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反思和论辩中提升跨学科研究成效

进入新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门类学科日益精细化发展，一方面为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提供了更多可能，另一方面也面临认识力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面对复杂多样的世界，跨学科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在推进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不仅在社会科学内部，而且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得以实现和推进。本报记者注意到这一新现象和新趋势，本着“解剖麻雀”的原则，调查了国外学界推进农业、生态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方法，希望对提升跨学科研究的成效有所助益。

案例1：叙事学分析再生农业变革潜力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22年发布的第2版《全球土地展望：土地恢复以促进恢复和复原力》指出，世界上20%—40%的土地资源正在退化，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可持续性转型需求从未如此迫切。几十年来，西方农学界强调，根植于采掘主义和生产主义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并没有解决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反而使其永久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了有机农业、保护性农业、农业可持续集约化、农业生态学等倡议，希望加快农业食物系统的可持续转型。近年来，再生农业被新闻报道与学术著作提及的次数迅速增长。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可持续未来研究所研究主任费德里科·达维拉·西斯内罗斯（Federico Davila Cisneros）等人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再生农业的变革潜力。西斯内罗斯认为，叙事有将一个现象的单独组成部分如某事件或事件的参与者纳入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整体的作用。因此，叙事学可以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农业概念和具体实践结合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话语框架下，赋予它们新的意义，捕捉不同的事件、参与者以及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

面对气候变化和土壤退化导致的社会生态价值损失，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农民组织首先提出了再生农业思想。原则上，再生农业提倡减少依赖不可更新资源，通过加强水循环、土壤养分循环、碳循环、恢复生态多样性等方式来实现乡村振兴，恢复自然景观，提升社区的经济发展和健康水平。在叙事学视角下，西斯内罗斯等人发现再生农业无法彻底清除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可持续性转型障碍。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的某些农粮公司越来越多地操纵着再生农业叙事。这让人联想到农业可持续集约化和保护性农业思想的现状：在西方资本的渗透下，这两种可持续农业叙事成了维持“一切如常”的农业食物系统的宣传工具。西斯内罗斯等人还发现，再生农业叙事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结构性思考不足。相比之下，农业生态学充分认识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在此基础上，农业生态学注重赋能农民，提升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这让学者担心，兴起于发达国家的再生农业思想将排斥发展中国家对于可持续农业的立场和看法，不是实现全球农业食品系统转型的有效途径。

西斯内罗斯表示，工业化农业视农场为工厂，将食物商品化，在大批量生产食品的同时破坏了农业食物系统的多样性。2021年，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与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的科学家莎拉·琼斯（Sarah Jones）发现，人类种植了6000多种粮食作物，但有9种作物占据全球粮食总产量的66%左右；此外，世界上26%的牲畜品种面临灭绝的风险。针对这一问题，西斯内罗斯提出了一种观点：在学术上，应该避免将再生农业视为其他可持续农业叙事的总括术语来看待。学界应聚焦于再生农业叙事中的内在矛盾，明辨急于给再生农业下定义的个人和组织的动机，尤其是对商业主体。此外，学界要积极构建多种可持续农业叙事，为包容性对话提供机会，为有利于农业食物系统改革的各种观点、经验和知识创造交流空间。

案例2：鼓励生态学界熟练运用社会研究方法

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科研人员掌握学科的哲学原理、理论假设和既定的实验方法都有利于保障学术研究质量。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凯蒂·穆恩（Katie Moon）发现，社会研究方法不但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实践指导，还补充了影响决策过程的社会环境、文化和政治背景知识。因此，穆恩提倡生态学家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提高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解层次，为可持续研究的下一步创新打好基础。

首先，穆恩指出，哲学观点包括理论思维的一般原则、认知方法、视角和自我意识。生态学家的哲学立场决定着他们的理论观点，影响着研究问题的种类和回答问题的方式。社会科学调查不但能清晰地展现不同学者对同一个话题的看法，还有助于学者反思潜在的哲学认知如何影响研究设计和数据解释。例如，加拿大皇家路大学跨学科研究学院副教授乔纳森·克利珀顿（Jonathan Clapperton）根据观念差异将研究加拿大原住民和自然环境间关系的生态学家分为三类。第一类学者认为，原住民传统生态知识在结构上优于西方科学知识。他们将原住民对自然的认知描述为一种整体的自洽体系，并认为它具有开放性。原住民不将传统生态体系强加给其他文明，而是允许多种知识模式与之共存。第二类学者将原住民掌握的生态知识和现代科学发现整合在一起，追求对环境更完整准确的理解。第三类学者则认为，原住民生态知识体系由不同的部落知识拼凑而成，后者包含了不同部落独特的语言体系和认识论。因此，原住民的生态环境体系与西方的环境科学传统没有可比性，毋宁说融入西方的科学研究实践。

其次，穆恩表示，社会科学方法论为生态学者设计研究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总体框架，解释了研究的意图和具体过程，并指引学者选择恰当的实验方法。方法则是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工具。方法论和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为主观性和偏见、招募和抽样、数据分析和自反性实践提供了参考信息，保证了研究质量。在此基础上，穆恩认为，学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学术背景和理论观点深刻影响着学者对研究结果的讨论和进一步探索。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对同一现象可给出不同的见解，以多种形式为学科创造价值。例如，瑞典于默奥大学文化及传媒研究学系副教授安妮·海特（Anne Heith）就探讨了生态批判和后殖民主义研究对生态环境不同的研究侧重点。诚然，许多生态批评话语诞生于去殖民化运动和对西方现代性、自然与文化二元论的批判，但后殖民主义研究重点关注因殖民主义和全球化造成的人口流离失所，生态批评则强调人类对延续性的渴望和对归属感的追求。这两种视角在生态环境的历史学和现象学学术讨论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穆恩建议生态学家在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无意识的偏见之间做区分，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反身性是主观性的自我评估，它有助于研究人员生产高质量定性数据。它不追求控制实验环境中的社会复杂性，而是将其视为研究过程和结果阐释固有的一部分。为了降低主观因素对研究成果的负面影响，穆恩提出了一种反思式的研究方法，即要求被调查者就研究方法、方向和初步研究成果给予反馈。

社会科学包罗万象，为生态学者了解被保护地区的社会背景、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案、寻求不同种类的证据提供了丰富的哲学理论、方法论和实验方法。生态学者有必要扩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范畴，才能在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同决策阶段和不同背景下提升保护效果。

既要跨学科创新  也要反对跟风盲从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退化、资源枯竭、污染等问题构成了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全球繁荣发展和人类福祉。对此，学界主张用跨学科、综合性的方法来改善生态系统，向可持续性过渡，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全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助力经济发展。近年来，诸多学者以新概念和新视角来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政府干预、技术创新、行为变革和全球合作，此类新研究希望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加快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然而，也有学者呼吁对以“新颖性”和“创新性”出名的理论提高警惕，反对跟风或盲从。

面对学界层出不穷的生态系统研究视角和方法，一些西方学者运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从跨学科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客观地对比了它们的最终目的、提倡者与受益者，与同学科其他理论的区别，对地方和国际政策的影响，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多个领域的可持续性转型离不开各界学者集思广益，突破学科界限的束缚，但更需要学者在与同行交流和自我反思中实现学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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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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