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部聡一郎 | 浜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中文版序

作者简介

安部先生毕业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重镇东京大学，长期致力于东汉史料的批判研究，对东汉史料的形成过程及其反映的历史面貌有着精准的分析，并对盛行已久的“六朝贵族制论”提出反思，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安部先生对长沙走马楼吴简也有着持续的关注。

本书《唐王朝的贱人制度》是濱口重國氏继《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于1966年由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出版，为“東洋史研究叢刊之十五”，并于1969年与滋賀秀三《中国家族法の原理》等论著一同获第59回日本学士院奖。

授奖审查意见中明确指出了本书获日本学士院奖的原因：“该书网罗了较为零细的史料，加以周密的考察，作为足以指引后进学人的业绩评价颇高。”最先需要关注的是，诚如这一审查意见所言，本书及濱口重國氏的研究网罗了琐细的史料，且以宏大但不失周密的考证为基础。在汉唐间良贱制度的研究史中，本书被视为沈家本后法制史、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时至今日仍未失去价值，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是鉴于上述周密考证的准确性，“无论官贱人还是私贱人，能探究的贱人制中制度性问题几已解明殆尽”。由此可见，本书是良贱制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不过，本书考证所得的结果并不止于究明史实。为了解明在把握中国历史图景方面颇为关键的社会、经济、法律上的重要课题，濱口氏精心挑选了本书考证的对象，而他的选择正是基于对中日两国前人研究中遗留问题的尖锐批判。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研究、提出论点，网罗史料、周密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把握历史全貌，这种研究方式一直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想模式，而本书可以说是其精粹。这就是为何上述授奖审查意见将本书评价为“足以指引后进学人的业绩”。实际上，在出版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本书仍与仁井田陞《中国身分法史》一同作为奠定魏晋南北朝及隋唐身份制研究基础的经典中的经典，被列为开始该领域研究时首先必读的书目。附带一提，笔者在大学本科阶段开始学习中国史时最先被推荐的、值得作为范本的前人研究之一，便是濱口氏的论文。

关于本书的作者，菊池英夫氏撰有一篇优秀的评传。下文将主要基于该篇评传简单介绍作者的经历。濱口重國氏1901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濱口家是江户时代服务土佐藩的武士家庭出身，作为“船奉行”，在港口负责管理船舶的工作。其父是警察系统的官员，从明治时代到大正时代历任各县的警察署长，因此濱口氏在中小学时总是随着父亲转而反复搬迁。据说他热衷于做手工。1921年，他进入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理科甲类就读，原本希望攻读造船学，但由于眼疾，视力无法满足制图所需，便于1922年重新进入同一高等学校的文科乙类就读。日本战前的“高等学校”是为了打下大学专门教育的基础，提供语言学习等基础教育的三年制高等教育机关，文科中的历史学不仅包括日本史，也有东洋史及西洋史的课程。当时在第三高等学校负责东洋史的是后来因唐代社会文化史、敦煌文书等研究为人所知，并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那波利貞。另外濱口氏在学期间积极组织活动，在学校里举办了讲演会，邀请了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东洋史学的桑原隲蔵、教授中国文学等科目的狩野直喜，还参加了内藤湖南的讲演等，这些经历也加深了他对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倾慕。

在战胜重病后，濱口氏于1926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跟随藤田豊八、池内宏、加藤繁学习，治唐代制度史，后提出了以《府兵制度より新兵制へ》（《从府兵制到新兵制》）为题的毕业论文，于1929年毕业。据说，他在学期间尤其受池内宏注重史料解读的逻辑性而展开的考证的影响。此后，从1930年到1937年，他在宫城县仙台市的东北学院高等学部文科（历史科）这一私立高等教育机关担任东洋史与汉文的讲师。濱口氏在职期间，与在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负责东洋史的岡崎文夫、曽我部静雄有着密切交流，这段经历也对此后濱口氏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濱口氏回到东京，在外务省管辖下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与仁井田陞等人一同致力于研究工作，更于1941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助教授。自1930年至日本战败期间，濱口氏以唐代为起点，在阐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官制、徭役劳动、刑徒劳动等的历史发展上取得了一系列扎实的成果，通过这些成果，他逐渐确立了以催生制度变化的历史性事件为线索，从机构、制度方面分析皇权，以围绕皇权展开的政治为核心来把握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国史研究视角。但1943年，濱口氏由于个人原因不得不离开东京帝国大学，担任满铁调查局的临聘职员，独自前往大连赴任，考察中国东北各地。然而不久后的1945年8月日本战败，战后，濱口氏被卷入滞留日本人间的冲突，健康状况受损，于1947年回到日本，栖身于静冈县家人的避难所。在他远离学界、面临严峻窘境时，正是曽我部静雄劝他提交博士学位论文、回归学界并向他伸出援手。应曽我部氏的劝说，又受到池内宏、岡崎文夫等的激励，他完成了《魏晋南北朝時代の部曲と衣食客の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部曲与衣食客的研究》）一文，并凭借这篇论文于1950年获东北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濱口氏之所以选择部曲与衣食客为课题，或许不止是因为它是战前兵制史研究长期以来的遗留问题，是把握皇权与法律制度以及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视角，还与他在日本战败前后的经历有关。后来，这篇博士论文经修订后公开发表，并作为《唐代的部曲、客女与前代的衣食客》（外篇第四篇）及《唐代贱民、部曲的形成过程》（外篇第五篇）两篇文章收入本书，濱口氏自己亦在第四篇末尾的“附记”中详细说明了上述经历。同一年，他作为教授入职山梨县新开设的国立山梨大学学艺学部，此后投身于该学部的研究与教育事业。虽有一部分成果被另收入《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下，但总体而言，本书各章是以这一期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参本书内篇第六章末尾表格）。在此期间，他凭借《唐法上の賎民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关于唐代法律中贱民的基础性研究》）于1962年获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66年，濱口氏退休离职，发表了包括本书在内的两本著作，后于1981年离世。

如上所述，本书是以濱口氏1950年的博士论文为出发点，基于他战后于山梨大学就职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再加以改订增补汇总而成的。其中，构成本书内篇基础的论文之一是濱口氏与在山梨大学学艺学部指导的学生竹川花子共同完成并公开发表的，这正是他在新设的山梨大学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表现。不过，上述研究的基干无疑是在战前研究中培养的中国史研究的视角，即以催生制度变化的历史性事件为线索，从机构、制度方面分析皇权，以围绕皇权展开的政治为核心来把握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法。从本书内篇第六章第二节“唐及前代的‘家人’一词”末尾处提及了汉代皇帝与士人、庶民的关系及其所见的支配秩序，将《关于中国史上古代社会问题的札记》一文置于本书外篇末尾的第六篇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本书是集濱口氏战前与战后两阶段的研究、教育成果之大成者。

如开头所述，本书被评价为“足以指引后进学人的业绩”，时至今日仍是身份制研究的必读书目。不过，后进学人并不只是以它为指路明灯，而是批判性地继承并深化了本书的研究。前文曾略有提及，本书被视作沈家本以来关于汉唐间良贱制度的法制史、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者，特别是本书从分析部曲如何成为对贱民的称呼出发，强调奴婢作为家兵积极行动，由此地位上升，这一点时常受人瞩目。然而另一方面，濱口氏虽不只是具备上述从机构、制度方面分析皇权，以围绕皇权展开的政治为核心来把握社会、经济、文化的视角，而且特别关注中国中世的普通农民阶层（见外篇第六篇），但他仅将贱人制度视作“贱人制度”进行分析，而未将其视作良民与贱民共同组成的身份体系，这点在后来的研究中已为人注意并成为课题。1963年公开发表的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奴婢制の再考察—その階級的性格と身分的性格》一文便在较早时期触及了这点，成为开拓研究新阶段的契机。西嶋氏基于有关二十等爵制的讨论，认为包括奴婢制在内的良贱制身份体系是为了维持良民身份而形成的，其目的是使以皇帝为核心的一元化个别人身支配体制得以确立。这一观点为堀敏一、尾形勇二人所继承，二人揭示了汉唐间从庶民与奴婢到良民与奴婢、良民与贱民这一身份体系历史性变化中的数个面相。又，尾形勇批判了前揭本书内篇第六章第二节“唐及前代的‘家人’一词”中濱口氏讨论汉代皇帝与士人、庶民的关系及所示的支配秩序时的切入点—即对“家人”一词的解释，并以此为线索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の「家」と国家》，突破了以往的家族国家论，阐明了以君臣关系为媒介组建的皇帝支配的秩序构造。

如前所述，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想模式是在批判性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论点，以考证为基础，力求把握历史面貌，而在这一层面上，本书自身亦是重要的前人研究，作为深化后进学人研究的基石发挥了莫大作用。此外，除目前已引用的参考资料外，濱口氏本人也在别处总结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另外还有河地重造、布目潮渢的书评可供参考。

本书的研究及回应中诞生了诸多成果，迄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时至今日，秦汉史领域有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大量的出土简牍，唐代史领域则有天圣令的发现，这些都促生了全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可见与身份制度及支配密切相关的内容。我衷心希望，本书的翻译所展示的成果与研究方法能再次对中日学界的发展有所裨益。

2023年3月

（来源：豆瓣@哲夫成城 ）

转自：“初见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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