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艳萍, 讲师, 政治学博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 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研究。
摘要
资本主义趋向问题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从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围绕“两个必然”论断进行政治经济学论证，到20世纪由资本主义“适应论”和“变质论”引发的一系列论争，再到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频现推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复苏，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资本主义结构体系的分析不断深入，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认识也愈加清晰。对这一问题研究总体经历了由预判资本主义消亡结局向全方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体系的转变过程，贯穿这一思想史发展过程的主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导逻辑的批判，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衰落趋势和资本积累极限存在的客观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长期共存竞争的格局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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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萍.资本主义趋向问题及相关论争的思想史考察[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4(4): 9-19.
进入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不断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问题，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重新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019年以来，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每月评论》的编辑约翰·贝米拉·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探讨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向，指出21世纪的世界陷入经济停滞、金融化和极端不平等的旋涡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失败，逐步开始由一种具有历史必要性和创造性的制度向另一种不再具有必要性的破坏性制度演变，资本主义的失败对地球上的所有文明和生命体都造成了威胁，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正在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可能。可以说，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核心议题，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重要论断，奠定了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研究的总体基调。现阶段对这一论断及其引发的相关论争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在当今动荡的资本主义危机表象中抓住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为研判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提供指导。
一、围绕“两个必然”展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16世纪资本主义时代正式开启，世界在获得了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经历了经济危机、萧条与战争，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面性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关注，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研究也由此展开。资本主义趋向问题是以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为分析对象，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的结构体系出发研判资本主义的前景和走向。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已经开始从社会历史规律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剖析和深刻研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结构体系会逐渐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不断走向消亡。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探究经历了从哲学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转变。
19世纪前半叶，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转变之后，逐步将资本主义社会纳入研究的问题域之中，这成为资本主义趋向问题形成的根本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他们首先从哲学视角分析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自己的烙印”，从而认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精神和现实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观察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开始从一般哲学问题转向分析具体的政治现象”。马克思通过《德法年鉴》和《莱茵报》上的一系列政论文章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的压迫性和虚伪性，表现出追求自由和平等、反对奴役和压迫的思想倾向，蕴含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现实的思想萌芽。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官僚政治基础上的异化国家形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认为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导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和异化，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研究由此拉开序幕。从哲学到政治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克服了世界观的局限，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也形成了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即建立人民代表制的民主国家以使国家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从1843年底到1844年初，马克思的研究注意力逐渐转向了经济问题，尤其是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需要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经济学的解读，遂以哲学和政治学研究为基础，指出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发挥决定作用，社会发展运行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和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9]。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早期探索为判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提供了坚实基础。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第一个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纲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分析封建社会崩溃过程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进行了类比剖析，以资本和阶级逻辑为主线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提出了“两个必然”重要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坚信，由于资本主义结构体系自身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必然存在历史的终结点，资本主义灭亡的意义在于阶级社会的结束以及资本运行逻辑的终结，接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是消灭了阶级和剥削的社会，是注重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是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内在局限的更高级的社会秩序。
围绕“两个必然”，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政治经济学论证。面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理论作为“两个必然”论断的重要补充，这也是对资本主义趋向判断的规定性论述。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的持续关注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不断深入，对资本主义演变历程的复杂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逐渐意识到，危机是资本主义带有普遍性特征的周期性现象，“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在资本主义普遍繁荣的上升阶段，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是一个直线进程而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将分析推进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他们强调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都在以各自的作用机制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因而，从“不断革命”到“两个决不会”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大革命失败进行反思以及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状况认知的重要飞跃，也为他们科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系统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及灭亡的秘密打下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分析资本积累过程为基础，从积累危机和阶级矛盾两大主线揭示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基本原理和最终趋势(见图 1)。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即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的显著标志，而“对于资本本质的剖析从来就离不开对于政治经济学中具体范畴的说明”。因此，在对历史具体的理解基础上，以商品为开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体系，包括“社会经济形式、政治结构和阶级对抗、意识形态和文化以及社会历史过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抽丝剥茧的透彻批判，指出资本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所在，其中最根本的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现了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就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即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在资本中产生，资本通过剩余价值实现积累。马克思在发现了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本性之后，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剥削关系，而支撑这一关系存在的资本积累机制中却有着诸多问题，一旦问题爆发，资本积累过程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稳定。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进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又会造成资本集中，资本生产不断遇到生产过剩、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引发的经济危机使资本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由此，马克思“已经摒弃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是从单一的具体因素出发主张危机，而是开始注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累动力方面去探讨危机”，从而建立了论证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主干道。
另一方面，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也同步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体系政治结构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问题，这种阶级分析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而设计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中，不仅仅存在着资本的生产和积累，还包括资本关系的生产，这是阶级关系的基础，资本关系的对立造成了阶级矛盾。资本实质是“一种由表面平等公正的交换现象遮蔽起来的真实奴役关系”，简单再生产不断生产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资本关系，而扩大再生产则生产出更多资本家与更多雇佣工人之间规模更大的资本关系，这样不仅“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劳动力还“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无产阶级的增加标志着一种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力量的形成，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其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也逐渐加深，无产阶级不断进行革命，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作为撬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点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终将资本主义再一次推进到了最终结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早期文献开始，到《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论证达到了最高点。他们探索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具有比生产关系更大地左右其发展速度、动态和内容的侧面”，创立了价值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及其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并具有预见性地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由此，资本主义必然会经历一个否定的否定过程：第一个否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第二个否定则是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资本会实现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到那时，“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建立起来。
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是“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的逻辑及其必然的崩溃”，他们围绕“两个必然”展开的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论证实现了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般理论框架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全面批判”的理论推进。在“资产阶级社会达到巅峰”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将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危机和阶级矛盾揭露出来，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推动了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问题研究的体系化。
二、资本主义“适应论”质疑下的多维拓展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和新变化，资本主义“适应论”产生。第二国际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适应能力逐渐增强，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趋势不断减弱，那种主张“现代社会遭到直接毁灭和完全崩溃的经济大灾变的思想”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由此对“两个必然”论断提出了挑战和质疑。面对质疑，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进行了多维拓展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晚年恩格斯抓住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背后的实质，认为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和垄断组织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适应社会化生产趋势的表现形式，只是缓和危机的手段，因此他对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的结局依然深信不疑，指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恩格斯的观点也直接影响了第二国际、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他们深入挖掘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变化的实质，并以此为基点继续论证资本主义的消亡趋势，扩展了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研究的视野。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罗莎·卢森堡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理论家针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变化进行分析，进而对资本主义“适应论”进行了批驳。就思想立场而言，卢森堡对“两个必然”是深信不疑的，她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伯恩施坦等人的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早在1898年社会民主党的党代会上，卢森堡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后必然要引起爆炸，引起崩溃”。卢森堡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逻辑，并将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原因归纳为三个要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二是生产的社会化；三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卢森堡严厉批驳了伯恩施坦的“适应论”，认为社会的改良只是一种手段，而社会革命才是最终目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由于自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起来，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不可能生存”。针对伯恩施坦提出的信用制度、垄断组织的“适应工具”，卢森堡指出，信用制度和垄断组织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反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手段。卢森堡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下，非资本主义的范围必然不断缩小，由此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不断消亡。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可能成为具有世界普适性意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积累的历史局限性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激化的阶级矛盾加剧了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存在的暴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除了实行以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求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最重要缺口”，一方面揭示了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内部实现的困难，另一方面提出了拓展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局限性，形成了以资本横向拓展矛盾为脉络的分析逻辑。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这些学者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密切观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之后，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研究崩溃问题的重要契机。波兰经济学家亨利克·格罗斯曼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中结合利润率下降规律及危机理论，提出了资本积累有绝对限度的崩溃理论和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模型，强调资本主义积累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崩溃过程，相对危机和绝对崩溃的互动“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并且这样的一种循环最终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当中”。格罗斯曼等人的分析实质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逻辑的丰富和发展，他们也“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从单一因素出发主张危机必然性的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历史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从俄国现实出发，针对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提出了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总危机论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问题进行回应。
列宁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积累的新特征——垄断现象切入的，俄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矛盾是列宁资本主义体系分析的起点。在1899年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列宁用“确凿的材料证据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内部兴起的过程”，并承认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进步作用。但是，列宁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表明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短暂性。伴随着列宁对资本主义垄断与危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1908年成为“列宁改变自己对资本主义历史意义与现实发展趋势根本看法的一个分水岭”。列宁认识到，垄断的本质是自由资本主义在无法解决危机问题情况下转而寻求的一种手段，由垄断延伸出的金融资本以及不断的殖民扩张等都是帝国主义实行的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的措施。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垄断发展的时代，但这一时代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过去，相反，“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标志，列宁以垄断为视角的关于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论证逻辑基本形成，列宁更加确切地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上的虚假民主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在逐渐丧失其进步性，垄断的出现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同时垄断组织也激化了阶级矛盾，资本主义所处的均衡环境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逐渐显现，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表现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呈现出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特征，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
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指“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的危机，其特征是战争和革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成长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是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堡垒，是“至今一切世界经济危机中最严重和最深刻的危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标志着欧洲正在进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这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根基。“稳定不仅没有阻止这个总的和根本的危机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根源”，稳定内部的腐朽性和软弱性不断滋长。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暴露和激化，政治危机伴随着经济危机会频繁发生，因而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了。在这种局面下，资产阶级只能选择帝国主义战争，而无产阶级则只能从革命中寻找出路。20世纪30至5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原因、表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瓦尔加和门德尔逊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和无产阶级革命促成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总体来看，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拓展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重大危机的回应”。面对“适应论”的质疑，不论是从经济层面，还是从非经济视角，研究者们都致力于发现资本主义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及其本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和理解层次更加多元也更加深入，拓展了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分析思路。同时，资本主义体系在一次次陷入危机、濒临崩溃的过程中又获得了发展生机，也证明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复杂性，资本主义走向消亡并不是一个直线进程，而是一个周期性的漫长过程，需要不断对其深入探究。
三、由资本主义“变质论”引发的一系列争论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结构体系进入一个动态调整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政府调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管理的重要参与方式，福特制生产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再加上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社会及国际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和繁荣的“黄金时代”，这再次对“两个必然”论断造成了冲击。但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依然没有停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命运问题的思考，他们开始走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将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研究逐渐转变为对资本主义本质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发生变化问题的探究。
资本主义“变质论”在20世纪40至50年代开始出现，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变质，其中主流观点是“国有化”学说和“股权民主化”学说。他们强调，一旦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变化——变为国有制，资本主义也就随之变质，甚至资本主义出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趋同发展趋势。
20世纪50年代末，在以“资本主义是否实现变质”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中，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留重人等人进行了激烈讨论。都留重人对此持否定观点，同时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逐渐趋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趋同论没能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他反对股权分散对资本主义变质作用的论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由“剩余”采取利润形式决定，而股权分散并未否定这一基本性质，因此，资本主义在当时尚未发生“变质”。都留重人的观点引起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激烈讨论，保罗·斯威齐、莫里斯·多布等人针对资本主义是否发生变质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如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保罗·斯威齐有保留地接受了都留重人的观点，认为不论是从技术革新还是从收入分配看，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变质，因此他并不相信“长期的和逐渐的过渡的可能性”以及“有可能或最好用暴力革命手段在先进国家推翻资本主义”。莫里斯·多布强调，资本主义在某些规律和趋势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等于社会关系制度中的质的变化”，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减少或者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没有危机和斗争的情况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是以新的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萧条依然会出现。
由“变质论”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分别从各自角度出发，更为具体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命运，为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在经济层面，以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以垄断为核心特征的积累模式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体系“新积累模式”的本质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依然存在诸多弊端，经济停滞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趋向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过渡的历史必然。在政治层面，国家调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有增无减，国家职能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实现了一系列转变，但是，国家职能的拓展所起的缓解作用依然无法为消除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提供解决办法，同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国家披上了社会利益代表的外衣，掩盖了社会现实及社会矛盾。在国际方面，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最大缺陷在于它是“一种高度两极分化的体制”，资本的国际积聚和扩张使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进程不断加快，造成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没落，同时加快了资本输入国矛盾的出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及其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普遍化，中心国家文明模式也会逐步实现普遍化，导致了世界性的文明冲突，资本主义最终会进入结构危机阶段，进而走向消亡。在文化社会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机械的经济崩溃论的观点，主张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这种分析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福利制度和消费社会等现象，意在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隐蔽性，指出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蕴含着否定因素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另外，大卫·哈维等人还把阶级斗争、社会正义和地理学联系起来，将资本积累的金融方面(时间性)与地理方面(全球性和空间性)结合起来，着力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极限，开辟了具有消亡倾向的资本主义空间批判路径。
在资本主义“变质论”的影响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方面以传统马克思主义为视角，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积累模式进行分析，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下行走向是资本主义未来衰亡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非经济因素的批判，包括国家构建、世界体系、社会制度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和危机，强调资本主义最终会被更高级别的社会形态所替代，并对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方式进行探索，因而形成了有消亡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分析思路致力于从一个点或一条线深度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角度上的讨论不足，对于我们更加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四、21世纪初关于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研究的复兴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资本主义并没有出现像福山所说的由于制度的完美而成为“历史的终结”的现象，相反，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问题和危机不断涌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饱受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无限美好，也并未成为“全人类的制度”。“当代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以美国为中心迅速向外传导”，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巨大影响，人们重新开始审视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开始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系批判的价值，由此迎来了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研究的复苏。
针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前景，沃勒斯坦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的文明已经进入了生命的秋天阶段，即结构性危机的末期，其中的三个主要矛盾决定了历史资本主义的未来，即积累的困境、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和地缘文化论的困境(认同身份困境)，每一种困境都历史悠久并且“已经达到了矛盾再也不能控制的程度”。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就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归纳为“十大病症”，他强调，资本主义非但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当代资本主义早已千疮百孔，必然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所取代。同时，大卫·哈维提出了关于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对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总体来看，21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资本积累困境、国家建构困境、社会建设困境和世界体系困境的全面爆发，显示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极限。
第一，从资本积累困境看，实现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而这种积累过程又是非理性的。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体系就已经陷入到了结构性危机中，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逐渐由从提高生产效率中获利转向从金融交易中获得巨额收益。但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一直存在，资产阶级为了生存，不断寻求从金融投机活动中加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虚拟资本的泡沫化使资本主义体系早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隐蔽萧条”状态中，危机的发生直接造成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衰落，同时地区冲突、环境危机在所难免，在虚拟资本急速增长的背后是实体经济的衰退，实体经济的衰落带来的是资本积累过程实质性的矛盾和问题。
第二，在国家困境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民主制度效能衰退、选举政治痼疾频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阶层固化现象突出、公众的政治信任度下降、民粹主义政治逐渐挑战主流政治格局、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社会思潮兴起、恐怖袭击屡见不鲜等成为西方政治发展困境的重要表现。面对这样的发展现实，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逐渐修正自己的观点。2014年，他提出：“由于传统的三权分立制度根深蒂固且日益僵化，美国的政治制度走向了衰败。”所谓“政治衰败”是指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引发的衰败，表现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三个主要结构性特征——司法、利益集团、决策机制——出现了问题，进而造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结构性失衡。
第三，在社会建设危机上，资本主义面临更多问题，包括社会福利危机、科技危机、资源和生态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等，其中生态危机备受瞩目。“资产阶级即便已经造成了极其可怕的生态灾难，仍然不自觉且不停歇地继续进行持续性破坏和污染，致使自然生态灾难危机蔓延整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随着生态意识的普遍化和政治化，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容量和限度的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并且有些讨论已经上升到全人类发展的未来命运的层面。维克托·D·利皮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存在两大矛盾：一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矛盾，二是能够决定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存在的“资本主义与环境的矛盾”，如果无法处理好这一矛盾，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产出增加和环境恶化都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紊乱特质，并且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使得环境问题的解决压力更大。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必然是矛盾的，只要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生态危机必然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再次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第四，在世界体系危机上，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逐渐远离其历史系统的平衡点，而“恢复机制似乎已经失效且无法补救”。阿里夫·德里克从时代和历史的视角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开始从区域走向全球，进而形成新的霸权形式。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非中心化”，即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在全球逐渐网络化，跨国公司成为网络的节点，生产的跨国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分散，也影响了全球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跨国资本家阶级”与“跨国工人阶级”的出现成为主要的阶级关系。由此，全球化趋势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发展，造成资本主义的诸多困境，从全球化视域看资本主义的灭亡问题：“崩溃——如果发生并当它再次发生时——将会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不再可能走向崩溃。世界文明将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崩溃。”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沃夫冈·斯特里克在总结了资本主义面临的五种系统性混乱，即经济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之后得出的结论：“现在到了再一次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也有终的历史性现象的时候了。……深层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的经常性灾难造成了重压。为了应对短期危机而制定的众多临时性办法会在这种重压之下崩坍。”因此，后危机时代关于资本主义未来趋向问题的研究主要强调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人类发展的最佳选择，也不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好制度，其用来走出困境、克服危机的办法不断退步。虽然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终结就在眼前，但最起码，经过危机，资本主义要再次回到危机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了，最明显的是美国资本主义霸权地位逐渐衰落。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能够做到的只是实现“有限的恢复”，而当这种“有限”达到一定程度转变为“极限”时，资本主义就不得不自我扬弃了。
五、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通过回顾资本主义趋向问题及相关论争的历史，可以看出，如何看待和解决“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始终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个必然”论断，到资本主义“适应论”和“变质论”，再到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相关研究复苏，关于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分析的思路和逻辑不断丰富。总体来看，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研究经历了由预判资本主义消亡前景并进行论证向全方位批判资本主义结构体系的转变过程，其中虽然有分析视角的转换，但分析的根本逻辑都是基于资本积累的极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体系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本质没有彻底改变。无论是从文化、社会还是生态、技术角度切入，我们都可以看到表象之下的本质逻辑。
虽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两制“长期共存、相互竞争”发展格局和趋势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这种格局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世界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系生存的本质法则是通过社会退步来实现自身存在的目的，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和质疑越来越重要。现阶段我们依然需要重新审视历史上对资本主义趋向问题的诸多讨论，剖析其对资本主义发展机制的不同分析逻辑和架构，并结合新世纪的各种新特征新变化，加强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趋向的研究，为应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博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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