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机会来兰州，一定去看看中山桥。尽管它已上百岁，却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建筑：兴建铁桥意味着传统西部城市走向了现代，嵌入了世界沟通之网；桥的命名使它接入了全国政治网络。中山桥下是黄河，古老的羊皮筏子与现代快艇游曳其上，桥的两端联通着古朴的白塔与都市化的CBD。桥是媒介不但容纳着山和水、传统和现代，还聚集着人、事、物和信息，人与人，地方与人，地方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桥而改变。如果你有机会来兰州，一定要到中山桥上走一走。
作者：张华 常倩楠 张洁琪
来源《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摘要
桥不只是静止的建筑，更是物化的媒介，其本质在于容纳与其相关的人、物、事件和信息。这一干人事生发出一个个人类交往网络。在此视角下，对兰州中山桥及其历史的探究，就是揭示这些不断嵌套的交往网络。铁桥修建不但肇启了一个沟通内地与西陲的现代交通网络，而且这一现代性事件又将兰州和甘肃嵌入到了世界性交往网络之中；其命名之变使政治网络叠加于交通网络之中；修缮与限行又在原有网络之上释放出新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今天，中山桥与声、光、电媒介的“相遇”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和日常交往网络。这些交往网络既是对中山桥历史片断的呈现，又构成中山桥的整体历史。
关键词
中山桥; 物; 容纳; 物化媒介; 交往网络
兰州中山桥原名“兰州黄河铁桥”,建成于1909年，是黄河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钢铁桥梁，享有“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盛名。百余年来，作为兰州市的地标性建筑，中山桥被不断赋予意义。仅以晚近为例，中山桥以优秀历史建筑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作为“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国庆七十周年”等各类庆典活动的主会场昭示着崇高的人类文明和政治意义，当然也是当下城市旅游的重要“打卡地”和城市名片。在当下火热的抖音新媒体平台上，中山桥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得到了更广范围的关注和传播，使其成为了全国的网红景点[1]。兰州市民对中山桥有着虔诚的感情，对以中山桥为背景的“恶俗网红”视频影响城市形象的行为难以容忍[2]。
可见，中山桥不仅被当作传递城市精神气质的独特存在，也作为承载丰富意义的符号而被广泛征用为自媒体的文本内容。在现实空间中，中山桥连接了其他建筑和自然物形成一个实体空间：作为核心景区，它和白塔山公园、滨河路、城市雕塑、公园等人文和自然景观一起组成了长达42公里的黄河风情线大景区。如此一来，中山桥成为一个行动的场域，人、事、物、信息、技术和权力等要素交织其间，意义被不断生产出来。
如果我们以历时性的眼光打量中山桥，便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作为建筑物的桥梁缘何能将各种媒介、自然环境以及人的行动容纳于一身，成就了一个个意义丰富的历史事件?显然，中山桥在这里既非沟通天堑的交通媒介，也不是信息传播的渠道载体，媒介文本分析、受众访谈以及媒介的政治经济考察是无法解读上述现象及其孕育的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媒介观和历史诠释法洞悉其建筑的、媒介的和存有层面上的意义。
意义生发：作为物化媒介的中山桥
桥是一种利于行人、车辆跨越山川河岳障碍的建筑物，交通是其最原始的功能。桥梁建造须选用坚固耐用、安全可靠的物质材料，并以符合地理构造的设计施工保证其交通功能的实现，换言之，桥梁是具有物质属性的建筑物。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看来，物的本质并非物质属性而是其“物性”,意义因“物性”而生发。
(一)桥是一个独具方式的“物”
海德格尔以作为器皿的壶为例论说“物性”——“器皿的物性因素绝不在于它由以构成的材料，而在于起容纳作用的虚空”[3]。壶因其“虚空”而产生的容纳成就其本质，容纳既是“承受被注入的东西”,也是“保持它所承受的东西”。“承受”和“保持”双重方式的统一性由“倾倒”来决定，“倾倒”即“馈赠”,“起容纳作用的虚空的本质聚集于馈赠中”;壶得以成为壶，就在于“壶之壶性在倾注之馈品中成其本质”[3]184。那么，壶容纳了谁的馈赠呢?海德格尔认为是天、地、神、人：大地承受着天空的雨露，当壶中斟入或斟出水、酒饮品，天空便与大地联姻；作为倾注之赠品的水、酒乃是人解渴提神、活跃交游和敬神献祭的饮料，人和诸神分别以自身的方式居留于其中。天、地、神、人四方共属一体，就是我们所称的世界。
海德格尔以德语中的古老词语“聚集”(Versammelung)来指称“物”(thing):物之为物是因为它建立和敞开了一个世界，并将世界的各种关系和意义呈现在我们面前。桥自然也是“物”,而且还是一个独具方式的物，“它使河流、河岸和陆地进入相互的近邻关系之中……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它“以其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于自身”,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场地并以此方式聚集着四重整体[3]165～167。桥伫立的地点就是一个被设置的空间，它容纳了人、物、信息、权力、事件等要素，并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意义“倾倒”出来给人以“馈赠”,向我们揭示出世界。
(二)物化媒介揭示出新意义
海德格尔的洞见启发了媒介学者以“物及物性”来理解媒介，即媒介的本质在于其作为物而“本已存在的虚空”,人、技术、权力、资本、事件等传播中所牵涉的要素在媒介所具有的“虚空”中“合一”[4]。由此，一种新的媒介观便生发出来。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认为媒介不是被动接受内容的容器，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撼动者(shifters);媒介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能，是世界的基础设施；媒介的变化带来巨大的历史性后果[5]。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将媒介视为“文明甚至存在(being)的历史性、构成性因素”,是“为人、物、动物以及数据借以来实现其时空存在的各种装置和器物”[6]。亦即，媒介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及意义。总之，这种媒介观既不同于视媒介为中性的“工具”,也区别于“媒介即环境”的观点，而是关注“媒介所组织起来的新关系和新意义”,即媒介是“由它邀约的一系列关系和意义的总和”,“是一个意义空间，甚至是一种关于社会的隐喻”;“我们借助媒介可以打开一个新的观念空间，或者是媒介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空间和世界”[7]。借助媒介“打开”或“看见”一个新空间、新世界，即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揭示”。“揭示”不是简单的挖掘，而是将一种被长期遮蔽的东西以一种特有的方式释放出来，并体会其各种未知后果。
这种新的媒介观有以下内涵。首先，任何物都是媒介，它将传播中的要素容纳于一体，人、其他物、信息、技术、资本、权力、主观意志等在其间共存、互嵌和转换。其次，作为物的媒介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是人们各种日常行为、社会实践的运行空间，并为人的实践提供物质性动力源。再次，物的持久存在为传播要素及其意义跨越时空并形成联结提供了可能，时空交错又源源不断生产出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一种媒介被另一种媒介所揭示，并让其媒介属性显示出来。历史地看，任何时代物化的媒介，都是此前各种不同媒介的相遇和叠加，是构成地理、交往、信息、意义等多重网络的节点[8]。
(三)动态的桥梁是行动的场域
因“虚空”“容纳”和“倾倒”“揭示”的特性，使得“所有媒介都是能动的(active)隐喻，具有将一种体验转换成另一种体验的能力”[6]117。作为物化媒介的桥梁，并非孤立、静止的建筑物，而是“可变的不动体”——“不动”源自其物理意义上的区隔，“可变”是因为它的现实功能、文化属性、符号及表征意义“对不同的使用者完全开放”[9]。我们在社会互动中面对的建筑物不单是纯粹的物质材料，而是一种“将不同时间、空间和行动者的互动联结在一起的产物”,它在容纳中实现自身意义。正如彼得斯所言，物化的媒介能“组织时间、空间和权力”,“能将人和物置于网格之上，既能协调关系，又能发号施令”,“它整合人事，勾连万物”[6]9～10。由此出发，作为建筑物的中山桥便是“一场竞争性领地，只有通过汇聚建筑的行动轨迹，精确地计数它的诸种‘遭遇’,个人才能描绘它的存在”[10]。于是，理解中山桥及其历史也就被转化成这样一个命题：它作为物化的媒介容纳了人、物、信息、技术与权力，成为一个行动、事件展开的场域，对其历史的考察便是诠释其在不同时空中释放出的不同意义。
铁桥兴建：嵌入世界网络的肇端
(一)铁桥修建是一个现代性事件
自汉代起，兰州就是黄河上远去河西走廊直至西域的重要渡口，是沟通内地和西陲的中转站。明洪武十八年(1385),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于城西北三里金城关建“镇远浮桥”,以利商旅交通。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陕甘总督衙门由西安府移驻兰州，兰州成为西北军政中心，但一座“春建冬拆”的浮桥难以满足交通和军事需要。清同治十年(1871),沙俄强占中国伊犁地区，左宗棠“督师度陇”,筹备收复新疆事宜，但甘肃省内“千里萧条，道路桥梁率多倾塌”[11],严重影响后勤保障，于是“议修建黄河铁桥”,却“因洋商福克索价过昂，事遂中止”[12]。
修建铁桥的计划虽未实现，但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积极兴办洋务，一批现代工业在兰州诞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兰州道台彭英甲兼任甘肃农工商矿事务总办，“蒇左宗棠未竟之功”,提出了多达21条的实业项目计划并迅速实施，当年十月与德商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议定包修黄河铁桥就是其中之一。修建铁桥是和创办其他实业穿插进行的，如购买各类设备、材料以及向外省出售甘肃的蚕丝等实业产品[13]。这些实业为铁桥修建提供了支持，如甘肃省军械局供给“二寸元四尺长的洋钢二三十斤”[14],甘肃官铁厂铸造了机器炉齿、铁轮、铁圈等物料[15]。黄河铁桥和其他实业一起形成了一个甘肃实业网络，并和全国现代工业网络交织在一起。
根据合同，中方委托泰来洋行承建黄河铁桥，德方又委托美国桥梁公司设计；泰来洋行负责将所有桥料分三批由德国运至天津，天津至甘肃省归中国自运[16]。于是，中国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一幕出现了：总计约400万斤的钢材零部件、设备、钢筋、洋灰等，从德国装船出发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至天津港，然后利用铁道、大车道甚至马道，“车驼并运，旁及手车”,途径数省、历一年零八个半月艰难运至兰州[17]。桥料运输形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交通方式对接的全球性交通网络，华洋诸色人等、各种交通工具、众多行业乃至原本不相干的各方被连接在一起；车辆所载之物，皆是沿途百姓前所未见的物件，给人们以心理震撼和无边的想象。
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铁桥动工兴建，施工负责人系美国工程师满宝本，德国工程师德罗负责收管材料、统计施工进度，天津人刘永起负责工地现场技术。另有从天津、上海等地招来的技术工人十余人，以及兰州当地雇佣的铁、木、泥工匠60余人及小工百余人参与施工，甘肃省则动用全省力量参与建桥。一个华洋交往网络围绕铁桥修建而展开，直至宣统元年六月(1909)铁桥告竣[18]。
黄河铁桥的修建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社会隐喻。中国的造桥历史悠久，多以浮桥、石拱桥、木桥为主，各种形式的桥梁兼具实用功能和美学意义。但这些古代桥梁无论是承重还是结构都难以满足现代机动车辆通行。虽然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冶炼技术，却无修建铁桥的传统和技术经验。钢铁桥梁修建所需的物料及设计、技术、施工管理知识等，是西方近现代的科技成果。这些成果的引入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黄河铁桥的兴建不仅开启了中国西北建设现代桥梁、发展现代交通业的历史，也给兰州乃至西北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
(二)以桥为媒嵌入世界性网络
铁桥兴建得益于全球范围内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成就。“1850—1920年期间的技术革新发明，是以煤炭和钢铁、铁路和电报、化学和电力为主要特点，此外，还有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在国际范围内运营的大公司。”[19] 这些成果并不是来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而是产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美国。铁桥所需的技术和物料、设备来自德国，而设计和现场施工管理及技术标准来自美国——当时已趋成熟的以各种铁路管理系统为先锋的科层化企业的管理经验。
铁桥兴建时期正是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William H. McNeill&John R. McNeill)所说的新的世界性网络形成之际，“此时的人类之网已被钢铁、蒸汽动力以及电缆紧紧地连接在一起”[19]206。所谓网络，“就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的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如亲友群侪、邂逅之交、对手敌人，以及人们的经济、政治、生态交流合作，甚至还有军事竞争。“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做出的各种反应”,“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网络的作用就在于日复一日地输送、协调着人们的愿望和行动[19]1。因而一部人类史便是对人们交往网络的叙述。麦氏父子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几个依次展开的网络，晚近五百年间因海路大通而连接成了一个新的世界性网络，这个网络又在最近160年间因电报的发明而迅速电子化。
铁桥既是新世界性网络的产物，又是其节点之一。桥料的转运和铁桥的建设，将海洋运输、陆路交通、国际贸易、金融以及实业等多个行业勾连起来，形成众多网络的交织。铁桥是这些网络在地理空间上的交汇点，打开了一个人类交往的意义空间。随着铁桥的建成使用，围绕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体系，这个体系构成了铁桥百余年的历史，即“再造网络”——铁桥以自身为媒介所建立的人、物、信息之间形成的总体系统的演变。这样的预设决定了本文并不注重对历史进行整体描绘，而是症候性地分析导致网络变化的那些关键事件，换言之，是在看似断裂、偶然的事件分析中发现其内在的“连续”。
道路继起：以铁桥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变迁
(一)桥路相连构建交通网络
铁桥建成时甘肃省内没有一条现代公路。中华民国成立后，铁桥随即被纳入到全国公路网络的规划之中。孙中山十分重视交通对国家治理和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认为道路是“文明之母”“财富之脉”,“图文明进步，实业发达，非大修道路不为功”[20]。因地理位置接近全国版图中心，孙中山倡议兰州应“形成一极重要之交通中枢”[21]。这一设想虽未及孙本人实施，但得到了历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一个以兰州确切说以铁桥为中心的西北公路网络也因此得以展开。
1922年，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向北洋政府呈递一份以兰州为中心的全国汽车道路草图，图中有经路四线、纬路五线，以及辐射线和环形线等。1927年，甘肃省政府成立省道办事处，新修兰平(兰州至平凉)、兰肃(兰州至酒泉)、兰湟(兰州经西宁至湟源)、兰宁(兰州至包头，原称兰包路)等四条汽车路。其中，兰肃公路和兰湟公路经铁桥出兰州市，兰宁公路经黄河铁桥北端北去[22]。铁桥初具西北交通中心枢纽的功能。1928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出于“解决边陲安全，裁军安置，开发西北，巩固国防等问题”,以兰州为中心规划了由国道、省道、县道组成的全国道路网络。这一规划虽因政局动荡和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实施，但兰州交通网络中心的地位再一次得到确认。1933年秋，甘肃省建设厅草拟了一个以兰州为中心的六大干线、43条支线的公路修建计划，翌年4月经省政府通过。六大干线中的五条即陕甘线、甘川线、甘新线、甘青线、兰宁线均以兰州为起点，且后三者皆由中山桥北端起[22]。陕甘、甘新公路首尾相连，贯通陕西、甘肃、新疆三省，构成一条东西交通大动脉，中山桥则是这条大动脉上的锁钥性桥梁。铁桥在成为西北现代交通运输枢纽的同时，也改变了兰州的城市面貌。1935年，范长江经过兰州时写道：“西北各省的交通，兰州是一个总枢纽地方……故当时之兰州，客商云集，客店货栈盛极一时。”[23]
抗战军兴，兰州成为苏联援华物资的中转站，铁桥的枢纽作用愈发重要。产自玉门油矿的原油，自1939年起经甘新公路运往内地，铁桥又是必经之路。物资运输的需要促进了汽运业和公路交通，甘肃因铁桥而被纳入到全国军政网络之中。汽车运输业的兴起也刺激了兰州市的公共交通，1943年，西北公路运输局开始试办铁桥至十里店全长7.5公里的公共汽车路线[22],铁桥从此成为市内交通网络的中心枢纽。从十里店乘车到铁桥，不仅意味着郊区和城市之间首度以现代交通连接在一起，也将市郊区和西北公路交通网络实现接驳。从此，铁桥成为重要的城市中心，城市空间格局和城市生活样貌以及城乡之间的交往关系都开始具有现代意义。
(二)修缮、限行与交通网络的变化
铁桥和兰州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因而被卷入到战争网络之中。1937—1941年间，日军战机轰炸兰州多达36次[24],铁桥也遭重创，经大修才得以复原。1949年8月，在解放兰州的战役中铁桥再次受损，抢修10天后通车[18]231。铁桥自建成起便承担了日益繁重的运输任务，再加战火损伤，使其负荷能力不断下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于1950年、1954年、1989年、1990年、2004年、2010年对铁桥进行了加固、修缮，以提升其载荷能力[18]231～237。另一方面，随着铁桥“年龄”的增长，限行也成为不得已之举，但限行的重要前提在于铁桥繁重的运输压力被分担。当甘肃和兰州境内黄河公路桥梁的不断修建，以及兰新铁路的建成，铁桥的运输压力骤减，铁桥从过境桥逐渐成为市内桥，其地位和功能发生了改变。因此，历次修缮除了消除安全隐患之外，加宽人行道、装饰桥身等项目均在不断增加其步行桥的功能。2013年3月30日起，铁桥禁止机动车辆通行，从此成为一座永久性步行桥，不再承担公路交通枢纽的职责。铁桥管理机构的变化也隐喻着其交通功能的不断弱化：从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到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甘肃省公路运输管理部门，再到如今的兰州市政设施管理部门和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委会，铁桥的归口管理经历了下调管理层级和转化职能机构的双重变化。随着铁桥分别于1989年、2005年、2006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和“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再加上被确定为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的核心景区，铁桥的文化符号价值不断被“注入”和“倾倒”,使其揭示出新的意义。
命名之变：交通网络与政治网络的互嵌
(一)命名空间以嵌入政治网络
为某一事物命名可以将其区别于同类事物，又可以把不同的事物联结起来。中国古代桥梁的命名大体以“表扬”“纪事”“抒情”“写景”“纪念”“神话”为原则，充满文学气息，但受西方影响，近现代桥梁总以地名加桥名或者再加上桥梁材料的方式命名[25]。铁桥建成之时，“兰州黄河铁桥”这一名称毫无争议，并被陕甘总督升允写进《建桥碑记》中。“兰州黄河铁桥”这一名称不仅标识出一个由地点、场景、自然的一个独特的空间，还锚定了诸多二元对立的要素：传统与现代(浮桥与铁桥)、中国与世界(铁桥建设须引进外国力量)、自然与人力(征服天堑)。因此，“兰州黄河铁桥”蕴含着无限的意义生发可能。
1928年，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手书的“中山桥”匾额被悬挂于桥南的牌厦上[26],铁桥由此改名并沿用至今。改名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纪念孙中山的政治运动，以建构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党治国家”的理念[27]。孙中山奉安大典前的1928年，南京、广州、上海各地纷纷建造中山纪念空间，使国人“起奋发之思”,使外人亦知“萎靡之中国尚有独立之精神”[28]。其他城市随即效仿，掀起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林建设和对旧建筑物、道路、桥梁、公园的改名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山名中山，城名中山，园名中山”[29]。
甘肃省亦不例外，迅即加入到这个全国性政治网络之中。一方面，包括兰州在内的全省各地兴建了多处实体纪念空间，如多达12处的中山纪念堂以及22条新修“中山路”[30]。另一方面，将许多公园、道路、桥梁等以“中山”重新命名，兰州中山桥即其中之一。张恨水在小说《燕归来》中这样描写甘肃省内的“中山印记”:“中山街、中山楼、中山桥、中山门、中山亭、甚至中山树、中山水，每个县城里，都可以找到”,“内地人倒也知道这样的纪念总理”[31]。平凉县城“仅仅的只有九里长的一条横街，也无可描写”,“不过这街的中间一段，已改名为中山街，将附近的桥，也附带成了中山桥”[32]。兰州在城市空间“中山化”的过程中，不输国内其他城市，不仅有中山桥、中山路、中山堂、中山林、中山公园、中山市场等纪念空间，兰州中山大学、中山医院也应运而生，建构起意义明确的中山符号网，形成了兰州城市空间中的“中山印记”。“中山”符号通过道路、桥梁这一日常空间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了交通网络、政治网络和日常交往的嵌套。
(二)意义转译而扩展政治网络
作为日常空间载体，桥梁和道路关乎人们的交通出行，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日常交往行为密切关联，其政治功能和作用远超纪念堂、公园等空间形式。中山桥和中山路不仅起到了日常宣传和普及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被当做民族主义象征符号和政治活动的空间。据记载，1933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八周年纪念日”这一天， 甘肃秦安中学的同学们植树后就去中山街宣传抵制日货[33]。桥梁、道路是沟通城市和城乡的血脉网络，又是文化和记忆的载体，而其本质则是能不断容纳他物并敞开自身的“物”,如此，作为建筑物的中山桥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蕴，且被不断添加、充实和转化。
中山桥的命名之变本身就是一次意识形态的转译，它改变了城市空间的记忆系统，进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意识。当强调地点、交通和现代意义的“兰州黄河铁桥”这一名称被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山桥”所取代，这座桥便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被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所锚定，从此接入了全国政治网络。这不仅是因为铁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地标的意义，孙中山对交通的强调和对兰州交通中心地位的设想，使得铁桥的更名更具有了政治合法性和恰切的纪念意义。由此，黄河铁桥因改名而形成一个交通网络和政治网络相嵌套的交往网络。
有趣的是，铁桥何时改名还留下一段学术“公案”,一说认为是1942年，《兰州公路交通史》中即持此说，但据陈乐道对甘肃省档案馆所藏照片“兰州饥民在中山桥乞食状况”中“中山桥”三字题款钤印的考证，认为其拍摄时间是1928年，因此可确定“中山桥”名称的出现当不晚于1928 年[26]。争议本身也是一个关于交往网络的隐喻：中山桥将相距十余年的两个政治事件关联在一起。作为历史建筑的中山桥和记录历史事件的照片，成为意义丰富的媒介并相遇在一起，唤起不同的历史事件使其交织成一个嵌套的政治网络。这个政治网络并未因改名结束而结束，而是被延续下来，使得中山桥在不同的时期释放出新的政治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甘肃传递的主会场就设在中山桥南广场；2009年，“兰州解放60周年暨纪念中山桥建桥100周年”的活动将两件原本不相干的事件嫁接在一起；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活动在中山桥南广场举行，而且还被拍成各种视频，传播于各类媒体之上，如此等等，崇高的人类文明意义和昭示强大国家的政治意义实现了“无缝衔接”。
今日中山桥：媒介的相遇和意义的揭示
(一)建筑与媒介相遇生产新社会空间
今天，虽然桥北桥南还有多路公交经停，但中山桥早已不再是公共交通的枢纽，它的交通功能已完全隐退。市民除了到中山桥和桥北的白塔山游玩休憩，已不再将中山桥作为交通中转站和渡河的必经之路，与中山桥相关的出行习惯完全改变。随着兰州市南北滨河路不断地扩改建，今天的中山桥及其周边已经被当作42公里黄河风情线的核心景区，雕塑、茶座、商店、各类博物馆以及电子屏等声、光、电媒体等容纳其间，与川流不息的黄河、静静伫立的白塔山一起，完成了媒介的相遇，构成了一个杂合的环境。
近几年，中山桥的历史和当下又与兰州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连接在一起。2019年4月15日起，夜晚的桥身上白、绿、黄、蓝、红五种颜色的灯光交替出现，“扮靓了中山桥”[34]。无人机将“都会城市·精致兰州”“世纪铁桥·乐响金城”“铁桥110周年”等字样投射在中山桥上下游的河面上；镶嵌在桥南端中山路上高大建筑上大屏幕不断闪烁出“我爱兰州”“我爱黄河”等文字图案；桥南广场一角的电子屏上，不断播放着中山桥的历史和兰州城市的变迁画面。中山桥在现代照明技术的“赋能”下呈现出勃勃生机，与城市夜景融为一体。“灯光、透明且极具反射性的表面以及机械化运动的这种融合，迅速成了现代城市的标志，将一个新的维度引入了都市设计之中。出现在电气城市的是一种杂交的环境，它既不属于建筑，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雕塑”[35]。中山桥通过对声、光、电媒介的容纳，使自身成为杂合的环境和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并与这些媒介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
中山桥不但是现代媒介的内容，又使得这些表现它的媒介越来越空间化。2019年4月，“兰州市网信办联合今日头条抖音平台共同策划的‘桥见兰州’的宣传，在抖音上的播放量达到4140万”,“兰州的地标性建筑中山铁桥成为活跃度最高的景点”[1]。中山桥与媒介的相遇，使其成为“媒体—建筑复合体”——“它源于空间化了的媒体平台的激增和杂合的空间整体的生产”[35]1。媒体、城市的互构改变了城市空间、公共空间和公共表达，新的公共文化出现。2020年夏，“把兰州唱给你听”音乐路演活动在中山桥附近举办，《黄河谣》《兰州兰州》《金城兰州》等音乐作品不仅将中山桥作为媒介内容不断展演，而作为物的中山桥也成为媒介和环境又承载了这样的活动。媒体的聚合使得历史建筑、现代媒介、自然景观融合在一起，生产出新的社会空间和日常场景。
(二)嵌套的网络揭示新的意义
“媒介是容器(vessels)和环境(environment),它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并使人类能‘为其所能为’”[6]2。正因为作为物化媒介的中山桥不断敞开其物性容纳了更多的媒介，使得媒介不断“相遇”,进而形成新的网络并和原有网络相互嵌套。“因‘媒介’而‘相遇’,因‘耦合’而成就‘媒介’,媒介又等待与其他‘媒介’相遇，无穷无尽，绵绵不绝……有相遇就有‘异体受精’,就具突变之可能，锚定之所在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也就改变人类历史之走向”[6]6。我们对媒介和网络的审视，就在于考察其所勾连的人类行为本身及人类生存新的可能性所具有的意义。
中山桥交通功能的隐退，不是其作为桥梁的意义的消解，而是一种意义的转译，只要作为建筑物的中山桥依旧伫立，其意义非但不会消失而且还会不断再生产出来。这正是物化媒介的价值所在。意义的转译表征着一种意义或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冲动，从而凝结成当下意义。除了容纳他物，物并无意义，容纳他物、勾连万物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中山桥就在不断的“容纳”中形成新的网络，为我们揭示出新的意义。
今天，在中山桥所形成的城市、建筑与媒体关联的空间里，声、光、电媒体将实体建筑和自然景观有效连接并使之相得益彰，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桥梁和城市的宣传片以及无数的自媒体实时的视频直播又将各类媒体和中山桥空间重叠并置，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行为、意义的可能性和潜质。流连于其间的人们对这种“错位”似乎司空见惯，并不产生认知和空间感的失调与矛盾，其内含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现代政治叙事、城市精神、现代化想象与全球化憧憬一起向人们涌来。
结语
中山桥是固定的建筑，但它并非是静止的。它的设计、修建、改名、使用、修缮、限行等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总是在与其发生关联的其他行动者产生互动的网络中展开的，并随着互动改变自身的意义。中山桥原本是作为交通工具的人工建筑，是技术工具和技术实践的结果，因而成为人造的栖息地。正因为如此，中山桥使自身变成自然和环境，并和周遭连成一体，是人们生存境况的生动体现。当作为媒介的桥伫立在一个地点中，它是流动的，总是在行进中，通过各种“锚点”来变革和控制环境。以此出发我们看到，作为物化媒介的中山桥，不断敞开自己物的功能，解除了时间和空间对它的限制，将人、物、信息、事件、媒介容纳进来，生发出一个个嵌套的网络。这些网络既是中山桥的历史片断，又构成中山桥的整体历史。
我们在探究并书写中山桥的历史，实际上是在展现其他所有与之相关事物的历史，是揭示因它而聚集的人、事、物、信息进而形成的交往网络。这种书写就是一种媒介的视角。“媒介的作用，就是指媒介在设定的框架并展示我们传播行为这方面的作用”[36] 。将中山桥视做媒介，绝不是把它当作某物、现象或城市的表征，而是把它理解为揭示存在的方式。如此，当我们“打开”它，我们就能通达历史，揭示现实，世界便向我们显现出来。
无论是我们在使用作为交通工具的中山桥，还是在考察中山桥的历史，我们已经卷入到与它相关联的事物之中并成为构成总体网络的元素了。正如茅以升先生所说：“桥不可能是孤立的，有了桥就有路、有水、有山，更有桥上的行人车马，凑在一起，就演出人间许多故事，或是历史上的兴亡代谢，或是小说中的离合悲欢。它们任何时刻的风光景色，都展示出诗情画意，引起人们的遐想深思。”[25]
参考文献略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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