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家庭议题在公共世界的热度不断上升，从社会分层、生活方式，到福利政策、公共治理甚至政党轮替，都无法绕过这个议题。家庭正在从现代社会的幕后走向前台，成为连接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一个独特路径，也成为学者们观察与评判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和依据。
然而，这一研究路径并不顺畅。起初，社会学家引进了西方一整套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探讨中国的城乡家庭也出现了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适应的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功能社会化、关系平等化的趋势，他们相信家庭变迁与社会变迁一样，遵循着从传统到现代的二元进路。之后，新世纪的人口学家则看到了伴随全球化席卷而来的第二次人口转型，正与几十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相互叠加，给中国家庭和社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应接不暇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是如此纷繁复杂，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态势，以致于依靠来自西方的某种单一理论框架很难完全解释清楚。因此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寻找理论资源和答案，就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迷雾重重的家庭变革
家庭议题火爆的背后，是大众对于无处不在的家庭变革的措手不及，以及对于林林总总变革现象的矛盾感受：不乏惊喜和欢呼，也夹杂着困惑和焦虑。
家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家庭，即使依然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但是除了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结构形态之外，家庭中的亲密关系也发生了悄然变化：流动和离散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同居共财不再是必然的，春节的团聚日益退化为一种仪式，而家庭成员之间的陪伴几乎成为一种奢侈；长辈在家中权威和权力的式微显而易见，而子辈的中心地位和话语权似乎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然确立，家庭内部资源的向下倾斜为全社会所支持和接纳，所以即使主干家庭这种形式依然在核心家庭之外顽固生长，但其方向已经发生了逆转；关于女性家庭地位的争论一直以来扑朔迷离，一面是女性经济独立和自主自由空间的扩展，另一面是在家全职主妇比例的上升以及密集母职带给职业女性的空前压力，使得“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为年轻一代白领女性揶揄的口头禅。更有学者指出，家庭中年轻女性有限的自由和权力获得并非来自男性的让渡，而是依赖于长辈的权力让渡和责任分担，沈奕斐称之为“后父权制社会”的特征之一。
由此不难看到家庭变革悖论：一方面，家庭成员对自主和独立的追求，使得“逼婚”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父母义务和家庭安排，变成了一种父权制压迫的代名词；同居不再是一种禁忌，而是亲密关系的一种日常呈现；婚姻中个体感受的优先性，使得“稳定压倒一切”的婚姻价值观轰然倒塌……这些现象都在表明，具有集体主义性质的家庭凝聚力作为体现这个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品质正在遭遇釜底抽薪似的瓦解，媒体和现实中从未间断的各种家庭冲突、手足算计、亲情撕裂的案例似乎也在佐证这一点。这在阎云翔的研究中曾被概括为“无公德的个人”。在许多前辈学者眼里，中国的“家本位”传统经由市场经济的冲击，到年轻一代手里已经彻底被“个人本位”所替代，继而导致代际关系的失衡和逆转、孝道的衰落等等。家庭从价值伦理到实践逻辑似乎都遭到了解构，成为一个最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脆弱所在。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家庭成员之间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和日益紧密的日常合作与互助，年轻人不仅仅在结婚、买房、养育孩子等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或多或少依赖甚至绑架父母，甚而愿意在昔日极其个人化的电视相亲节目中带着父母集体亮相。择偶中门当户对观念的复苏成为跨代的共识，所谓核心家庭的边界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一成不变，而是弹性十足，随时可以依照日常生活所需进行调整和拓展。无论学者们将之概括为“协商式的亲密关系”还是“个体家庭”，“啃老”不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简单的负面评价，而是被解读为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一种理性“共谋”，是家庭成员面对风险共同承担的一种机制体现。以致于对个体化理论情有独钟的阎云翔，近年来也调整更新了原来的解释框架，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新家庭主义”。
面对家庭变革中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了家庭传统的衰退或危机，另一些学者则看到了家庭传统的回归甚至复兴；前者强调家庭自身作为风险来源的脆弱性，后者强调家庭作为抵御风险的共同体的坚硬基础。而事实上，这正是家庭本身所具有的一体两面，它既可以为个人提供躲避风雨的临时港湾，但也一不小心就可以成为狂风暴雨的加速器。这一点不仅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清醒面对，而且作为社会政策制定者的政府更需要心知肚明。
“把国家带回到家庭”意味着什么
某种意义上说，福利体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个人在遭遇不确定性风险和面对千疮百孔的家庭变革时不再飘摇。因而社会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把国家带回到家庭中，担当起遮风挡雨的责任。这一点在不同学派和思潮中并不存在龃龉，分歧只在于允许政府介入私人生活多少、如何介入，以及究竟个人愿意让渡出多少自由和空间、宁愿让渡给家庭还是政府、或者各自如何分派势力范围，以换取个体最终的这份安全保障。
因此，起初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关于西方社会福利三大体系的著名划分，是以去商品化程度作为核心指标的，探讨的是自由与福利这对冤家的获得所倚仗的国家与市场的角色和资源分配问题，家庭作为公私二重性的中介位置在其中呈现的面貌是模糊的，因为去商品化程度并不能决定一种政策是家庭友好还是个人友好——而这套体系可能压根没有考虑到二者之间有何异同，或者根本就把二者当成了一回事。
固执地想要在二者之间做出区分的努力，仰仗于众多女性或者女权主义者的独特视角。家庭无论作为一个中介亦或主体，其在福利担当中的定位被认为是不可小觑的，因而作为一个崭新的要素被引入了社会政策的分类体系中。按照家庭与国家的责任分担排序差异，艾斯平·安德森重新创建了家庭主义和去家庭化的福利体系框架，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细化和调整，给出了更加精致的社会政策分类体系。例如，希格里德·莱特纳 ( Sigrid Leitner)将对家庭照顾的功能性支持和社会替代性程度作为指标纳入之后，瞬间将家庭主义扩展为四种理想类型：隐性家庭主义、显性家庭主义、自主的家庭主义以及去家庭化政策。
可以看出，这种社会政策的分类体系尽管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化结构，而是存在不同阶段的交叉性与动态性，但其要义在于将社会政策的受益目标在家庭与个体/女性之间进行了划分。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分类体系还进一步拓展了福利的边界，除了经济支持之外，也将情感照料纳入其中，探讨了比金钱更加稀缺的时间成本在保障中的不可或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重新定义了家庭照顾的价值，并将传统上往往归属于家庭内部特别是女性的照顾责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的方向，即社会化的公共照顾路径。
因此，把“国家带回到家庭”，既非让政府掌控或侵犯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世界，以国家替代一切家庭功能，让个体完全摆脱家庭的束缚，走向彻底去家庭化的结果——这也是许多保守主义者担心政府介入家庭过多而导致失去个人空间和自由的地方；但也绝非让政府只担当幕后大佬或甩手掌柜的角色，仅仅以意识形态传播和价值观贩卖的名义，将古老的家庭主义传统激活上线，从而让家庭在人们无法拒绝的“政治正确”赞美声中担当起它业已无法承受的兜底保障责任。因为如上所述，家早已在变革中失去了原来的底色，所以即使国家在行使福利责任时无法让家庭完全置之度外，那么至少也需要先在制度上建立起家庭友好的支持体系，使之能够先获得自我存活和生长的能力，才能最终引为福利分担的小伙伴。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照顾的提出和纳入福利责任核心领域，堪称给福利理念和社会政策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流。
走出家庭主义的想象舒适圈
相比之下，中国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滑向老龄化和少子化、继而面临“照顾赤字”危机的国家。这种照顾资源的匮乏以及供需矛盾，随着家庭变迁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和消费社会的兴起而愈演愈烈，因而也成为社会政策难以回避的一个话题。
尽管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福利混合主义或称多元主义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政策领域的最新共识，联合国发展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照顾的政治经济学”多年以前就提出了所谓“照顾四边形”的理论，倡导多元化的福利提供者而非政府大包干，即由国家、市场、非营利组织/社区、以及家庭这四方来共同合作与分担照顾的责任，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通常还会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状况来选择不同侧重点的政策思路。因此号称拥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家庭主义的神话被人们一次次重新挖掘出来，成为拯救东亚社会照顾危机的救命稻草。
日本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她首先依据东亚社会的具体情境将“照顾四边形”中的家庭这一角拓展为“家庭与亲属”，并将社区这一角拓展为更具广泛意义的共同体概念，包括实体意义上的社区和邻居，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照顾网络。继而，她发现东亚不同社会之间对于儿童和老人的照顾重点存在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也依赖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阶段的福利体制差别，因此用单一的所谓“东亚福利体制”或者“家庭主义”传统并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藤崎宏子关于日本看护政策与家庭模式的相关性研究也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曾一直以家庭主义作为福利政策假设前提、试图将看护与家庭紧密关联的日本，恰恰是在90年代之后调整了照顾政策的方向，将保障制度的核心从家庭转向个人，构建了基于个人为单位的老年长照制度和强调男女共同参与的育儿援助计划，才在照顾社会化方面走在了东亚其他社会的前面。
日本的经验也在告诉我们，东亚文化中对家庭和亲属的依赖并非总是有效，在如今这样一个被韩国学者张景燮称之为“压缩的现代性”的时代，人们对家庭的依赖性反而更加重了家庭本身的脆弱性，东亚一些国家在婚育率方面日益走低也显现了人们对于婚姻和家庭安全感的迷失。因而走出想象中的家庭主义舒适圈，或许是不得不做的理念和政策选择。
除了抵御风险之外，社会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平衡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尽量消除人群之间的不平等。而家庭主义除了并不足以担当起风险防范机制的重任之外，它还是遮盖家庭内部的弱者需求、滋生不平等的温床，例如照顾的家庭化和私人化，必然导致照顾的女性化和长者化。虽然从社会视域来看也并不能免除各种各样的阶层化，甚至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代际剥夺本身也是社会上性别与年龄分层的体现。但是打破以家庭这个私领域作为责任分担和权力分配的疆界，让个人可以跨越这个边界去选择新的机会与可能，而不是困守在家庭主义的角色规范和价值神话中，至少不让家庭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传递器，本身就朝着个体的自主和解放迈进了一步。
通过走向雇佣市场，照顾的社会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同时通过社会政策的干预和支持，工作-家庭平衡不再是女性单方面需要面对的挑战，也是男性携手参与共同应对的难题。
中国普惠型的福利制度还在初建阶段和不断完善之中，目前的状况尚难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国家与家庭之间的责任分担，通过市场、社区等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协同合作的混合多元模式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社会政策还处在从隐性家庭主义向显性家庭主义的过渡阶段，政府无论在家庭的功能性支持、还是在构建替代性的公共服务体系方面都做出了一些尝试。然而问题在于，无论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要认识到家庭主义仅仅是一种权宜的过渡阶段，而非社会政策的前提或终极目标。因此对于当下主流社会思潮中那种给传统家庭价值观加上美颜滤镜、甚至寄希望于恢复家庭的“神圣性”来重建福利体系的云端之风需要保持警觉，因为他们沉迷于想象中的家庭主义舒适圈而无视或不愿意承认坊间汹涌的家庭变革之潮，结果会将社会政策引向云深不知处。
*本文刊于《社会政策研究》2020年第一期，作者吴小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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