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文（Paul A. Cohen）
美国历史学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亚洲研究及历史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9年3月，托妮奖管理委员会认定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音乐喜剧《杰罗姆·罗宾斯的百老汇》不是旧剧“重演”，所以应该获得“最佳戏剧”奖。该委员会内部经过激烈争吵后做出的这项决定有经济方面的重要含义，因为该剧的票房收入虽然不俗，但排演成本太高，获得最佳戏剧奖可使该剧多增加数百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委员会内部争论的焦点（除经济方面的考虑外）在于，虽然该剧作为一个完整的剧目从未在百老汇上演过，但其基本内容却似曾相识。因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该剧到底是新剧初演还是旧剧重演？
托妮奖管理委员会解决的问题也许可以用来比附历史学 家重塑的过去：是旧剧重演还是新剧初演？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真实和完整地重现过去发生之事呢，还是舍弃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历史呢？不是历史学家的人们很可能会选择前一种，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做的就是准确地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其成果就不是历史。本书所持的立场与此截然相反。无论与人们的直观感觉 多么不相符合，我都认为（我相信多数正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会赞同我的观点），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不论历史学家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的史料多么接近真实，多么接近人们的实际经历，他们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而且，在我看来，即使历史学家叙事的程序（即对历史的叙事化处理）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的叙事程序没有本质的区别，结果依然如此。
在进一步考察历史学家如何使“过去”变成“历史” 之前，我先简要地阐述一下刚才提出的叙事化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与我们怎样确定“历史”（就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而言）同“真实”（就人们创造和直接经历的历史而言）之间的关系有关。此问题不仅在历史学家当中引起了争论，而且在哲学家和对历史问题感兴趣的文艺理论家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某些人（声名最著者为海登·怀特和保罗·里克尔）的观点是，从本质上看，历史与真实之间毫无连续性可言。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在叙事，是在讲故事，而“真实”却不同。因而，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把一些构想或结构强加到了历史上。另外一些人（在他们当中，我发现戴维·卡尔的解释最清晰，也最有说服力）则认为，“叙事结构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经历之中，与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无关”。在卡尔看来，叙事法是历史学家阐释真实的过去的一个基本手段，历史与真实之间（他喻之为“叙事与日常生活”之间）不是没有连续性，而是具有很大的连续性。
我个人的看法介乎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虽然离卡尔 的观点稍微近一些。我同意卡尔的这一看法：叙事结构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对个人和群体而言，均是如此，因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事化处理本身并不会把人们经历的历史与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割裂开来。然而，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的另外一些特点，的确使历史与人们的直接经历之间产生了差异。至少，所有的历史著作（即使是其中最出色的那些）都是对过去的高度简化和浓缩；像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历时数年、波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历史事件可被转化为一本数百页长的史书，人们可以把它拿在手里，花10个小时就能从头到尾读一遍。
在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中，有对 这一问题的思考：“按原样”恢复历史是不可能的。小说中的人物杰弗里·布雷思韦特说了这样一段话：“书籍告诉人们：她为什么做这件事。生活告诉人们：她做了这件事。书籍是向你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生活就是事情本身。某些人偏爱书籍，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佩内洛普·莱夫利的《月亮虎》中的主人公克劳迪娅·汉普顿若有所思地说：“当你和我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指的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吧？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宇宙乱象，是吧？我们指的是经过整理以后写进书中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对时空和人物的善意观察。历史是对过去的解释，而事实是错综复杂的。”
这两段话实质上表述的是同一个意思：实际经历（布雷思韦特所说的“生活”，汉普顿所说的“事实”）是凌乱的、复杂的和不明晰的，而历史（或者“书籍”）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某人可能由于饥饿而参加义和团运动，第二个人可能因为憎恨、畏惧外国人和外国势力而参加该运动，第三个人可能发现参加义和团是向宿敌复仇 的良策，第四个人支持义和团可能是因为害怕这样的后果：不支持义和团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诸多的动机中找出一些有意义的范式，把特别复杂和混乱的事件清楚而完整地描述出来，且能言之成理。简言之，历史具有解释的功能；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过去发生之事，然后向读者进行解释。
我基本同意上述关于历史学家的作用的说法，但是，我 们需要处理好经历和历史之间的悬殊差别所反映出来的过分简单化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人们的实际经历也许是杂乱无章、头绪繁多的，但对经历者而言，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的生活中并非没有混乱和无序，但是，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却不是杂乱无章的。就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叙事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本能地把经历与叙事联系在一起。我们给自己“讲故事”，使我们的经历变得有意义：个人生平方面的意义而非历史方面的意义。因而，书籍解释生活中发生之事（杰弗里·布雷思韦特语）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生活中，我们也特别需要理解和解释我们每一天的经历。
就群体的层面而言，这种需要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谈论他们共有的经历，共同对他们经历之事做出解释。这些解释也许是缜密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者实际上就成了解释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学家。这些解释也有可能是在非正式的谈话、谣言或闲言碎语中反映出来的。无论何种情况,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解释可能与意识和理念大为不同的历史学家的解释有很大差异。保罗·博耶和斯蒂芬·尼森鲍姆就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他们认为17世纪末新英格兰的社会秩序“被一种超人的力量所严重动摇，这种力量诱使许 多人积极参与不理智的活动”。他们指出：“我们把这种力量解释为新兴的商业资本主义，而［科顿·］马瑟牧师和塞勒姆村把它解释为巫术。”
虽然过去的直接经历者对经历的整理和理解并非完全不 同于历史学家的整理和理解，但从总体上看，二者的动机是大为不同的。直接经历者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有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她每次回中国后都与亲朋好友交谈，她发现，同一个人对同一段经历的回忆每一次都不相同。普里莫·利瓦伊在去世前不久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事实会被修饰得越来越完美”。⑴简言之，当人们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制造一个又一个神话的时候，他们——我们——虽然希望以非常客观的态度披露“事实”，但同样希望自己对往事的“塑造”不超越人们的心理所能承受的范围。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最重视的是根据知识层面的确当性 而非感觉层面的确当性来勾勒历史画卷。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也有与其他人完全相同的情感需求，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性标准。这种责任和义务使我们成了历史学家。我们也承担其他责任和义务，但是，如果这些责任和义务——例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希望代以前无话语权的妇女立言，并希望借此对目前和将来妇女的解放事业有所贡献——超越了按照公认的一系列职业准则理解和解释过去发生之事的目标，我们就等于放弃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走向了神话化的路径。如果过去的事实总是有解放人和激励人的效果，那么这也许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人像我一样相信，在个人层面也好，在群体层面也好，神话比真实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那么这恐怕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了。
历史学家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的， 这是历史学家的另外一个职业标志。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不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而历史学家是知道的。实际上，重塑历史的过程普遍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的，接下来就是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因而，虽然历史学家的“作品”（他或她写的史学著作）通常始于过去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下推，但历史学家的“意识”则始于其后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上推。正如G. R.埃尔顿指出的，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所有称职的历史学家都心中有数， 并且在尽最大努力减轻其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是：错误地推定已成事实的结果的必然性。换言之，正如埃尔顿所言：“我们知道随后发生之事，但经常存在的一个相当大的危险是，历史学家有可能受到一个存在已久的错误的逻辑命题——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 —— 的误导。
许多历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做了评论。戴维·麦卡洛 （他是颇受好评的杜鲁门传记的作者）告诫说：“在撰写历史或人物传记时，你必须牢记，没有任何事情的结果是注定的。……事情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方向演变。只要你用'过去时’，那件事好像就被固定在过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在过去，人只生活在现在。……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让读者不再认为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相反，事情的发展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博耶 和尼森鲍姆以类似的笔调写道：
在2月，甚至于在4月或5月，没有任何人意识到，传统的祈祷和控告之法不会迅速终止［巫术的］ 蔓延。在1692年的塞勒姆村，形势有些微妙的不同，但没有人能事先预料到，也没有人能在当时解释其原因。......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态演变方向的推测......是我们了解事态的真实演变状况的意义的一条途径。如果我们一点一点地照原样复原历史事件而不是急于对它们进行定性和分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原本并不是以我们想象的那种清晰整齐的模式存在的。
就拳民而言，他们是在何时变成青史留名的“义和团” 的，仍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义和团事件是在何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某一地区（甚至局限于中国）的区域性事件的？正如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学家们一再指出的，直到1899年12月31日，义和团才杀死了第一个洋人（山东的传教士卜克斯）；在1900年5月31日（面对义和团对北京地区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使馆卫队于这一天开始进驻京城）之前，卜克斯是死于义和团之手的唯一的洋人。不妨借用博耶和尼森鲍姆似乎很赞赏的反事实的（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的——译者注）思考方法进行假设：如果清廷在5月中旬之前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义和团运动，或者华北普降甘霖，结束干旱，使参与该运动的农民们返回家园，那么此后导致义和团卷入一场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危机的许多历史事件也许不会发生，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国的历史很可能大不相同，对义和团的学术研究极有可能成果寥寥，我撰写此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换言之，在考察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及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谨慎行事，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知道的结果都是预先注定的。
简言之，历史学家知道结果，这使他们解释历史的过程 在一些重要方面完全不同于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们一般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他们亲自参与的事件的起源）解释历史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以免在重塑历史时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的结果是前定的，不可改变的。这是前面几段文字强调的最关键的一点。
就我们知道历史事件的结果这件事而言，另外一个方面（与前文所强调者密切相关）也极其重要。知道结果，可使历史学家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所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猜测到）的意义。这种回过头来赋予某些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现象在各个层面都存在。在比较具体的层面，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是由较次要的一些事件组成的，这些事情在另外的情况下肯定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一旦历史学家把它们当作某一更重大的事件的起因，它们就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前，华北的中日军队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但卢沟桥事变却没有像其他冲突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变成了抗日战争（对中国人而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世界而言）的起始点。换言之，卢沟桥事变和长征都成了更大的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历史价值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简单与复杂的历史事件（如卢沟桥事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局部一整体的关系，与此相似，在简单（如在广岛投放原子弹）或复杂（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与更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之间也存在局部一整体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的局部一整体关系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形容，这取决于作者对哪种结构感兴趣。例如，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末塞勒姆发生巫术事件的主要原因为：“由来已久的神秘仪式，青少年青春期的精神机能障碍，清教主义的过分压抑，西方社会群体性歇斯底里和迫害行为的周期性发生。”在广岛投放原子弹之事也许被视为——实际上一直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结束的标志，白种人对黄种人进行种族屠杀的一个极其恐怖的实例，或者核时代的开端。
义和团起义也是大的历史背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 （但不仅仅限于）晚清时期此起彼伏的内部暴力冲突、农村局势的日益恶化，以及19世纪中叶开始的民教冲突中国与外国的外交关系等。由于这些现象不但向后延伸，而且向前延伸，所以义和团起义的历史意义在当时是不明确的，只能由知道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事态发展的历史学家或其他人进行总结和阐释。有时候，这种阐释会被提升到更髙的层面，义和团起义被置于中国历史长河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时段内进行评价。哈罗德·伊萨克斯指出，义和团是“传统主义对不可避免的历史变革的最后一次软弱无力的挑战”。G.G.H.邓斯特海默认为义和团是“中国的中世纪……与近代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分水岭”。历史学家李世瑜认为，“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
所有这些结论——其中一些结论具有对义和团的经历加以神话化的明显倾向——都是在知道后义和团时代的事态发展的情况下做出的。像魔术师默林或某小说中无所不知的讲述者一样，他们的结论中都（或间接或直接地）体现出了他们对后果的预知。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识根本不同于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后者在当时并不知道事件的结果，而是处在可能出现多种后果的环境中，随着事态的发展，其中的一些可能性被排除了。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知道结果的历史学家与不 知道结果的直接参与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这影响到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在关于历史事件的结论中重点强调哪些问题或哪些方面。这样的结论可能是极不可靠的，其内涵越笼统就越不可靠。关于历史的概括性结论（我认为，首先是“转折点”或“分水岭” 一类的结论）往往比具体结论具有更多的神话成分，能更多地体现出做结论的人的感情偏好、关注重点及其所处的时代的特征。问题在于，做结论的人的感情偏好和关注重点会突然发生变化,果真如此，则体现此类感情偏好和关注重点的那些概括性结论会很快停止流行。
舒衡哲对列文森的评论是对此点的最好注解。列文森对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形态的解释引起了舒衡哲的注意，她写道：“在《孔子死亡日》一文中，列文森试图赋予1919年的这场运动以决定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与毛泽东在区分‘新’‘旧’民主时赋予该运动的历史意义颇为相似。在列文森看来，五四运动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水岭，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与曾经被称为普遍真理的儒家学说之间的分水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文森写成此文（1961年）后没有几年，孔子的肖像被拿到广州街头游街示众，这清楚地表明孔子在中国的影响根本没有被消除。舒衡哲认为，鉴于这个实例及其他一些实际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五四运动的学术研究已不再使用早期的那种言过其实的语言，不再有“像列文森那样极端的断言” 历史学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可以从过去的 任何一个时刻开始研究历史，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拥有极宽的视角，可以自由地跨越时空，可以理清一些人的经历是怎样与另外一些人的经历发生联系的，还可以理清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关联的一系列事件是怎样形成范围更广——范围过于广泛，往往使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难以涵盖——的历史事件的。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宽泛视角使他们有别于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是，这种优势也是有局限性的。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虽然比直接参与者拥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证据，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不为人们所知”。历史学家的证据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也往往成问题，形不成包容过去全部经历的代表性范例。遗留下来的证据也不一定能够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反映过去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丹尼尔· 布尔斯廷的观点虽然使人感到沮丧，但很有说服力。他写道：“幸存是不确定的、带有偶然性的、不可预知的。”由于“奇妙的偶然性”，巴比伦人把字写在泥土制成的平板而非纸张上，“才使我们对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人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的了解远远多于对100年前欧洲或美洲某些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了解”严布尔斯廷由此总结道，某些类型的证据比另外一些证据更有可能留存下来。除记录在耐久的材料（如巴比伦人书写楔形文字的泥板）上的证据以外，“容易留存下来的”证据包括当时的人“收集和保存”的资料（如官方档案），关于争议问题的记载，与成功和失败有关的信息，等等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在其著作中过多地使用容易留存下来的那类证据。就义和团而言，除义和团首领和支持义和团的人写的数百件揭帖及义和团起义结束半个世纪以后收集的口述史资料以外，留存下来的其他所有资料——中国的官方档案文献（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写的除外），中国文人的纪事、信函、日记及当时的洋人所记的材料——都是从反义和团的角度写成的。大部分拳民是文盲，是按照口耳相传的传统习俗生活的，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没有留下显示这些作用的任何文字材料。因而，在梳理拳民自己的观念时，历史学家不得不主要依靠间接分析法，在讽刺挖苦义和团的材料中挖掘有用的信息。
这是历史学家经常遇到的难题之一，还应看到前文述及 的其他难题。然而，不能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像某些人所做的那样）：由于历史学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重大难题，所以我们从事的工作没有价值，我们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比较老练的骗人把戏。持这种立场的人往往对历史学家的工作怀有错误的看法（我认为，这些错误看法有时候是由历史学家不严谨的结论促成的）。由于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他们心目中的标准，所以我们的努力在整体上被认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要求历史学家提供他们无法提供 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历史，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学家能够提供的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是有价值的——至少因为它们与历史的直接创造者的理解和解释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一切努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也许真是如此（正如作家约翰·弗农所写的）：“历史最终的不可知性”欺骗着对历史特别有兴趣的那些人；“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历史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是跟在我们身后的一个幽灵，当我们回过身去，它就消失了”。然而，正是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利用捜集到的证据和自己的所有想象力，努力去理解和解释历史。最终的结果是，历史学家的解释既非原原本本地复原历史，亦非对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叙述者的价值观和愿望的简单体现。（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面对的就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了。）更确切地说，历史学在重塑历史时，必须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撷取二者当中特别重要的内涵，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
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还有许多特点可谈。此处所讨论的种种特点——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对事情的结果的预知，对于整个事态的全方面的了解——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数十年来一直认为最突出和最重要的特点。下面的章节对义和团事件的叙述反映了（甚至完全基于）历史研究工作的这些特点。这种叙述是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或制造义和团神话的人不会（或不可能）做出的。
—End—
本文选编自《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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