相邻，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经历的共同岁月，特别是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与关键步骤。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更易形成一定条件下的共同性，比如共同圈层、共识知识、共通情感、共享价值、共谋发展、共担风险等。而这种在经年累月以及诸种事件堆叠中所生产出的共同性也使得单位社区的共同体属性更为鲜明，其联结基础也更为扎实。正因如此，单位社区是“单位人”记忆的寄放之地，是其认同的生产框架，更是其社会生命的展演舞台。典型的单位社区生活潜入“单位人”的记忆后，只有在与过去的某一刻相遇之时，这些记忆才会再次打开千万家庭背后的生命故事，仿若工厂机器的再次轰鸣。在命运关联的共同岁月中，B社区“单位人”已然完成了记忆社区的生活记忆贮藏、重要事件体验与情感资源沉淀。这是社区记忆得以发生的前提，也是记忆社区得以形成的基础。
记忆社区的形成机制：“单位人”的讲述、书写与再嵌
如前文所述，虽然单位社区在外在形态与社会构成上发生了改变，但其作为共同体的意义层面一直在几代“单位人”的生活与行动中延展。如果说历史是由一系列前后相继的事件构成的，那么人们对历史的复述或回忆也是一个不断提取、叠加、裁剪和建构的过程（周晓虹，2022）。在此，具有主体性的“单位人”通过对社会记忆资源的动用，正在重新构造出理解单位社区变迁的心灵索引，这使得记忆社区在流动的实践中逐步成型，并为记忆社区的形成提供了具体解释。
（一）记忆社区形成的讲述机制：联结过往与再造认同
在单位社区形成与变迁的时空条件中，每一位“单位人”都是过程的亲历者，也都是讲述的主体，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还是作为被访谈者的叙说，在娓娓道来的口述历史中，单位社区生活始终是他们叙事的重要背景与关键内容。这其中，两种鲜明的情感表达贯通于口述中：其一是对于典型单位社区的怀恋，其二则是对于经历变迁的反思。浓烈与沉静、炽热与萧索、高光与低谷、追忆与反思……两种对比鲜明的述说是“单位人”口述历史的重点，构成了单位社区社会记忆浓墨重彩的板块，也提供了一种完整记忆图式的可能。
一方面，在几代“单位人”的口述历史中，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全面保障的家庭福利、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守望相助的社区生活……成为他们记忆与讲述的重要内容。如B厂退休职工ZDC所述：
进厂、创业，包括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那几个阶段，那是厂子最好的时候，也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时候。在厂里，热火朝天搞生产，职工有希望；回到家，热热闹闹过日子，生活有奔头。（ZDC，B厂退休职工，2021年8月5日）
又如B厂退休职工ZL所言：
我们邻里关系非常和谐，大家都是一个厂子的，不仅是同事，还是邻居，有的甚至是亲戚。大家几代人都在厂里工作生活，彼此之间都特别熟悉，即便两个人刚开始可能不认识，但唠着唠着就能发现很多共同认识的人！（ZL，B厂退休职工，2021年8月3日）
在B厂子弟GL的回忆中：
我是个典型的厂三代，也是个80后，我总会想起小时候我们的社区。我在那里出生，并且度过了幼儿园、小学、初中，读的都是咱厂子弟学校，后来读大专才去的其他城市。我很怀念跟那些发小一起学习成长、打打闹闹的生活。那时候大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好像也没那么焦虑，都有班儿上，有吃有喝有房子住，而且孩子上学不愁，特别踏实。（GL，B厂子弟，2021年8月6日）
在不同代际与身份的“单位人”的叙事中，单位社区的生活状态、精神气质以及价值意义依托于细碎的生活片段与“接地气”的生活事件呈现出来，既扎根于“单位人”的日常生活的真实，亦超越于日常生活之本身。无论是在历史变迁纵深的时间线上进行对比，还是就“单位人”的主观体验本身而言，典型的单位社区生活故事往往都被几代人赋予闪光的标签。那么，在这些记忆背后，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再现，又有多少是美好的建构呢？从客观主义的立场而言，回忆并非全然美好，讲述者未必尽然真实，他们都参与了集体回忆的再创造。基于建构主义的角度，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体验与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与变动性，也蕴含着主体的想象、情感与创造，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主观建构的能动性。阿斯曼（2016：317）认为，回忆不是由诸多碎片连缀成的一个相关联的完整历史画面，而是在其历史时刻的强烈情感的压力下的经验的聚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刘亚秋（2019）提出：“记忆的真实并非证据的真实，也不是历史原貌的再现，但不能否定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记忆的真实主要指回忆的情感真实/印象真实。”因此，以口述历史为方法、以集体记忆为田野，所获得的是记忆中的“真实”与“建构”的混合，而在其背后则是“单位人”在社会变迁、体制改革与社区生活史中高度的同频共振及强烈的情感共鸣。以此为切入点可见，“单位人”对于过往单位社区生活的回忆、讲述中浓烈且真挚的情感扑面而来。尽管生活有苦有甜，但对于家国同构且充满希望的共同体式生活，讲述者仍然愿意将其放置于在生命之河的光辉之处，并不断地用美好的色彩加以修饰。也就是说，在横向对照与纵向比较间，“一切都成为了美好的怀念”。在他们看来，那段生活仍然可以称之为东北国企与单位社区的高光时刻，故他们愿意在重复的讲述中将这些记忆保存与激活，使社区生活在心灵空间中得以延续和升华。
另一方面，与“单位人”对典型单位社区的怀恋式讲述不同，他们在谈及变革时期的社区生活时，表现出的更多是历经变迁之后冷静而审慎的反思。这种反思在于，“单位人”时隔多年之后，将这段经历置于自身与家庭的生命历程中给予省察。曾经经历其中的“单位人”不乏锻造出有别于以往的心智品质，在单位体制的近处或远处寻找立足的资源，实践出面对困境的韧性心态与应对策略，如WCY所回忆到：
以前有过抱怨，不知道为啥厂子要改变、生活要改变，总觉得要是永远那么平稳，日子就那么过下去多好啊！但是现实逼着我去成长啊，离开了才知道家里好，才知道原来咱们在家属楼那种生活多有人情味多有意思！但是真正面对了也才能长本事。现在回过头来看，很感谢当年努力生活、勇敢闯荡的自己。（WCY，原B厂职工，下岗后赴外地打工，2021年8月6日）
由此，经历过此阶段考验的“单位人”常用“先苦后甜”“有苦有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话语诠释艰难时期的心境。对此，一些研究指出，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压力后成长及其因子均呈正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生活事件与压力后成长之间存在调节作用（付志高，2018）。在困境中努力攀爬、不断向上的“单位人”也在这种正向激励下砥砺前行。子辈在家庭变化的真实情境中体验到“父母不容易”“必须考出去”，并将能吃苦、敢拼搏的精神融入成长历程中。同时，这种反思也在于，“单位人”能够跳脱出自身利益与感受的局限，将单位发展置于国家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给予思考，如ZWP所讲述：
虽然理智上告诉自己，厂子必须要改革，再不改真不行，观念啊管理啊肯定跟不上了，让厂子再背那么多包袱也背不动了，但是情感上还是会觉得有些五味杂陈。要知道阵痛也是有痛感的，希望厂子痛过、苦过能有真正的蜕变，能够涅槃重生。虽然我跟我老伴儿都退休了，但是还是盼着咱们厂越来越好。其实我已经在外地很多年了，跟着孩子他们一起生活，但我在厂区那套房子一直都没舍得卖，那里面有我们一家三代人太多的回忆了，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ZWP，原B厂退休职工，2021年8月4日）
实质上，在国企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位“单位人”都被卷入其中。一些“单位人”留了下来，但需要学习新的规则以适应单位制的改变；一些“单位人”不得不离开，他们需要再次嵌入新的环境，重新经营未来；一些“单位人”已然离退，但仍然感叹与回想；还有一些“单位人”年纪虽小，但已经开始在家庭巨大的改变中历练与成长。当这些事件嵌入个体与家庭的生命历程中时，所带来的反应是绵延而深刻的。因此，对于众多亲历者而言，这些经历与回忆至今依然是难忘的，在与现实遭逢的某一刻，他们亦会自然讲述。他们也同样需要通过这种讲述的方式来完成对新的社区生活的建构，从而在这种建构中实现自洽。
讲述是每个人的权利。无论是日常的生活叙事，还是作为研究的口述访谈，单位社区依然活跃在几代“单位人”的记忆与讲述中，记忆中的怀旧情愫也成为出现频率以及情感浓度最高的叙事焦点，其讲述背后的机制在于对往昔的联结与对认同的再造。同时，这种讲述的记忆也在建构社区。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通过讲述而将此时此刻与过往岁月联结，特别是因为讲述那些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部分，他们完成了自我生命链条的连续性。在保持自我人生完整性与过往岁月延续性的过程中，“单位人”的认同被持续唤起与重构。认同则总是建立在对记忆的呼唤之上，认同的一致感与排他感根源于社会记忆的选择与遗忘，社会记忆为人们处理认同提供了依据（陈宁，2014）。于是，作为自身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当下生活的铺陈，单位社区不曾因为变迁而中断，而将这种记忆传递出去的最惯常的方式就是作为讲述的声音。也正因此，口述史的价值就“不仅在于可以通过口述记忆研究个人在大叙事中的生命沉浮，更在于它提供了深挖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性的方法”（刘亚秋，2021）。因而，多重历史叠加与交汇中的社区记忆，构成“单位人”生命历程的生长脉络及表达空间，“单位人”围绕这两处关键结点的叙事，将单位社区的从无到有与盛衰变化日常化、情节化地呈现出来。也恰恰是通过记忆深处这些重要阶段与不同风格的讲述，社区记忆得以被传承、强化与再造。由此，从社区记忆中浮现出来的记忆社区也便完成了基础性的记忆贮藏、记忆生产与记忆传递，并在普遍的大众当中获得了一种素朴的可能性。
（二）记忆社区形成的书写机制：回溯生命与体验愉悦
对于记忆社区形成的可能性而言，如果说讲述是几乎每位“单位人”均可以为之的日常表达，那么，书写则是部分“单位人”的建构性回应。单位社区作为工业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诸多“单位人”的书写脚本。经历变迁的“单位人”虽已经身处各地，但因为共享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生活与回忆，彼此之间便易于实现精神与心灵上的联结。共同的单位记忆、社区生活、成长经历就是他们与故乡、亲人、伙伴联结的枢纽与对接的“密码”，他们通过这些记忆深处的片段识别彼此、提升认同。而书写则是他们与过往岁月，以及与彼此之间加深联结与升华情感的重要方式。借此契机，记忆社区在这种创造性实践中得到了一种超验的可能。
“单位人”的书写内容包含了家乡景观、社区生活、生产经营、单位变革、人情世故、成长岁月等丰富主题，并以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回忆录、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呈现出来，且通过公开出版、内部发行以及网络平台发表等方式展现。在对B厂的调研中就可以看到由B厂职工合作编写的反映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系列原创诗集《B厂诗萃》；又如已退休厂工会主席ZZQ自费印制的再思企业转型的杂文集《响鼓集》；再如原子弟学校教师FH的未刊小说《兵工厂的早晨》等，翻开文稿，她在开篇如此写道：“这是早晨八点的阳光，洒在厂部门前的广场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像披上了金色的大衣，笑盈盈地向我们招手。”退休前一直从事科研工作的LXW先生在访谈中讲道：
你看这是我的博客，这里面有散文、诗歌、杂文，还有一些摄影和书画作品。我做过咱们科协的工作嘛，接触不少咱们厂离退休的科研人员、知识分子，他们都很有才华，退下来之后可没闲着，用各种方式来记录和整理自己的过去。我也正在筹划写一本小说，反映咱们厂这风风雨雨70年的，我觉得时代需要兵工题材的、工人题材的作品。（LXW，原B厂退休职工，2021年8月8日）
与退休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同，LXW退休之后的书写是感性的，但却是以曾经理性的生活体验为脚本所呈现的。
单位社区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感与地域性，也充满了烟火气与人情味。因此，单位家属院的房屋特点、户型结构、家具风格、邻里互动，包括日常相助的鸡毛蒜皮等都成为“单位人”书写与记录的片段。这赋予单位社区不同于当时的生活社区所表现出的气质风格，并构成“单位人”书写的社会体制与情感结构。例如，同许多在外地打拼的人一样，作为文学爱好者的B厂子弟DYM用闲暇时间完成了随笔《山坳》《五星楼》等，这些篇章均记录着B厂社区的生活片段。翻开《五星楼》可以看到：“五星楼坐落于厂区旁的山坡上，依山势而建，是距离厂里最近的住宅。红星楼灰色大屋檐，墙面砖红，是当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成的。在高空向下俯瞰，各栋组合排列成五角星形状，故这一带因此而得名。多少年后，当我回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墙面已经斑驳，一楼的小院也早已空疏，但我仍然记得这里曾经是B厂厂区最好的住处，它承载着B厂人最热闹繁盛的流金岁月，也承载着我已然逝去的少年时代。当我站在这里，我好像看见了那些被时光带走的日子和那些最亲爱的人，那么的生动又真切。”
B厂子弟ZY在访谈中也提道：
以前流行穿越系列小说，现在流行重生题材。如果我来写穿越体，我愿意穿越到我们B厂的火热年代，我们住在家属楼，红色的砖墙、灰色的屋檐、厚实的墙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邻居，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感到踏实、心安。如果我来写重生体，我也愿意从那个时候开始写起，从那个时候开始重生，我想好好学习，长大了振兴我们B厂。我说的是真的，这不是为了完成老师留的语文作业，而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想法。（ZY，B厂子弟，2021年8月9日）
可见，他们也正是通过书写，保持着与B厂的情感联结以及对自身的生命回溯。对于诸多书写者而言，他们因为亲身经历而具有真切体验，又因为一度离开，更多一份理性思考。如B厂的子弟HX所言：
我是在高校工作的，其实原来做硕士、博士论文的时候，不想写咱们厂，觉得一定要脱离开熟悉的环境，但是一路兜兜转转吧，选题、做调研还是回到了这里。对我而言，生命的起点又成了学术研究的开始，我觉得这不是宿命，这可能就是一种使命。这句话就是我博士论文后记里的原话。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没有选错，未来我可能还会以其他的文字形式去书写我的家乡、我们的B厂、我们的家属院。（HX，B厂子弟，2021年8月10日）
作为B厂第三代，HX的学术研究也正是以其所在的单位社区为背景展开的。在过去与当下、回忆与创作、感性与理性、学术与文学的交织中，他们获得了书写带来的愉悦。而作为书写脚本的单位社区，在“单位人”的视域中既是熟悉的生活世界，也是一度抽离的异域场所；既是自我经历的展开舞台，亦是未来命运的心灵构图。在嵌入与脱嵌的时空流转、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切换、熟悉与陌生的体验改变中，不同时空情境下的“单位人”通过这种包含着人生态度与生活期望的单位社区书写，实践出从社区记忆到记忆社区的路径，使得记忆社区不仅作为生活的、情感的载体被记录，更是再生产出了审美的、意义的价值。
在作为讲述的记忆实践中，“单位人”的口述历史具有普遍性、日常性，在叙述中融入了情感浓度，并通常被给予“滤镜”处理。在作为书写的记忆中，“单位人”的书写往往具有一定选择性与要求度。有过国企单位生活经历的“单位人”深受单位文化的熏陶，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专业文体工作者或者受过一定训练的文艺爱好者。他们会根据自身的特点与所长将个人情怀付诸著作、微信、博客、视频等文本与各种媒体平台，并将自身的美好怀恋与未来想象寄托其中。肖瑛（2019）认为，社会学可从文学中找寻日常秩序的机制，唤回社会学者被抽象经验主义遮蔽的朴素情感，在理性和情感的互助中洞察人的生活和社会运行。近年来，东北工业文学的若干代表性作品也皆是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营工厂以及单位社区作为背景的，多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也都是有着类似经历的东北“单位人”，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冲突、话语也多来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中的东北大地。一望无际的原野、冰雪覆盖的土地、苍茫大地的热血、北风吹过的萧瑟、往昔岁月的峥嵘、古道热肠的邻里以及曾经滚烫的理想、枯萎的青春、无助的老者、麻木的面庞，这些元素构成了具有时间、空间、视觉、感觉、听觉的整体意象，显现出多重历史的纵深与交叠，构成了书写与回忆、挥洒与想象的剧场。正如任毅（2020）所言，时下的文坛，新一代的东北作家无疑是东北城市“新乡土”的发现者和言说者，他们不约而同地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在记忆中挖掘与东北工业基地有关的原乡叙事，在无意识间达成一种故乡书写的默契，班宇的工人村、双雪涛的艳粉街、贾行家的纸工厂等创作实践共同形成了有别于五四时期和寻根文学时期的别样乡土言说，他们通过小说、散文的形式重新发现逐渐消隐在历史长河中的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北生活图景。以新东北文学为代表，在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中，这些“单位人”及其后代通过东北人的幽默诙谐将过往的艰难融入琐碎的日常，并转化为前进的底气。他们通过日常的书写与创作，使得专属东北国企以及单位社区的故事得以被重新发现、持续留存并广泛传播。对于他们而言，这里既是生命之始，又是记忆之场，亦是书写之源；而对于社区而言，这些书写性的记忆则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将曾经的价值与意义溢出，并在更加宏大的世界里被铭记与升华。
所谓凡是过往都是序章，曾经的繁盛与艰难均成为历史，并烙印在单位社区兴衰荣辱的变迁轨迹中。韦尔策（2007：6）定义了四种具有“记忆能量”的媒介类型：互动、文字记载、
和空间。“单位人”通过这种书写，包括文学、影视以及学术的创作承载与升华这种“记忆能量”，将自身的书写与熟悉的社区联系在一起，达成了精神上的“落叶归根”、情感上的“荣归故里”。同样地，他们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梳理，回答了“我从哪里来”的终极追问，暗含了“我将向何处去”的命运安排。特别是对于身居异乡的“单位人”，在他们远离故乡、远离社区之后再反身回望之时，单位社区成为其安置自身复杂情感的地方。在这种记忆的书写实践中，社区的记忆得以延展与渗透，社区的意义得以传递与延续，社区记忆因此获得了向记忆社区转变的心灵索引与价值维度。从“我之所来”到“我之所归”的心灵旅行中，作为书写的“单位人”不仅完成了自身的理论承诺，也达成了一种生命回溯与超验想象。无论当下的他们是奔忙的打工人，还是事业的失意者，抑或是坐在旧日藤椅上的老师傅，此刻都可以通过书写表露属于工业主义的浪漫，并体验自由的愉悦与可及的神圣性。也或者说，社区并没有丧失，而是逐渐蜕变为记忆社区，它以思想性与艺术化的样态区别于日常生活，并得以永恒。
（三）记忆社区形成的再嵌机制：时空切换与情感在场
诺拉（2017：X）认为，记忆与场所关系密切，记忆创造了场所，这些场所是社会、民族、家庭、种族、政党自愿寄放它们记忆内容的地方。当既有的单位社区不复以往，当行走他乡的人们穿梭于生产与生活的不同空间，并嵌入于不同的社区，他们似乎已然离开过往的单位社区。但实质上，无论是从物理的还是人文的角度来看，这些不同的“单位人”都与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发生着密切的时空关联。特别是，当生活被竞争、不安、差异、焦虑等不断分割时，人们往往会尝试与过往社区生活联结并从中获得认同的力量、情感的整合以及情绪的熨帖，并以此来组织新的生活。因此，记忆社区不仅在人们的讲述与书写之中，而且也延展在多年之后，成形于社区之外，渗透进“单位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版图。对于B厂来说，不同代际的“单位人”已经离开，但对于他们而言，虽身体不能在场，但情感始终在场，诚如XY所言：
我在老家还有几个发小，属于留在家里的为数不多的“80后”，他们会有意识地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家乡的照片和视频。我们这些在外面的打工人经常看他们的朋友圈，看他们直播。他们分享的内容有很多都是原来的社区生活场景，也总会引发一波回忆杀，有时候我们就连着视频隔空举杯相聚。我们这些一起长大的人，那种感情是非常纯粹、非常真挚的。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在外漂着的人来讲，这份情谊特别珍贵、特别重要。（XY，B厂子弟，2021年8月10日）
因此，B厂的家属区小院、活动场所、邻里邻居、同事朋友，甚至过去的守望相助以及生活琐事等始终附着在单位社区这一有情感、意义与价值的时空之中，这些要素一旦被激活，就在“单位人”的记忆中流转起来，而类似的情感便会在绵延的记忆长河中被激荡而出，成为记忆社区的精神索引。
记忆场所的研究蕴含了基于时间的“记忆研究”与基于空间的“场所研究”两个维度（陆邵明，2012）。如果说“身体不在场而情感在场”是“单位人”与单位社区之间一种稳固的整合方式，那么近年来，借助于现代化技术，“单位人”通过线上与线下的联动同单位社区实现超时空联结，并达成社区意义的升华，这些实践则直接促成了记忆社区的成型，LFQ谈道：
我长期在外地给女儿照顾孩子。今年这是我们厂中同学毕业50年聚会，叫作“半个世纪的约会”，我特意回来的，你看我们这打底衫，这小背包，都是提前做的。我们从厂大门出发到家属区，再到子弟小学、中学，之后再到文化宫看一场电影，来个重走青春路。我们不光拍照、录视频，我们还在平台直播，这样的话呢，没回来的同学也相当于跟我们一起走一遍。（LFQ，B厂退休职工，2021年8月7日）
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已经分散在各地的“单位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联结起来。从博客到贴吧、从QQ群到微信群、从文字到视频，身处异地的人们通过加入各种各样的群组保持着与单位社区的联结，比如原单位的班组群、同学群、家族群、户籍归属地的社区群等。通过这种持续的联系，他们可以获知原来社区的变化，比如老房子外墙粉刷、社区增添运动设置，又如文化宫已经变成了电影院，原来的某处厂办幼儿园已经改造成了养老院，等等。同时，这些打拼在外的“单位人”也会将线上的活跃转化为线下的行动，比如组织开展故地重游、线下相聚，再比如同在外地某城市的B厂人聚会等。在仪式化的聚会场合，他们会通过身着统一订制的文化衫旧地打卡、演唱怀旧歌曲、重叙过往经历等方式重现与再造单位社区生活的片段，以拍照、录像、制作相册、编辑美篇、撰写诗歌散文、印制纪念品等方式将每一次重聚的印记保留、复刻与传播，从而达成了更强烈的集体追忆与情感共鸣，并将那些身体未能在场但情感始终在场的人联动起来。他们在反复的、具身性的实践中，完成与逝去岁月及过往空间的触碰，完成与旧友的联结，并在嵌入、脱嵌与再嵌之间不断体验真切的情感震荡。这些实践使得非在地性的记忆社区与传统意义的共同体以及现代意义的虚拟社区相区别开来。与强调在地性前提的传统共同体相比，记忆社区具有从在地性到非在地性的复合形态与变迁过程；与纯粹的虚拟社区相比，记忆社区有着在地性的生活基础与情感前提；而与当下各地极其活跃的同学群、老乡群等有所不同的是，在典型单位制的塑造下，“单位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同事、邻里、同学甚至姻亲等关系的串联与叠加，具有更扎实的共同基础与更密切的命运关联，也因此契合了记忆社区的核心与关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单位开始消解，国家与单位构成的社会基本结构也在逐步松动。但是仍有观点认为，单位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以“隐形在场”的形式存在（田毅鹏、王丽丽，2017）。对分散在各地的“单位人”而言，他们的相聚通过线上与线下、原乡与异地的空间流转，以及重返与出发、重聚再分离等不同的时空切换方式得以实现。虽然单位社区原有的人口结构以及外在形态都发生了改变，但既有的意义维度得以超时空延展。当“单位人”组织发小以及同学聚会时，几十年来共同生活的熟悉感、信任感使得他们极其容易联结起来。因此，即便时间流逝、空间变化，但作为曾经生活的共同体，生命历程高度重叠的他们仍心存“我群感”。这种情感基础也使得有类似经历的笔者在前去调研时，比较易于与同辈群体达成信任与共情。个体总是能够从社区记忆中汲取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滋养与情感依托，当他们失去目标时，记忆给予他们方向；当他们在外漂泊时，记忆给予他们归属；而当他们与逆境遭遇的时候，这些记忆则成为他们的力量来源。换言之，记忆是一种文化规划，它引导着特定人群的意向，影响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指导着他们的行为（Schwartz，1996：212—213）。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曾经的单位社区并未因为人员的流动与空间的重组而消失，其生命历程通过“单位人”在单位内外，在线上线下，以缺场与在场等不同方式得以延展，并实现了基于某时某刻的“集体欢腾”。这些连贯的行动与持续的操演为记忆社区赋予了时间维度的接续与空间维度的整合，使得从社区记忆到记忆社区的转变得以可能。正是“单位人”的一次次再嵌，这种非在地性的社区真正获得了超越式的生成，它不仅塑造了“单位人”的生活，也成为被“单位人”积极建构的对象。如贝拉等人（Bellah et al.，1985：153）在《心灵的习性》一书讲到，我们可以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称之为“记忆共同体”，一个不会忘记过去的共同体。
在几代“单位人”的讲述、书写以及再嵌中，这个承载了“单位人”的出生与成长、离开又回来的单位社区被不断激活，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外延得到不断拓展，其生命力也得到了升华，并演变为一种记忆社区。因此，B厂纵然在改制变迁中被合并重组，但其作为生产者、负载者的过往并未被忘却。如韦尔策（2007：101—102）所述，这些过往历史中的“命运性事件”乃是人们的记忆尤其是文化记忆中的固定点，人们通过文化造型（文字材料、礼仪仪式、文物）和制度化的沟通（朗诵、庆祝、观看）依然保持着对这种过去的回忆。通过口述历史呈现的个体记忆不是单纯的个体经验的简单累加，而是集体记忆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既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受到个体在遭遇不同社会事件时的生命节点的影响，体现了社会结构与个体历程相交织时的建构机理（周晓虹，2019）。在“单位人”的记忆实践中，他们以日常性的讲述获得了同过往岁月的联结以及社会命运的阐释，他们以建构性的书写体验了自由的愉悦与精神的圣化，他们以具身性的行动完成了与回忆之所的再嵌，使得记忆与生活成为一种具有本真性且富于价值感的连续统。联结过往与再造认同的讲述、回溯生命与体验愉悦的书写以及时空切换与情感在场的再嵌在持续的实践中构筑了记忆社区的形成机制。这些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与行动将单位社区的情感与意义在时空变换中真正转化成为一种精神图腾，由此，记忆社区真正得以形成。这其中，每一则个体的故事、每一段过去的经历，在看似片段化的呈现中，显现出历史分量的叠加以及“单位人”群体的心灵巨震与情感轰鸣。社会与个体的遭逢、理想与现实的相遇、得到与丧失的胶着……这些命题在闪烁着的“记忆微光”中得到回应，使得记忆社区不仅获得了依托基础，更获得了非在地性的多种可能，从而实现了超越时空的意义升华。
结语：记忆社区的意义延展及当下启示
单位社区曾被赋予“治理的社区”（尹广文、林秀梅，2015；田毅鹏、薛文龙，2015）、“转型的社区”（毛子丹、柴彦威，2013；杜实、陈捷，2021）、“活化的社区”（白梅等，2020）、“再造的社区”（李佳，2021）等不同向度的阐释。在这些话语体系中，国家始终在场，单位社区似乎已然终结于体制更新、消逝于时代变迁，社区中人的力量也正在被宏大的结构所消解，他们只能面对从熟悉到陌生的生活空间切换，在不确定性中漂浮游走、辗转腾挪。当我们将社会记忆理论带入，将“单位人”的口述历史请出时则可以看到，一个被遮蔽的情感世界在眼前徐徐展开：单位社区并非因为性质的转变与空间的改造面目全非；相反，那些以往活跃在单位社区而如今分散在各地的“单位人”仍以诸多不同方式将单位社区的价值传递与升华。也即，单位社区作为意义维度的那一面仍然延续在几代“单位人”的记忆实践之中。离开单位社区的他们，在往后余生中仍然通过口述、书写、再嵌等方式将其回忆、讲述与重塑。通过这些实践，“单位人”也实现了过往与当下、个体与社区、自我与原乡、日常与超验的深层联结；同时，单位社区不仅夯实了其原有的物理维度、体制意义，且深化出记忆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意涵，成为“单位人”的回忆之场、重生之地、出发之城、归来之所。而在记忆主体与生活社区的双向奔赴中，记忆社区得以孕育、生成，且形成了非在地性的特点。如果说曾经的社区塑造了记忆，那么当下的记忆则再次建构出新的形态——记忆社区。那些共同岁月、共同知识、共同记忆成为记忆社区得以形成的能量源泉，那些共有情感、共享价值、共通意义成为记忆社区得以凝聚的精神索引，而作为记忆主体的“单位人”则在讲述、书写与再嵌中促使记忆社区得以形成。
那么，记忆社区又赋予了我们什么？在奔腾不息的时代潮流之中，这些以往依赖于单位、之后奔走在四方的“单位人”何以去面对生活的变动不居，又何以去找寻心灵的归依之所？记忆社区恰恰给予了人们一种心灵图式与情感索引。虽然熟悉的单位社区远去，但其在记忆深处与精神版图中不会化为乌有。在记忆社区的实践过程中，“单位人”实现了过往与当下的延续、个体与社区的联结以及日常与超验的升华。在此意义上，记忆社区使得原初的社区本身保存了时空维度、社会情境与体制内省，具有了记忆共同体的复合意涵。置身于这纷纭变化的大千世界，当下的我们正以差异化的角色与身份嵌入在多元化的社区生活之中，曾经的“单位人”也穿梭于不同的生活板块，并通过指尖的触碰活跃在形式各异的网络空间。而未来的世界里，社区的形态与内容、内涵与外延，我们亦无从知晓和判定。而曾经的社区记忆以及建构出的记忆社区赋予了人们抚今追昔的生活底气、鉴往知来的情感能量。在这一意义上，本文的书写也绝非对过往社区的怀悼，而是尝试在多样化、多元性的现代生活中寻找和抓握记忆的力量用以回应时代的跃动。
单位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记忆社区形成的可能性案例，记忆社区理论的引入以及记忆社区的阐释也为单位制社区及其转变本身赋予了新的意涵。对于曾经的“单位人”而言，记忆社区是其生命场、精神场与记忆场。它从单位社会衍化而来，从记忆体脱胎而出，润泽了“单位人”的生活史，回荡着旧日的温情与残酷，充斥于生命与身体，并陪伴几代人的流金岁月与似水年华。而作为记忆社区中的一类表征形式，单位社区更是贡献了记忆社区何以可能的流动性过程以及实践性机制。对于记忆社区而言，社区的“时空结构”作为一种基础性结构，并不仅是社区行动和社区事务的外在尺度，而是以一种“建构性的因素”参与了社区认同这一“观念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潘泽泉、王姿懿，2019）。面对当下社区治理精神力匮乏之难题，记忆社区所内蕴的巨大情感动能恰恰赋予了社区治理以丰沛的精神资源。在记忆社区中，实践主体因共同岁月而情同此理，因共同经历而人同此心，因曾经守望相助至今仍念念不忘，因彼此休戚与共当下仍命运相通。因此，这种记忆社区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回来的世界”，引领我们直面“今日之世界”并“建构未来的世界”。单位社区虽在形式上已经解构，但在精神层面获得了一种永生。这一共同体已经蜕变和升华为一种记忆社区，它扎根于共同岁月，缘起于共同价值，起始于在地性空间，却在变迁中突破时空的边界，成为非在地性的集群力量。以此为启示，今天的社区治理迫切需要将传统社区的精神要素激活，将记忆社区的情感价值带入，从而使得社区在变动不居的当代社会仍旧能够葆有共同体的内核。如此，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也真正拥有强有力的依托。而记忆社区在理论探索与实践空间中究竟何以可为，这将在未来的篇章中进一步探讨。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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